张洁：海外公共安全面临的新挑战与合作治理的新应对
发布时间：2021-12-16 来源： 点击次数：1712
张洁 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2020年，中国海外公民与企业身处非常特殊而艰难的国际环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全球治理失灵，世界经济重创，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政治动荡、民生危机、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甚至军事冲突。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持续发酵，以反全球化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文化潮流凸显，多重矛盾与挑战相互交织，国际环境显著恶化。新冠疫情出现后，许多国家陆续“封国”“封城”，国际航班中断，中国海外旅行者锐减，但是还有大量长居国外的留学生和劳务人员，他们不得不面对新冠疫情与反华情绪的双重威胁，而大量海外中资企业则面临防疫抗疫与保证项目正常运营的双重考验。多层次、多主体的治理模式在维护中国海外公共安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国家层面，中国参与新冠疫情的全球治理与区域合作，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海外公民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领事保护方面，驻外使领馆协调多方力量为海外公民提供了医疗救助、解决签证居留、防范遭受种族歧视与暴力袭击等多种帮助和保护。中资海外企业迅速建立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机制，同时还为项目东道国的社会建设与疫情防控提供了物资援助。位于中国周边地区的“一带一路”项目运营基本良好，并且中国首先开启疫后的经济复苏活动，与周边国家合作推动必要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和重要物资运输的“绿色通道”。到2021年初，中国又启动了“春苗行动”，协助和争取为海外公民接种国产或外国疫苗，加快推动与周边国家探讨健康码互认工作。上述努力将为中国海外人员的自由流动与经济复苏注入新的活力，而这些因危机产生的新合作则为海外公共安全的治理机制建设与治理经验积累提供持续性动力。
新冠疫情暴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黑天鹅”事件，它使人类遭遇近百年来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也使大量全球固有问题迅速发酵，导致中国海外公民与企业遭遇了来自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不同风险和相互叠加的挑战。
2020年，新冠疫情使一些国家与地区原有的政治矛盾和社会问题更加凸显，民族与种族冲突加剧，各类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一些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升级，全球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首先，美国大选与特朗普政府在疫情中的“甩锅”行为加剧了全球治理失灵。2020年美国大选一波三折，特朗普政府经过大选法律战、广场政治、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以及国会山骚乱事件后，终于承认大选结果并完成权力的有序过渡。在此期间，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社会对立问题几乎达到极致状态，居高不下的感染人数更是成为全球抗疫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为保持地区影响力，美国在伊朗、阿富汗等地区制造袭击事件；特朗普政府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不仅抹黑中国，而且拒绝缴纳世界卫生组织会费，进而退出了该组织，迟滞了抗疫的全球合作进程。其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冲突此起彼伏。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埃塞俄比亚等国因选举发生国内政治冲突。作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白工业园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的合作“抓手”。一旦白俄罗斯“颜色革命”得逞，该项目必然受到反政府势力的攻击，为西方反华势力破坏“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机会。2020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第七届议会选举，败选的反对党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抗疫选举不公正，进而将抗疫示威演变为暴力夺权，攻占议会大厦，逼迫总统辞职。在抗议中，吉南部的中资煤矿遭遇数十名暴徒袭击，财物被抢，设施被毁。政权更替增加了中方投资面临的风险，继任总理的扎帕罗夫曾表示，或将重新审定库姆托尔金矿、杰鲁伊金矿等矿山的开发协议，以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2020年9月，埃塞俄比亚政府总理阿比下令，将全国地方选举推迟到2021年进行。但是，提格雷州不顾联邦政府的反对，强行举行地方选举。联邦政府随即将提格雷州的选举定性为叛国，于11月4日派出联邦军队，以军事手段打击前执政党“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简称“提人阵”）。提格雷地区有多个中资企业项目，数百名中国公民，为防止军事冲突扩大危及海外公民，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及时撤离了当地的六百多名中国公民。但是，中国投资项目同业主之间的商务问题以及军事冲突中被摧毁的财产保全和处置问题，仍悬而未决。此外，中东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军事冲突不断，当地的中资企业，尤其是金融、通信及石油公司面临多种风险。最后，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上升，突出表现为在部分地区与国家,疫情蔓延与恐怖主义升温形成叠加效应。2020年，“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和支持者利用疫情煽动种族仇恨和民族矛盾,频繁发动武装冲突、煽动恐怖分子制造暴力袭击，甚至试图在控制区域行使政府职能、实行伊斯兰教法、提供公共服务、征收税款，建立“伪国家”。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各国将抗疫作为当务之急，国际反恐失去优先地位，突出表现为美国继续实行反恐战略收缩，弱国乱国反恐能力堪忧。中东、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的治理能力严重不足，存在沦为恐怖势力的“藏身所”“避风港” 和“新的滋生地”的风险。疫情持续时间越长，经济复苏越慢，恐怖势力蔓延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趋势直接威胁中国的海外公共安全。例如，极端组织“神权游击队”曾多次针对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策划抗议活动，疫情暴发后，利用印尼国内针对中国公民和华裔印尼人的敌对情绪上升之际，“神权游击队”将更多中国公司及其员工、甚至一些华裔印尼人社区视为袭击目标。在刚果（金）、赞比亚等部分非洲国家，新冠疫情也引发排华情绪，出现明确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事件。2020年，世界经济全年呈现“V”形走势。上半年，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各国GDP增速由正转负，国际贸易大幅萎缩，失业率上升；到下半年，疫情暂时性好转，全球经济形势出现复苏迹象。根据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将以中高速度恢复。新冠疫情显著调节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贸易政策和贸易关系。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暴露出较高的不确定性，作为应对，各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将供应链本地化的倾向，试图将相关贸易转向本国或者本地区。疫情还大幅加强了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各国在疫情期间相继颁布更加严格的外资审查规定。这是因为公共卫生等相关产业的重要性在疫情中得到凸显，各国亟需加快相关产业的本地化。同时，这些国家也试图避免本国资产在疫情导致的经济困难期被外国“机会主义”收购，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更是将政策明确指向中国，防止中国“趁火打劫”。不过，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态度基本保持不变，这为中国提供了扩大投资的空间。2020年1—10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41.1亿美元，不仅在总额上较上年提高23.1%，而且占中国对外投资的比重也在增加，提升了3.6个百分点，达到16.3%。疫情出现之前，逆全球化的态势已经很明显，在疫情的冲击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重失灵加速了这一态势，导致国际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更加趋于保守化、内向化、极端化，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疫情加剧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分配不平等问题，加强了“经济主权”的意识，很可能会加速多年来在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的国家主义、孤立主义和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攻击。即使在疫情过后，各国也不会放弃在危机中获得的国家权力以及习得或增强的政治动员方式，这会使得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更加凸显国家中心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国家间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新冠疫情导致各国经济混乱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引发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加重，危及中国海外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疫情期间，中国海外公民因疫情被歧视、辱骂或者袭击的事件明显增多；一些国家对移民和国外劳工的排斥态度加强，极端种族主义者借机大肆攻击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保护主义和“脱钩”思想兴起，损害中国企业的海外经济利益，一些国家在签证审批、入境政策、工作许可等方面加大对中国海外公民的限制。
全球政治、安全、经济形势的动荡不安，社会文化环境的恶化，致使中国海外公共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海外公共安全的核心是公民的人身安全与海外资产的安全，疫情的突发不仅严重影响公民的自由出入境，而且致使海外公民遭遇多种安全威胁，而大量海外中资企业的项目则面临双重安全压力，既要保证生产经营安全又要确保疫情防控下的人员生命安全。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受国际旅行的限制，中国公民出境人数骤减，海外公民的安全也随之出现新特征。第一，主要当事人群体由过去的跨境旅游人口和劳务群体为主转变为长期居留国外的公民。第二，海外安全事件总量急剧减少，2020年是近年来中国游客海外安全事件发生数量最少的一年。第三，安全事件类型有延续也有变化。各类事件的总量排序出现变化，即社会治安、违法违规、意外事件成为中国公民在海外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类型，交通安全事故数量显著减少。此外，海盗活动猖獗，中国船员面临海盗袭击、武装抢劫的风险增大。第四，不同中国海外公民群体遭遇的安全事件各具特色。遭遇诈骗和歧视成为2020年留学人员面临的两大安全风险。一方面，诈骗分子利用疫情期间留学人员急切回国的心理以及生活相对孤单的时机，实施诈骗。另一方面，受佩戴口罩、中美摩擦升级的影响，各国出现了针对中国留学人员的种族歧视言行和出入境审查事件。同时，海外企业劳工人员的安全问题凸显，疫情导致的全球各国“封国”“封航”，给项目的物资供应、员工上岗与回国倒休等事宜都带来了挑战。一些海外员工不得不久居国外，心理压力上升，队伍稳定面临极大挑战。同时，由于海外中资项目所在东道国的防疫措施、医疗水平与条件不同，在一些政府治理能力降低的国家，海外公民面临的安全风险明显增加。上述情况表明，新冠疫情使不同群体的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打破“常态”，呈现出与疫情走势相关联的特点。此外，新冠疫情对中国公民海外安全形成的挑战，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国家借疫情“污名化”中国有关。一些国家将疫情“污名化”，企图把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转嫁给中国，缓和面临的国内压力，这导致国际对华舆情恶化，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保护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公民遭遇海外安全风险的“被动性”凸显。（二）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海外企业面临维护生产安全与防疫安全双重重任疫情发生前，一些欧美国家出于政治、经济或者安全考虑，已经开始通过对市场干预、塑造不利于中国海外企业的经济运行环境。2016年至今，中国面临美欧部分国家严苛的海外投资国家安全审查。2018年开始，中国遭遇美国的关税战，商品的自由流动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疫情暴发后，由于中国的抗疫措施比其他大国更为有效，中国在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更加突出，中国与美国等大国的经济博弈也因此更加尖锐，从而对中国海外公共安全形成持续挑战。例如，美国着手削弱中美两国的人员流动，阻断正常的科技、商务和社会交流，并且试图在金融市场孤立中国。2020年5月和1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先后一致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必须保证自身“不得为外国政府所有和控制”，必须接受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ublic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监管。如果现有趋势不变，中国企业离开美国股票市场将只是时间问题，这也会部分改变国际投资者对相关中国企业的发展预期。美国还显著增强了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部分统计美国就将近300个中国企业和机构加入实体名单。美国日益扩张出口限制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重大威胁，未来其危害性还可能进一步显现。贸易保护主义和“脱钩”思想的兴起，不仅影响到中国企业在海外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害，还将阻碍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改造、改革深入推进，更可能导致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边缘化”“低端化”“封闭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全球竞争能力造成根本性损害。疫情冲击下，“一带一路”建设遭遇了一系列新风险。第一，互联互通的推进遭遇阻碍。疫情初期，资本、人员、物资等流动性的大幅下降，导致一些在建项目难以正常运转。一些国家选择“保护主义”政策，提高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成本和风险。第二，金融安全维护难度加大。新冠疫情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难度加大，尤其是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务风险大增。即使疫情结束后，部分沿线国家仍将面临持续的汇率波动。第三，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疫情导致一些国家出现政治动荡、经济下滑和民生危机，导致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分离主义等势力有所抬头，甚至军事冲，这将对“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企业和人员安全构成严峻挑战。第四，负面舆情冲击逐渐显现。大国围绕国际舆论的博弈色彩加重，一些国家发动针对中国的信息战，加上部分境外媒体的歪曲报道，损害了各国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信心，阻碍了民心相通。公共卫生安全是中国海外公共安全长期面临的威胁。尤其是随着海外劳务和国际旅行人数的增多，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的来源多元化、地域特征分布日益明显。在疫情暴发之前，海外劳务人员和国际旅行者在国外发生较多的传染病主要包括虫媒传染病（如疟疾、登革热、血吸虫病和丝虫病）、消化道传染病、性传播疾病（以艾滋病为主）以及肺结核、流感等呼吸道等其他传染性疾病等。从地域分布看，非洲是各类传染病的重要疫区，东南亚是黄热病、登革热、疟疾等传染病的重要疫区，而这两个地区正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点区域。海外公民的公共卫生安全情况因人群不同而有所差异。海外劳务人员的健康受到语言能力、国家间文化差异、劳务派遣方式、工作场所特征、自然环境、政治法律环境和医疗服务可及性等诸多因素影响，面临发生心理疾病、职业伤害与死亡、职业相关疾病、传染性疾病乃至人身伤害等风险。而国际旅行者的健康更多受到目的地卫生条件、传染病流行因素的影响。新冠疫情的暴发凸显了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疫情初期，各国对从中国入境的人员采取严格的检查与管理，使得部分春节归国的劳务人员无法按期返回。疫情中期，中国境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境外感染人数却不断增加，滞留国外的中国劳务人员感染疫情的风险显著上升。同时，部分返回中国的劳务人员则给国内防止疫情输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公共卫生安全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真正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是在近几十年内，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一个以世界卫生组织（WHO）为牵头机构、联合国系统为主要平台、包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诸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多层多元的全球卫生治理体制才初步形成起来。同时，大国在公共卫生安全的全球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全球治理体制几乎“失灵”。未来，随着新冠疫情的反复，防疫抗疫将成为常态，中国海外公民与企业的卫生安全防护需要从自身能力建设、地区合作与全球合作多管齐下。
2020年，中国在继续加强海外公共安全治理的机制化和制度化建设的同时，及时调整，重点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新挑战。其中，国家发挥了强有力的管理能力，对内，在抗疫中发挥了国家体制的优越性，为海外公民与企业的防疫抗疫提供了有力保障；对外，加强与国际组织，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针对海外公民，领事机制发挥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同时，海外企业也加强对公共卫生治理的机制化建设，担负了维护企业人员与资产的安全，还兼顾了东道国人员管理与社区救助的社会责任。
保证自身抗疫成功、参与抗击新冠疫情的全球治理，是中国缓解海外公共安全面临的威胁的关键性保障。首先，中国取得了全国抗疫的重大成就。至2020年底，中国确诊病例及病例增长人数均远少世界主要国家，国内经济实现正增长，社会各领域的生产生活基本恢复正常。其次，中国维护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组织的专业与权威地位，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再次，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抗疫合作，通过提供物资、保障信息沟通、分享抗疫治疗经验和提供疫苗等多种方式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2020年10月9日，中国宣布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承诺将疫苗作为公共产品投入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二）及时调整领事安保工作重点，在抗疫中保证海外公民的安全2020年，中国领事保护展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理念和“政府主导、非政府力量积极参与”的组织特点，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措施、多途径保护和协助面临疫情威胁的海外中国公民。首先，外交部、教育部等部门统筹各方资源，与中国驻外使领馆相互配合，为海外公民争取同驻在国公民平等的诊治权利，全力救治被确诊的同胞；向海外公民推荐国内远程医疗问诊平台，发布自己编写的抗疫手册并派发给留学生，帮助海外同胞特别是留学生解决防护物品短缺等实际困难；发动留学生和海外华侨，互帮互助，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其次，积极协助解决因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其他问题。中国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增设热线电话，重视对海外中国公民领事保护的心理需求。自2020年4月至11月底，外交部12308领事保护热线电话24小时运转，日均人工接听各类求助电话3000多通，是2019年同期3倍之多。中国驻美国等使领馆则增开热线二十多部。很多使领馆专门设立“留学生国内家长咨询热线”，为担忧子女的家长们及时答疑释惑，分忧解难。中国驻外使领馆还通过公开信或线上座谈方式安抚因疫情滞留当地的中国留学生情绪，引导他们理性应对疫情，互帮互助，解决问题；了解海外中国工人需求，对其进行慰问。最后，关爱海外公民，切实解决留学生的学业和生活困难，安排航接返滞留公民。中国驻外使领馆有针对性地做好低龄留学生的领事服务工作；针对广大海外留学生的需求，与所在国的高校、教育机构联系，敦促对方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更多帮助，确保留学生完成学业。为解决中国公民因疫情而产生的居留证件延期问题，中国驻外使领馆与驻在国政府有关部门协商，妥善安置因航班取消而滞留机场的中国公民，紧急协调国内航空公司临时加派航班接返滞留公民。自2020年1月31日至10月20日，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共协调安排345架次临时航班，从93个国家接回7.2万多名海外公民。防疫抗疫需求促进了多部门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外交部、教育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家民航局、卫健委等多个中央政府部门积极参与，形成了良好的跨部门联动。同时，海外华人华侨社团、海外企业等非政府力量在驻外使领馆的号召和倡议之下，也发挥了重要的协同作用。海外企业面临了保证项目正常运营与维护人员安全的双重责任，总体上显示出了韧性和较强的应变能力。第一，“一带一路”建设的民生红利得以充分展现。中老铁路、匈塞铁路等基建项目稳步推进，“内罗毕-马拉巴铁路”等项目投入运营。至2020年下半年，大批暂停工的项目复工复产，为各国战胜疫情、恢复经济提供强大助力。例如，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保证了正常运营，坚持“不裁员、不撤人、不停工”，数个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如期完工，同时重点向社会民生、抗疫援助、农业等领域适当倾斜。中欧班列2020年的开行数和发货量同比都有大幅度上升，为全球抗疫贡献了中国力量。第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合作逆势增长，为盘活地区经济循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第三，“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拓展新领域，如低碳和绿色基础设施、数字互联互通和公共卫生领域等。2020年6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举行，各方同意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疫情也为“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加纳、以色列、挪威、新加坡和印度等国仿效中国，推出了类似“健康码”的病毒接触者追踪移动软件应用程序。 海外中资企业的社会安全能力建设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继续加强常规性的安全能力建设，另一方面针对新冠疫情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机制。以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为例，它将国际业务社会安全管理绩效考核作为其海外企业的绩效考核内容，并且与各单位海外业务新项目审批挂钩，在根本上提高了企业对社会安全管体系的重视。这些企业按比例将投资项目的部分总投资额用于安保投入，制定具体的营地安全防范工程建设规范，同时不断加强情报信息收集分析，提高预警预防能力，并实施风险分级管理，增强源头控制能力，常态化开展防恐安全培训，提高员工应对突发事件能力。针对新冠疫情，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成立了境外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统筹海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同时，该公司还建立了覆盖现场一线的协调管理体系和运行高效的战时工作机制，以及多项国际业务疫情防控管理规章制度，形成了集系统性、科学性、操作性于一体的制度体系，为国际业务疫情防控提供全局性、根本性支撑；通过建立医疗支持体系，强化疫情防控的现场管理，开展疫情防控培训，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升疫情防控工作效率，等等。疫情中，诸如中国石油等海外企业注重履行社会责任，向项目所在国家捐赠物资，支援当地疫情防控。
未来海外公共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治理合作的应对之策
新冠疫情昭示了全球化时代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带来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海外公共安全内涵与外延的极大扩展，同时也凸显了强化跨境公共卫生合作、健全和创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合作应急机制的紧迫性。
2021年，随着世界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和多国保持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明显加快，严重的市场供应不足基本不会出现，外国政府的公共能力不会遭到普遍的持续严重削弱。不过，在全球经济恢复增长的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因国内分配不平等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还将持续存在，这将持续构成对中国海外公共安全的威胁。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应充分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长期影响，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兼顾搭建全球、区域与国内的三位一体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框架。全球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中国应加强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建设，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理念。由于美国不断加大对华战略竞争态势，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努力面临着“污名化”的风险。在本次疫情中，美国不仅对中国的抗疫行动多加指责，还以对抗性态度应对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中的行动，指责“世界卫生组织以中国为中心”。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努力将被削弱。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坚定地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作用，鉴于新冠疫苗是下阶段抗击疫情的主要手段，也是国际合作的重点，中国已加入世卫组织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同时，中国企业同俄罗斯、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联酋等“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开展的疫苗三期试验已取得重要进展。中国还作出承若，未来将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但是，中国在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进程中依然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有学者提出，在“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二者的划分内，当前的中国存在着一些路径选择上的讨论。一方面中国尚无在全球范围内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经验，另一方面将中国强行定位为全球性大国、过于强调中国全球性角色的行为很可能带来针对中国的对抗性行为。因此，中国应该首先强调在周边的区域性治理中寻求实现建设性的成效，这是更为合理的一种路径选择。在2020年，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在“10+1”“10+3”的框架下，迅速开展了地区合作，取得良好成效。未来，中国应根据自身能力与相关国家与地区的需要，适时推出公平合理、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与需求的的公共产品；应继续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时通报国内防疫进展，交流防疫经验，提供医疗援助，畅通合作机制，帮助他们尽快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经济秩序，确保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总体稳定。同时，中国应更为主动地推进公共卫生安全的区域治理，例如率先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健康证明相互认证工作。（二）加强国内多层次、多主体的海外公共卫生安全能力建设新冠疫情对于国内治理提出更多要求和挑战，中国应加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国企与私营安保企业）等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不断完善和优化海外公共安全的保障机制和多层次合作机制。短期来看，保护海外公共安全最急需的仍然是发挥领事保护机制，确保海外公民的人身安全，如重点推进“春苗行动”；借鉴发达国家做法，继续在涉领事官网增设疫情相关栏目、提供资金支持等，针对境外本国公民设立了应急资金援助计划。长期来看，加强海外公民的公共卫生治理，需要从人才、经费、制度、信息、高科技等方面入手，协调统筹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投入。应不断完善多部门协作的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包括海关、商务、交通、文旅、卫生健康、公安、外事乃至劳务中介等部门间的联络与协调，共同保障外派劳务人员和国际旅行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充分利用民众特别是出入境人员在办理护照和签证、出境前安全教育等环节，会同外交、公安、文旅、移民管理、交通等部门通过提前发放宣传资料、培训等方式开展前置健康宣教工作；进一步健全海外劳务人员出入境健康检查与评估，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构建完善的国际旅行医学服务体系。此外，还应将更多相关责任落实到劳务及旅游组织单位，督促相关机构制定应对境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在企业层面，海外中资企业应适应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新常态”，以疫情防控为契机，提升自身公共安全管理能力，加强海外安全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实现企业更高层次地“走出去”。中国安保企业应密切关注国际安保企业因新冠疫情而进行的行业调整，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为更快更广泛的“走出去”做好准备。疫情期间，各国政府向私营安保企业寻求帮助，这使得私营安保承包商有机会进入新的公共空间，然而私营安保部门对大量人员的监测跟踪管理也引发了有关数据使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国际社会对私营安保人员是否接受过充分培训的担忧，尤其是需要处理包括生物特征数据等敏感个人数据的安保人员。此外，由于国际安保公司对包括无人机、监视设备、数字网络技术等新技术的日益依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新挑战、新问题。因此，为了适应新需求，国际安保行业出现新的调整，如重新思考安保业务模式，不断完善和制定相关国际新规则；加强对国际安保企业员工的安全防护与待遇的提升；重视数字时代的安全治理，加强对数据的使用与管理的监管等。（三）为应对海外投资新环境的变化，国家与企业需要协力构建金融风险防范和债务优化管理的科学体系中国需要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债务违约风险高的国家进行准确评估，展开更多的双边磋商，实施分类的债务管理方案，多措并举，缓解“一带一路”的金融和债务风险。同时，中国还应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加强政策协调，在债务减免等方面步调一致，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对相关国家的债务风险提供及时预警，切实防范“一带一路”国家出现重大金融和债务风险。从企业层面来讲，需要重点关注供应链安全问题，重视生产基地布局，转变本地员工培养模式及用工偏好，继续提高企业属地化程度；将智能化、数字化同生产融合，发展智能制造提高生产效率及抗风险能力。同时，利用新冠疫情带来的机遇，谋求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例如，中国企业应利用自身优势，助力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当然，同时也应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在具有关键性与敏感性的高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对中国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以及在各个区域对中国采取的遏制措施。面对美国等国家利用疫情抹黑中国的情况，中国要讲好应对疫情与疫后重建的故事。例如，中国要注意多挖掘与世界共通的内容，多强调共性、互补性、互利性，避免陷入话语对立和认同对立。要不断拓展话语传播的路径，充分调动多种公共外交资源与策略工具；最后还要注意防范负面舆情的溢出与共振，加强对相关议题的舆情监测。例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使领馆和海外企业要增加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透明度，加强与当地社会政治家、主流媒体编辑和记者、学者、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等意见领袖的交流沟通；重视通过新媒体平台，和社会公众进行对话而非单向的信息输出，通过与当地组织合作，发出中国声音。原文来源：张蕴岭主编《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蓝皮书：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评估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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