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
赛乐库克·阿伊丁(Prof. Selcuk Aydin),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土耳其海峡大学教授,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SETA)研究员。
▲2024年9月23日赛乐库克·阿伊丁(Prof. Selcuk Aydin)接受《CGE会客厅》栏目专访
周章贵,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OSS国际协作中心秘书长。
《CGE会客厅》2024年度第8期(总第128期)
采访时间:2024年9月23日
采访方式:ZOOM线上采访
赛乐库克·阿伊丁:我和比罗尔·阿克贡教授(Birol Akgün)近期发表了合著论文《三种类型的世界政治:比较俄罗斯的威慑、中国的互联互通和土耳其的外交倡议》(Three types of world politics:Comparing Russian Deterrence, Chinese interconnectivity and Turkish Diplomatic Initiatives.)
比罗尔·阿克贡教授是土耳其马里夫基金会负责人,该基金会在全球拥有600个教育机构,遍布80个不同的国家。
我和阿克衮教授多次出席世界政治问题研讨会。我与阿克衮教授经常讨论应该比较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
约瑟夫·阿切尔(Joseph Archer)出版过一本名为《三种类型的政治》( Three types of politics )的著作,提出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奥斯曼主义这三种政治路径。我们就借用这个土耳其国内政治的三种概念提法,作为三种不同类型的国际政治路径的参考,以此为基础进行我们的著作编写。这三种类型的政治路径正在挑战西方霸权,尤其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地位。所以我们书的标题就是在这个概念中产生的,写作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
赛乐库克·阿伊丁:我认为我们应该调整一下这个问题的确切说法。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说西方霸权时,必须分清西方霸权和美国霸权。西方霸权与美国霸权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当任何一种霸权力量在西方国家形成,欧洲国家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霸权的崛起,是霸权力量竞争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崛起,直到1916年,战争都是由德国主导的,之后是希特勒的崛起,当时几乎达到无人能遏止的势力。与此同时,这也展现了欧洲政治中的权力游戏。对于美国而言,他不想看到任何欧洲大国成为政治霸权,对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周边国家也是如此。美国不希望俄罗斯在当今美国霸权时代处于和平稳定,美国也不希望亚洲有任何和平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策总是引发亚洲的各类问题。美国视域下中东、土耳其也是如此。无论在非洲的利比亚,还是亚洲的许多冲突地区,包括当前乌克兰、俄罗斯冲突的黑海地区。几乎土耳其的所有边境地区都在冲突中。美国虽然处于美洲大陆,这些地区冲突对美国本土没有任何威胁,但美国显然已成为全世界的主要威胁。
事实上,俄罗斯的威慑主义也是非常防御性的,因为俄罗斯认为威胁主要来自乌克兰和中亚国家,是一种可感知的威胁。苏联解体后经历的所有政治发展进程说明了一切。俄罗斯在安全防卫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是俄罗斯关键的国际影响力之一。所以俄罗斯始终要展示自身的安全防卫概念和能力。其次,俄罗斯的另一个关键影响力是能源。俄罗斯利用能源优势来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
对土耳其来说,土耳其不像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不如这两国那么强大。土耳其试图利用外交手段来保护自身,促进和平。土耳其政权以扩大与中亚突厥国家的联盟,并与其他国家合作。
土耳其是北约和欧盟进程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在西方阵营中也使用这些概念,目的是保护欧洲的穆斯林。因为有近500万土耳其人生活在法国、英国和整个欧洲。
土耳其的外交倡议也将成为该地区应对美国霸权的主要发展路径之一。俄罗斯的威慑主义也表明,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展示其安全防卫力量,比如军事力量来对抗美国霸权。所以这三种不同的概念和路径在当代对抗美国霸权的政治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国家并不是向美国宣战,所有这些政策都是非常防御性的方式,主要目的是出于保护自己的起源、国家和政权,是相对和平的路径。
看当今是谁在引发叙利亚和伊拉克危机? 是谁在引发欧洲大陆的危机? 我认为核心是美国有意增加各地区的冲突。仅仅看下亚洲,美国有意把冲突扩大到整个地区,以维持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地位。我认为中国、土耳其、俄罗斯三个国家倡导的政治路径都是防御性的,这些应该成为世界政治的共同价值观。
赛乐库克·阿伊丁: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开始在土耳其国家广播公司工作。所以我的博士学习进程有点延长,但收获了完全不同的经历。因为在土耳其国家广播电视机构(TRT World)研究中心期间,我需要发表研究报告,要为媒体频道写内部报告,并研究确定我们的广播策略。
另外,我们当时还组织一个国际论坛,邀请世界各国总统、总理、部长、知名知识分子、商人、记者出席。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历。在那段时间里,我发现世界的政治氛围决定了你的行事方式,因为当土耳其或叙利亚之间发生危机时,比如在伊朗、欧洲国家或美国,你可以看到学术界、记者、任何利益相关方的不同反应。那时我开始质疑西方的许多概念,我原以为媒体本该是一个自由表达的平台,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但事实并非如此,会遭到各种抵制。
我认为中国对不同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仍然很神秘,因为西方关于中国的报导都充满陈旧的观念,比如说《纽约时报》、《BBC杂志》。他们的报导会让你认为去中国都很难,又如何能在中国生活。当你阅读或关注西方媒体渠道时,就会出现对中国不友好的报导。
我认为中国应该对所有国家进一步开放,中国有许多一流的大学、智库和媒体,中国可以参与改变世界游戏规则。因为世界多数主导媒体还是由西方思维建立起来的概念所主导的。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我们在土耳其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赛乐库克·阿伊丁:我曾在新疆参加过一个学术会议。西方国家关于新疆的报导与我所观察到的完全不同。我访问北京的时候我去了长城,看到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保障安全的方法,甚至在几千年前就修建了长城,而修建长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御外国入侵。
西方总是试图进行分类,给不同国家贴上标签,比如将有些国家贴上反人权、反人性或反人类罪的标签,西方不仅对中国如此,对土耳其也是如此。土耳其现任政府常常被贴上反库尔德人的标签,但事实上在民主选举中,一半的库尔德人是支持埃尔多安总统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赛乐库克·阿伊丁: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最近参加相关会议时被问及类似问题。他大致说,如果你认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那么很大程度上你还不了解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很明显是寻求多极化的,以扩大与外部相互联系。土耳其与中国发展关系也是出于这一点。土耳其希望与所有国家合作。
土耳其遵循多元化政策、发展多边关系。土耳其正在努力推动各种倡议,以减少冲突,促进和平,发展贸易、经济和文化关系。土耳其现任政权可以被视作现代国家体系中的贸易导向型政权,一直在努力改善贸易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但要推动和保障这一进程的顺利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外交倡议和合作,金砖国家机制是很好的选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