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娜·卡萝琳：我很荣幸能接受您的采访，也感谢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的安排。印尼政府一直在给巴布亚的运动贴上“分离主义”标签，但实际上在巴布亚，我认为其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巴布亚相关组织的政治运动历史悠久。从1967年开始，印尼政府就试图将西巴布亚作为印尼的一部分，归化巴布亚人，当然涉及这个问题的相关政治活动也层出不穷。

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印尼在西巴布亚实施了严格的管治。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印尼主体地区与西巴布亚之间文化差异太大。在1960年代之前巴布亚地区一直拥有自己的部落文化，坚持自己的民族服装、坚持原有的割礼仪式，但从1960年代以来，印尼政府忽视对当地部落文化及多样性的包容，把印尼主体文化强加于那些部落。这些部落民众甚至不理解为什么要定期洗衣服，所以连续几周穿着印尼政府希望他们穿着的衣服，甚至得了皮肤病。为此他们指责印尼政府，带给巴布亚人民灾难，这只是印尼政府忽视文化多样性差异的造成巴布亚人与印尼中央政府对立的一个案例。

由于文化差距，中央政府和巴布亚人交流非常困难，巴布亚有300多个民族。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另一因素是20世纪60年代的印尼几乎是由军方控制的，所以对待巴布亚人的采取暴力镇压手段，强迫他们在社会和文化属性上从属于印尼主流文化。

这就是为什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布亚内部的“分离主义”运动一直没有停止。直到今天，巴布亚的各个部落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传统上保留部落武装的指挥官。巴布亚部落地区有世界上最大的矿山，由一家美国公司经营。但不论是印尼政府还是美国公司都没有把采矿收益分配给当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从印尼分离出来。

艾德娜·卡萝琳：在21世纪初，印尼有很多恐怖袭击，但现在已经有所下降。感谢您对印尼的积极评价，去极端化的成功当然也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所以如果您看2000年的数据，印尼的恐袭数据非常令人震惊，特别是巴厘岛发生的恐暴事件，死亡人数接近200人，大部分遇难者来自澳大利亚。从那时起，我们做出了调整，制定了的《反恐法案》，是由总统梅加瓦蒂制定的，同时还组建了新的反恐机构，但印尼花了长达15年的时间来积累经验，最终能成功打击恐怖分子。

这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首先是监管，自从新的《反恐法案》出台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法案允许执法部门逮捕恐怖分子嫌疑人。第二，去极端化的另一成功因素是执法部门、社会部门、内务部之间进行有效的跨部门协作。尤其是针对被称为外国武装分子问题上，有些曾在叙利亚作战的前恐怖分子被遣返或者偷偷返回印尼时，他们是由社会事务部门管理，而不是执法部门。社会事务部的人有更人性化的方法。我给您举个例子。

有一个印尼公民，曾经担任中东伊斯兰运动的指挥官。印尼警方后来抓住了这个人，警方要求这个人放弃他的极端意识形态，他竟然同意并愿意听从警方的指令，条件是要求把他的妻子接送到身边。他的妻子是菲律宾公民，印尼通过与菲律宾协调使他妻子入籍成为印尼公民，并把她安排到监狱附近的一所住处，其妻子可以每天来探监交谈。政府还给这位妻子一笔钱创业开了一家小餐馆，有时甚至允许其妻子把餐食售卖给监狱。后来这个前恐怖分子所有的手下也跟着他加入了去极端化教育项目，这是很成功的案例。

艾德娜·卡萝琳：新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Prabowo Subianto）当选后，中国是他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所以我认为这反映了他对中国重要性的看法。

新总统推动的优先项目是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尽管很多人对这个项目持怀疑态度，但也很难诋毁它的意义。

为青少年学生提供足量的蛋白质非常重要，因为印尼年轻人的食物供应非常糟糕。大多学生只吃碳水化合物的米饭。长远来看，让他们摄入足量蛋白质，青少年大脑才能发育得更好，未来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形成强大的人力资源。

印尼政府希望与中国有更多的经济合作，在过去的10年里，两国关系非常好。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你们有一个非常高效的治理系统，我们想学习，特别是在新总统即将启动的午餐计划中。中国高铁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基础设施。但问题是由它引起的财政问题也是标志性的。但因为这条铁路，印尼不得不背负巨额债务。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去过一次上海，我看到了你们在中国的发展深感激动，很高兴看到在雅加达万隆也能有这种高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