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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威胁吞并西岸,巴勒斯坦孤立无援
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Netanyahu)最快可在7月1日通过法理上吞并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威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MahmoudAbbas)上周二(5月19日)宣布中止与以色列和美国的所有协议责任,包括以巴双方在西岸地区的安全合作,用以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轻举妄动。如果基于1993年后《奥斯陆协议》(OsloAccords)建立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解散,或至少不再协助以色列军方控制西岸境内超过200万巴勒斯坦人的反以活动的话,以色列的管治成本将会大增,而该区亦会陷入无止境的冲突之中。一阿巴斯“割席”或成事实这一向是阿巴斯对付以色列进逼的手牌之一。问题在于,他过去曾多次宣称要停止与以色列合作,然而最后也让一切恢复正常。毕竟,由于以色列军事管控的西岸地区全面包围巴勒斯坦当局分散的管辖区,巴勒斯坦人在自身区内的交通也要与以色列合作;加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有逾半收入来自以色列当局代为征收的税项。双方要完全割裂的话,对巴方而言代价极为沉重。      ▲在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深陷贪腐丑闻。图为一名抗议者于4月19日在疫情期间参与游行。虽然阿巴斯当局有官员表明“这次不一样”,可是外界仍在抱持观望态度,以色列左翼媒体《国土报》(Haaretz)也引述多位匿名的巴方官员指“大门尚未关上”。上周二,一架来自阿联酋运载医疗援助物资的飞机降落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本意是经以色列将物资送交巴勒斯坦当局,巴方却拒绝接收,其官方解释此乃阿联酋藉人道救援为借口跟以色列进行外交破冰的政治动作。到了上周五(5月22日),有西岸居民表示目击巴勒斯坦安全人员撤出理论上由以色列管辖的西岸B区。这些迹象似乎显示阿巴斯的“割席”威胁比过去认真。二国际社会空谈反对吞并无论如何,阿巴斯的强硬表态在疫情新闻铺天盖地之中也争取到一些国际关注。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登诺夫(NickolayMladenov)上周三(5月20日)一方面警告以色列“必须放弃吞并威胁”,另一方面则呼吁巴勒斯坦当局重新在美国、俄罗斯、欧盟、联合国主持下重启谈判。另一方面,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要求以色列不要违反国际法,进行任何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单方面行动。法国外长勒德里昂(Jean-YvesLeDrian)表示正与欧洲多国交涉,组织联合行动制止吞并行为。不过,跟本年1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公布没有巴勒斯坦参与、容许以方吞并西岸据点的中东和平方案时一般,国际上虽有不少反对声音,然而声音却没有带来行动。即使是表态最为强硬、声称吞并会带来“大规模冲突”的约旦,也不敢公开以取消其与以色列1994年签订的和约作威胁。内塔尼亚胡本人在2018年就说过:“以色列与其他中东国家所组成的阵线,十年以前根本难以想象,我一辈子也未遇过这种情况,而我的年纪跟以色列国差不多。”从上述阿联酋企图藉救援为由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动作可见,两年前的势头至今依然未改。      ▲以色列在不到一年内举行三次大选,内塔尼亚胡(右)最终与甘茨达成先后执政18个月的交易。三内塔尼亚胡料无实际行动幸好,这也不代表内塔尼亚胡必定会马上吞并西岸巴勒斯坦领土,将以色列主权延伸至当地的非法犹太定居点。疫情冲突之下,内塔尼亚胡经历三次竞选失败之后尚能保有总理一职,目前最大挑战是要挽救国内经济和就业,而上周日(5月24日)其涉贪案件也正式开审。这时候在法理上吞并一些以色列实然控制的西岸领土,只会为其总理地位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引起2021年底将会取代其总理职务的“轮任总理”甘茨(BennyGantz)借机发动宫廷改变。以色列外长兼甘茨亲信阿胥肯纳吉(GabiAshkenazi)就表明,容许以色列吞并西岸领土的中东和平方案是个“好机会”,不过以色列也要“负责任地”行动,并与“美国合作”。为顾全区内阿拉伯盟友的面子,美国如今也未敢支持以色列吞并西岸定居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Pompeo)5月13日短暂访问以色列之时,就有国务院官员放风指吞并问题并非其访问的主要目标。内塔尼亚胡本人虽然宣称吞并西岸据点将是“锡安主义历史上另一光荣篇章”,不过他却没有为此订出一个时间表,更没有将吞并问题放在施政要务之上。照目前形势而论,吞并西岸据点料将继续流于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政治宣传。可是,孤立无援的巴勒斯坦似乎永远也无法摆脱国土被人无限期占领的厄运。        本信息由《郭子资讯》提供,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地区安全研究,本信息观点不代表本微信公众号立场。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5月29日。

发布于: June 5,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CGE走访理事单位—河南新东润实业集团
5月30日上午,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CGE)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常务副秘书长金梦妮、北京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占国、特邀教育专家等一行5人前往乐东黎族自治县,考察CGE副理事长贠德军投资建设的美丽乡村项目“大三亚·尖峰湖”、“麓鸣海”,河南新东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区域总经理蒋亚科欢迎考察团的到来。蒋亚科总经理首先介绍了“大三亚·尖峰湖”项目,该项目依托东部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的资源优势,西部滨海旅游带产业优势,与中部乡村发展区形成联动,项目布局围绕研学教育、旅游服务、健康养生三大核心功能,打造亲子研学基地、田园休闲体验、高校示范农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总体定位。随后,蒋亚科总经理带领考察团参观了“麓鸣海”项目的实体建筑,并介绍该项目集景点、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领先潮流的设计理念将成为尖峰岭旅游度假区生活配套中最为成熟完善的地标性美丽乡村项目。    ▲河南新东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区域总经理蒋亚科(左二)介绍美丽乡村项目。        ▲蒋亚科总经理(右二)介绍麓鸣海项目。双方围绕教育主题进行了充分探讨,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发展趋势来看,职业教育将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而探索“社会创新—公益教育”的新模式是迎合海南教育体系发展的新态势。CGE作为公益慈善组织将继续发挥智库力量,基于当地的实际情况,整合社会资源,借助该项目的区位优势及当地教育资源,以“教育创新”理念解决当地就业再就业等现实问题。    双方就教育问题展开交流讨论。美丽乡村项目《大三亚·尖峰湖》简介     随着海南滨海休闲游的日渐成熟,内陆平原乡村旅游逐渐成为新的旅游增长极,在海南提出的“两级带动全域旅游的总体布局”的政策背景下,美丽乡村项目也应运而生。项目驻地海南省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西临龙沐湾,东临尖峰岭森林公园。位于三亚市西北角90km处,纳入三亚1.5小时交通圈。规划整体研究范围总面积 560.37 公顷(合8405亩)南北宽约2705米,东西长约3195米。项目所在的“国家热带雨林旅游风情小镇”,是乐东西南重要的山海旅游互动板块,其核心主体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B级景区,海南重要的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践教育基地,海南省六大旅游中心系统之一,与三亚,五指山两个旅游中心系统构成海南岛旅游“金三角”。在乐东积极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及构建“国家热带雨林旅游风情小镇” 主题旅游景区发展背景下,在尖峰镇响应乡村振兴的政策号召,打造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县目标引领下,该项目依托东部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的资源优势,西部滨海旅游带产业优势,与中部乡村发展区形成联动,重点承接研学教育、生态康养、旅游服务的片区核心功能,助力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县和国际化旅游目的特色县的创建,力争成为全域旅游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本。作者:国际交流部 吴颖慧

发布于: June 4,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周章贵:M1公司:斯里兰卡海事安保服务的佼佼者
周章贵,CGE高级研究员,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研究所所长,国际安保规范协会(ICoCA)观察员,OSS国际协作中心秘书长。 ▲ M1公司logo一M1公司概况斯里兰卡的地理位置优越,是印度次大陆和环印度洋孟加拉湾的重要岛国,具有海事服务枢纽地位。“海事一号”(简称M1)是斯里兰卡领军船舶代理公司,海事安保服务是其核心业务领域之一。M1总部位于科伦坡,作为斯里兰卡境内外海运服务的供应商,在斯里兰卡所有指定港口提供代理服务,并在科伦坡运营一个24X7小时全天候控制室,在加勒港运营一个基站,2艘船员船全天候待命。除首都科伦坡总部外,公司在汉班托塔港、亭可马里港等斯里兰卡大型港口都有驻港分支机构。        ▲斯里兰卡地理位置与各港口区位M1涉及和服务包括废油清除、修理和干船坞、清关和交付船舶备件、燃料供应、船舱清洗、船舶仓储、船员替岗、船体清洗、水下检查、船舶安保等。公司愿景是成为本地区首屈一指的海事服务提供商。在海事安保领域,其致力于“为高风险地区船舶提供定制的风险缓解服务。”公司使命:“加强内部能力,建立一支能够理解多个地理区域面临风险的团队,以保护生命的方式作出反应。”M1致力于在整个组织内推广其安全管理政策和安全管理体系,是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ICoCA)认证会员,通过ISO28007国际标准认证。二M1公司业务范围(一)代理服务|斯里兰卡各港口M1在船舶代理服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公司在科伦坡的港口办公室(24/7小时操作室位于科伦坡)和加勒港的服务基地(两艘海上船员船在加勒港停泊,24/7小时待命)提供全方位的岸上和离岸代理服务,随时准备以期望的效率在短时间内作出回应。    ▲24/7小时待命海上船员船客轮/游轮服务:科伦坡港历史悠久,是游轮理想的中途停留地;虽然此贸易业务具有季节性,但非常受旅客欢迎。        集装箱货物:科伦坡作为南亚装备最佳且地理最优越的港口枢纽中心可为印度次大陆服务。科伦坡的码头为美欧、海湾、中国、远东地区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连接。一个连接整个印度次大陆和海湾的高效支线网络已经形成,目前主要集装箱班轮都使用科伦坡,总运量已增长15%。散装干货物:科伦坡、加勒和亭可马里港口有散装和散杂货装卸设施。石油货物:科伦坡和亭可马里港口可提供离岸和沿岸码头设施。特别行动:在天气好的情况下,在海上和在Trincomalee湾,可以方便地进行船对船转运。船舶修理:科伦坡港拥有该地区最好的维修设施和干船坞;在科伦坡运营的小野町船厂(与日本合作)是高端服务提供商,设施得到所有主要船级社的认可。全球主要船级社都在科伦坡设立了办事处,公司选择科伦坡船坞作为其首选服务机构,与该实体建立了牢固的联系。汉班托塔南部海岸新建的港口距离主要的东西海道仅25海里。汉班托塔的潜力巨大,设施可以立即使用。除了班轮运输外,在自贸区内,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增加,清洁产业也有新的发展空间。    ▲船上武装安保小组(二)海事安保M1提供全方位的陆基和海事安保服务。公司安保业务操作室24/7小时全天候运作,并为安全小组提供便利,承担船舶的全部托管任务,以满足船东的需求和期望。公司安保能力符合ISO28000:2007和ISO28007-1:2015(供应链安全管理和海事安保)标准,提供劳埃德船级社海事安全服务。在亚丁湾、非洲东海岸和印度洋,为通过国际水域的船舶提供私营合同制武装安保人员的服务,按照劳埃德船级社质量保证有限公司(英国认证服务机构)的规定进行审计和确认,经第三方审计通过私营海事安保公司认证。        ▲船舶防爆加固与防护(三)船舶后勤服务公司根据船东的要求,为船舶接收离岸港口的燃料舱提供必要的文件。如有必要,将协助燃料库调查,并按照指示寄送业主样品。并提供船舱清洗服务,保持操作系统简单高效,安全至上,爱护环境。斯里兰卡的所有深水港口距离主要航道不超过半天的航程,是一个极好的贸易和船舶服务设施。由于在主要的东西海道上具有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在科伦坡和加勒港附近水域,派遣服务人员和促进人员轮换替岗中的端到端服务是一项经济建议。因此,提供高效离岸服务的基地设施是公司合理成本提供服务的优势之一。船舶修理、货舱清洁、油罐清洁、备件供应是M1定期向客户提供的服务领域。    ▲船上沙盘演练三M1的安保业务特色M1承担着向亚丁湾、非洲东海岸和印度洋国际水域航行的船舶提供武装船上保安队的全套服务。公司秉承A-Z全方位服务的商业文化,将根据合同要求选择合格人员,提供所需级别的致命武器和非致命武器工具包,在客户选择的港口登船,在运输过程中管理船上安全小组,并在安全通过高风险区域后让小组离船。M1认为尽管其交付的服务质量很高,但仍然具有价格竞争力,主要归因于公司根据每项业务的单独评估和定制解决方案,以满足船东对其资产和人员在商业限制范围内的安全需求。总体而言,M1的安保业务具备五大特色。    ▲技术人员在做风险评估(一)安全策略M1强调海事安保的基本价值观:即安全可靠的通道、合法合规、以道德方式提供的服务。公司采用基于风险的决策系统管理业务,同时考虑到所有相关方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期望和容忍度。该系统将不断地对服务交付的每个环节可行性进行压力测试,努力建立防故障机制,为处理计划外事件的所有步骤制定应急预案。公司明确承诺满足其注册所在司法管辖区以及其运营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所有法定要求。不断评估行业最佳实践,确保海事服务、产品超过行业最低要求。“海事一号”认为,必须与其他类似的服务提供者、政府和非政府监管机构接触,以确定和提供有关服务标准的反馈意见。安全管理系统按计划的时间间隔进行审查,以确保其与本组织的规模和业务要求持续相关。上述内容将定期传达给公司所有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    ▲安保人员在船上巡逻。(二)风险评估风险评估的主要目的是识别对船舶强制进行未经授权访问(暴力登船)的脆弱程度。M1应用两级评估制度:第一阶段:确定部署强度的沙盘演练。安全人员的特遣队兵力、致命武器的补充、相关的非致命装备包等在本次评估中确定,并根据基本船型和过境信息输入完成。第二阶段:向选定的安保组长阐明装备依据,及任务完成后如何返程,侧重与安保人员在船上进行实际操作演习。    ▲武器实弹培训(三)安全培训和武装设备M1作战小组不时分析训练需求。招聘程序包括一项固有的培训内容,只招聘具有某些预先确定能力的人员。这将进一步加强船上武装安保人员的实操能力。根据培训需求分析,一般开展三天课程,突出差异化的培训模式。M1装备补充满足最高要求,并且根据感知到的威胁等级要求,从最低补充提高待命水平。在每次运输结束时审查设备状况报告。M1成套武器符合海事组织/海安会通知和国家/国际所有权合法性和责任规范中规定的指导要求。    ▲人员管理与登船演练(四)安保人员管理根据M1公司的管理程序要求,只有在适用学科中具有军事经验的人员才能被招募作为船上武装安保人员接受培训。为保持一致性,招聘程序被记录在ISO9001:2008质量管理手册中,并符合船上私营合同制武装安保人员安全管理标准体系。招聘的第一个阶段是审查文件,对申请人进行适当性面试,然后进行培训,使其在最终进入名册之前达到能力标准,包括ISPS准则、使用武力和火器规则、ICoC守则等。作为安保团队负责人,还应优先考虑第一现场培训,重点内容包括相关非致命性工具包和急救能力。    ▲船舶防爆水炮驱离设施(五)标准和认证M1公司安保业务符合ISO28000:2007标准要求,为通过国际水域的船舶提供私营合同制武装安保人员的服务:在亚丁湾、非洲东海岸和印度洋,由劳埃德船级社质量保证有限公司(Lloyds Register Quality Assurance Limited)进行审计和确认。M1是《国际私营保安服务提供商行为守则》(ICoC)的创始签字公司之一,是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ICoCA)认证会员,在斯里兰卡乃至整个印度洋及环孟加拉湾海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事一号”。 原文发表在OSS国际协作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论坛》微信公众号2020年5月30日。2020年5月31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2020年6月2日。

发布于: June 4,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靳晓哲:“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 态势、特征与应对(下)
靳晓哲,CGE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三东南亚各国的应对措施及不足    在“后伊斯兰国”时代,面对地区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分散化、恐怖活动的家庭化、招募对象趋向于年轻化、招募方式趋向于网络化等复杂情况,再加上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之间的相互交织、共生与扩散,东盟与东南亚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自2001年以来,东盟就着力加强反恐机制建设,并达成了多份标志性文件。2001年的《东盟联合反恐行动宣言》为成员国的反恐工作制定了规划;2007年的《东盟反恐公约》是东盟在安全领域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2017年的《东盟反恐全面行动计划》意在将学术研究与对话等纳入东盟反恐战略之中,以“共识带动行动”,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反恐合作。在基础文件的指导下,东南亚各国陆续展开了多边合作。近两年,东盟各国不断出台措施,加强自身反恐力量,提升反应速度,增强反恐能力。如2017年6月19日,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三国在印尼打拉根市启动了“三国海上巡逻”,联合打击海上恐怖主义,新加坡、文莱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2018年1月25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等六国达成“我们的眼睛”(Our Eyes)情报合作计划,旨在针对地区伊斯兰武装分子及提升各国应对区域安全威胁的能力。此外,东盟各国之间还建立了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定期交流、交换地区安全形势的相关对策和看法,深化反恐合作。在双边合作方面,印尼、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合作。2017年6月,马来西亚国防部长与菲律宾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并表示马来西亚将加强与菲律宾的情报分享,同时也会探讨武装组织的资金来源、意识形态等问题,以加强防范。同年11月,印尼武装部队与新加坡警察部队进行了反恐模拟演习的闭门讨论,双方讨论了如何应对东南亚日益增长的威胁,并进行了相关的桌面推演。此外,面对缅甸日益严峻的国内形势,印尼安全、法律与政治事务协调部部长(Coordinating Minister for Security,Law and Politial Affairs)维兰多(Wiranto)表示,“随着罗兴亚难民的返回,与IS有关的人员也可能会潜入缅甸,我们希望通过分享情报、经验等帮助缅甸防范恐怖分子在该地区建立新的基地。”2018年2月,缅甸派遣了一个军事小组前往印尼,讨论如何更好地克服可能的恐怖主义。在各国国内层面,面对“后伊斯兰国”时代恐怖主义的发展,各国亦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新加坡十分重视反恐法案和战略的制定,加强对公民的安全与反恐意识的教育和关注:2016年6月,从新加坡警察部队选拔优秀警员成立了反恐紧急应对部队;同年年9月启动了“全国保家安民计划”(SG Secure Initiative);2017年10月举行了新加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恐演习。此外,新加坡还制定了以心理康复、宗教康复、社会康复等为主的去激进化措施。在菲律宾,面对菲南日益严峻的恐怖威胁,菲律宾武装部队(Armed Force of the Philippines,AFP)进行了多次打击,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据悉,2018年AFP共击毙或抓捕阿布沙耶夫组织成员309人,而且菲律宾政府拟整合警察、部队等机构,建立国家安全部,以更好地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马来西亚亦针对高危地区和信息领域部署了多次反恐行动,制定了针对性的反恐措施,如针对沙巴州东部地区,马来西亚政府增设了更多的警察局和拘留中心,同时提高了相关海域的巡航能力,以防止恐怖分子的渗透。面对“后伊斯兰国”时代地区恐怖主义的变化,马来西亚开始研究如何应对“狼群”(wolfpack),即恐怖组织的小型化、团伙化。据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反恐部门负责人阿尤布·麦丁(Ayob Khan Bin Mydin)解释:“此前,IS在马来西亚的存在是有组织的,需要抓捕其头目或重要副手,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即IS可能在马来西亚存在多个“狼群”,他们独自行动、策划并各自实施攻击。”从整体来看,面对“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与演变,东盟及东南亚各国政府均出台并采取了相关的应对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当前仍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如反恐立场的不一致、国家间边境管理的漏洞等,均需要在未来的反恐合作与治理中加以理顺:其一,尽管东盟各国在反恐战略方面采取了相对一致的态度,但成员国的反恐立场并未完全统一,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仍是东盟反恐的主要方式。作为东南亚地区最主要的区域合作组织,东盟需要在维护地区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东盟反恐全面行动计划》等又规定,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责任仍在于各个成员国自身。再加上东盟一贯坚守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从而导致了各国反恐合作中的脱节与困境,即整体层面东盟试图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与个体层面各国行动的分散化之间的矛盾。例如,在缅甸罗兴亚人问题上,缅甸政府在制定若开邦反恐策略时,并未过多考虑其他因素,将罗兴亚武装分子贴上“孟加拉恐怖分子”的标签。从长远看,这可能会对东盟的反恐战略产生一定的破坏,因为简单地将“孟加拉”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模糊化描述,不利于东盟各国反恐立场的协调与统一。再如,在泰南和马来西亚北部地区,两国对有关枪支走私等问题亦有不同的立场与态度,不利于在反恐层面的联合行动,从而为恐怖主义的发展与扩散提供了条件与空间。其二,东南亚恐怖主义治理的前提,是理顺各国地方与民族问题。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往往与地区分离主义、民族主义相互交织,冲突与矛盾的叠加反过来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土壤”。冲突、暴力、失序等是恐怖主义滋生、扩散的天然环境。2017年菲南马拉维危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棉兰老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各地方武装与菲中央政府之间处于对立与冲突之中,最终为东南亚恐怖分子的集聚提供了便利。在“后伊斯兰国”时代,泰南亦可能成为IS及其他恐怖组织积极介入的地区之一,因为反叛组织与泰国政府的长期冲突不仅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安定,而且还可能带来反叛组织与恐怖组织之间的接近。由此,治理恐怖主义的前提和基础,需要各国首先理顺国内关系,对分离组织、恐怖组织等进行明确区分,在妥善处理地区问题的基础上,坚决打击与遏制恐怖主义的发展。其三,边界治理是东南亚地区反恐的重要方面,需要各国给予足够重视。受制于地缘环境、特定的历史文化、相对宽松的出入境管理等因素,东南亚地区的边境治理与控制一直较为松散,从而为恐怖分子的跨国、跨境流动提供了便利。东南亚地区多海岛结构,边界的可渗透性较强,漫长的海岸线、岛屿环境的复杂性等客观上增加了边境治理的难度。然而,边境安全不仅是东南亚各国反恐的重要方面之一,更是各国合作反恐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扩散化趋势,东南亚各国应强化边境治理机制,加强对边境管控、移民管理、人口走私、毒品犯罪等的监管,增强边境执法力量,进一步完善地区边境治理机制。其四,反恐需“软”“硬”并举、“标”“本”兼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打击与消灭恐怖分子仅是反恐工作的重要方面之一,去激进化亦是反恐的重要构成部分。当前,结合各国文化、习惯、传统、历史、宗教等的不同,东南亚各国制定了不同的去激进化战略。比如在马来西亚,由于存在大量的恐怖主义同情者,且很多穆斯林对极端主义持包容态度,单纯的打击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由此,皇家警察反恐部门就意识到:(单纯的)惩罚措施可能只会令极端分子变得更为激进,甚至播撒仇恨的种子;而通过实施宗教学者等参与的康复计划(Rehabilitation program),进一步加深对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了解,以宗教对话等纠正极端分子的误解,使其更有尊严地融入社会,可以更好地预防其重返恐怖组织。不仅如此,这种“柔性”反恐政策在引导公众舆论、纠正错误观念方面亦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去激进化并非反恐的全部内容,而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对于顽固的恐怖分子则必须予以坚决打击。未来,需要更为清晰地划定这两个方面的界限,即哪些极端分子可以进行改造,而哪些极端分子则必须坚决打击。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完善、制定出更为切合实际且有效的反恐政策。四结语综上所述,当前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已经逐渐进入了“后伊斯兰国”时代,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的恐怖组织与IS之间的关系并不突出,因为东南亚地区并非IS全球扩散的核心地区。但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趋向分散化、恐怖活动趋向家庭化、招募对象趋向年轻化、招募方式趋向网络化,再加上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之间的相互交织、共生与扩散,地区安全局势并不乐观。与此同时,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的“自主性”逐渐增强,并频繁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在向周边扩散的进程中,不断彰显了地区恐怖组织的存在感,对地区局势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冲击。对此,东盟及东南亚各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因此总体上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仍处于可控范围。然而,从更高层面看,恐怖主义早已超越个人、国家的层面,而且恐怖主义的地区界限越来越模糊,反恐早已不是一国或某个地区所能完成的任务。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不仅关涉临近南亚、大洋洲等地区安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我国的南部近邻,事关我国“大周边”的和平与安定。在“后伊斯兰国”时代,我国应着力增进同东盟各国的反恐合作,推动地区反恐合作的机制化,尤其是推进反恐合作中的“双轨”交流机制。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各自的内外环境各异,在反恐领域的立场和战略亦不尽相同。基于此,通过“双轨”交流,官方与学术界等领域频繁交流、协调与互动,不仅可以深化各方对地区恐怖主义的认知,协调各自的立场与措施,而且还能为反恐合作提供切合实际的着力点,从而合力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贡献更多的力量。(注释略)原文刊登在《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2期。2020年5月25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公众号网站转载。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2020年6月1日

发布于: June 4,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发挥CGE智库力量,助力崖州湾科技城建设
为更好地服务崖州湾科技城的建设,CGE发挥智库力量联合生命教育、量子领导力、社会创新推动者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监事、清华友成社会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姚越女士,联合国开发署可持续发展金融顾问冯晓哲先生,商务部海南自贸港专责小组研究员、商务部培训中心/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客座教授林志刚博士等三位长期致力于社会创新研究的专家们就将社会创新理念引入崖州湾科技城,助力科技城的发展进行了多次深度交流,并2020年5月27日下午共同前往崖州湾科技城进行调研。    ▲左一为厦门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商务部海南自贸港专责小组研究员、商务部培训中心/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客座教授、《中国非营利评论》编委林志刚博士;左二为联合国开发署可持续发展金融顾问、未来文明智库创始人冯晓哲先生首先CGE三位专家参观崖州湾科技城了解其现状及发展规划。随后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钟声就崖州湾科技城如何在海南自贸港政策的背景下实现快速发展以及目前园区的建设及未来发展面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交流过程中,钟副局长主要就科技城的产业与人才方面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介绍,产业上,科技城聚集科技产业,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结合自贸港优惠政策与产业发展优势,推动海南的社会生态与经济转型,所以从三亚发展来看,崖州湾是未来三亚发展中心的转移点,崖州湾科技城作为西部发展的责任承担者,如何结合目前产业的现状制定发展战略。人才上,崖州湾科技城未来发展规划是要聚集丰富的产业业态,是未来高层次人才的聚集地,但是目前产业基础建设薄弱,对于规划方式的内容与建设等问题还需要有志之士建言献策。CGE专家团成员、联合国开发署可持续发展金融顾问、未来文明智库创始人冯晓哲先生指出,资源积聚是现在科技园区的普遍形态,所出现的问题主要在人才和制度上的动能不足,本土大学和研究院等机构的制度结构都有制度动能不够充足的问题,所以崖州湾科技城则需要在考虑区域性的资源与地域性的资源同时,利用好自贸港政策与崖州湾开发的发展契机,引入新的体系与模式,推动崖州湾科技城的建设。三位专家同时也强调海南自贸港的未来一定要解决自由贸易的发展问题,首先要解决“自由”的问题,要以自由创造为导向,打造属于海南自身自由基因,末端的贸易才能充分的发展。        ▲嘉宾合影社会创新研究专家简介姚越   生命教育、量子领导力、社会创新推动者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监事清华友成社会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心灵呵护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女性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十方缘公益基金会创始人之一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理事云石资本合伙人 冯晓哲    未来文明智库创始人,联合国开发署可持续发展金融顾问  林志刚    厦门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商务部海南自贸港专责小组研究员,商务部培训中心/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客座教授,《中国非营利评论》编委。       文字提供:行政法务部部长  李鹏            编       辑:财务总监  李炎延

发布于: June 4,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靳晓哲:“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 态势、特征与应对(上)
靳晓哲,CGE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2017年底是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简称“IS”)斗争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节点。2017年10月17日,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完全夺取了IS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同年12月9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称政府军已收复IS在伊拉克控制的所有领土。自此,国际社会的反恐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在国际社会的打击下,IS统治下的“领土”、“行政”等“准国家”体制被摧毁。尽管遭受重创,但这并不意味着IS威胁的消失;与此相对,IS威胁的全球扩散等正在给国际社会的反恐带来新的挑战。受此影响,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也进入了“后伊斯兰国”时代。自2014年IS异军突起以来,学术界对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及其发展、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一方面,IS对东南亚恐怖主义的思想宣传、人员招募、渗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态势,各国在反恐对策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此外,在IS遭受重大打击之后,学术界对“后伊斯兰国”时代全球恐怖主义的新态势等亦进行了相关研究与分析,但对东南亚地区的着墨并不多。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受到全球恐怖主义发展态势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从全球范围看,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跃程度并非最高,处于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半边缘地区;从地区范围看,东南亚恐怖主义正在经历自“9·11”事件以来的“第二波高潮”,而且伴随与地区问题的交织、恶化,地区恐怖主义的复杂程度不断加深。基于此,本文以“‘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为主题,结合IS残余势力的全球扩散给东南亚地区带来的影响、近年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应对等展开梳理与分析。一“后伊斯兰国”时代恐怖主义的全球扩散及对东南亚的影响    近两年,在国际社会的联合打击下,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人员、财政汲取能力等遭受了极大削弱。根据《2018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的统计,2015—2017年IS的“领土”和财政汲取能力分别失去了60%和80%,截止到2018年9月,IS的实际占有区域只剩最初的1%。2018年12月14日,以叙利亚库尔德人为主的武装攻破了IS在叙利亚“最后据点”代尔祖尔省的哈金镇,大约有2000名IS成员在这一地区顽抗。最初,IS试图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准国家”(Proto-State)结构,四处征占领土、汲取财力,在全球范围内招募“圣战”分子,以建立“哈里发国”。伴随在伊拉克、叙利亚遭受重大挫折,IS正在从一个区域性组织(Regional group)转变为一个秘密的全球网络(Covert global network)。然而,尽管在叙、伊两地的核心力量遭到了重大打击,但IS强大的思想动员、号召及渗透能力,再加上数量庞大的国外“圣战”分子的回流与扩散,“后伊斯兰国”时代全球的恐怖主义威胁可能将“经久不衰”。(一)“后伊斯兰国”时代恐怖主义的全球扩散自2017年“节节败退”以来,为了弥补和挽救在中东战场的“损失”,IS不断进行“自我改造”(Reinventing itself),寻求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Cyber and physical space)的双重扩张。一方面,近几年IS加紧在全球各地进行扩散与渗透,尤其是西亚、非洲、阿富汗等地区。自2017年以来,IS曾成功地指挥或鼓动了世界多地的恐怖袭击。比如,2017年10月31日纽约卡车袭击事件、2017年11月24日埃及西奈半岛地区的清真寺炸弹袭击事件、2017年12月17日巴基斯坦奎达的教堂袭击事件、2018年8月3日阿富汗帕克提亚省清真寺自杀式袭击事件等。正如联合国反恐办公室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沃龙科夫(Vladimir Voronkov)所言:“尽管全球圣战分子向伊拉克、叙利亚的转移已经停止,但IS全球网络带来的威胁正在日益增长,多种多样且难以预测”。另一方面,IS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持久吸引力依然存在,并且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地区“生根发芽”。自正式宣告成立以来,IS就十分重视利用互联网空间宣传其极端的意识形态,通过发布视频、在线杂志阅览、社交媒体宣传等,在世界各地招募到众多的同情者与支持者。但不可否认,IS实体遭受重大打击对其网络宣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前,IS的网络宣传面临一些障碍,即经常遭到宣传的帖子、账户、群组、页面等被删除的情况,为了规避这些风险,IS利用多样化的宣传渠道或平台,以为其宣传内容提供“避风的港湾”(Safe Havens)。IS利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社交网络的实时性,鼓励和动员追随者就地发动恐怖袭击,进一步彰显了其在网络空间的持久吸引力。某种程度上,IS的意识形态已经通过网络空间散播到了世界各地,甚至在阿富汗、尼日利亚、利比亚、索马里、西奈半岛等地已被广泛接受和认可。IS试图通过“下放权力”的方式,将重心从叙利亚、伊拉克逐步转移到世界不同地区的众多分支机构(Multiple wilayat and divisions)。这些分支机构包括利比亚的巴恰(Barqa)、费赞(Fezzan)、的黎波第(Tripoli)分支,埃及的西奈(Sinai)分支,也门分支,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Al-Jazair)分支,尼日利亚的“东非”(Gharb Iriqiyyah)分支,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呼罗珊(Khorasan)分支,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高加索(Qawqaz)分支,东亚分支(主要指菲律宾)。大量回流的外国“圣战”分子已经开始利用这些新的分支,以此为中心开展恐怖活动,并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从整体来看,尽管过去三年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幅度下降,但“后伊斯兰国”时代新的恐怖威胁仍在不断出现。伊斯兰恐怖组织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弹性和流动性,不仅能够迅速分裂成新的组织,还能与其他恐怖组织结盟。据统计,在2017年至少造成1人死亡的169个恐怖组织中,有42个是之前没有造成过人员死亡的新组织。由此来看,IS在全球范围内的分裂速度和扩散能力非同一般。2019年4月21日,斯里兰卡发生多起连环爆炸案,造成至少253人死亡。这不仅是自“9·11”事件以来最致命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而且也是斯里兰卡自内战结束10年以来最为令人震撼和血腥的事件。4月23日,IS通过其通讯社“阿玛克”(AMAQ)宣称对此袭击负责。斯里兰卡事件也成为了IS在中东之外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斯里兰卡事件表明,IS“毒瘤”非但没有被击败,甚至也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反而在失去伊拉克、叙利亚的“哈里发”之后,正在向全球扩散。斯里兰卡暴恐事件不仅是IS向全球扩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而且意味着IS组织本身也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正如大西洋理事会成员斯塔夫里迪斯(Stavridis)所言,“如果将恐怖组织比作商业环境中的企业,那么IS就像一个国际集团,它已经摆脱了‘零售实体店’这种高成本、高耗时的运营模式。一幅IS在全球发动或实施的恐怖袭击图显示,IS的实际控制范围远超基地组织。”当然,除IS之外,“基地”组织亦是全球恐怖主义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2018年1月联合国安理会观察小组(MonitoringTeam)发布的一份有关IS和“基地”组织的报告显示:由于2017年在伊拉克、叙利亚遭受战略性军事失利,IS开始持续强调向外攻击;与此同时,“基地”组织的恐怖网络依然是有弹性的(Resilient),其分支仍是索马里、也门等地区的主要威胁。从理论上看,尽管IS的全球扩散可能与“基地”组织形成一定的竞争,但基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相似,二者更可能进行“合作”,比如在阿拉伯半岛、北非、中南亚等地区IS与“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并存,甚至在一些地区“基地”组织的威胁更大。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已经运营很久,大约有6000-7000个武装人员,而IS在也门等地也有约250-500个成员;在北非,“基地”组织分支的活动仍然活跃,而效忠于IS的极端分子也不断增加,据估约有3000-4000人;中南亚一直是“基地”组织重点经营的核心区域,但近几年IS在中南亚的恐怖威胁亦不断上升。一些“基地”组织和IS成员甚至表示,“他们愿意并且有能力在准备进行恐怖袭击时相互支持。”总之,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伴随“圣战”分子的全球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二)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在叙利亚、伊拉克地区失败后,伴随IS向传统恐怖组织的转型,“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出全球扩散的趋势。尽管作为“哈里发国”的IS在形式上被摧毁,但受到大批国外“圣战”分子回流、迁徙,以及IS各地分支机构大量出现等的影响,未来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很高。基于此,从全球与地区的视角看,近年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呈现出如下整体态势:首先,从全球视角看,尽管受到IS全球扩散的影响,但基于地缘、人员流动等因素,东南亚地区并非IS扩散的核心区域,亦并非全球恐怖主义的中心区。从活跃度与烈度来看,中东、中南亚、北非、中非、东非等地区不仅在恐怖主义活跃程度方面明显高于东南亚,而且恐怖威胁的烈度也强于东南亚。在2019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的排名中,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阿富汗、伊拉克、尼日利亚、叙利亚、巴基斯坦,东南亚地区排名最高的是菲律宾——全球第九位。尽管与2018年相比,菲律宾的排名上升1位,但毫无疑问,与中东、中南亚、萨赫勒(Sahel)地区相比,东南亚并非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中心区。从暴恐袭击的烈度看,在2018年全球最严重的暴恐袭击事件排名中,前20的恐怖袭击均未发生在东南亚地区。此外,从全球“圣战”分子回流、迁徙的视角看,2015—2017年是东南亚籍“圣战”分子回流的高峰,2018年随着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入境审查及反恐工作的重视,从中东返回东南亚已经较为困难。正如反恐专家穆尼拉·穆斯塔法(MuniraMustaffa)所指出的那样:东南亚籍“圣战”分子很难逃离中东,因为他们的外貌、口音等很难通过检查站和处境关口,很明显他们是外国人。由此,东南亚籍“圣战”分子很可能会继续留在中东地区负隅顽抗,即使这种战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从地区视角看,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在逐渐上升,且正处于地区恐怖主义的“第二波高潮”之中。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2002年东南亚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巴厘岛恐怖袭击事件,这种时间上的相继性并非偶然。此后,2002—2009年间东南亚地区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如2005年的巴厘岛恐怖袭击、2009年的万豪酒店恐怖袭击等,形成了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第一波高潮”。这种时间上的相继性与东南亚在全球恐怖主义图景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即每当全球恐怖主义掀起新一波高潮之后,作为全球恐怖分子扩散的目的地之一,东南亚地区亦会出现“次高潮”现象,但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迟滞性。从图1可见,自2001年“基地组织”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风起云涌,受此影响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此后逐渐抬头,2002年至2009年的恐袭事件不断攀升。此后,在各国反恐政策等的控制下,东南亚地区的恐袭事件总量开始下降。当然,恐袭事件仅是反映恐怖主义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而并非全部。因为具有代表性的恐袭事件或大规模的伤亡人数等,亦是反映某一地区恐怖主义发展的重要指标。结合图1与图2,可以看出2016年、2017年东南亚地区恐袭事件不仅激增,而且伤亡人数也不断增长。究其原因,2014年6月,IS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恐怖主义高潮。此后,2016年1月14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连环爆炸式恐怖袭击,标志着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第二次高潮”的开端。伴随IS的崛起,东南亚恐怖主义的“第二波高潮”在2016年出现,因为从伤亡人数上看,2016—2017年东南亚地区因恐怖主义而死亡的人数较此前增加了36%。特别是,2017年5-10月以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组织为首的恐怖组织攻占菲律宾南部省份南拉瑙省首府马拉维市,与政府军展开了长达5个月的武装对抗。该事件不仅是近年来东南亚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恶劣的恐怖事件,同时也标志着“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威胁的升级。再加上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也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恐怖或疑似恐怖事件,如泰国2018年南部市场的炸弹袭击事件,印尼2018年的泗水教堂爆炸袭击、警察署炸弹袭击、公寓爆炸等一系列事件。由此来看,受到2014年全球恐怖主义浪潮的影响,2016年至今东南亚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恐怖主义袭击“高潮”,进一步凸显了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程度的上升。     ▲图1东南亚地区1998—2018年恐怖袭击事件数量图资料来源:GlobalTerrorismData,https://www.start.umd.edu/gtd/search/Results.aspx?start_yearonly=1998&end_yearonly=2018&start_year=&start_month=&start_day=&end_year=&end_month=&end_day=®ion=5&asmSelect0=&asmSelect1=&dtp2=some&success=yes&casualties_type=b&casualties_max=,上网时间:2020年2月16日。▲图2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极端&分离主义组织等造成的死亡人数图(2001—2017年)资料来源:InstituteforEconomics&Peace,“GlobalTerrorismIndex2018:MeasuringtheImpactofTerrorism”,Sydney,November2018,http://visionofhumanity.org/app/uploads/2018/12/Global-Terrorism-Index-2018.pdf,p.55.上网时间:2020年2月16日。综上所述,东南亚地区的恐怖威胁整体上处于一种可控状态,尽管菲南一度出现混乱,恐怖组织试图重现“占领摩苏尔”的图景,但很快走向失败。与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等长期处于动荡的地区与国家有所不同,东南亚整体的安全与稳定并未失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东南亚地区的恐怖袭击次数增多,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显著增强。如果将此前2002至2009年视为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第一波高潮,那么受2014年“伊斯兰国”全球肆虐的影响,当前东南亚正处于地区恐怖主义的“第二波高潮”之中。当然,与中东、中南亚等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的恐怖组织在地缘、人员等方面与国际恐怖组织的联系相对松散。但伴随地区问题的裹挟,如泰南冲突、缅甸罗兴亚人问题、菲南地区治理困境等,再加上新近的国际恐怖势力擅长利用互联网等虚拟空间对自我意识形态等进行散播,因而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依然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等的强力影响。总之,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呈现出较为特殊的发展态势。即,从全球视角看,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并未失控,与其他动荡地区或国家相比相对缓和,而从地区视角看,尽管地区局势整体可控,但从纵向时间上进行比较,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正处于新一波发展高潮之中,因而需要地区及周边国家进行重点防范与应对。二“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的特征    ▲图片说明: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清真寺。     在IS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作为伊斯兰世界重要的外围区域之一,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方面,在IS全球扩散的背景下,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在组织结构、暴恐方式、人员招募与宣传手法等方面带有强烈的IS色彩;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地区恐怖主义等与东南亚各国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分离主义)等相互交织,在此刺激与催化下,地区恐怖势力不断介入失序与混乱的地区问题之中,从而加剧了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程度。(一)东南亚恐怖主义中的IS色彩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趋向一致。一方面,在核心意识形态上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越来越向圣战萨拉菲主义靠拢。“萨拉菲主义”(Slalfism)是指通过宗教和社会改革回归伊斯兰教初创时期信仰与实践的思想和运动,它强调认主独一(Tawhid)、反对多神教的偶像崇拜(Shirk),是一种保守尊古的伊斯兰主义思潮。圣战萨拉菲主义是崇尚暴力的萨拉菲派别之一,主张通过发动“圣战”等暴力手段颠覆世俗政权,从而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根据IS对暴力的界定,暴力是一种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被有效利用和炒作的“创伤化武器”。故意制造情感创伤,不仅是为了对其控制下的人群灌输恐惧、愤怒和绝望,也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IS无敌的印象。过去几年,皮尤研究中心的几项调查结果显示,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吸引力显著增强。2014年之后,IS的叙事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极端化的重要驱动力,2016年的雅加达袭击以及2017年的马拉维危机等,均是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向国际恐怖主义靠拢的重要体现。尤其是马拉维危机,该事件不仅标志着IS影响下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升级,而且是在国际恐怖势力等的直接介入和参与下,东南亚地区恐怖势力在组织化水平、武装对抗能力、城市恐怖策略等方面,直接效仿IS的结果。这是IS核心意识形态扩展至东南亚的最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在组织结构及行为方式上,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与IS的网络化、扁平化转型同步。IS的网络化发展趋势与其在中东遭遇的重大“失败”密切相关。与此前依赖“准国家实体”等汲取资源的不同,在丧失了实际“领土”后,IS不得不向传统恐怖组织过渡,且在人员招募上更加依赖虚拟空间,以散播、吸纳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为后续斗争注入动力。与此同时,IS的扁平化转型指的是组织结构上的重大变更,即与此前强调等级制或系统化领导不同,在失去了实体“领土”之后,IS正在有意压缩领导体系,在行动上依赖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分支,以此保持发展的动力。受此影响,东南亚地区既是IS向全球扩散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同时该地区的恐怖组织也是IS全球扩张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响应者。因而,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具体的行动方式上,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都体现出与IS相近的特征。当前,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的结构愈益分散化、扁平化,而招募策略愈益趋向家庭化、年轻化等。比如,2018年5月发生于印尼的多起恐袭事件均为整个家庭涉恐,从而揭开了东南亚部分穆斯林家庭集体极端化的冰山一角。其实,早在2014年的兴盛时期,IS就已经开始关注东南亚,这不仅体现在IS媒体对东南亚的定期报道上,比如“阿玛克新闻社”(Amaq News Agency)和英语出版物《达比克》(Dabiq)对东南亚的关注,而且还体现在引入马来语宣传和建立马来语作战单位上,如2014年9月成立的“努桑塔拉”(Katibah Nusantara,又称Malay Archipelago CombatUnity)。然而,随着IS由实体组织逐渐转变为一个秘密的全球网络,其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影响在不断降低,但不可否认,IS在助推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复兴上发挥了重要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延续至今。目前,尽管IS与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受到地缘距离等的限制,但在组织结构、暴恐方式、人员招募与宣传手法等方面仍带有浓厚的IS色彩。第一,组织结构出现分散化。目前,在东南亚地区最为活跃的恐怖组织当属“神权游击队”(Jamaah Ansharut Daulah,简称JAD)。该组织于2015年成立并宣誓效忠IS,先后整合了印尼至少12个极端组织,并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事件。有学者指出,JAD实施攻击的能力主要在于该组织分散化的组织结构(Decentrali sedstructure),而非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简称JI)的等级(Hierarchical)和官僚(Bureaucratic)组织结构。JI曾是2002—2009年东南亚地区最为活跃的恐怖组织,其目标是推翻现行政府,在东南亚建立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在内的大伊斯兰国。JI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其组织结构也与基地组织类似,属于等级式结构,即在最高领袖“埃米尔”的领导下,下设四个“曼蒂基”(Mantiqi,简称M)活动区域,分别负责筹措资金(M1和M4)、日常训练(M3)和进行“圣战”(M2)。这种等级制结构有其突出的特点,即只要核心领导层完整,即便底层组织遭受重大打击,亦能在短期能得到迅速恢复。当然,一旦组织的核心遭到打击,则整个体系亦可能陷入瘫痪。据悉,为了更好地保护最高领袖,目前JI设有两位“埃米尔”:一个是事实上的最高领袖,而另一个则是被公开宣称的最高领袖。与此相对,JAD的组织结构则更为分散。2016—2018年印尼各地发生的恐怖袭击都表明了JAD的强大破坏力和深远影响力。据悉,JAD在印尼34个省中的18个都拥有强大的组织、运营能力,从而改变了印尼长期以来的以JI-“基地”组织为中心的恐怖主义格局。JAD由激进教士阿曼·阿卜杜勒拉赫曼(Aman Abdurrahman)在狱中建立,与IS有着密切的联系。阿曼曾于2004年因制造炸弹被判7年监禁,此后因表现较好而提前获释,但2010年又因参与恐怖主义训练营被判入狱。在狱中,阿曼联合了几个效忠IS的恐怖组织,包括“认主独一圣战组织”(Tawhid WalJihad)和“伊斯兰教法积极分子论坛”(Forum Aktivis SyariatIslam,又称Forum of Activists for Islamic Sharia),建立了JAD。或许是限于创始人的特殊情况,JAD的组织结构与指挥体系较为松散,各小组成员可以在接受总体指导的前提下实施自由攻击。2018年5月,JAD在印尼掀起一波恐怖袭击的高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实施或计划了6次不同的袭击,包括5月8日发生在雅加达附近德波(Depok)地区的武装对峙(Standoff)、5月10日德波一名警察被杀事件、5月13日泗水市发生的三起爆炸袭击、5月14日泗水市警察署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5月16日廖内省首府北干巴鲁市(Pekanbaru)警察总部发生的持刀袭击与卡车袭击等。2018年6月22日,阿曼因在幕后策划和发动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被判处死刑。与JI有所不同,JAD的组织结构更为分散,更像是一个网状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各武装小组之间相对独立,且相互之间并没有过多互动。在JI的组织结构中,若抓获或击毙级别足够高的组织成员可能会严重影响组织的正常运转;而在JAD的组织结构中,逮捕或击毙任何人,只会影响到其参与袭击的部分,而不会影响整个组织。在JAD分散化的组织结构中,连接各部分的是相同的意识形态。据悉,在爪哇岛、加里曼丹岛、南苏拉威西岛、安汶岛、雅加达等地都有十分活跃的JAD组织,但却无法预测该组织的网络到底有多大。这也是为何印尼安全部门近期逮捕了很多JAD成员,但很多专家仍认为JAD的威胁尚未终结。由此来看,尽管阿曼被判死刑,但这种分散化的组织结构依然活跃在印尼各地,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协调,也不存在全面的指挥和控制,但正是这种分散化的组织结构,大大增强了恐怖主义的威胁程度。第二,恐怖活动走向家庭化。早在建立之初,IS的招募策略就十分清晰,即鼓励整个家庭追求“神圣”的伊斯兰文化。这种集体式招募不仅为IS提供了充足的人员,而且还便于极端思想的二次传播。而且,IS的恐怖袭击手法也逐渐转向家庭式。一份名为《从IS成员到‘离散者’:追踪妇女与未成年人》(From Daeshto‘Diaspora’:Tracing the Women and Minors of Islamic State)的报告中写道:2017年IS的“哈里发国”倒台后,女性和未成年人在传播IS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些受到鼓舞的女性和未成年人在世界各地多次实施了恐怖袭击,成为了地区安全的重要威胁。受此影响,东南亚地区的恐怖袭击也逐渐走向家庭化。2018年5月13日、14日,印尼泗水连续发生两起家庭式恐怖袭击事件,两个激进的穆斯林家庭分别对当地教堂和警察总署进行了“殉难式袭击”(Martyrdom attacks)。其中,5月13日的恐怖袭击由一家六口实施,其中包括四名儿童,袭击了当地的三座教堂,造成至少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对此,雅加达冲突政策研究所主任西德尼·琼斯(Sidney Jones)指出,印尼最近发生的几起恐怖袭击中都有妇女和儿童的参与,这在印尼历史上是未曾出现过的……这可能是一种偶然事件,但却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在马来西亚,反恐部门也发现了女性参与、策划、实施恐怖袭击的现象。马来西亚反恐警察部门的穆赫德·富兹·哈伦(Mohd Fuzi Harun)表示,反恐部门最近逮捕了15名涉恐嫌疑人,其中包括一名计划在大选期间袭击投票站的家庭主妇(Housewife)。据悉,这位51岁的家庭主妇计划在大选期间利用汽车进行袭击,在汽车上装上煤气罐,以便引起爆炸,目标则是非穆斯林选民。此外,马来西亚皇家警察(Royal Malaysia Police)顾问、反恐专家艾哈迈德(Ahmad El-Muhammady)在接受“亚洲新闻”(Channel NewsAsia)采访时表示:“马来西亚此前有很多女性充当招募者、筹款者及相关角色的案例,但这是第一次由女性充当策划者、实施者的案例。”此外,在香港也发现了为IS进行人员招募、资金筹集或代理(Agents)的女性务工者(Female Migrantworkers)。整体而言,近来东南亚出现的暴恐袭击家庭化的趋向,可能与IS在人员招募中的家庭化、意识形态宣传中的新动向等密切相关。因为整体上,IS视家庭激进化为个体激进化的自然过程,认为个人的激进化会带动家庭成员的激进化;而且,女性在促使家庭激进化中扮演着特殊作用,因为她会有意识地影响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在家庭激进化完成后,男性往往会更为集中精力筹集资金,并为恐怖袭击提供各种支持,比如自制炸药等。这已经成为IS意识形态及恐怖袭击中的重要特征。第三,招募对象趋向年轻化,招募方式趋向网络化。受到IS招募、宣传等的影响,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的招募对象越来越趋向年轻化。在一项有关恐怖主义的调查研究中,马来西亚有21%的大学生认为恐怖主义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有效策略,同时持此观点的印尼、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受访学生比例分别为24.24%、23.78%、30.95%和31.81%;在同一项调查中,马来西亚大学生中认为恐怖主义并不违法或是不道德的比重是7%,印尼、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比重分别为8.22%、9.64%、10.52%和7.68%。由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年轻人的激进化比例越来越高,同时对恐怖主义的认可程度也较高。马来西亚默德卡中心(Merdeka Center)的一项调查也指出,近来尽管马来西亚穆斯林直接参与暴力极端主义的趋势有所降低,但他们对恐怖活动的支持和宽容程度正在不断提高。最近,印尼国家反恐机构(National Anti-terrorism Agency)进行的一项调查也印证了恐怖组织招募年轻化的趋势。该项调查发现:印尼39%的大学生较为认同激进思想。对此,有许多专家表示,大学生将这些激进思想或认同转化成恐怖行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日惹大学(Gadjah Mad aUniversity)研究激进主义的专家纳吉布·阿兹卡(Najib Azca)就指出:“可能很多学生会以激进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这或许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对暴力行为的支持;但它导致恐怖主义的可能性却很小。”尽管如此,但东南亚地区越来越高的极端主义认同度,为恐怖主义的招募提供了先天条件,尤其是认同人群的年轻化。此外,近年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的招募方式也越来越趋向网络化。此前,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的招募方式往往是通过婚姻、亲缘、师徒关系等,都是通过现实化的手段得以实现。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的普及,恐怖组织的招募越来越依赖互联网媒介。通过利用数字和社交媒体作为加密通讯、招募和宣传的手段,通过Facebook、Twitter、Instagram、WhatsApp和Telegam等平台,恐怖组织可以成功捕获人们的想象力,以此扩大潜在同情者和被招募者的数量。换句话说,这些被招募者在成为极端主义者之前,甚至没有与任何已知的恐怖组织取得联系,而仅仅通过对互联网的接触就走向了极端化。在马来西亚,一名中学生因计划用燃烧弹袭击吉隆坡附近的教堂、娱乐中心等而被捕。据悉,这名仅十几岁的嫌犯是从互联网上学会了制作燃烧弹(Molotov Cocktails),并通过互联网将相关视频发送给了与IS相关的Whats App和Telegram群组。也有学者将这种方式称为“众包恐怖主义”,即通过利用现代媒体广泛传播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战略意图和战术手段,以吸引身处世界各地的潜在追随者认同“圣战”使命,认领任务,确定目标,随时随地发动袭击。将恐怖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与即时性的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对恐怖组织的招募对象及招募方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e)就指出,一个存活于加密通讯和社交媒体之中的IS将比现在更加危险,它将成为未来恐怖“离散群体”(Terrorist diaspora)网络的核心,全世界归国恐怖战士、极端分子乃至所有不满的年轻人,都将成为IS潜在的被动员对象。即,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年轻人越发容易受到虚拟世界中极端思想的影响,因而更易成为极端组织招募的对象。总之,数字媒体技术可以超越地域空间的限制,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对潜在人员的招募,同时社交媒体的实时性和隐蔽性还能为恐怖组织提供天然的伪装,满足更多个性化的需求,从而极大提升了恐怖组织招募的速率。(二)东南亚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复杂交织作为一个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地区,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往往与地区问题相互交织。有学者认为,东南亚恐怖主义是一种多矛盾的层累式构造,东南亚历史上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族群社会结构带来的社会矛盾等是其基座,而伊斯兰复兴运动衍生的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等是恐怖主义在东南亚扩散和“演进”的关键因素。近两年,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的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之间的交织与互动尤为显著,不仅增加了恐怖主义的治理难度,而且更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动荡。有些专家称之为“幽灵式威胁”(PhantomMenace)。一方面,恐怖主义与地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的相互交织,推动了地区动荡的升级,二者之间产生共生化趋势,如菲南、泰南、缅甸罗兴亚人等问题中混合着恐怖主义等因素;另一方面,在与地区问题相互交织的进程中,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进一步向四周蔓延,呈现扩散化的趋势,如近两年孟加拉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东南亚周边国家的恐怖主义逐渐活跃。具体来看:首先,东南亚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呈现“共生化”趋势。一方面,东南亚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的“共生化”体现在冲突与暴力输出上。无论是地区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还是宗教极端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地区分离主义,尽管其产生的原因各异、最终的目标不同,但这些意识形态在地区事件中的呈现却有相似之处,即表现为冲突与暴力输出。比如在菲律宾,尽管IS未能实现在马拉维重建“哈里发国”的目标,但外国“圣战”分子仍不断涌向棉兰老地区,伺机发动新的攻击。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专家隆美尔·班劳伊(Rommel Banlaoi)在接受《亚洲时报》采访时表示:“尽管马拉维获得了解放,但外国武装分子仍在继续进入菲律宾,而且情况越来越糟。”不仅如此,尽管马拉维危机并未成功,但却极大鼓舞了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与菲律宾相邻国家的恐怖分子不断向菲南地区集聚。如马来西亚的恐怖分子通常由沙巴州的婆罗洲岛(Borneo Island)进入菲南的塔威塔威省(Tawi-Tawi),而印尼的恐怖分子则往往从北苏拉威西(North Sulawesi)地区进入菲南的西达沃省(Davao Occidental)和萨兰加尼省(Sarangani)。再加上菲南地区尚未解决的地区分离主义问题,从而使棉兰老地区成为了IS在东南亚的避风港,各种冲突相互交织。为了平息菲南动荡,杜特尔特加紧督促国会通过了《邦萨摩洛组织法》,以进一步剥离恐怖主义与分离主义的纠葛。但是,有消息指出菲南恐怖分子正在获得来自地方势力(Political warlords)的支持,因为后者对《邦萨摩洛组织法》越来越不满意。另一方面,东南亚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的“共生化”还体现在各种势力之间的相互借重上。比如在泰国,近几年IS对泰南冲突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自2004年泰南局势恶化以来,泰国政府与南部分离组织进行了多次接触,但均未达成一致,此后该地区一直处于动荡。对此,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东南亚是“圣战”分子扩张的“沃土”,比如菲南、泰南等地区。2018年1月22日,泰国南部一早市发生摩托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此后,泰国外交部发出警告称:“恐怖分子很可能试图在泰国发动袭击。”目前,尽管泰南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尚未合流,但并不能排除一部分激进的分离主义者被IS的极端意识形态所吸引,从而借助恐怖势力向泰国政府施压的可能性。此外,地区冲突的滋生与持续亦为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例如,泰国南部的枪支黑市是马来西亚北部恐怖势力的间接武器来源地之一。长期的动荡导致大量枪支流入泰国南部黑市,其中很大部分都被走私到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国家军事学院(National WarCollege)专家扎卡里·阿布扎(Zachary Abuza)就指出:“泰国南部是马来西亚武装分子武器的重要来源,从逻辑上看,这比他们从菲南获取武器要便利许多。”2018年4月,马来西亚安全部门指控阿瓦瓦耶(Awae Wae-Eya)在柔佛州策划恐怖阴谋,而阿瓦瓦耶曾是泰国南部的一名叛乱分子。由此可见,泰南地区冲突的持续不仅为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了介入空间,而且二者之间的相互借重与“共生”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动荡。其次,与地区问题的交织推动了东南亚恐怖主义向四周蔓延,并呈现扩散化趋势。当前,东南亚有两个推动恐怖主义向四周蔓延的问题:缅甸罗兴亚人问题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问题。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人问题由来已久,但近几年却持续发酵。2012年若开邦爆发多次暴力冲突事件,促使一批罗兴亚流亡者成立了罗兴亚救世军(Arakan Rohingya Salvation Army,ARSA)。2016—2017年,ARSA连续对缅甸北部安全部队发动袭击;此后,缅甸政府宣布ARSA为恐怖组织,并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清缴运动,迫使约70万罗兴亚人逃离缅甸。大部分罗兴亚人迁移到孟加拉国寻求避难,但也有很多逃往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加上2016年原有的25万,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难民营约有100万罗兴亚难民,从而使孟缅边境成为了极端主义的潜在滋生地。有观察人士指出,ARSA与极端组织(包括IS和“基地”组织)之间存在间接联系。尽管ARSA一直强调“自己与世界各地的任何恐怖组织没有任何联系”,但缅甸罗兴亚危机已经引起了南亚、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极大兴趣。有报道甚至称:来自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数百名“圣战”分子正在缅甸接受恐怖主义训练,有的已经被派往孟加拉国的一些地区“待命”。2017年1月,马来西亚拘留了一名疑似IS的追随者,据称他是一名印尼公民,但计划前往缅甸发动恐怖袭击、进行圣战。对此,欧盟负责正式事务的副秘书长珍·克里斯托弗·贝利亚德(Jean Christophe Belliard)指出:“任何危机的恶化都可能成为催发恐怖主义的契机,目前IS正在全世界寻找新的阵地,孟加拉国的难民营可能会成为地区恐怖主义迅速发展的沃土。”种种迹象表明,缅甸罗兴亚问题已经逐渐蔓延至国外,如果任其发酵,可能会进一步催生地区恐怖主义的扩散。此外,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地区也是东南亚恐怖主义扩散化的热点地区。尽管在2017年5月的马拉维危机中遭遇失败,但IS成功利用这场战斗宣示了其在东南亚的存在。2018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声明将“IS-菲律宾”(ISIS-Philippines)列入外国恐怖组织的名单。一时间,“菲南”俨然成为了IS在东南亚的标签,同时也成为了东南亚地区动荡与冲突的核心区。尽管杜特尔特对菲南局势有较为明晰的判断:“不解决棉兰老岛的问题,菲律宾将永远无法实现和平;而且如果我们失败了,棉兰老地区的极端组织和IS等极端分子将会利用该局势制造更大的混乱”,但在“后伊斯兰国”时代菲南局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恶化了。2018年菲南发生了多次恐怖袭击事件,包括7月的汽车炸弹爆炸、9月棉兰老岛一个城镇的连续两起恐怖袭击、12月科塔巴托市(Cotabato)购物中心爆炸事件等。再加上菲南一直未彻底解决的分离主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菲南局势的复杂程度,且正在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在马拉维危机后,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家都保持持续、高度的警惕,因为恐怖分子非常有可能从棉兰老地区向周边扩散。2017年7月,东南亚临近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针对学校、政府大楼的袭击,但没有任何组织宣布负责。2018年11月,马来西亚警方逮捕了8名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极端分子。由此来看,尽管菲南马拉维危机得到了平息,但其引发的地区恐怖主义危机还远未结束,并且呈现出向周边蔓延、扩散的趋势。总而言之,与此前受基地组织的影响不同,当前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威胁受IS全球扩散的影响,日益呈现出恐怖威胁的多元与多层级等特征。在“后伊斯兰国”时代,菲律宾马拉维事件的出现充分体现了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的“伊斯兰国化”,而且东南亚各国政府缺乏应对这种威胁的准备和能力。尽管经过长达五个月的战斗,马拉维市得到了收复,但战后重建及地区局势的稳定并非短期内能得到恢复的。在东南亚,类似菲南摩洛问题的治理难题并不少见,比如泰南长期的动荡、缅甸罗兴亚人问题等,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都为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由此,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呈现出了国家性、区域性和全球性相互交织的特征。事实上,无论是IS还是东南亚本土的恐怖组织,它们在行动上和意识形态上都联系密切,甚至可以得到来自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支持。这种多元与多层级的恐怖威胁从未像现在这样联系紧密。尽管该地区的部分恐怖组织带有显著的国家性,但现在这些组织的跨界活动越来越多,而且与其他地区乃至全球恐怖组织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比如2017年5月的马拉维事件就是如此。此外,东南亚地区岛屿众多、海岸线广阔等导致各国之间的海上边界管理较为松散和分散,这实际上为IS在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庇护和行动上的便利。马来西亚尤塔拉大学从事恐怖主义和宗教暴力研究的专家穆赫德·卡马鲁尔尼扎姆·阿卜杜拉(Mohd Kamarulnizam Abdullah)就称,“东南亚是伊斯兰国的第二前线。”这就给东南亚各国政府在反恐问题上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地区恐怖主义问题可能会与本国存在的地区治理难题相重合,加大了对该问题处理的难度;另一方面,地区安全问题的多层级化加剧了威胁来源的广度,同时也加大了威胁的烈度。基于此,尽管东盟已经为东南亚各国提供了反恐合作的平台,但反恐交流并不能很好地应对新的挑战,而需要各国更加充分的情报分享与行动合作。就像东南亚反恐专家罗瀚·古纳拉特纳(Rohan Gunaratna)所言,东盟反恐需要从“需要知道”(Needto Know)到更加聪明地分享(Smartto Share)。(注释略)(未完待续)原文刊登在《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2期。2020年5月25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公众号网站转载。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2020年6月1日

发布于: June 4,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西方警察执法致死率为何居高不下
5月27日至31日,抗议示威的新闻首次超越新冠肺炎疫情,占据《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头条。焚烧国旗、袭击警车、向警察投掷石块和水瓶、在商店和警局纵火以及在墙上涂鸦,警察则用橡皮弹、闪光弹和催泪瓦斯驱散人群。这一幕发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连日来,因为该州警察暴力执法致使一位名叫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非裔男子死亡,导致抗议活动逐渐演变为同警察的暴力冲突,并蔓延至美国其他城市。其实,美国警察执法暴力在美国是常年存在的一个社会顽疾,与之相随的还有种族歧视和枪支泛滥等社会问题。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美国警察执法的“军事化”和暴力化一直缺乏有效的政治监督。这和美国政客缺乏解决警察暴力问题的政治意愿有关。2020年的前5个月,美国因为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的人数已有228人。这是全球数据研究公司Statista实时公布的最新数据。Statista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数据统计公司之一,总部位于德国汉堡,为个人、企业及高校提供全行业信息检索,其统计数据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明尼阿波利抗议示威出现纵火、骚乱、抢劫以及破坏公共与私人财产的当天,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就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抗议2天后,特朗普政府及支持他的福克斯新闻(Fox News)就开始使用“rioters”或“thugs”(暴徒)等字眼形容攻击警察和打砸抢烧的抗议人群。       ▲5月27日,暴力示威者闯入明尼阿利斯市一间Target门市后进行抢掠。   美国明尼苏达州抗议仅发生1天后,该州就宣布动用美国国民警卫队 (United States National Guard)维持秩序。2天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就和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Tim Walz)通话,如果地方市政府无法恢复控制,联邦政府考虑对该州提供“军事支持”。一治安文化差异?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2019年8月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份新研究发现,年龄在25岁至29岁之间的各种族男性中,被“美国警察杀害”是继癌症、心脏病、自杀和吸毒等因素之后的第六大死因。其中,少数族裔是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最大受害者。根据《纽约时报》5月28日的报道,美国肯恩大学(Kean University)的刑事司法学教授沃克(Connie Hassett-Walker)选择从美国治安文化的角度解读美国警察暴力问题。在南部州,警方巡查源自过去白人治安人员依据相关奴隶法对奴隶开展的监督性巡逻;在北部州,巡查则侧重“防范”非洲裔美国人等被视为“危险低等人”的其他移民群体。所以,种族歧视在百年前就已根植于美国警务治安文化,至今没有被摒弃。       ▲5月31日,在华盛顿白宫附近,示威者在抗议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时纵火。当然,这也不是纯粹的种族歧视问题。根据Statista的数据,美国警察暴力导致的白人死亡人数也一直居高不下。美国警察暴力还和美国的持枪文化及枪支暴力有一定的联系。而且,从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例子来看,社会治安的维护并不一定要靠警察的暴力执法。人们完全可以看到一个“警察不杀人”的美国。一根本没有“警察暴力”的解决方案对于美国警察暴力,美国执政者并没有解决方案。2015年以来部分州要求的所谓的安装执法摄像机,似乎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也因为种族歧视的大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些所谓的减少种族歧视的策略也没有奏效。比如,有人提议增加警察队伍当中少数族裔成员的比例,或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在非洲裔选民集聚区,比如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警察局,大多都是少数族裔警察,但该局还是被指控参与了一系列违宪且充满种族歧视的巡查活动。美国执政者更多是将矛头对准示威者或暴徒这一面。特朗普所考虑的“军事支持”就是为了更好地武装和援助警察,从而更好地应对暴徒。这也是美国警察“军事化”的一种体现。但有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军方向地方执法机构派送军事装备,只会引发当地更多针对警察的枪支暴力袭击。特朗普考虑军事介入的方案也存在风险。       本信息由《郭子资讯》提供,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地区安全研究,本信息观点不代表本微信公众号立场。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6月1日。

发布于: June 4,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共推5,000亿举债,德法重拾欧洲联邦梦
5月1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联合视像记者会,共推占欧盟经济产值约3%、总值5,0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与此前5,400亿向各国贷款的救市方案不同,复苏基金将以欧盟名义举债,并以免偿还资助方式救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欧盟委员会将于本周三(5月27日)提出预算方案,届时德法的提议料将纳入其中。预算最终依然需要欧盟各国一致同意才能获得通过。可是,正如马克龙所言,“德法协议并非欧盟27国的协议,可是若非先有德法协议,也不可能有27国的协议”。默克尔指出欧盟举债得来的款项会在短期内使用,而作长期还款。有关款项预计会集中供给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受疫情打击严重、财政本已不够稳健,以及主要产业为旅游业或不能遥距工作行业的国家。偿还债务的担子将主要落在德国等财务稳健国家身上。默克尔就表示预计单是德国就将负责27%的还款。▲5月18日,默克尔与马克龙举行联合视像记者会。一欧盟的“汉密尔顿时刻”?这种由欧盟较富裕国家将财力转赠较贫穷国家,且由欧盟为单位共同承担债务的做法,更被德国财长肖尔茨(Olaf Scholz)形容为欧盟的“汉密尔顿时刻”。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是美国立国后的首位财政部长。1790年,他决定将当时13州在独立战争中累积的债务“联邦化”,变相由维珍尼亚州等较富裕的烟草生产州去救济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州份,正式将美国变成了一个财政联盟。这次德法协议虽然没有将欧盟各国的债务收归欧盟所有,但仍有可能成为欧盟走向财政联盟的关键一步,使欧盟预算越来愈像美国的联邦预算、各国预算越来愈像美国的各州预算。如果事情真的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2020年5月18日这一天,也许会长存于欧盟的历史书典之中。二德国法院的“塞翁失马”让欧盟变成一个富国补贴穷国的所谓“转账联盟”(Transfer Union),一直是以德国为首等财主国的“大讳”。默克尔4月27日同意以欧盟名义共同举债,以免意大利等国疫后国债不堪重负之时,仍声言绝不会同意免偿还资助。这次转变态度的促因,其实是来自德国宪法法院5月5日的一个判决。德国宪法法院疑“越权”推翻欧盟法院的判决,指摘欧洲央行2015年起的量化宽松买债计划可能越权,不相称地影响各国财政状况,要求央行在三个月内提供合理解释,否则跟随欧洲央行指示执行买债计划的德国央行将要把债券卖出。此次判决除了引发各国法院与欧盟法院的司法权力衡突之外,也引起外界担心欧洲央行目前正在进行的7,500亿欧元抗疫买债计划将会同样受阻。       ▲此次疫情在欧洲爆发初期,欧盟缓慢的应对手段,一度引发“欧盟解体”的讨论。此前,连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一直呼吁各国不能单靠货币政策救市,财政政策也需更为进取。不过,倾向保守取态的默克尔一直也不愿与主张“新冠债券”(Coronabond)的马克龙等领袖站在同一条船。根据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报道,默克尔在得悉德国宪法法院判决之后,知道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前路难行,才决定这是政府出手的时候。此后不出两周,默克尔与马克龙又重新建立起德法同盟,领导欧盟政策。三复苏基金的阻碍不过,这个有德法背书的5,000亿复苏基金也不一定能够“顺风顺水”。首先,由奥地利、丹麦、荷兰和瑞典组成的“节俭四国”(Frugal Four)已提出不包括免偿还资助在内的替代方案。虽然节俭四国的重量级盟友德国此刻已转了阵营,不过曾毫不留情批评南欧国家将金钱都花在“红酒和女人”身上的荷兰似乎将领导一场顽强反抗。其次,一直作为欧盟预算最大得益者的波兰、匈牙利等国,在此疫情之中并未受到严重冲击,定将反对由他们出资去救助理论上较为富裕的意大利、西班牙等。要换取它们的同意,欧盟也许要放弃原本以预算分配干预其国内法治争议的计划。正如欧盟大多数的争议一样,小国的声音往往被炒作成重大难题。可是,当德法两大国方向一致之时,这些小障碍最终也难阻欧盟整体前行。        本信息由《郭子资讯》提供,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地区安全研究,本信息观点不代表本微信公众号立场。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5月27日。

发布于: June 3,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解剖美国军工复合体真相
美媒《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于当地时间2020年5月17日刊载《为什么美制炸弹一直在也门杀害平民》(Why bombs made in America have been killing civilians in Yemen),谴责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不停加大军售介入也门内战的沙特,并称“昔日对外军售大都是为了达成外交目标而提供或保留,特朗普政府却追求制造它们(武器)的利益与随之创造的工作,先考虑武器被如何使用”。乍看之下此论颇大义凛然,然而美国对外军售并非始于特朗普,昔日军售与军援也绝非不求回报的大公之举,军事工业复合体结构操持美国外交与军事决策由来已久,特朗普之前的美国政府绝没比较高尚,本质上俱是为了自身利益出口军火以扶持附庸政权或打击敌手,特朗普不过撕去推行美式民主的口号伪装罢了。因此《纽约时报》仅批驳特朗普不免失之偏颇,未能直探军事资本掌控美国政治的根本问题。▲美军与美制武器经常出现于全球各地的战场上,加深当地冲突,图为2017年共同打击阿萨德政府的叙利亚库尔德族士兵与美军。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1962年)在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就揭橥过:“当前美国的资本主义有很大部分是军事资本主义,而且大企业与国家间最重要的关系乃植根于军方需求与企业需求间的共通利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1890─1969年)亦于1961年的告别演说里,警告道“强大的军事组织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联姻是美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现象,在每一个城市、每个州的议事机构、联邦政府的每个办公室都能感受到它的总体影响……我们必须防备军工复合体获得无法证明是正当的影响力”,从此“军工复合体”遂成了饱受瞩目的美国利益代名词。但讽刺的是,历届美国政府都免不去军工复合体的支持,就连艾森豪威尔自己也不例外。以高空侦察机U-2为例,1954年艾森豪威尔提及手下官员“要求授权一项总值为3500万美元的三十架特种性能飞机的生产计划。大量的设计和研制工作早就已经完成。我批准了这项行动”,而制造商正是大名鼎鼎的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艾森豪威尔振振有词地在回忆录里辩解道“我们在情报方面的相对处境,与苏联人比较之下,可说是不能更坏了……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情,我批准了情报首脑提出的在苏联领土上空使用U-2侦察机的建议”。美国国防部长麦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1916─2009年)曾于1967年,向国会解释军售目的在于“整合我们的供应系统和协助限制各种不同形式装备的扩散…在经济上能够做到更大量的生产经营…因吾海外驻军所造成资金外流的不利因素,至少一部份可以获得抵销”。说穿了,就是要垄断市场、扩大生产、挣取更多利润好弥补开支,纯然符合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批评,只是金融寡头换成了军工寡头,是资本主义更暴力地集中与展现。        ▲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对外军售的重要客户,图为2018年沙特空军阅兵时表演的美制F-15战斗机与欧洲制狂风战斗机。不过为了师出有名,美国在发动战争与对外军售时,仍得打出“国家安全”或促进“民主自由”的旗号,借此降低国内外反弹,但本质仍是逐利。故即便是主张要施展“人权外交”、斥责“美国是世上最大的军火贩”的美国总统卡特(James Earl Carter),也照样同意向人权纪录恶名昭彰的沙特阿拉伯,出售60架总额约20亿美元的F-15战斗机;迫害巴勒斯坦人不遗余力的以色列,也被允许以50亿美元地高价购得F-15与F-16战机。而战斗机的制造商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与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在这些交易里可说是赚得盆满钵满。加上随着海外军事行动逐年增多导致赤字暴增,美国更需要靠军火交易挹注财政。如1971年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年)为了阻止美国贸易逆差,不但停止金本位制与征收10%进口附加税,还下令扩大武器外销,很快就让美国对外军售额自1971年的13亿美元猛增至1973年的40亿美元,亦使美国在当年度享有19亿美元顺差,自此之后美国便更猛速攻掠全球军火市场,顺带以此巩固美元优势,更强化了美利坚霸权。根据美国国务院于2019年底发布的报告,美国于2007至2017年间占比全球军火交易额高达79.5%,年均1,430亿美元,是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中国大陆等其后九国总和的四倍以上。试想,尽管美国无法纯靠军火交易扭转因产业结构缺失与全球经济分工的浪潮所导致的每年数百亿美元逆差,但若少了武器外贸额,美国出口势必更加恶劣,也更难影响各国地缘关系,进而保障美国霸权的优势,因此美国决不会甘于放弃这么一大块染血的馅饼。        ▲1966年越战中的美军士兵。加上军火工业与战争对美国的刺激十分显著,比如二战结束后美国即陷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立刻挽救这颓势,1950至1953年间军费年均增长57%,经济增长率从原先的4.5%上升到6%,军事开支最高曾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4.1%。越南战争的庞大军事赤字也让美国经济增长率,自原本的5.5%提高到8%,GDP占比在1968年时达到最高的9.4%。第一次海湾危机爆发时,美国经济增长率曾跌到负0.07%,但开战后迅即于1992年猛升至3.52%。所以面对如此高效的“生长激素”,白宫里有哪个官僚能拒绝得了?但军火贸易与战争亦是美国经济的鸦片,因从长远来看,其带来的高额利润多分配到军火商、私人军事承包商与政客身上,广大人民未能均沾,反而得贡献税赋给武器的研发、购买与维修经费,并排挤教育、医疗、粮食等攸关民生的政策预算,士兵伤亡带来的经济与道德成本也不容小觑,故无异饮鸩止渴。然而在军火商与相关游说团体的庞大势力下,白宫既无法戒除选举基金与回扣的诱惑、又无良方可替代军工产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军工复合体自然会继续影响美国决策。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式民主其实仅是有益于一小撮资本精英的狭隘体制,绝非人人俱可享福。也因此,即便有少许白宫官员或国会议员想立法规范军火出口,但仍留下漏洞好让美制武器能继续替星条旗生财。譬如美国国会于1976年先后制定《武器出口管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与《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旨在监督武器外贸与相关技术的出口,但又于《武器出口管制法》里授权总统可豁免限制,特朗普正是靠此条文屡屡军售沙特、巴林等也门内战的参战国,激化当地的武装冲突。但讽刺的是,《武器出口管制法》又载明“美国的终极目标仍旧是打造一个免于战争灾难与军备危险和负担的世界”,何其矛盾!虽然2018年与2019年有国会议员好几度谴责或打算阻止军售沙特,但议案不是遭搁置就是被否决。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Eliot Engel)要求国务院监察长利尼克(Steve Linick)调查2019年特朗普以伊朗威胁为借口出售沙特、约旦、阿联酋军火一事,结果利尼克也于5月18日遭解雇。不过这不代表美国政界良知的复苏,因为反对者多仅伺机抨击特朗普政府的违法乱纪,对处于问题核心的军工复合体结构,可从没打算彻底剪除。也许有人会质疑:美国不是也会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吗?然而这表面慷慨的举措,实质上有益清除美国武器库存,加速更新换代,白宫可由此下令添购与研发新款武装,军火商便能得到新订单。再说援外的武器仍有维修保养、补充零件、人员训练、技术或生产移转等一系列后续问题,这些服务能保住军火商的生产线,是稳定的长期摇钱树,又能深化受援国对美国的依附,因此实质上仍旧是为了利己。军事、金钱、政治相勾结的利益结构,构成美国政治的圣三位一体,但长期下来却造成三点危害。一是,外交军事化。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局等军方与情报部门都能对外交政策说三道四,在军火商的游说与献金下一次次激发地缘危机,国会议员亦受到同样的影响,如此一来美国便可顺理成章地扩张军备,军工业也就自然不愁吃穿。但后果便是加剧国际冲突,破坏全球和平。▲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左)与前总统小布什两人与军工石油业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被认为是入侵伊拉克的原因之一。二是,政治腐败化。军工业不但撒下大笔银票动摇政府决策,还常聘雇政府高官担任顾问以累积人脉,甚至堂而皇之迈入白宫成为大员,替自家厂商牟利。比如在老布什任内执掌国防部、尔后又搭档小布什成为副总统的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在1995至2000年间曾是军工石油企业哈利伯顿(Halliburton)的执行长。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哈利伯顿凭借承包一宗宗五角大楼合约日进斗金,最后在2005年跃为全球第十大军工厂商。而特朗普政府里,先后当上国防部长的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与埃斯珀(Mark Esper),更是来自波音公司(Boeing Company)与雷神公司(Raytheon Company)的副总裁。如此紧密的军事资本结合体,既引发前述的外交军事化,更使军工业与政府在众多交易里发生浮报、回扣、贿赂等弊案,加深政治腐败。三是,扩大贫富差距与产业结构畸形化。过分注重军事产业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军费年年上升,如特朗普2019年的军费预算已高居7,160亿美元,2020年更增至7,500亿美元,但教育、医疗、农业、住房等项目的经费悉遭削减,特朗普却大言不惭地声称这是“一份为了更好的美国的预算”。这种朘吸人民生产成果喂养少数军工业的行径,本质就是合谋军工富豪剥削百姓,既加深人民的苦状,更激使美国制造业愈往军工体系倾斜,丝毫不利健全产业结构。而对部分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亦是如此,辛苦积攒的少许外汇,不时在美国劝诱或胁迫下购买美制军火,既削减内部资本的累积,不利经济发展,又排挤民生经费;对外也起了供应美国军工业与金融业的作用,更固化美国的军事与美元地位。如想选择他国交易,往往会受到制裁。譬如印度尼西亚有意购置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便遭美国端出《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威胁;土耳其购得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亦面临美国制裁与恐吓踢出F-35战机供应链地风险。这既有美国打击敌手外销与军事影响力的用意,更重要的是得保持市场垄断权滋补自家军工业,因此绝不许第三世界国家自行挑选美国以外的客户。然而这些恶果很难撼动美国大众的视听,不少右翼分子更深信:经济的衰退必定是中国大陆、印度、墨西哥等国“盗窃”美国人工作机会所导致,完全没考虑到军工复合体是扭曲美国政经的元凶,反而用选票替压榨自己的寡头助威,剑指受美国军事与资本威胁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荒谬的指控,绝对是所有受压迫族群的悲歌、资本主义话语权的胜利。加上军工业由于所需的技术高、资金高、研发周期长、风险也高,天生就有资本集中化与垄断化的倾向,这更促使军工复合体抓紧能榨取国家资源的任何机会。英国史家基尔南(Victor Kiernan,1913─2009年)也说过,“一个充斥着富有商人的政府不可能严格限制经济中的被垄断部分”,因此“很难想象他(美国总统)会在任何远离公众意识的外国问题上抵制一个强大的资本集团所施加的压力”。由此,对于美国内部声讨特朗普出口军火的意见,千万不能过度拔高视之为山姆大叔的悔罪,充其量不过是供作竞争的燃料。即便国会换届与白宫更替新主人,军工复合体依旧不会停止把持美国政局,更不会戳破以“民主自由”伪装的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专政本质。所以无论是在也门内战里淌血的惨死百姓,抑或在纽约垃圾桶里翻检残羹冷炙的失业贫民,不过都是无良寡头们在狂饮资本主义暴力瘾头豪宴下的众多祭品。 本信息由《郭子资讯》提供,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地区安全研究,本信息观点不代表本微信公众号立场。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2020年5月26日。

发布于: June 1,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巴以“割席”:两国方案或成绝响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与巴勒斯坦国,由今天起解除所有与美国及以色列政府达成的协议和共识,以及来自这些协议和共识的所有责任,包括与安全事务相关的责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5月19日深夜如此宣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本身就是根据1993年的以巴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而建立的。自治政府目前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与以色列当局的“安全合作”就包括了巴、以、美三方的情报分享、反恐、调解以军在巴方控制地区造成的军民冲突、遣送误闯巴人地区的以色列人,以及暴动管制等等。如果以巴政府完全撕破脸的话,巴方将不会再协助管制和安抚西岸地区内的巴人扰动,使占领当地大部份区域的以色列政府面对沉重保安负担,而且如果此等“割席”代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即将解散的话,以色列政府更要负起作为西岸占领者管治超过200万“敌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成本。如果事情发展至这个阶段,以巴双方早已毫无进展的“和平进程”也将寿终正寝。一甚嚣尘上的吞并计划阿巴斯之所以会突然宣布“割席”,其最大原因在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最快可在7月1日在以色列国会通过正式吞并其在西岸地区违反国际法占领的犹太定居点。经历三次未能夺取国会多数的大选之后,内塔尼亚胡与其最大政敌甘茨(Benny Gantz)达成权力分配协议,由前者继续担任总理18个月,再将总理一职交由后者担任。内塔尼亚胡5月17日宣誓就职后,甘茨现在头上挂着新创的“轮任总理”职衔,兼任国防部长,拥有对内阁大部份政策的否决权,而其党友也控制了半数政府部门。然而,其中一项甘茨没有否决权的政策项目正是“吞并西岸犹太定居点”。在宣誓就职之前,内塔尼亚胡就明言会将以色列主权延伸至其西岸据点,并称这是“锡安主义历史上另一光荣篇章”。目前,由于世界各国忙于对抗新冠疫情,内塔尼亚胡未必没有趁乱打劫的盘算。如果他急行军正式通过吞并西岸,世界各国又未有重大反应的话,既定事实就更加难以改变。因此,阿巴斯此刻实在是不得不严厉发声,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轻举妄动。不过,阿巴斯此番警告会否演变成“狼来了”的故事,却尚待观察。二阿巴斯的“狼来了”此前,阿巴斯已曾多次宣言要中止与以、美两国达成的不同协议,几乎每次都未见正式落实。例如在2017年,以色列当局于耶路撒冷圣殿山入口加装金属探测器,阿巴斯就曾宣称要中止与以色列政府的安全合作,最后却是不了了之——毕竟巴勒斯坦当局与以色列的合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西岸当地巴人要加装手机通讯基站,还是巴人管治区的内部交通,也需要以巴双方的合作。在阿巴斯此次“一刀切”的“割席”宣言之后,巴方对其实际做法的讯息也甚为纷乱。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数位具名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官员表明“这次不一样”,“(阿巴斯)已作出决定,再无转圜空间”。可是,以色列左翼《国土报》(Haaretz)则引述多位未有具名的巴方官员指“大门尚未关上”,而巴方安全部队“有可能减少与以色列当局对话”,不过“目前尚未能确定双方协调会否完全中止”。       ▲阿巴斯现年84岁,其健康状况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稳定的隐患之一。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有超过一半预算来自以色列当局代为收取的税项收入。如果阿巴斯真得要一刀两断的话,这将是“损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动作。目前,西岸分为A、B、C三区,前者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治,后者由以色列实然管治,而B地区则实行巴人民法,却受控于以色列军事势力之中。由于C地区占地最广且割裂并包围了分散的A、B分区内部的不同地区,因此巴勒斯坦当局连在其管治区内交通也要经过与C区以色列当局协调。如果双方真得要“割席”的话,阿巴斯必须提出处理办法,至今外界却未能得见这些“割席”的落实详情。虽然欧盟、阿拉伯联盟、加拿大等跨国联盟和国家都已向以色列的吞并计划发出警告,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King Abdullah Ⅱ)也警告以色列的吞并将造成与约旦的“大规模冲突”,且有可能威胁双方在1994年签订的和平协议,可是,如果阿巴斯此次不能显示出冲破以往“狼来了”格局的决心,内塔尼亚胡最终即使未有落实吞并计划,之所惧者也绝非阿巴斯再一次的空泛威胁。三吞并对以色列有害而无利根据特朗普本年初公布、没有巴勒斯坦参与的中东和平方案,以色列将吞并西岸约30%领土,其中包括约旦河谷的肥沃土地。这对以色列而言,骤眼看来当然是非常吸引。可是,目前这些领土实际上早已控制在以色列之手,在法理上将之吞并只是一个政治符号上的举措,并不会改变在地的权力划分现实。然而,这个符号性的胜利,如果导致巴勒斯坦一方完全变成敌对势力的话,以色列的安全与管治成本将大大增加,区内不稳更无终结之望。这样的交易是否值得,恐怕连内塔尼亚胡也要踌躇一番。同时,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最终解散,在没有机构能够代表巴勒斯坦国的情况下,以色列将被迫走上某程度的一国模式,将巴勒斯坦人归为国民。在巴勒斯坦人出生率高于犹太人的背景下,这种发展将惹来犹太人更大的焦虑。其次,如果以色列明显将一大部份的巴勒斯坦人当作“二等公民”、严重剥削其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话,以色列将变成一个正式的种族隔离国家。有南非的前车之鉴,内塔尼亚胡或许也不愿将以色列带上此一道路。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最佳的状态当然是把“吞并”当作永恒的口号来凝聚人民支持,而不必付上实际吞并带来的代价。不过,话说多了便成真,如果美国真的首肯以色列的吞并计划,在国内右翼民情的压力下,内塔尼亚胡最终也许不得不给自己惹麻烦。客观而言,无论对阿巴斯,还是对内塔尼亚胡,“两国方案”的愿景其实依然是最佳的出路。对前者而言,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当然是最终的政治目标,也能合理化其自治政府的存在;对后者而言,有了特朗普的中东和平方案,“两国方案”也可被解读成以色列吞并西岸定居点,并将巴勒斯坦变成附庸国的想像。然而,如何在目前紧张的政治形势之中维持这种“一种方案,两种表述”的愿景,却不必改变现状,对双方而言,也是一大难题。如果现状不得不改变,双方在比拼实力之下,最终以色列法理吞并西岸定居点的现实也许将无法回避。         本信息由《郭子资讯》提供,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地区安全研究,本信息观点不代表本微信公众号立场。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5月21日。

发布于: May 29,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