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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医疗健康专家来访CGE,共商海南健康产业发展
2019年11月16日,台湾医疗健康方面专家阎中原教授一行4人来访基金会,并与CGE团队就大健康产业项目落地海南进行了意向交流。对方对海南整体自然环境及政策的优势表达了积极的肯定,并对海南把医疗健康作为重点产业之一进行推动表现极高的热忱。双方对目前医疗技术与医疗服务相关内容进行了探讨,并一致认为,目前医疗技术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我们更应该关注技术应用的深度及广度,让优质的医疗技术有效普及社会大众,满足社会大众的康养需求,切实让大众受益。    ▲座谈现场阎中原教授认为,海南在医疗服务上可以借鉴一些成熟的医疗服务文化,比如引进台湾较为完善的护理理念及技术等落地海南,助力海南医疗健康整体水平的提高。        ▲合影留念  台湾医疗健康专家阎中原教授(左四)、CGE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右四)CGE执行理事长李柏青表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背景下,医疗健康作为海南省十二大重点产业之一,医疗健康产业未来的发展和市场需求潜力都是巨大的,而健康医养方面作为CGE六大业务领域之一,CGE正在积极参与并推动健康医养相关项目在海南的落地,同时也指出海南目前的医疗服务、康养产品的设计等软实力还有待提升,更需要相关领域的知名机构参与开发和建设,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海南医疗健康的发展。作者:投资财务部 李炎延编辑:传播推广部 崔鹏

发布于: November 21,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国际安保规范协会总干事Jamie Williamson出席第二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
一、2019第二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2019年11月9日至10日,第二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在杭州顺利召开。本届论坛以“非传统安全与海外利益保护”为主题,来自瑞士、意大利、以色列、马来西亚、塞尔维亚以及国内安防产业、安保服务行业、知名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安防产业国际规制、数字安防与安全挑战、海外安保最佳实践,为国内产业发展和走出去建言献策,共计一百余位国内外专家参会。论坛由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OSS国际协作中心发起,联合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国际安保规范协会(ICoCA)等机构共同主办,浙江省保安协会、浙江省对外工程承包商会协办,中军军弘集团、浙江金盾安保集团、杭州市安保服务集团、嘉兴市南湖区保安公司、杭州狮盾保安公司等特邀赞助企业为论坛提供相应支持保障。出席本届论坛的外方专家学者:1、国际安保规范协会总干事杰米威廉姆森Jamie Williamson2、意大利都灵大学安全危机管理中心共同主任亚历山大阿敦诺Alessandro Arduino博士3、以色列反恐专家,政府顾问安娜特马龙Anat Hochberg-Marom博士4、以色列要员安保专家、前美国驻以色列使馆安保负责人亚尼夫巴欧Yaniv Bar OZ5、以色列M-Pro79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莫棣Motty Presler6、马来西亚内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Malaysia打击非法移民与人口贩运事务官员江文华KONG WOON WAH7、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博戈杰维奇Branislav Bogojevic出席论坛的中方领导和学者:1、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秘书长赵永华2、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3、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艾莱提4、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余潇枫教授5、海外安全与安保(OSS)国际协作中心、浙大非传统安全中心海外安保研究团队负责人、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周章贵6、中军军弘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濯7、海康威视国际市场传播总监吴琳8、华为智能安防产品线高级营销经理袁波。    ▲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与国际安保规范协会总干事杰米·威廉姆森 Jamie Williamson在杭州进行会谈在论坛期间,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和国际安保规范协会总干事杰米·威廉姆森 Jamie Williamson进行专题交流会,继续加强项目合作和业务对接。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十一月下旬应邀出席日内瓦国际安保规范协会2019年度年会。二、Jamie Williamson主旨发言论坛第一部分:主旨演讲—安防产业与国际规制。国际安保规范协会(ICoCA)总干事杰米·威廉姆森 Jamie Williamson做主旨演讲,演讲题目是《ICoCA国际安保服务规制及其认可标准》。(一)国际私营安保领域的规范文件与认可标准(二)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的发展过程(三)当前运作情况以及未来5年规划。(四)表示愿与中国各利益相关方开展积极对话与协作,共同提升国际安保标准以提供全球负责任的安保服务和复杂环境中的监督职能。    ▲ICoCA总干事Jamie Williamson做主旨发言国家安保规范协会(ICoCA)由国家政府、私营安保公司、民间团体为核心的多方利益协作机制于2013年成立,其秘书处坐落于瑞士日内瓦,致力于确保私营安保服务提供方尊重遵守人权和人道主义法规。ICoCA作为管理监督机制服务年计划,以打造国际平台的出发点,吸引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组织多元化建设,重点致力于深入建设私人安保服务提供者国际行为守则的有效的功能秩序,同时基于领域的反馈来进行机制检测和加强其运营意识与足迹。其中,面对私营安保公司当前没有有效专业的监管机制和日益壮大多元化的现状,ICoCA一直以来致力于连接政府、安保公司和民间团体来推动和改变当下业内格局。私营安保公司拥有着包括跨行业的公司实体、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机构、大型活动策划方以及个人等多元化的客户人群。由于客户人群的服务选择主要由价格决定,私营安保行业竞争尤为激烈。私营安保行业在2010年开始广泛采用《私人安保服务提供者国际行为守则》,随着私营安保行业近年的显著增长趋势,私营安保公司也因着拓展服务范围和客户人群在安保市场上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份额。此外,接受私营安保企业被执行国际认可的准则认证的重要性已经获得了各界支持。相关行业准则的认证包括《国际安保行为守则》的应用虽然目前是客户基本诉求,但是仍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来推进和改善整个私营安保行业的大环境。因此ICoCA将采取积极主动的立场,根据私营安保市场的预期发展和安全趋势,基于需要重新评估某些优先事项。协会成员和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必不可少,对于继续提高私营安保行业的标准至关重要。三、Jamie Williamson圆桌发言论坛第四部分:国际安保合作中外圆桌对话环节国际安保规范协会(ICoCA)总干事 Jamie Williamson为代表的外方对话嘉宾回应了对于中国市场的合作需求。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驻外机构和人员领事保护“捉襟见肘”,随着今年来新闻曝光率的增加,矛盾也逐渐凸显。当前,外交部和驻外使馆每年就处理了包括绑架和袭击事件在内的8万多起案件,平均每天235起。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安全管理意识和能力非常薄弱,民营企业尤为严重的现状使得随之而来的中国安保机遇与挑战并存。如前所述,目前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仍处于计划或早期开发阶段,但是针对海外中国公民的暴力行为正与中国经济扩张的增长成正比。 2015年习近平主席要求加大努力以确保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从那时起,内地私人安保力量目前正从非正规和零散的产业发展为更成熟的产业。国有公司和私营公司都开始意识到,通过与专业的安全公司签约,将比自己投资安全服务更省钱。可以建议中国中央政府通过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监管机构合作,制定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全面的行为准则来保护中国的基础设施和人员,以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在与第三国合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时,由于在国外对中国的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区分和理解存在的模糊,中国需要进行复杂的风险分析和减缓,涉及到中国私营安保企业的国外事件会面临的政治后果和社会效应。同时,增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并共同监管中外私营安保公司之间的互动,以及预警系统等高新技术应用的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度也是当下中国私营安保行业管理的未来发展大方向。四、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大学共同主持的ICoCA项目通过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专家论证和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理事会讨论,2017年12月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理事会批准立项《国际安保规范协会(ICoCA)标准合作推广项目》,分五年(2018年至2022年)完成。项目任务是推进国际安保服务规范与认证研究推广工作;组织国际安保规范协会年会及国际组织考察;开展国内安保企业国际安保规范协会会员申报服务;合作开展国际安保规范协会国际标准认证服务;2018年:项目组翻译完成ICoCA国际规制7份文件;推动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申请加入ICoCA社团组织会员;启动国际安保培训计划;出席ICoCA年会及共同组织考察。    ▲ICoCA总干事Jamie Williamson、ICoCA观察员周章贵、CGE副秘书长艾莱提共同出席第二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2019年:2019年4月8日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已经成功加入ICoCA社会团体会员;2019年5月撰写完成《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国际安保(反恐)业务建设规划方案》,征求学术委员会专家意见并提交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理事会。2019年6月撰写完成三篇关于ICoCA项目的文章,通过基金会微信号和网站推送,做好项目推广工作:1、周章贵、艾莱提:国际安保规制30年进程及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成立背景;2、艾莱提、周章贵: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发挥智库作用引进国际安保标准;3、周章贵、艾莱提:海外私营安保发展模式及中国海外安全与安保管理能力建设。2019年11月邀请ICoCA官员在杭州商谈三方合作项目;2019年11月编写完成ICoCA培训教材汉文版;2019年11月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出席ICoCA年会、组织考察、举行中国安保主题边会。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副院长艾莱提、实习生杨聆韵。2019年11月17日。

发布于: November 21,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杨保筠、曾安安:泰国的反恐形势与国际合作(下)
杨保筠,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博士三、泰国积极参与反恐国际合作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日益国际化,它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害,因此,单靠一国之力难以阻挡恐怖主义活动在本国蔓延。因此,泰国在反恐领域中也特别注重开展国际合作,不仅把目光紧盯国内的政治动乱和泰南的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同时也大力参与地区和国际反恐。实际上,泰国所处的东南亚地区在近些年已经不止一次地遭受过国际恐怖主义的重大威胁,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都曾遭受过恐怖主义袭击的摧残。而泰国作为该地区的一个主要交通枢纽,往往成为国际恐怖组织成员往来该地区各国的通道,而且也对泰国本身存在的恐怖主义活动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因此,泰国领导人也曾多次表示,泰国应该承担起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重任,在反恐战争中增强国际合作。如果政府允许泰国成为恐怖分子的安全保护区,那么这将有损于国家利益。在开展国际反恐方面,泰国政府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关系比较密切,还努力通过联合国、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和区域合作组织开展反恐合作。泰国与美国长期保持着准同盟的关系,双方在安全领域内的合作非常紧密。自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并主导国际反恐斗争以来,泰国积极参与其中,并给予美国许多协助。.泰美双方在反恐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情报交流和务实合作。据报道,2002年初,泰国曾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以供美国审讯抓获的基地组织头目;2003年泰国在逮捕“伊斯兰祈祷团”二号人物汉巴里后,随即将其交给美方监押。时至今日,泰国还与美国开展反恐情报共享和联合反恐演习。泰国的反恐执法人员与相关职能机构接受由美国国务院和设在曼谷的美一泰国际执法学院的培训。此外,美国还为泰国皇家警察设计和开展反恐培训,以加强其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泰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反恐合作也开始于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之后。2002年10月印尼巴厘岛发生的造成大量澳大利亚公民遇难的爆炸事件,进一步加强了两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当月,泰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国际反恐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同意分享关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情报和信息。2009年,澳大利亚外交部向泰国政府提供了100万澳元赠款,用以协助发展泰南的教育事业。另外,澳大利亚与泰国还在打击毒品走私及非法入境等国际犯罪行为方面开展了合作。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力潜入亚太地区,尽管泰国当局强调“伊斯兰国”并未在泰国活动,但澳大利亚政府担心泰国有可能成为联系澳大利亚和中东地区的中转点,于是,泰澳双方遂在2016年1月宣布将打造新的反恐协议,共同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泰国与俄罗斯的反恐合作也相当密切。2015年12月,泰国曾经盛传有10名跟“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联的叙利亚人潜伏在泰国境内,伺机在帕提亚、普吉岛等旅游胜地制造恐怖事件,策划袭击者的主要目标是俄罗斯游客。这一情报就是由俄罗斯安全部门提供的。泰国安全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开始监督境内所有外国人的行踪与动态。除了俄罗斯人外,同时也针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观光客聚集地加强保护措施,以防止发生针对性恐怖袭击。2017年4月27日,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期间与泰国副防长乌敦德举行会晤后表示,俄罗斯与泰国将签署安全领域合作协议,共同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由此可见,俄泰两国间的反恐合作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作为东南亚国家,泰国与周边邻国之间也在大力开展反恐合作。众所周知,东南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活动比较猖獗的地区之一,而今后该地区和宗教相关的恐怖组织数量可能还会增加,这些恐怖组织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恐怖组织有着广泛的联系,东南亚将有可能成为恐怖袭击和跨国犯罪的高发地带。有泰国安全官员表示,早在2003年,泰国安全部门就已经注意到几名被怀疑向汉巴里提供帮助的泰国人使他得以从老挝进入泰国。这说明泰国已经在通过与美国及邻国的相关机构互换情报等方式,合力追捕汉巴里并最终取得成功,这也为该地区的国际反恐合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在2015年曼谷四面佛爆炸案发生之后,马来西亚政府也积极向泰国政府提供帮助,并陆续逮捕了8名涉嫌爆炸案的嫌疑人,其中4人为马来西亚当地人,泰国警方高官也前往马来西亚对这些嫌疑人进行了审讯。泰国与新加坡也开展了破获恐怖组织与防范恐怖攻击方面的合作。泰国是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因而对在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反恐合作也怀有很高的热情。例如,在东盟框架下,泰国与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反恐合作,如2006年日本东盟峰会后,双方同意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加强合作,日本将帮助东盟成员研发追査假护照的系统等,这能够对泰国加强边境管控提供帮助。泰国也是东盟2013年“反恐公约”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APEC框架下,泰国积极参与与安全有关的合作,如强化亚太经合组织的反恐行动计划(CTAP)所规定的各项安全措施:保护国际旅行和航空;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促进网络安全;等等。在国际机构中,泰国也积极参与和反恐有关的事项。例如,2016年12月,韩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向该机构秘书处递交了《关于支持对核和放射性恐怖主义准备和响应能力的共同声明》,泰国也和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20多国一起,共同签署了这项声明。四、中泰两国反恐合作方兴未艾中泰两国是近邻,也都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因此,开展两国间的反恐合作已是两国政府的共识。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局势总体稳定,但在安全合作方面,随着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形势,使过去在冷战时期被掩盖的该地区的尖锐冲突以及新出现的各种影响该地区各国和中国安全的诸多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其中包括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各种形式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泰两国构成共同的威胁。由于这些威胁具有跨国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需要相关国家通力合作共同面对才有可能抑制和消除。因此,在中泰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两国就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要“推动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更广泛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贩毒、贩卖人口、非法移民、电信诈骗和网络犯罪,加强湄公河执法安全合作”,并将其列为“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的“适当和必要的措施”之首。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泰国在该规划中重要地位的提高,为了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中泰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在泰国总理巴育于2014年12月访华期间,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宣布将“进一步加强预防和根除有组织偷渡、贩卖毒品、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继续通过现有机制推进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表达了进一步推动双方包括反恐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意愿。双方的有关部门还把反恐合作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之中。例如2016年5月下旬,“蓝色突击一2016”中泰海军陆战队联合训练在泰国梭桃邑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举行,此次联训的主题是“中泰海军陆战队人道主义救援联合行动”,包括反恐背景下的两栖作战、在发生冲突地区撤离人员、救灾以及舰艇战术机动、协同通信等科目和内容。中方组织500多名官兵参训,双方参训总兵力超过1000人,兵力规模、装备种类、科目内容均超过以往。与此同时,随着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以及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为中泰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开展多边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平台。泰国是东盟主要成员国,是推动东盟一体化进程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中国与泰国之间的安全合作,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往往是以东盟作为重要平台来实行的。例如,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的《中国一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联合宣言》明确了双方合作的重点包括打击恐怖主义、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武器走私、洗钱、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而这些领域也正是中泰两国之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和大批具体成果,成为落实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协议的典范。又如,由东盟防长会议倡议而创建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旨在增强东盟与亚太地区有关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共同应对跨国非传统安全挑战。中泰两国也在这一框架下携起手来,共同推进有关各方在反恐和维和行动等多方面的务实合作。此外,中泰两国还共同携手,努力与其他东盟成员国共同开展多边反恐安全合作。如2011年10月5日带有恐怖主义谋杀性质的“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为应对湄公河航运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中泰两国与老挝和缅甸等湄公河流域国家共同发表了《关于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宣布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设立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指挥部,并多次联合实施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活动,保障了湄公河国际航运的安全。在东盟国防部部长会议及中国—东盟“10+1”框架下,中国与泰国在制定反恐“标准操作流程”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发展,而且将从海上反恐扩大到陆上反恐领域。2019年,泰国与其他东盟成员国一道,将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反恐演习。随着中泰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双方在反恐领域中的合作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2017年9月8日,来华访问的泰国公主帕査拉吉迪雅帕在京出席“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与‘一带一路’法律保障研讨会”,并做了主旨演讲。她高度评价了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进一步促进各国实现合作共赢和可持续发展。她主张,各国应采取预防措施,防范和减少跨国有组织犯罪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负面影响;应将安全因素纳入“一带一路”的设计,从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加强法律保障;有关项目合作应服务可持续发展,坚持法治,推动实现均衡发展。实际上,她所说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也包括了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犯罪活动。今后,中泰在推进反恐合作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增进互信,重视对方的核心利益并予以充分的理解和考虑。要谨防泰国国内的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对在泰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可能造成的威胁。位于泰国南部的也拉、北大年和陶公三府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宗教冲突频仍,社会十分动荡,并由此而滋生出分离主义运动,其中一些组织通过实行恐怖主义袭击,企图实现其政治诉求。这不仅使泰南三府长期动荡,甚至也使曼谷、普吉岛等地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高发地区。对此,中资企业在泰国投资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对策。对一些虽然可能有利于“一带一路”布局,但牵涉到泰国自身安全利益的重大项目,如不久前议论甚多、涉及中企的克拉地峡运河项目等,则务必慎之又慎。对于此类涉及对方国家利益的项目,应该由政府统筹,以免出现陷双方政府于被动的局面。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八届西南论坛论文集》 2019年9月。2019年11月4日作者同意在CGE网站转载。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November 21,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杨保筠:泰国的反恐形势与国际合作(上)
杨保筠,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博士一、泰国恐怖主义活动的态势近年来,泰国多次岀现暴力袭击事件,引起人们对该国的安全形势的担忧,给中国人造成最深刻印象和最大冲击的,则是2015年8月17日曼谷著名景点四面佛路口发生的爆炸,造成约20人死亡(其中有7名中国公民)。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把泰国视为一个安定、平和的佛教国家,因此这一突如其来的爆炸事件使中国民众受到极大震撼。随后,泰国的恐怖袭击案件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2016年8月11日至120,泰国著名度假胜地华欣以及素助他尼、普吉、董里府先后发生了一系列爆炸事件,共造成4人死亡和36人受伤,其中不少死伤者为西方游客。2017年5月9日,泰南北大年府的“Big C”商场接连发生两次爆炸,造成约60人受伤,伤者多为当地民众,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近百辆车受损。随后不久,曼谷三军总医院于5月22日发生爆炸,造成24人受伤。最近的一次爆炸袭击案件则发生在2017年9月22日,一辆汽车在泰南北大年府遭遇炸弹伏击,4名泰国准军事管理员志愿者死亡,5人受伤。对于这一系列袭击事件,国际舆论大多将其视为恐怖主义活动,并认为它们与泰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有关。根据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研究院主编的《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年鉴》,目前存在于泰国的恐怖主义国际组织主要有“联合南部地下组织”“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北大年伊斯兰游击运动”“伊斯兰祈祷团”“北大年马来民族革命阵线”等。据各方面的相关资料来看,“北大年马来民族革命阵线”(BarisanRevolusi Nasional MelayuPatani,BRN)成立于1963年,是泰国目前最大、最活跃、结构最严密的分离主义组织。它拒绝早期泛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鼓吹沙菲派的意识形态,参与政治激进主义活动,主张在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灌输这些思想。该组织领导人多为陶公府和也拉府的伊斯兰宗教教师,多数是从印尼和马来西亚学习归来,但也包括参加过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的退伍军人。该组织拒绝与政府进行谈判,也反对与其他分离组织合作。该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大众团体,近期的目标是使泰国中央政府无法对南部进行治理。该组织中有三个主要派别,其中有的组织,如以男青年为主组成的Pemuda Merdeka Patani(PMP),积极主张开展吉哈德(圣战),进行武装游击斗争,近10多年来在泰南制造了多起袭击事件。成立于1968年的“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Patani United Liberation Organisation,PULO)则强调要实现建立伊斯兰民族主义独立国家的目标。该组织把泰国中央政府在北大年府的存在称为“殖民统治”和“非法占领”,宣称要通过军事和政治的手段脱离泰国,并大力将其诉求国家化。“北大年伊斯兰圣战运动”是伊斯兰分离主义组织,长期参与在泰国南部的暴力行动。该组织敌视温和的马来穆斯林,指责他们是异教徒。该组织试图与其他组织合作,组成联合体,共同开展独立运动。它在泰南地区拥有武装,是目前在该地区活动的最极端恐怖团体之一。“北大年伊斯兰解放阵线”,在1986年前称为“北大年国家解放阵线”(Islamic Liberation FrontofPatani,或译“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是设在马来西亚北部吉兰丹州的激进伊斯兰分裂主义运动组织,多次参与在泰国南部的叛乱活动。该组织曾于1989年停止在泰国的活动,2002年又恢复。该组织的头目长期居住在马来西亚,泰国总理曾于2005年1月要求从马来西亚引渡他,但因此人拥有泰、马双重国籍,因此被马来西亚政府拒绝。总体来看,泰国南部诸府,特别是以恢复北大年独立建国为号召的分离主义运动组织中的极端主义势力,已经成为泰国南部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发生的主要策动者。另外,从国际视角来看,造成泰国恐怖暴力活动猖撅的原因不仅有泰国本土的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也有诸如“基地”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真主党以及“伊斯兰国”等全球性的恐怖主义集团的影响。由于泰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地缘位置和历史、文化及宗教因素的影响,一些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往往利用泰国作为过境点和基地以策划袭击。一般认为,目前存在于东南亚地区各国,包括泰国的主要恐怖组织大多与伊斯兰教的极端派别有关,泰南的分离主义组织也不例外。此外,由于泰国亦是东南亚穆斯林激进团体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主要中转站之一,因此,一些极端主义者渗透到泰国内部从事恐怖暴力活动,对泰国国土安全亦构成了严重威胁。其中,“伊斯兰祈祷团”是东南亚地区一股十分活跃的势力,专门针对外国游客发动袭击,并以此宣扬极端宗教思想。该组织策划和发动的2002年10月印尼巴厘岛大爆炸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伤亡。“伊斯兰祈祷团”试图在泰国策划恐怖袭击的证据也十分确凿。例如,曾经参与策划巴厘岛爆炸案的“伊斯兰祈祷团”二号头目汉巴里于2003年8月在泰国大城府落网后曾供称:他在泰国潜伏长达18个月,目的就是准备袭击美国、英国、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五个国家驻泰国首都曼谷的使馆。此外,2012年1月,泰国当局在曼谷国际机场逮捕了真主党成员侯赛因,指控其在曼谷西南的一座仓库里非法制造了近3吨可用以制作炸弹的硝酸铵,并于翌年9月判他入狱3年(但于2014年即被释放)。这说明真主党在泰国的活动也相当猖獗。此外,近年来,随着中东地区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影响的扩大,也波及泰国。许多泰国人上网浏览“伊斯兰国”的泰文网站,有些支持者还出售印有亲“伊斯兰国”图案和口号的衣物。泰国没有参加由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但泰国政府正式表达了对该恐怖集团的反对态度。特别是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东势力的节节败退而有可能转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地区的趋势日趋明显之际,泰国对“伊斯兰国”恐怖主义集团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警惕性也在提升。对泰国恐怖主义活动的态势,各国的相关研究机构做出了判断。华侨大学2016年9月出版的《泰国蓝皮书:泰国研究报告(2016)》认为,泰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值得关注。在国际知名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5年的“全球恐怖指数”排名中,泰国位列第10位,属于较高水平。一方面,2015年以来,泰国南部穆斯林极端分离分子仍在持续搞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仍有众多死伤发生,不过,在政府“打压与和谈”两手政策的作用下,南部恐怖主义严重程度有所下降,但要根除尚需时日。另一方面,泰国2015年所遭遇的以曼谷四面佛大爆炸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可能渗透为主要标志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程度更是极为罕见的。法国的“泰国网”在2016年华欣爆炸案后发表的社论指出,“恐怖主义在泰国并非新事物:撕裂泰国南部穆斯林省份的冲突已经造成数以千计的受害者,而且几乎每天都在继续”,表达了西方媒体对泰国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高度担忧。但值得关注的是,泰国政府和民间对泰国恐怖主义活动的评估和看法,与国际社会和民众的观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第一,当一些规模颇大、造成伤亡颇重的袭击事件发生后,泰国官方的表态往往首先撇清其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例如,外界所普遍关注的2015年8月曼谷四面佛爆炸案发生后,泰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曾表示,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的定义中包括多国恐怖集团网络、明确的袭击目标等因素,而发生在曼谷的爆炸案并不符合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的模式,“如果要说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需要先明确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首先需要有一个遍布世界各国,或者至少涉及三四个国家的恐怖主义犯罪网络,其次要有明确的袭击目标,再次袭击发生之后会有组织出面负责,展示是他们的袭击手法,以强调他们的要求等等。因此泰国的袭击事件并不符合上述模式,只是私人的不满情绪,在任何地方都可能会发生,并不是恐怖主义袭击”。另外,泰国国防部长普拉威(Pmwit Wongsuwan)也表示:“袭击者想摧毁泰国的经济和旅游业,因此爆炸地点选在了景区的最核心位置。”泰国警方认为,四面佛爆炸案只是犯罪分子对泰国当局破获一个人口贩运集团的报复,而与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没有关系。第二,泰国官方也将发生在其他旅游胜地甚至南部地区的袭击事件与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泰国南部分裂分子的活动进行了区分。例如,2015年4月10日,泰国旅游胜地苏梅岛尚泰商场底楼停车场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包括一名意大利女孩在内的10人受伤。案发后,泰国当局称其为“失败政客的阴谋”,从而排除了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作案的可能。又如2016年8月华欣等地的连环爆炸案发生后,泰国警方和外交部都否定该事件与外国恐怖组织有关,并说事件与泰国南部分裂分子的联系也不明确。当时,泰国国家警察总局发言人在发布政府公报时表示:“事件与国际恐怖主义无关,这是当地犯罪分子所为。”第三,泰国国内政治因素增加了袭击事件性质认定的复杂性。泰国现今执政的政府是通过政变上台的泰国军方,政变产生的政治动荡也曾导致了小规模的炸弹袭击。在“红衫军”和“黄衫军”严重对峙期间,在曼谷市中心地带也曾发生过小规模的袭击事件。例如,2015年2月1日晚,在曼谷商业中心区著名的暹罗百利宫商场和附近城铁站之间的天桥上,有两个藏在电力变压器后面的土制炸弹被引爆,造成两人轻伤。泰国警方调査结果将此案的嫌疑指向“红衫军”下属的一个小分支,认为该次爆炸的“目的不为伤人,只是为了制造紧张”,而红衫军领袖则公开否认该组织与爆炸案有关。但后来对被抓获的部分嫌疑人的审讯结果,显示作案者是立场极端的红衫军外围成员。第四,即使对于南部分离主义运动发动的袭击,泰国政府也往往并不将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只是认定为国内部分势力出于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极端行为。第五,泰国朝野还往往流露出一种本国因国际恐怖主义在泰国的活动而“躺着中枪”的感觉。早在1972年12月,以色列驻泰国使馆就曾发生巴勒斯坦“黑色九月”组织扣押6名人质的事件;1999年10月,缅甸“学生斗士”(the Vigorous Burmese Student Warriors,VBSW)组织和“上帝军”(God's Army)包围缅甸驻泰国使馆并将89名使馆人员、缅甸公民、泰国及其他国家公民扣为人质的事件;2012年2月,在曼谷发生爆炸事件,剌杀对象是以色列外交官,结果造成5人受伤,泰国当局逮捕了两名伊朗国民,但伊朗政府否认与该事件有任何联系。在泰方看来,这些恐怖活动都是外国人在泰国制造的,结果让泰国背了黑锅,损害了泰国的声誉。不仅官方的态度如此,而且泰国民众也普遍认为,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不严重。例如,笔者曾多次与包括来自南部的泰国平民谈起泰国的恐怖暴力袭击问题,他们普遍认为本国的形势是安全的,自己并未感受到什么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2015年笔者在前往泰南地区考察时,当地民众也认为暴力袭击是小概率事件,只要自己小心就可以避免受到伤害。至于泰国的相关研究人员则大多认为,渲染恐怖威胁会影响泰国的形象和经济发展。也正因如此,在四面佛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泰国外交部就特地向多国驻泰使馆官员和代表进行了爆炸进展相关情况汇报,以向各国使馆强调泰国政府对爆炸后社会安全保障的重视,并期望恢复游客对赴泰旅游的信心。二、泰国政府的反恐措施虽然泰国政府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恐怖主义活动的定性有其标准,但它也充分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对泰国安全的威胁,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来应对可能存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努力防止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思潮对泰国民众和社会的影响。第一,泰国政府建立了一套负责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反恐机构并明确规定了它们的职责。这些部门包括:内部安全行动指挥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行动中心和南部边境省份行政中心。内部安全行动指挥部在总理府办公室领导下工作,负责监督与国内安全有关的各项事务,反恐行动中心则是泰国协调反恐工作的最高机构,而南部边境省份行政中心负责监督南部诸府的安全与经济发展政策。在具体执行反恐任务的部门方面,由皇家泰国警察、泰国军方和特别调查部担负所有的反恐责任。其中,泰国警方的特种作战部队“纳黎萱261”(the Naresuan 261)部队的成员精通军事战术、狙击、水上作业和武术等各项技能,泰国王室家族成员外出巡视期间,也由他们提供保护。第二,泰国政府在各相关领域积极采取了多项反恐的具体举措,并从政策层面改善对南部诸府的治理方式和政策,以缓和南部分离主义运动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泰国政府的穆斯林政策,是根据局势发展和穆斯林民众的要求而不断调整的,其目的是保证穆斯林拥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泰国的国家体制中,根据1997年伊斯兰教行政组织法案设定了“泰国伊斯兰教中央委员会”,由泰国伊斯兰教领袖负责给泰国政府部门就有关伊斯兰教事务担任顾问,尤其是内政部和文化部。他们经国王批准,没有任期,以泰国伊斯兰教领袖办公室作为其工作机构。府级伊斯兰教委员会由不少于9名、不超过30名委员组成,其主席和委员也都由国王任命,任期为6年。它们负责给内政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担任有关伊斯兰教的顾问,对教育问题和政府各部伊斯兰事务提供建议,并协调政府部门和穆斯林社区之间的联系。泰国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和场所得到保障。据泰国国家统计办公室2015年的报告,全国有已注册清真寺3864座,其中以泰国南部的5府最多:北大年府有691座,陶公府655座,也拉府495座,宋卡府392座,沙敦府229座。此外,在机场、车站等大型公共场所,也多设有供穆斯林使用的祈祷室。泰国政府还协助办理和拨款资助泰国穆斯林到麦加朝圣。在教育方面,泰国政府保持着几百间伊斯兰小学和中学。总部设在曼谷的泰国伊斯兰银行(Islamic Bank of Thailand)在全国有26家分行。泰国穆斯林开办自己的商店,大部分市场上销售的穆斯林包装食品都进行过检测,并带有明显标识。穆斯林的习俗得到尊重,妇女在工作单位戴头巾合法,穆斯林宗教节日得到官方承认。政府允许穆斯林结社,如在全国有泰国伊斯兰协会,地方有省级穆斯林事务管理局。曼谷地区的穆斯林还在2006年成立了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泰国和平党(Santiphrap Thai),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维护穆斯林权益。泰国法庭许可当地穆斯林社区民事法律自治,由当地民众拥戴的长老根据伊斯兰法裁决。由此可见,泰国穆斯林的权益在国家的法律层面上是得到保障的。实际上,根据一些调査报告的研究结果显示,72.9%的泰国南部民众对2004-2015年政府处理当地动乱问题的措施和成果反应平平,认可率仅为55.1%。他们认为,除了当地的动乱问题需要解决以外,其他更重要的五个问题也需要紧急处理,它们分别是毒品问题、就业率和青年职业培训问题、教育问题、家庭收入增长过慢问题、保持各村庄的稳定问题。这充分显示,在泰国南部民众看来,恐怖暴力和社会动乱事件只是他们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之一,而更加紧迫重要的事,是与他们直接相关的社会和民生问题。第三,制定反恐方面的专门法律和法规。为了防止恐怖主义活动在泰国的产生与蔓延,保障各项反恐措施的有效实施,泰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其中,最重要的当属2003年8月通过的泰国《反对恐怖主义政令》。这项政令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和对参与恐怖主义犯罪的人员的法律责任和惩罚措施等都做出了比较明确详尽的规定。为了截断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来源,泰国政府于2013年2月通过了两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法案。随后,泰国政府根据这些法案于4月份宣布冻结了近300个国际恐怖组织及个人的在泰国的资产。随着金融反恐工作的不断深入,泰国政府又制定和颁布了“反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融资法”,并于2016年12月31日生效。该法令规定,即使在泰国以外所犯任何与该法相关的刑事罪行,泰国法院也将有管辖权。对于泰国政府所制定的反恐法律法规,尽管也有来自一些组织、机构和人士从不同角度提出的异议和批评,但已经使该国的反恐事务有法可循、有法可依,也有利于泰国与各国和国际机构之间的合作。第四,随着新科技、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方式和趋势。为了应对这些新局面,泰国政府也积极与相关的科技部门及公司开展合作,共同遏制恐怖主义活动的蔓延趋势。据报道,2017年6月26日,脸书(Facebook)、微软(Microsoft)、推特(Twitter)和YouTube等宣布组成反恐伙伴联盟,以阻遏极端主义内容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这些公司将组织一个“全球互联网反恐论坛”,其目标是通过“对其服务中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内容采取强硬措施”,来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泰国的相关反恐机构的人士对这一合作趋势表示欢迎,并希望能够与这些科技机构开展有效合作。泰国位于东南亚地区中心,是该地区乃至全球的空中、陆地和海上交通枢纽之一。包括恐怖主义分子等的各类犯罪分子也往往利用泰国作为中转地或活动基地。为此,边界管控就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泰国政府正在通过不断提升设备和技术来加强监控,以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入境。泰国政府所采取的反恐措施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效果,也得到了国际相关机构的正面评价。例如在国际知名机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5年的“全球恐怖指数”排名中,泰国位列第10位,属于较高水平;但在该所发布的2016年“全球恐怖指数”排名中,泰国已以6.706分下降到第15位,尽管仍属较高水平,但该报告同时指出:尽管2015年的曼谷爆炸事件造成20人死亡,但当年是泰国从2005年以来的恐怖袭击死亡人数最低的年份。泰国是2015年恐怖袭击死亡人数降至100个以下的唯一国家。不过,泰国的反恐工作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考验。例如,由于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反恐资金不足,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贫困等产生恐怖暴力活动的温床。此外,政府的治理与执行能力还有待加强,在反恐斗争中的情报搜集、侦察与打击犯罪等具体环节上仍有很多漏洞,特别是积弊已久的腐败问题,导致许多反恐举措的实施大打折扣。例如,一些官员也承认,在边境管控方面,有些人接受了偷渡者的贿赂后就予放行,给国际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漏洞。此外,在反恐人才的培养方面,泰国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研究机构以及专门培训学校。在一些军警学院,反恐也只是一门课程,并未成为学院的专门系所和研究方向。加强反恐人才的培养,对泰国防恐、反恐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八届西南论坛论文集》 2019年9月。2019年11月4日作者同意在CGE公众号转载。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November 18,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关注丨第二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成功召开
论坛背景全球数字化发展为经济社会带来了便利,也催生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新的风险,人工智能与安防已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焦点,亟待各界深入探索有效解决方案促进包括公安、交通、消防、医疗急救、水电气、灾害防控、安全生产、社区服务等各领域发展。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风险与威胁也随之凸显,中资企业及公民海外利益维护急需安全服务的跟进。安防产业与安保服务的有效结合,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有机融合,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当前的紧迫议题。2018年11月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大学在杭州共同举办了首届非传统安全与海外利益保护论坛,取得了系列成果。    ▲第二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合影2019年11月9日由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OSS国际协作中心发起,联合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在杭州成功主办了第二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本届论坛以“非传统安全与海外利益保护”为主题,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ICoCA)、 意大利都灵大学、 以色列政府安全机构等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国内安防产业、安保服务行业、知名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内外著名智库长期从事海外利益保护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交流探讨安防产业国际规制、数字安防与安全挑战、海外安保最佳实践、国际反恐经验,为国内产业发展和走出去建言献策。        ▲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与国际安保规范协会总干事Jamie Williamson合影出席论坛的专家有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ICoCA)总干事杰米威廉姆森Jamie Williamson、意大利都灵大学安全危机管理国际合作中心主任亚历山大阿敦诺 Alessandro Arduino、以色列反恐专家、政府安全机构战略顾问艾纳特博士 Dr. Anat Hochberg- Marom、马来西亚内政部官员江文华、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秘书长赵永华、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余潇枫教授、海外安全与安保(OSS)国际协作中心、浙大非传统安全中心海外安保研究团队负责人、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周章贵、中军军弘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濯、海康威视国际市场传播总监吴琳、华为智能安防产品线高级营销经理袁波等100余人。社会智库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观点        ▲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致辞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作为联合主办方在论坛开幕式中致辞:一、非传统安全威胁由原先潜在、局部的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现实威胁。一是国际政治秩序长期的不公正,引发更多矛盾和危机,造成一些地区的热点纷争,导致冲突和动荡,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二是世界经济长期的不平衡发展,造成更多不安全因素。经济全球化在为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差距,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三是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长期失谐,导致更多环境安全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已经威胁到人类整体的安全。四是国家间联系的迅速发展与国际危机防范机制建设不相匹配,使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难以得到及时遏制。尽管国际社会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进行了不少努力,但目前看,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国际防范机制。二、对接国际标准、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大学的深度项目合作。我们今天来研究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和成因,目的在于共同探求有效的应对之策。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切实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园,仍然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安全、食品安全、物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问题日益显著。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深入应用既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伴随着网络安全、数字经济与信息和隐私安全等新挑战。国际经济合作进程中也面临公共安全治理、跨国投资与安保等新课题。经济发展与安全问题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作用与影响日渐显著,已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重大国际性课题。为应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发展需求,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设立公共安全研究院,致力于为国际社会探讨相关安保议题搭建全球性平台。三、中金鹰基金会与浙江大学共同主持的国际安保项目对非传统安全的价值意义。一是通过项目研究,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作为中国新时代社会智库可以积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二是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作为海南走向国际化的社会组织可以有效服务中央提出的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引进国际安保标准,有效服务走出去的安保企业。三是通过项目研究服务和推动中国对接国际安保标准的能力建设。浙江大学项目合作团队作为国内著名非传统安全研究团队,为该项目基础资料翻译,研究,编写教材,联络推动中金鹰基金会与国际安保规范协会直接的深度合作。四、共同搭建国际高端对话平台。安全应对除了需在执法合作机制等“务实”的一面加强之外,还需在“务虚”方面进行交流,特别是扩大常态化的国际对话合作机制。从全球和亚洲范围来看,与此相关的对话合作机制依然太少,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与浙江大学联合成立“国际安保规范标准研究推广课题组”,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国际社会形势变化中的深层次交流需求,提供了一个关注经济发展创新、公共安全热点议题的高端对话交流平台。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November 13,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国际交流丨中日携手,加快推动康养产业合作
11月7-8日,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CGE)邀请,日本国际医疗健康福祉协会的会员单位——株式会社环球设计海老原望先生、佐藤礼华女士、焦德思先生一行三人到访三亚,就上月14-17日由国际医疗健康福祉协会西仓努会长率团到访期间达成的合作意向及后续协商的系列项目进行细化、落实。    ▲座谈现场项目考察组一行考察了三亚市内的旅游地产项目及规划用地,并在随后于CGE国际交流中心举行的项目座谈会上,提出了利用海南的自然条件、政策优势、以及该规划项目位置优势,将该项目打造成中高端的“康养旅居”为核心的康养社区,进而带动周边,形成规模“康养小镇”。    ▲CGE执行理事长李柏青        ▲CGE副理事长王玉妹海老原望先生作为日本厚生劳动省康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认为中国的旅游地产产业应该吸取日本在此方面经历过的30多年的经验教训,不是发展单纯的旅游地产,而是增加真正切合业主需求的“康养”内容,形成“康养+旅游+地产”的模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延长业主的居住时间和增加居住家庭成员,增进业主相互之间以及业主和社区、城市之间的互动和粘性。    ▲株式会社环球设计顾问、日本厚生劳动省康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海老原望先生座谈会上,与会各方还重点就在海南设立“国际康养研究院”事项进行了专项讨论。各方一致认为:海南具有开展康养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康养产业作为海南自贸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各项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今年5月,省政府相关部门印发了《海南省康养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对康养产业的发展思路、产业布局、重点领域、重点任务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因此,此时成立“国际康养研究院”可谓是恰逢其时。研究院计划通过引进日本、俄罗斯等优势行业协会或研究机构、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作为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康养研究平台,从而吸引国际国内知名的行业协会、企业、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等加入该研究平台,参与相关科研课题的研究和应用推广,进行医疗康养行业的国际合作交流,探索建立“健康、卫生、医疗、旅游”紧密融合的新服务业态。    ▲株式会社环球设计焦德思先生座谈会特邀海南省住建厅原巡视员胡德智先生出席。胡德智先生在会上就海南康养产业发展的未来前景进行了精彩分析。本次项目座谈会由CGE组织,CGE执行理事长李柏青、CGE副理事长、三亚钰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玉妹、株式会社环球设计项目考察组、原三亚市旅游协会会长孙冬等15人参加。编辑:传播推广部 崔鹏

发布于: November 13,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墨点山河 情怀祖国丨“我爱我的祖国—中国画名家三亚交流展”名家笔会暨CGE文化使者受聘仪式在CGE国际交流中心举行
11月7日上午,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国际交流中心内墨韵浓郁,书香四溢,“我爱我的祖国—中国画名家三亚交流展”名家笔会暨CGE文化使者受聘仪式成功举行。本次活动是我爱我的祖国——中国画名家三亚交流展系列(1)苏州市美术家协会三亚展中特别增设的一个活动。我爱我的祖国——中国画名家三亚交流展系列(1)苏州市美术家协会三亚展是由中共三亚市委宣传部指导,三亚天之涯美术馆主办的系列书画展。 ▲CGE理事长冯川建、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和嘉宾合影留念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CGE文化大使乔德龙先生代表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向各位中国画名家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和感谢,原海南省文联主席张萍女士参加了本次活动。本次笔会活动汇集了包括CGE文化大使乔德隆先生在内,来自中国美术家协会和江苏省、苏州市美术家协会的6位中国画大家:江苏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周矩敏先生、人民美术出版社特聘专家沈南强先生、苏州吴门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明先生、苏州市高风堂美术馆馆长吴中培先生、北京中关村画院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苏省美协花鸟画艺委会副秘书长钱学君先生、中国画院特聘画师、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三亚天之涯美术馆馆长樊萍女士、中国传媒大学美术传播院研究员韩义先生。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6天,书画家们的作品从11月6日开始到11月11日结束,在三亚天之涯美术馆进行展出。值此名家相聚,艺术之花绽放之机,CGE特在笔会结束后举行了受聘仪式,特别聘请各位书画名家作为CGE的文化使者,CGE理事长冯川建和CGE执行理事长李柏青一起为各位文化使者授予了聘任证书。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台湾会馆书画馆顾问乔德龙先生作为CGE文化大使发表讲话促进文化交流和推动艺术发展一直是CGE的重要工作使命和奋斗目标,此次聘请文化使者,更有助于CGE在推广文化艺术的道路上努力奋进、砥砺前行,并为文化艺术国际交流奠定坚实的基础。编辑:传播推广部 崔鹏

发布于: November 13,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国内交流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教育 促进公众共对“自然缺失症“
2019年11月3日,中国自然教育大会暨第六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的“生物多样性和保护教育”分论坛在中国地质大学举办,在分论坛上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OPF)共同启动了“发现身边的自然--公众生物多样性教育”项目,分论坛的举办获得了业界一致好评。此次活动得到中国林学会、国家林草局保护地司、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等单位的指导,也得到阿里集团蚂蚁金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机构的支持。在分论坛上,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正大综艺 动物来啦》栏目组、神农架国际公园、台湾环境友善种子环境教育、美国西雅图大学的七位专家进行了精彩的分享,分享基于国家公园、自然公园、城市社区、学校开展生物多样性和保护教育的优秀案例和经验方法。    ▲论坛现场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金梦妮参加了本次分论坛,通过聆听世界自然基金会环境教育项目总监雍怡的分享了解到,“发现身边的自然--公众生物多样性教育”项目的发起,旨在转换个人的观念和行为,通过该项目全面系统了解公众生物多样性认知现状,推动生物多样性教育的实践和方法,最大程度联合全国生物多样性教育人员和机构,借助线上线下渠道更好的开展公众生物多样性教育工作。    ▲嘉宾现场发言“发现身边的自然”项目,将面向全国招募数十家在各自城市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的专业类机构,采用WWF方法工具,共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生物多样性方案和教具。通过组织教育活动,将本地一个个鲜活的物种故事带给公众,引导大家在身边的自然中探索和发现生物的妙趣精彩,理解人与自然相生相息的关系,意识到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转变意识,采取行动。编辑:传播推广部 崔鹏

发布于: November 11,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瑜伽康养丨中国(海南)国际瑜伽高峰论坛在三亚举行
2019年11月5日,中国(海南)国际瑜伽高峰论坛在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顺利召开。    ▲论坛现场本次高峰论坛以“瑜伽康养——打造健康之岛”为主题。此次高峰论坛特别邀请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作为论坛的主持人,并诚挚邀请了在瑜伽届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丹特拉卡塔卡巴瑜伽传承人古儒•蓝日川、悉达瑜伽大师希瑞·克里斯那·达斯、哈他瑜伽大师巴特瑞•亚缇、奥修瑜伽大师斯瓦米·阿肖克·巴蒂、身心疗愈和阴瑜伽大师张一、伽族集团董事长金星、三亚市旅游联合会会长刘凯强等专家代表作为会议嘉宾,以对话交流的方式共同探讨、分享三大瑜伽议题。    ▲CGE执行理事长李柏青主持论坛与会的专家代表围绕“瑜伽康养——打造健康之岛”的主题展开讨论,向参会的嘉宾介绍了瑜伽产业的发展与现状,分享了国外瑜伽康养的新方向,并对瑜伽和三亚旅游产业的结合提出了切实的建议及指出未来的广阔前景。丹特拉卡塔卡巴瑜伽传承人古儒•蓝日川在论坛上介绍了瑜伽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并表示瑜伽也是追求和平、追求平衡的一种表现。悉达瑜伽大师希瑞·克里斯那·达斯,哈他瑜伽大师巴特瑞•亚缇就“瑜伽对促进世界人文交流的作用和意义”议题展开了讨论,哈他瑜伽大师巴特瑞•亚缇表示瑜伽在维持个人身心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及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三亚市旅游联合会会长刘凯强身心疗愈课程体系研发者国内知名瑜伽大师张一就议题“瑜伽产业在中国的现状与未来趋势”进行了阐述,三亚市旅游联合会会长刘凯强结合三亚现状对瑜伽和三亚旅游产业的结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伽族集团董事长金星本次论坛嘉宾特别强调瑜伽产业的发展,顺应了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瑜伽发展大潮,跟旅游产业与国际合作紧密相连。伽族集团董事长金星在会上透彻地分析了中国瑜伽行业的发展现状,分享了瑜伽胶囊店的理念和商业模式,并表示未来瑜伽将向着瑜伽健身化、瑜伽功能化、瑜伽市场化的趋势发展。编辑:传播推广部 崔鹏

发布于: November 11,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梅建明:论新时期我国海外利益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下)
梅建明,CGE高级研究员,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三、加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对策建议加强海外利益保护与海外安保工作意义重大。当前,急需勾画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与海外安保工作的政策框架,以便在明确的政策框架范围内不断推进海外利益保护与海外安保工作的各项工作。(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系统规划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建设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既要考虑个别国家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性静态因素(如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等),也要考虑多个国家之间互动与博弈的动态性因素;既涉及经济、政治,又涉及社会、文化、宗教、法律、环境等;既要防范传统的安全风险,又要防范非传统安全风险。因此,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并集中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期国家安全建设的核心纲领,也是开展海外利益保护与海外安保工作的最高指南。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开展海外利益保护与海外安全工作,应当抓好几个方面的统筹,并防止相应的误区。第一,在海外利益保护的布局上,应抓好国内与国外的统筹,避免用孤立的眼光看待海外利益保护问题,防止只有“点”没有“面”,只有局部没有总体,应当在摸清国内底数的情况下(如我国走向海外的企业、人员的性质、类型等),根据国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情和安全特点,有针对性地布局海外利益保护的渠道与手段。第二,在海外利益保护的目标确认上,应抓好经济与安全问题的统筹,既要防止片面强调经济项目建设中只看经济收益而忽视安全问题,又要防止“过度防卫”措施导致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紧张,影响中外经济和文化领域活动与项目的开展。中方驻外机构、中资企业和人员在境外开展工作时,应当与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公司和社团,以及民众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过度防卫”措施虽然会提高安全保障,但也会带来鱼水分离的割裂状态,不利于中方机构、企业和人员的长期工作。第三,在海外利益保护的主体地位上,应抓好官方和非官方(民间)共同参与海外利益保护工作的统筹,防止“独角戏”、假公济私、公私不分等现象。海外利益保护工作不能仅仅靠政府一方单打独斗,而应该有多方参与。海外利益保护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工作,既有政治、外交、军事、执法等层面,也有经济、文化、科技等层面。在政治、外交、军事、执法等层面,政府的主导作用、主体地位不可动摇;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层面,非官方(民间)的作用不可或缺。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官方和非官方(民间)的地位和角色不能混作一谈。以情报为例,海外利益保护工作中,情报对于防范风险、化解危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于不同主体,情报工作的内容、目的、法律地位和手段等都不尽相同。对国家(官方)而言,海外利益保护工作中的情报需要动用国家资源(机构、人员等),要实现国家各种战略和战术目的;而对公司企业(非官方)而言,则不能依赖国家资源(机构、人员等),而应当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获得竞争性情报,实现公司企业的商业目的。如果不能适当区分在海外利益保护工作中官方和非官方的地位和作用,把两者混作一谈,实践后果将贻害无穷。第四,在海外利益保护的模式选择上,应努力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的海外利益保护模式,彻底摒弃资本主义国家以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为基础建立的“雇佣军模式”,谨防“黑水陷阱”。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及其之前的时代,受制于交通工具和技术手段,国家利益主要是本地化的利益。但随着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国家利益不断超越传统的边界,在更广大的范围延伸之后,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性就不断显现。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西方国家早期的“雇佣军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变种“黑水公司”模式等都为保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新型大国,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海外利益保护模式,应当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创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能积极引领国际安全与和平建设的新模式。第五,在海外利益保护的手段建设上,抓好强力手段与软性手段之间的统筹,防止海外利益保护手段建设中出现“过硬”或“过软”的问题。海外利益保护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实现。一些人谈到海外利益保护,往往就想到派兵海外,想到动武。这种看法极其片面。军事手段只是海外利益保护工作中的手段之一。除了军事、执法、私人安保等强力手段之外,科技、文化、教育等软性手段也有其用武之地。海外利益保护应当多策并举、综合施策。第六,在海外利益保护的效果上,既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既要看当前效果,也要看长远效果;既要从战术层面评估海外利益保护工作的成效,更要从战略层面评估海外利益保护的成效,要防止“赚了吆喝,赔了本钱”,更要防止战术上赢了一时一事,战略上却得不偿失。(二)确立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要推进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有序开展,必须确立相应的基本原则。第一,依法合规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我们应当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在海外利益保护方面的经验与做法,结合我国国情和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制定或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依据法律规范海外利益保护制度、健全海外利益保护工作机制,使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工作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这不仅有利于使海外利益保护操作可行,更有利于为海外利益保护在国际上赢得广泛的道义力量和坚实的国际合作基础。第二,国际合作原则。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战略举措,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重要表现。加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工作从根本上讲,不仅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也应符合相关国家和广大民众的需要。因此,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与海外安保工作应当坚持国际合作的原则,充分开展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应优先利用当地资源解决当地问题,应避免单打独斗开展海外利益保护的做法。对于那些与中国在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方面有较强的政治意愿但缺乏足够的执法能力的国家,继续发挥商务部、公安部等部门主办的援外执法安全合作培训项目的积极作用,同时可以由外交部、科技部、公安部等单位联合牵头搭建必要的执法与安全技术国际合作平台,以提高打击恐怖主义、毒品犯罪、计算机犯罪和跨国人口走私等为任务,提高我国对相关国家在执法与安全技术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夯实我国与相关国家执法安全合作的基础,提高相关国家维护本国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全的能力,以实现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性目标。第三,公私协作原则。无论是海外利益保护还是海外安保都应当坚持公私协同的原则。公私协同意味着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社会)、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合作与协同。公私协作并不是说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之间各占一半,并不是说两者的地位、作用都等量齐观,而是应当坚持最大程度地动员非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在政府主导下,在清晰的法律和政策框架,由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共同参与、相互合作与协同开展海外利益保护与海外安保工作。坚持公私协作的原则应当防止在海外利益保护与海外安保工作中存在的越位现象,防止国家和政府承担过多的责任,把个人或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大包大揽由国家承担,而个人或企业出于“巨婴思维”把安全风险全部推给国家。应通过法律明确国家和社会在海外利益保护和海外安保工作中的地位、权力和义务。企业或个人必须在预防、处置和善后等环节尽到相应的义务,履行各自的责任。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是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党对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工作的领导,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总体框架下,完善对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的统计监测,加强监督管理,健全法律保护,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建立统一高效的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保护体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总体框架指导下,才能建构起有效的公私协作机制。第四,综合施策原则。保护海外利益的工具箱应当包含多种基本手段。这些基本手段既要有软性的外交、社会文化、经济等,也要有法律(司法和执法合作)、军事及准军事等硬性手段。应当充分认识和评估各种手段的优势与劣势,根据不同性质、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安全风险,组合使用各种对策手段,避免毫无灵活性地、僵化教条地使用某种手段开展海外利益保护与海外安保工作。第五,慎用武力原则。武力是海外利益保护和海外安保工作的核心和最后防线。纵观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海外利益保护和海外安保的历史,不难发现:尽管保护海外利益的方式和手段各种各样,但其中核心的仍然是武力的运用。运用武力的典型方式首先是国家军事力量和准军事力量的运用;其次是警察作为执法力量开展安保工作;另外,国际上更流行的一种方式是基于市场规则运作的安保公司。在国际上,这类安保公司基本是私营性质的,因此常被称为“私营军事公司”(PrivateMilitaryCompany,简称PMC)。从全球范围看,私营军事公司涉足的安保产业每年产值高达1000亿美元。我国《反恐法》第71条规定“经与有关国家达成协议,并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可以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同时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这一条款为派遣人员出国执行反恐与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尽管如此,从当前我国安全力量在海外快速部署能力、战术情报支援能力、后勤保障能力等内部因素看,以及从国际战略传播和宣传能力、动员能力以赢得广泛的国际道义支持等外部因素看,大规模运用武力的条件并不成熟。无论是使用正规的武装或执法力量,还是仿照国际流行做法推动组建并使用私营性质的海外安保力量,目前都面临诸多瓶颈。但从长远来看,加强专业力量的海外行动能力(包括海外风险感知能力;海外情报搜集、分析研判能力;武装力量海外运输和投送能力;海外行动综合协同能力等),鼓励民营海外安保力量健康发展仍然是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三)加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当前需要落实的是优化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以海外利益保护和海外安保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为目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工作机制。第一,优化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首先需要回答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范围,即中国在海外的哪些利益应当得到保护。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和财产利益、中国公民个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应该得到保护,此外,与中国国家利益相关的国家形象(国旗、国徽以及国家领导人的形象等)、国家声誉等也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但是,对不同形式的利益,根据不同的形势和条件,保护的手段不尽相同。其次,应当根据需要保护的中国海外利益的范围,统筹政府和社会相关部门,从制度层面设计出结构合理、权责明晰、职能完整的组织体制。这种组织体制应当涵盖决策领导部门、牵头协调部门、行动参与部门和支援配合部门等单元。第二,健全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完整的健全的制度需要法律的保障。应当抓紧制定《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法》《中国海外安保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法》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工作的目标、原则、主体、客体、手段、程序等方面规定相关主体的权力和义务关系,重点回答“谁保护”“保护谁”“用什么保护”“怎么保护”等问题;《中国海外安保工作条例》则是通过行政法规厘清与海外安保工作相关的重要问题,如确定主管海外安保工作的行政部门;明确设立承担海外任务的安保公司应当具备的资质和条件;海外安保公司开展海外安保工作应当遵守的规则;海外安保公司的违规责任及其处罚等。推进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工作意义重大,加强海外安保工作时不我待。如果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工作不能紧跟新时代的前进步伐,不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中积极谋划、同步发展;如果中国海外安保的巨大需求刺激了海外安保公司无序的野蛮生长,那么,最终将会衍生出一系列负面问题并影响甚至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第三,完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工作机制。要稳步有序地推进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工作,应建立良性稳定有效的工作机制,应防止快捷速成、急功近利的心理。应着力围绕国内与国外的关系、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政府与非政府的关系等轴心关系在战略传播与环境营造、情报信息、快速反应与行动等关键方面建立和完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机制。具体包括:海外利益保护的国际战略传播机制、内部统一指挥联动机制、信息融合与情报共享机制、战术行动支援与保障机制、海外利益保护专业力量培养机制等。只有全面建设这些机制,才能真正使海外利益保护制度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2019年10月28日作者同意在CGE网站转载。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November 7,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