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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长远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丨CGE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出席三亚信投五周年总结大会暨产品发布会
5月18日,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应邀出席三亚市信息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信投”)五周年总结大会暨产品发布会,并在会上致辞。    ▲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在会上致辞    在发布会上执行理事长李柏青表示,三亚信投作为本地高新企业,结合三亚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专注于高新技术领域,利用前沿科技手段,勇于创新,在智慧市场、智慧农业、智慧旅游领域打造了三款自主化产品,体现了企业担当和社会责任,为高质量、高速度建设海南自贸区奠定了科技基础。    ▲产品发布启动仪式自基金会成立以来,三亚信投与基金会在信息化建设、互联网+健康医养等方面开展了合作,未来双方将继续深化合作,共同探索更科学、更智能、更健康的健康医养方式,助力三亚打造成为宜居、医养、宜医的国际健康度假胜地。三亚信投三亚信投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五年来,该公司完成了三亚市电子政务外网、i-Sanya WiFi公众网和大数据中心“两网一中心”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并进军行业信息化应用领域。从成立之初的6名创业者发展为员工数量100余人的三亚信息化领域的领军企业;该公司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拥有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30余项;形成了在智慧市场、旅游大数据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竞争力,并先后获得“中国政府信息化方案案例创新奖”等奖项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称号。

发布于: May 22,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国际交流丨CGE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应邀出席ZVCA中加友好交流会
2019年5月10日下午,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ZVCA中加友好交流会,加拿大第22任总理史蒂芬·哈珀先生,哈珀国际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杰罗米·亨特先生,Dentons Canada LLP合伙人、中国业务主席邵威,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多位会长单位负责人出席了本次活动。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王少杰会长同天圆集团董事局主席左安一,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鑫苑集团(NYSE:XIN)董事长张勇,万安集团有限公司(002590)董事局副主席、总裁陈江,太空智造(300344)总裁樊志,北控医疗健康产业集团(HK2389)董事局主席祝仕兴,新奥特科技集团(HK08280)董事长徐达,圣行(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HK01178)董事长袁柏贤,朗玛峰创投创始人/CEO肖建聪,常春藤资本创始合伙人翁吉义,万融时代资本创始人、董事长熊俊,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总经理、高级合伙人刘朝晨,亨瑞集团董事长邹亨瑞,丰乐集团董事长张大林,中国诚通基金董事总经理耿群等多位企业家,著名经济学家近三十余位参会。    ▲加拿大第22任总理史蒂芬·哈珀(左)、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右)加拿大前总理史蒂芬·哈珀在会上就当前国际形势、数字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并就两国教育,影视文化,能源等领域进行了交流分享。史蒂芬·哈珀表示,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多变,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明显增大。另外,他认为在未来的3—5年,能源方面有很好的发展,他个人也在该领域投资,同时他的咨询公司也将能源领域作为未来业务的重点。    ▲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在会上发言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在会上对数字贸易问题进行了交流和分享,他表示,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为传统贸易注入了新动能,数字贸易已成为当前及未来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一股力量,基金会自成立之初就将数字贸易作为发展重点发展领域,并结合海南自贸区(港)政策,为政府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咨询,深度研讨海南发展数字贸易路径。        ▲会议嘉宾合影留念会后,执行理事长李柏青还与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王少杰会长、亨瑞集团董事长邹亨瑞进行了深入交流。各方表示,未来各方将在国际交流、国际商务咨询等方面开展合作。

发布于: May 16,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国际交流丨CGE走访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5月10日,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前往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考察交流,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高倩倩女士(Elizabeth Knup)亲自接待。李柏青执行理事长感谢高倩倩女士的热情招待,并向她全面介绍了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的成立背景、业务布局和发展愿景。高倩倩首席代表对执行理事长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福特基金会成立的历史背景以及近年来在中国开展的业务情况。    ▲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右)和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高倩倩女士(Elizabeth Knup)交换礼品在本次交流中,双方重点针对如何有效推动“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发展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投资已然成为资本市场炙手可热的投资行为。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尚处于概念推广和加强认识的起步阶段。双方一致认为,“影响力投资”是一种具有义利并举、公益与商业相融合特征的投资,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正面意义,相信在未来,会得到政府以及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因此,探索如何引起中国社会对“影响力投资”的重视,并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运营模式、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案例,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双方坚信,在探索“中国模式”的“影响力投资”方面,双方均大有可为。为此,双方都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交流,努力促成未来的合作。并在海外安保行业标准化的推动、数字贸易领域、信息安全等重大国际性课题的关注和研究上都表达了兴趣和合作意愿。福特基金会简介福特基金会是一家美国的私人基金会,1936 年由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 福特之子埃德索尔• 福特捐资成立,总部在美国纽约,在全球10 个国家设有代表处。基金会由一个独立的理事会领导,现任会长是吕德伦先生(Darren Walker)。目前资金总额约为125 亿美元,全部来自其本金及投资收益;即基金会不接受任何捐款或拨款。作为一个资助机构,基金会自身并不直接开展项目,项目由受资助的机构自行设计和实施。福特基金会秉承公平发展的理念,致力于推动知识、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共享,实现包容性的人类发展。福特基金会1988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该代表处的项目年度预算约为1200 万美元。首席代表高倩倩女士(Elizabeth Knup)全面负责基金会在中国的资助和管理工作。基金会鼓励创新思想、支持有远见的个人、推动机构的能力建设。八十年来,我们的资助领域与时俱进,我们的资助理念始终如一。作者: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吴颖慧编辑:传播推广部 崔鹏

发布于: May 13,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魏冉: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现状与发展趋势
魏冉  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合作专家、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一、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概况根据中国媒体公开报道,2016年1月1日-2018年9月30日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共发生386起。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呈现出频率总量增大、事件种类增多、地域特色明显的特点。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频率总量的增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安全提醒”发布的数量。其次,是海外安全事件发生的数量。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的类型多种多样,可以分为14类。一方面,大至直接威胁生命安全的恐怖袭击、爆炸、车祸,小至损害财产权益的偷盗抢劫等安全事件均有涉及。另一方面,每个群体都有值得关注的特殊安全事件。从地域分布看,亚洲地区为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高发区,大洋洲地区相对较为安全。对海外安全事件的当事人群体进行分类,包括中国游客、留学人员、劳务人员、渔民和其他中国公民。其中,涉及游客的安全事件最多,占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总数的43%;留学生和劳务人员安全事件占比各为19%;其他中国公民安全事件占比为13%;渔民和船只安全事件占6%。遇难群体也多为中国游客(161人),其次为务工人员(53人)和留学生(42人)。这三类群体遇难人数占遇难总人数的90%。二、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的发展趋势传统型风险因素和多种未知性风险因素交替出现,使得中国公民在海外遭受风险的几率增加。通过对既有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呈现出的某种发展趋势:(一)中国公民自身违法违规事件导致的安全风险增强。中国公民在海外违法违规现象逐渐增多,成为仅次于社会治安和交通安全事故的第三大安全事件。与前两者不同的是,违法违规事件具有自自发性、主动性和破坏性的特点。在涉及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事件中,因自身违法违规行为引起的安全事件占总数的13%。(二)“电信诈骗”、“虚拟绑架”成为新兴风险。针对海外中国公民,尤其是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此类案件几乎呈爆发式增长。据不完全统计,海外中国公民受骗金额累计已折合人民币超过2千万元。亚洲地区的韩国和新加坡以及大洋洲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案发率最高的国家。 (三)海外自驾的出行方式危险系数升高。中国游客海外自驾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明显增加,约占中国游客海外交通安全事件总数的21%。据相关统计,中国公民海外自驾游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不熟悉当地交通法规和路况。(四)海外安全事件当事人低龄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入境游门槛的降低,一些中国游客选择带孩子出出国旅游。由于种种风险因素,导致未成年人悲剧事件增多。近三年来,未成年人遇难人数占总遇难人数的比重达到了约6%。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安全事件也存在低龄化趋势。三、提高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建议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走出国门、面临的安全隐患和风险类型逐渐多元化,领事保护需求不断上升。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提高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一)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措施。中国公民因私出国的目的包括旅游、留学、务工、探亲等。不同群体及其所发生的安全事件各有特点。因此,针对不同群体的海外安全,要从具体方面着手。一方面,建立和完善领事保护相关立法。另一方面,积极有效拓展领事保护宣传领域和方式。(二)密切配合,建立并强化相关沟通与合作机制。一方面,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发挥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专门机构、专业人员建立国家境外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安全信息搜集和安全动态监测能力,实时发布预警信息。另一方面,还应加强与驻在国政府、警方、司法等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团结当地华人华侨,与各侨团、商会加强合作。(三)从我做起,重视安全提醒并备妥安全小锦囊。中国公民在走出国门前,务必提前了解目的地国家的基本情况、出入境及海关相关规定和最新安全动态,一键关注领事直通车、12308微信小程序或领事之声,购买旅游或其它保险。另外,还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国家的签证政策和规定,避免入境受阻的情况发生。到达目的地后,做到“入乡随俗”,尊重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此外,还要牢记目的地中国驻外使领馆和当地警局联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其中也包括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但是,由于种种未知性因素的存在,如何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一方面,中国公民自身要提高素养,本着为个人和国家负责任的态度,重视海外出行安全问题。不仅要做好出行攻略,也要备妥安全锦囊,提高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和紧急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也要多措并举、多管齐下,提高为海外中国公民保驾护航的能力和水平,使中国公民 “走出去”的步伐不仅走的快,而且走的稳。本文摘选自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蓝皮书《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评估报告(2019)》(张蕴岭 主编 )。

发布于: May 13,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周章贵、艾莱提:国际安保规制30年进程及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成立背景
周章贵  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观察员、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研究团队负责人艾莱提  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       ▲《国际私人安保服务行为守则》一、国际安保规制进程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私营安保行业发展迅猛。随着各国陆续开展裁军运动导致主权武装力量大幅度缩减,私营安保公司(PSC)进入大发展时期,为全球公共与私人客户提供了全方位安保服务。目前私营安保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随身护卫、大楼守护、武装押运、以及为国家安保人员提供培训指导和武装训练等。因此,私营安保公司的服务已对安保服务起初的纯“公共物品”属性产生影响,开始包括当地人口的人权状况或称“人的安全”范畴。无论私营安保公司受托的服务对象是保护特定的项目或人,亦或是对公共安全力量的补充,安保已超越了纯公共物品属性的范畴。与此同时私营安保公司承担义务也具有非对称性,即私营安保公司仅受托承担保护合同明确的服务对象(某人或财产)的有限契约责任,而非具有保护公共安全的整体义务。私营安保有别于传统公共安全保障力量的概念,因为传统上公共安全的保障由国家提供垄断的武力使用。这衍生出一个新的问题:是否需要制定额外的条款规则对于私营安保行业进行规制?国际私营安保产业,最初是作为“雇佣兵”问题的一部分进入全球治理进程,因此,联合国最初对它们的国际活动高度反对,到后来的逐渐接受到形成国际公约至今已历经30年时间:(一)1987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了“关于以雇佣军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挠行使民族自决权的特别报告员”一职,专门调查雇佣兵侵犯人权和自决权的行为。(二)1989年联合国进一步起草《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兵的国际公约》。尽管公约确立了“直接从事战斗”、“不属于冲突地区公民”、“得到冲突方给予的各类回报”或者“意在损害国家宪法秩序和领土完整”等四项判断标准,但是由于其模糊性和各国的利益差异,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日本、法国、印度等主要大国并没有加入公约,因而未能消除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三)2004年联合国改组其系统安全管理职能,成立联合国安全与安保部(UNDSS),将其系统在全球近200个国家执行项目的安全管理统一到该部门实施,同时也逐步承认国际私营安保与雇佣兵存在实质区别,在各国无法就雇佣兵的概念和法律责任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先明确国家和私营安保产业在保护人权等方面的责任。(四)2005年由瑞士和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武装冲突期间各国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营业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和良好惯例的蒙特勒文件》率先在国际社会凝聚了共识,其主要内容是承认国际私营安保和军事公司的合法性,并确定东道国、所在国和雇佣国的相应责任。在美国、英国、中国在内的大国支持下,2008年该文件签署生效。(五)2008年联合国雇佣兵工作组也接受了《蒙特勒文件》关于“私营安保和军事公司”(PSMC)的提法,认可它们与雇佣兵存在实质区别。(六)2010年部分国家在《蒙特勒文件》的基础上开始推动签署《国际私人安保服务行为守则》(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CONDUCT FOR PRIVATE SECURITY SERVICE PROVIDERS),并随后建立了由国家、产业和社会代表共同参与的国际安保规范协会。(七)2011年联合国颁布《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构建了包括私营安保产业在内的所有商业活动都需遵守的“保护、尊重、赔偿”(protect, respect, remedy)原则。(八)2012年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公布《私营安保公司武装安全服务使用指南》,其中不仅表明联合国承认雇佣私营安保公司、获取私营安全服务的合法性,同时明确规定行为守则协会的成员资格是成为联合国安全供应商的必要条件。此外,欧盟、北约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已经将协会成员资格设置为政府采购的门槛条件。二、国际安保规制的法律基础与主体由于国家和国际组织是当前国际私营安保市场的最主要消费者,因此将相关治理原则纳入前者的采购政策也被视为推进全球治理进程的最有效手段。当前,国际私营安保市场规制的主要法律文件包括《蒙特勒文件》、《国际私人安保服务行为守则》。(一)《蒙特勒文件》《蒙特勒文件》共100条,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共27条,是“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规定了注册国、东道国和缔约国均需为私营安保公司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须建立相应的授权、监督和问责体系。第二部分共73条,是“有关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的良好惯例”,提出了缔约国、领土所属国、母国在选择标准、授权、监测等领域可资参考的良好惯例。当前,《蒙特勒文件》共有53个签字国,包括西欧及美、加、澳、新共24国,东欧16国,中国、日本、伊拉克、阿富汗、卡塔尔等亚太8国,塞拉利昂、安哥拉、南非等非洲5国,智利、厄瓜多尔等拉丁美洲4国。它们构成了全球治理进程的基础。(二)《国际私人安保服务行为守则》《国际私人安保服务行为守则》共70条,从公司内部管理的角度要求所有签字成员落实《蒙特勒文件》所提出的一般原则,承担起对雇员、客户、供应商、股东以及当地居民所负有的人道主义责任。一方面提出了“有关员工操守的具体原则”,包括:总体操守规则、使用武力规则、使用武力、羁押、逮捕、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性剥削和性侵犯,性别暴力、人口贩运、禁止奴役和劳役、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歧视、识别身份、登记和注册;另一方提出了“与管理和治理有关的具体承诺”,包括:将本守则纳入公司政策、员工甄选和预先调查、分包商甄选和预先调查、公司政策和劳动合同、员工培训、武器管理、武器操作培训、作战物资管理、事件和事故报告、工作健康和安全、骚扰、控诉程序、财务责任等。三、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ICoCA)的成立在21世纪前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私营安保员工史无前例地大量涌现导致各方对私营安保公司在“法律真空”地带肆意妄为的指控。调查报告引用一长串暴力事件,声称私营安保公司引起众多民愤,逃避传统上对国家安保武装力量的约束和监管,经常违背和践踏人权。私营安保公司对这些批评做出了回应,强调其服务应符合道德伦理,认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监督对整个行业都是有害的,将采用自我设定的标准和行为准则。与此同时,对私营安保公司的另一种思维显得更为务实,即在一个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要看到私营安保公司存在的合法性。私营安保公司可以在西方军事力量并不想参与的地带和情境下很好地完成“麻烦的”人道主义干涉者的角色,只要私营安保公司在相应的国际监管下提供服务,并且重视国际准则和价值标准,包括透明度和对人权的尊重。故此,许多专家提出了私营安保行业的不同规制框架,采纳以人权为基础的标准,并结合国际上公私合作的监督方式。有建议提出,可以在联合国机构授权下开展规制工作,或基于商业和人权要素建立一个由非传统的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规制组织架构。包括私营安保公司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认为现有的监管模式并不足以良好地去管理私营安保公司。政府部门时常不能有效地管理私营安保公司发挥有效监管职责。公民社会组织抗议私营安保公司践踏人权事件的发生,但也不能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或者处罚。事实上大部分私营安保公司在提供安保服务时并没有发生践踏人权的事件,但也被强行带入各种负面舆论批评,被贴上暴力、危险且恣意妄为的标签。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ICoCA)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体现了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代表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成为全球安保治理的国际监管组织,得到了联合国、欧盟、北约、以及主要主权国家的支持和授权。本文系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大学2017年度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ICoCA标准合作研究推广项目》2019年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主持参与单位: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研究团队。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May 8,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周章贵、艾莱提:海外私营安保发展模式及中国海外安全与安保管理能力建设
周章贵  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观察员、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研究团队负责人艾莱提  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一、海外私营安保发展模式(一)各国私营安保发展模式根据产业发展状况,各国私营安保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以英、美为代表,它们不仅实现了公共安全的高度外包,而且还能在高风险地区活动,甚至胜任对外政策工具。第二类则以日、德等发达国家为代表,限制私营安保涉足公共领域,同时海外开拓也并不活跃。第三类则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中小型安保企业数量庞大,呈低水平分散状态,它们没有海外活动的意愿和能力,国家监管水平落后。(二)中国安保产业发展特点中国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发展中国家式”的产业基础与“发达国家式”的海外需求间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一边是规模较大的保安业,人员和资本较有规模,与国内公安部门关系密切,但缺乏海外活动的能力和意愿;另一边则是注重于保护海外利益,但是规模、资本严重不足的安保业。出于多种原因,这两者未能有效结合,导致了中国私营安保海外有效安全供给的严重不足。中国拥有庞大的海外投资和旺盛的安保需求,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还处于边缘地带。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的海外安保需求无疑将继续扩大,如果不能充分参与相关的治理进程和标准制定,会对中国的海外安保采购和供应产生消极影响。二、中国海外安全与安保管理能力建设(一)提升中国海外安全与安保管理能力海外安全与安保管理能力是一个系统化立体工程。自2010年《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64号令)及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公安部令第112号)实施以来,我国安保企业社会化和市场化进程加快。同年,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对国内机构和人员的境外安全风险管理做出了规定,随后在2012年发布的《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指南》作为我国首个针对“走出去”境外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对安全风险管理明确操作意见,对我国安保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总体上,海外安全管理(无论主体是投资企业(安保需求企业)还是安保企业)应将国际标准普遍采用的PDCA戴明循环方法作为安全风险管理方法,通过计划、执行、检查和行动四个环节,构建境外安全与安保管理体系。(二)企业安全管理战略的重要性企业(尤其是安保企业)的安全管理战略涉及方针与目标、机构设置与职责,以及安全管理原则。无论是《蒙特勒文件》还是《国际私营安保服务商行为守则》都强调企业安全管理战略的重要性,企业高级管理者在安全管理方面具有的突出作用,其所做出的承诺是安全管理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安全与安保职责分配方面应遵循监督和执行两条线原则,并体现直线责任。1、遵循“生命至上,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原则。即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以人为本”的管理,通过有效的管理和技术手段,减少和防止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在可能发生人身伤害、外来威胁、设备或设施损坏和环境破坏的场合,事先采取措施,防止安全事件发生。2、开展风险控制排序并采取“低合理可行”的风险管理过程。风险可以通过降低可能性(预防措施)或其潜在后果(消减措施)来控制,并可以由以下一个或几个由高效到低效排列的方法来实现。“低合理可行(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lly,ALARP)”指的是在对外投资合作经营活动中,人员、财产和声誉等有遭受各种造成损害的风险,需要进行风险识别、评估,并采取适当处置措施,确保将风险控制于“低的可接受”程度。3、重视企业运作的合法合规性与体现社会责任。安保企业在对外合作经营活动中,应全面遵守我国和驻在国(地)的法律法规和政府要求,尊重社会公德、商业道德以及行业规则,同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建立沟通和联系,学会和当地主要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友好相处,努力做好公共关系管理工作。应尊重当地文化、宗教和生活习俗,根据自身经济实力,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热心参与当地社区慈善、捐助等社会公益事业,关心支持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福利事业。4、明确武力使用的原则并加强武器等管理。这一点国内法律政策对我国安保企业还缺乏制度层面的支持,但作为海外安保服务无法回避。目前中资安保公司的海外安保实践中基本是采用购买和雇佣“当地武装“、“当地枪支”、“当地人员”的方式回避法律困境。但武器管理的原则具有国际一致性。一般而言武力使用权由驻在国(地)政府所拥有。企业可通过驻在国(地)法律和政府行政指令给予适当的保安力量保护。三、对策建议(一)如何提升海外安全风险管理能力?海外安全风险管理是指企业围绕其总体安全政策和管理目标,通过明确各部门分工和职责,配置各项资源,在业务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系统地识别、分析、评价、处置、监测和评审威胁或潜在威胁境外业务安全风险的过程。1、提升风险识别能力。通过风险识别确定企业内外部活动、产品或服务中能够控制或能够施加影响的危害因素,考虑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态和正常、异常、紧急三种状态。应通过风险识别确定活动、产品或服务中能够控制或能够施加影响的威胁因素。安全风险可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医疗卫生风险、恐怖活动风险、社会治安风险、其他风险等类别。2、提升风险评价能力。建议企业基于“低合理可行(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ALARP)”的原则,制定合适的风险评估准则,明确不同风险的可接受标准。项目启动前的风险评价,一般使用威胁的可能性—严重性评估矩阵,用于没有具体风险处置措施前的初始风险评价,即依据企业既定的威胁可能性、严重性评价准则,评价项目及重要资产可能面临的风险,并确定风险等级和处置排序。当对社会安全风险进行评估时,建议企业进行必要的脆弱性分析。脆弱性即薄弱环节,可被威胁方用来侵入、损坏、盗取资产或使其关键功能遭到破坏。(二)如何提升安全风险处置能力?境外各作业项目都应该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建立风险登记表。风险在不同作业项目,甚至同一作业的不同阶段都是不断变化的,所以风险登记表也是一个需要及时更新的文档。在一个作业活动的各个重要阶段都需要对新增/原来的威胁进行风险和处置措施的重新评估。风险处置方法:1、风险预防--降低风险的可能性。2、风险降低--降低后果的严重性。3、风险转移--如法律责任的转移。4、风险规避。处置要点:1、尽可能阻止袭击,如通过威慑的方法。2、发生袭击时,及时发现。3、延缓袭击,等待合适的(政府)机构支援。4、采取缓和敌意,撤离、避难、报警、控制和谈判等应对措施。5、在项目实施前和过程中,要对项目运行时可能遇到的各类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及时更新隐患登记,定期开展安全管理体系审核,以确定管理体系是否得到有效地实施,并达到预期的目标,确保体系持续有效。(三)建议1、探索建立海外风险预警机制。对海外利益拓展采取分类管理,设定风险系数,通过风险评估开展海外安全预警。对风险系数较高的国家、地区、行业进行风险预警,减少在这些国家、地区、行业的活动,降低风险。2、探索建立海外安全情报协同体系。“一带一路”涉及诸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涉及的东道国安全、政治形势多变,信息内容复杂,需要在我国政府和驻外机构主导下尽快形成多维度信息手收集、通报融合分析机制,为海外利益保护提供信息数据条件。3、需要建立多元合作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和安保力量。目前国家提出“谁派出谁负责”的利益保护原则,因此项目投资企业实质成为主要的利益保护责任主体。然而企业自身海外利益的保障能力有限,专业力量和投入都难以为继,建议以企业自身风险管理体系为基础,在外交领事机构的指导协调下,借助各方力量,形成“官民结合、梯次应对”的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模式。本文系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大学2017年度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ICoCA标准合作研究推广项目》2019年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主持参与单位: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研究团队。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May 8,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回顾丨CGE自贸微论(文化主题)缅甸总领事与中国艺术家畅谈国际文化交流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主席在很多场合都倡导文明之间应该加强交流互鉴,这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是成为中国推进全球治理改革,解答时代命题的重要主张。3月26日,在三亚凤凰岛CGE国际交流中心,CGE自贸微论坛围绕国际文化交流主题,邀请多位中国艺术家、媒体人士,分别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交流观点。梭岱南 缅甸驻南宁总领事馆总领事中国、印度和包括缅甸在内的东盟十国共同组成了一个人口超过35亿的潜在消费市场,缅甸拥有着5300万人口,其中一半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缅甸在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将肯定从国际市场的合作与一体化中获益。近年来,缅甸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主要集中在加强监督管理和改善法律环境,以发展包容性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市场经济,首批重大改革之一是2016年修订了缅甸投资法,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更透明,更自由,更受保护的投资环境。自缅甸对大陆游客开放落地签证政策以来,中国前往缅甸旅游的游客人数比去年增长了102%,缅甸将不仅继续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投资环境,而且努力创造一个可预测的,更加便利和友好的投资环境,缅甸将继续努力改善投资环境。诚挚欢迎各位朋友们前往缅甸投资,把握缅甸贸易、经济、投资方面的良好合作机会。张晓剑 中国博物馆协会民族博物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南宁市博物馆馆长做“民相亲、心相通”的文化大使三年前,澜湄合作正式在美丽的三亚启动,在此我想提出一个倡议,在三亚凤凰岛筹备举办澜湄区域博物馆馆长论坛。届时,我们可以邀请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北京紫檀博物馆、老挝国家博物馆、缅甸国家博物馆、泰国博物馆等文博机构的馆长们共同来讨论协商澜湄文化交流的下一步合作框架和计划,让博物馆真正担当起澜湄区域“民相亲、心相通” 文化大使的使命。秦杰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桂林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用影像艺术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桥梁广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离不开对不同国家的宗教信仰、人文特征、风俗习惯、社会发展状况等等的了解,而众多的文化交流形式中,影像艺术是一种最能直观呈现现实状态的传播形式,摄影有着纪实的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学术阅读功能和传播功能,它贴近民众,没有语言的障碍,易于理解,能给人最信赖、最直接的感受,它以其独特的呈现方式,将一个国家的自然风景、人文景观、宗教信仰、人民的精神面貌以及生活状态,全面地传达给观者,让人如身临其境,印象深刻,直抵人心。拉进各国人民间的距离。朱俊杰 广西民族出版社 民族出版事业与对外文化交流民族出版事业是我国出版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出版事业,民族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扶持与帮助。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中国的艺术家与东盟各国的艺术家交流的机会越来越频繁,作为出版人,希望出版更多经典的作品,与世界文化交流传播,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经典的文化一定起到感化人的作用,有识之士认为,文化的作用除了育人、感人之外,它还有一个文化认同的作用。而且只有走出国门、多交流、多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文化才会注入新的活力。朱俊杰 广西民族出版社 民族出版事业与对外文化交流民族出版事业是我国出版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出版事业,民族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扶持与帮助。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中国的艺术家与东盟各国的艺术家交流的机会越来越频繁,作为出版人,希望出版更多经典的作品,与世界文化交流传播,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经典的文化一定起到感化人的作用,有识之士认为,文化的作用除了育人、感人之外,它还有一个文化认同的作用。而且只有走出国门、多交流、多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文化才会注入新的活力。杨陈 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采编部副主任中国—东盟文化交往中的媒体角色今年是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去年在21届中国—东盟领导人的会议上,把今年的中国—东盟的主题确定为媒体交流年。在2月底,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开幕式上发来了贺信。贺信中提到,希望双方媒体做友好交往的传播者,务实合作的推动者,以及和谐共处的守望者。陈宇 凤凰生活杂志广西运营总监浅谈传统媒体在新时代对外交流活动中的参与合作功能通过案例来分享传统媒体在对外交流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发展的新途径。他认为,媒体参与到活动中去才能有深度的报道内容,媒体人既是服务者,同时也是合作者、参与者。王庆祥  桂林百悦酒店总经理借力文化交流平台拓展企业发展层面文化是强劲有力的生产力,这个观点已经越来越被敢于实践的国家和企业所证实。企业在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需要追求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共赢,勇于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而且不仅要看重企业内部的文化塑造,更要放眼于世界大文化环境的交流与对话,寻求在文化共识、人文共建的基础上,达成新的经济合作。

发布于: May 8,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于洪君:中美关系是当前世界大变局中的最大变数
于洪君  CGE高级顾问、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前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导语:矛盾无时不有,矛盾无处不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普遍性的主要观点之一。当今世界各种矛盾和冲突广泛存在,反复证明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真理性。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等西方国家集中爆发以来,世界形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特别是中美两大经济体相互关系的不可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一、中美关系在跌宕起伏中曲折发展势所必然当今世界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之中。从全球政治角度看,美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历史形成的地缘政治矛盾,近年来持续升级。俄罗斯与昔日的兄弟国家格鲁吉亚、乌克兰先后爆发冲突,至今仍处于准战争状态。欧盟东扩与自身建设严重脱节,导致内讧不断,英国脱欧陷入难产状态。没有英国的欧盟与退离欧盟的英国如何相处,欧洲一体化走向何方,一切都不得而知。滥觞于西亚北非的所谓阿拉伯之春,由于美等西方国家的策动与推涌,动乱与战乱彼此叠加,大规模难民外溢对亚欧地区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在中东地区内外势力竞相搏弈的大背景下,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以及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密切交织。以伊斯兰国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恐怖势力,乘机向整个国际社会发起巨大挑战。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全面重整,与欧盟等传统盟友的关系趋于复杂,现存国际关系与运行原则受到意想不到威胁和破坏。受此影响,本来就很不平静的拉美地区风向骤转,右翼势力开始主导巴西等国政局。委内瑞拉局势因为美国深度插手而深陷危机,地区格局变数增多。美国军事干预委国局势与俄美两国在拉美展开较量的可能性同步加大。不久前发生的新西兰恐怖袭击,是当今世界广泛存在的族群矛盾与价值观冲突此生彼长的又一突出例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人们普遍认为,国际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与未来走势备受瞩目。虽然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三个重要历史性文件——《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但总体上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跌宕起伏,一波多折,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突出特点。1979年中美刚刚建交,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为艰难起步的中美关系投下了巨大阴影。1989年,美国利用中国出现的内部困难,动员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严厉制裁,给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造成重大伤害。1995年台海危机时,美国两艘航母进入台湾海峡,为台独势力撑腰,破坏中国统一大业。1999年,美国战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001年,美国军机又在中国南海上空捣乱滋事,撞毁我军机,导致机毁人亡。    ▲《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的十大领域 二、美国全力阻碍中国和平崛起不可避免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沿着曲折而动荡的轨迹,继续起伏不定地向前发展。2001年入主白宫的共和党人小布什,曾明确宣布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就任总统后很快摆出全面中止对华接触政策的强硬架式。只是由于9・11事件的发生,小布什政府出于反恐需要,才不得不转而实行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竞争与合作相互交织,一度成为中美关系主旋律。民主党人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关系总体上维持了既竞争又合作的基本格局。两国关系最终形成了发展利益深度融合、人文交流愈益广泛、安全关切密切交织、协商对话持续推进、相互需求与日俱增的新态势。中美关系的新态势,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总体稳定,有利于世界多样化进程,有利于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有利于全球治理有序有效地向前推进。但近年来,受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整个国际大环境发展变化的影响,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很快转向了艰难而复杂的发展阶段。特朗普打着“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旗帜当选总统,将美国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外贸失衡,并将消除中美贸易逆差视为改变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首要选项,悍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对华不友好的保守派人士,云集到特朗普周围,成为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谋士与高参。美国对华政策全面趋强,渐成难以阻遏之势。去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中兴公司施加制裁,使中兴公司的全球业务陷入停顿。而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封杀华为公司,围绕5G问题公开组织针对华为的统一战线,同时对两国学术交流进行严格控制。中美关系进入40多年来极为复杂的严峻局面。今年年初,特朗普政府颁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毫不隐讳地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受此影响,美国知识界和媒体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崛起将对现有国际格局,特别是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冲击。中美双方在经济、政治、外交领域的摩擦迅速加剧。目前,因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而引发的中美冲突,正在向纵深发展。从两国贸易谈判情况看,美国向中国全面施压,不仅要迫使中国在经贸领域和经济政策方面对美国做出大幅度让步,同时还要迫使中国放弃或改变雄心勃勃的科技发展计划《中国制造2025》,打乱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追赶美国的前进步伐,中断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虽然有消息说双方的贸易谈判已接近完成,两国元首可能签署指导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新文件,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与成见早已根深蒂固,遏制中国发展与崛起的意图由来已久,双方因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战略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与差异将长期存在。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将未有穷期。三、维护并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时代潮流大国关系历来是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格局重组与安全形势演变的最主要因素。现阶段的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是大国关系的重中之重,影响着世界局势的阴晴冷暖,牵动着国际关系的总体走势。这是由中美双方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所决定的。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其世界霸主地位和作用较之过去有明显下滑,但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潜能和军事实力,仍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国力大增,国威大振,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感召力大幅提升,客观上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和冲击。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不到美国2/3,但发展潜力无可限量,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望成为第一经济大国。对此国际共识,美国心知肚明。担心失去老大地位的战略焦虑,促使特朗普政府提前布局,拉开全面围堵中国的大幕。中国是具有数千年文明传承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优良传统。在对外关系领域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虽然近年来中美两国的矛盾与摩擦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但中方始终坚信并反复强调,双方发展利益互补与安全关切互求的局面也在进一步加强。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处理相互关系,既要对各自国家负责,也要对世界各国负责。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事关整个国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双方都应坚定不移地致力管控分歧,避免局势完全失控。人类社会从来都是利益攸关、命运与共的统一体。在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新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愈益广泛,人文交流更加活跃,安全对话日渐深入。中美建交40年来,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人类进步与繁荣方面,已经形成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责任。两国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新型关系,需要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坦诚沟通,在地区以及全球层面深化合作,通过有效管控分歧,及时化解危机,持续不断的良性互动,构筑符合时代潮流的大国关系新范式。双方要从世界格局、力量对比、国际关系演变的新情况出发,把两国关系置于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安全对话三大基石之上,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把经贸关系视为两国关系压舱石。深刻变革中的当今世界,期待中美两国本着对历史和现实高度负责的态度,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为整个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积极因素。中美两国也应当在相互尊重、彼此包容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坦诚合作,共谋未来,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简介CGE高级顾问,原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国际问题专家。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曾在俄罗斯顿河罗斯托夫大学做过高级访问学者。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太和智库、察哈尔学会、盘古智库等机构高级研究员、首席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现代国际关系,世界政党政治,当代中国外交。学术成果: 《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一带一路”:联动发展的中国策》,《剧变中的国际关系与政党情势》,《从参与全球化到打造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大国担当》。原文发布在2019年4月10日大国策智库。2019年4月10日作者同意在CGE公众号转载。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April 28,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艾莱提、周章贵: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发挥智库作用引进国际安保标准
艾莱提,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周章贵,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观察员、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研究团队负责人2019年4月8日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取得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社会组织会员资格。一、海外公共安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这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开展对外工作的前提和基础。2018年是一个特殊年份,是两个时期矛盾交织的关键节点,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突出表现为中美关系呈现复杂的困难局面、经济全球化发展遭遇强大阻力、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演变、国际安全方面的挑战日益错综复杂。2018年全球政治格局出现深刻变化,经济增长不及预期,社会治理难度加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多边体制遭受冲击,地缘战略竞争加剧,区域合作变数增大,全球战略稳定遭遇挑战。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中国企业海外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风险因素不断增多,风险影响日益扩大。特朗普政府政治上推行单边主义,经济上搞贸易保护主义,致使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一些西方国家借机跟进,大肆渲染所谓“中国投资威胁论”,加大对市场准入的安全审查力度。中资企业在境外技术并购、参与基础设施领域建设、进行生产布局的难度和风险都加大了。近年来,有些国家新政府上台后搞重新审查,甚至取消了有关项目;有些国家和地区时常出现针对中资企业和人员的恐怖袭击、绑架事件。这些都说明,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承载“一带一路”建设重任的广大中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经营的环境,将比以往更加复杂严峻,地缘战略风险、政治风险和合规风险将叠加攀升。从国家层面来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与重点国家商签或者更新投资协定,拓展双边安保合作机制,敦促外方承担相应的安保责任。要监督和督促企业防控风险的主体责任,增强风险意识,减少高风险投资活动。从企业层面来说,首先要注意审慎承建经济效益差、债务水平高的工程项目。要练好内功,健全安全、合规体系,查漏补缺。尽管多数企业都会对自身在海外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并采取针对性措施,但中资企业的海外安全风险事件这几年来却依然未见减少。二、中国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国内立法现状、面临的问题和救济权益渠道(一)国内立法现状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全国统一的针对保安服务行业的专门法律和行政法规,政府对国内保安企业的主要管理依据是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部分地方性法规。比如,经国务院批准的公安部《关于组建保安服务公司的报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政法机关保安企业规范管理若干规定》和2000年公安部颁布的《关于保安服务公司管理的若干规定》,从国家政策方面规定了公安机关是保安服务业的行政管理机关、保安服务公司只能由公安机关独资开办、开办保安服务公司的条件、保安员条件、保安服务范围及保安员职责等内容。此外,涉及这方面的行政法规主要是《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61号)、《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6号)和《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中有关保安服务业的相关规定。北京、上海、辽宁、江苏、湖南、云南、内蒙古、广东等全国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保安服务管理办法、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保安押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地方性法规规章。后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保安服务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保安服务业作出系统、全面的制度规范已经成为必然。2009年9月28日,由公安部起草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草案)》经国务院第82次常务会议讨论原则通过,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10月13日签署第564号国务院令正式公布《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才结束了全国保安服务行业管理近30年无统一专门立法的局面。2010年2月,公安部又出台了《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公安部令第112号),进一步明确了公安机关对保安服务行业的监督与管理。我国保安业的管理依据从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政策以及散见于国务院制定施行的一些行政法规和部分省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跨越到较为系统较为全面的行政法规。但是,随着《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贯彻实施,其规定的不足与缺憾也逐渐显露,特别是在中国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方面,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比如,中国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国内法资质、中国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范畴标准、中国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应遵守的基本原则、中国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渠道途径、中国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监督管理、中国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权利救济,等等。现行《保安服务条例》没有给出具体的规定,保安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也没有进行相关的解释明确,从而导致多年来我国保安企业海外业务的拓展始终止步不前。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步伐,中国的海外利益遍及全球,而且其发展势头必将愈加迅猛。然而,随着海外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元化,我国公民遭遇的海外安全事件形态也趋于多样化、复杂化。一些国家由于政局动荡等因素,导致局部地区治安恶化、发生武装冲突甚至是战争,进而给中国海外公民或者企业发展带来威胁。与此同时,一些非传统安全的因素如海盗、恐怖主义袭击等,也开始频频威胁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面对日益严峻的海外安全挑战,加紧构建一张保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网”,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政府、企业和公众面前的重大课题。然而,国内关于中国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立法规范却严重滞后于海外华人企业或个人的安全需求,供需之间的矛盾凸显。(二)目前面临的问题“走出去”的国内安保企业目前没有一套健全的合法权益救济体系可供参考借鉴。选择何种方法进行自身权益的救济十分迷茫。不知道哪种手段最方便、实用、快捷、高效。许多企业由于不愿承受求助中间环节的繁琐和巨大的时间与精力的成本而选择采取私力救助的方法解决。经常费不少力气也挽回不了损失。(三)权益救济渠道1、按照当地国的法定诉讼程序向当地有管辖权的部门申请权益救济。2、向我国驻任务履行地国家的使领馆求助,通过领事保护手段来实现自身权益的保护。3、依据我国加入的国际保安行业组织的协议约定,通过国际保安行业组织协调任务履行地国家有关部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4、直接向我国政府主管海外保安业务的机关部门提出权益救济申请,启动国家外交手段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三、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发挥智库作用引进国际安保标准(一)《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ICoCA标准合作研究推广项目》2017年11月30日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研究所合作设立了《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ICoCA标准合作研究推广项目》。 2018年 1、项目组已经研究翻译完成项目规定的标准文件。2、2018年4月17日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在海南三亚成功主办项目系列活动之一《2018亚太公共安全论坛》,邀请ICoCA总干事JamieWilliamson、ICoCA观察员周章贵、英国MSSglobal执行总裁TonyChattin出席论坛。3、2018年4月17日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在《2018亚太公共安全论坛》上提出《组建国际安保服务合作对话平台的共同倡议》,倡导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安保服务企业等共同参与多边对话和合作。4、2018年11月4日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大学共同主办“首届非传统安全与海外利益保护论坛”探讨“国际商业安保规制及中国模式”。 2019年 1、项目以咨询课题形式推进ICoCA国际安保服务规范与认证研究与汉化工作、规范的申报、认证培训、认证工作,以及组织拟获ICoCA会员资格的国内安保企业参加ICoCA相关培训活动和日内瓦年会等。2、2019年4月8日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取得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社会组织会员资格。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大学ICoCA项目组继续开展相关国际化能力建设,帮助企业完成相关认证申请流程,以获得国际组织和东道国的安保服务商资格。3、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2019年计划邀请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官员来访中国,共同商讨相关事项,目的是为中国安保行业的国际交流提供咨询服务和对接。4、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继续加强国际安保规范研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保合作能力建设,为沿线重大合作项目和人员往来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二)ICoCA在当前全球私营安保治理结构中的作用ICoCA 2010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相关文件基础上,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InternationalCodeofConductAssociation)在日内瓦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制定和推动国际安保服务的标准和行为守则,促使签字的安保公司遵守行业行为规范,尤其是在国际安保服务中体现遵守联合国人权和人道主义相关规定。ICoCA理事会组织架构由政府界别、行业界别、社团机构界别各4位共12人组成理事会。 ICoCA主要功能 1、在国家司法权无法有效行使或者不能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况下,ICoCA可以通过协会机制直接对成员公司进行监督、问责和处罚。2、ICoCA成员资格可以作为企业资质审查的关键指标供国家和国际组织参考。3、ICoCA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增强,其认证会员资格可成为国际私营安保市场的“通行证”。4、联合国、欧盟、国际足联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瑞士、瑞典等主要国际组织和安保企业发达国家都采购ICoCA认证安保企业的服务。5、ICoCA针对国际复杂环境和高风险地区的海外安保业务开展认证、监督和申诉职能。四、建议1、建议“走出去”的国内安保企业参与、借鉴ICoCA经验。成为ICoCA的签字公司可以提高中国保安公司的国际信誉。国际标准化服务和能力提升是国内安保行业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核心保障。2、中国政府应当为在海外经营业务以及提供保安服务的中国企业提供一套法律框架。需要明确国内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资质条件和规范国内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领域范畴。3、建议国家有关部门以立法的形式对中国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国内立法问题加以明确,建立健全中国保安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权益保护体系。本文系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大学2017年度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ICoCA标准合作研究推广项目》2019年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主持参与单位: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研究团队。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April 28,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郭惠民:中西方话语语境中的公共外交
一、西方话语语境中的公共外交概念缘起1965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艾德蒙·古利恩(Edmund Gullion)提出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概念: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括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层面;一国政府对他国公众舆论的培养与引导;一国的利益集团欲另一国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对外事务的报道及其在政策上的影响;外交使节与驻外记者等传播工作者之间的沟通;跨文化交流等。1987年将公共外交纳入基本国策之后,美国的公共外交被视为软实力战略的重要路径。应该清醒地看到:公共外交是一个在冷战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概念,这个话语语境绝对不能忽略。彼时,美国人相信,赢得外交对象国的民众和赢得他们的政府同等重要,输出价值观、文化和输出资本、军事同等重要。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剧,人们发现公众可以补充或强化政府介入跨国和全球事务的能力,一国需要另一国人民最低限度的理解,同时本国人民亦应在外交中扮演表达者、行动者的角色。由此,公共外交成为政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等领域的热词。二、中国改革开放话语语境中公共外交概念的提出2004年,外交部新闻司在京召开中国首届“公众外交”专题研讨会,宣布外交部在新闻司内设立公众外交处。彼时官方对其的定义“是外交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通过外交部门与公众之间互动的加强,来引导公众、争取公众对本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随着理论和实践的深化,后外交部公众外交处改名公共外交处,2006年由将其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2008年经历诸如3.14拉萨骚乱、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等重大事件之后,历史召唤“民众”、“大众”、“公众”走向时代的前台。现在按外交部的解释,中国公共外交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增进广大国内民众对国家外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二是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的互补已构成了中国当今外交的整体外交阵容。三、中国公共外交应重视人民外交新中国的外交长期以来是官方、半官方和民间外交的结合,其优良传统是人民外交。正如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更多地应依赖于两国人民直接进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应重视和传承人民外交的传统。周恩来曾强调,这个时代国际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外交的不断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虽非政府间的外交关系,但可以发展人民之间的友谊,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实际上外交官最初就是信息传递者、信使、使者,外交本质上就是交往、对话、交流,以沟通信息、协调关系、增进理解、避免冲突。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类传播交流的历史。人是群居的需要社交,社交就是要共享,而共享又是非常困难的,为此对话交流就成了必然的选择。19世纪著名的英国外交家帕麦斯顿就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国家利益是永远的。”这句话是对于外交最为生动形象的阐述,而在有正式的官方外交、公共外交之前,各民族之间的对外交往主要是依靠人与人之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活动而进行的,这样的传播交流活动被称为“people to people diplomacy”,即民间外交(狭义的人民外交),甚至更早的人文交流,即以人文为渠道的往来,增进各国各民族的理解和友谊。所以无论是官方外交、公共外交,还是民间外交都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往来,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中国话语语境里的公共外交,在当今“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呼唤传承民心相通的人民外交,贯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文化艺术交流对人类心灵的沟通,记忆的唤醒,美感的享受,感情的共鸣,意义的传递,将展现出它巨大的穿透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互鉴与共享。中美建交前后文化交流案例:“乒乓外交”之外的“音乐外交”今年正值中美建交40周年,当代国际关系史里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文化艺术交流就曾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打开一扇友好的窗口。无论是美国两个交响乐团在中美建交前后访华还是美方为邓小平访美举行的文艺晚会,其中都有不少细节,颇能让人体会人民外交、文化交流的独特魅力和“弦外之音”。1971基辛格访华后,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尤金·奥曼迪就写信给尼克松总统,建议乐团去中国演出。经过两年的协调,1973年9月费城交响乐团成为了第一个到中国访问演出的美国交响乐团。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为邓小平访美举行盛大的专场文艺晚会,邓小平在晚会现场宣布了波士顿交响乐团随即访华的消息,当场肯尼迪艺术中心内掌声雷动。1979年3月,波士顿交响乐团又成为了中美建交后第一个访华的美国交响乐团,当时的乐团指挥是出生在中国沈阳,幼年曾在北京居住过,对中国有着特殊感情的美籍日本人小泽征尔。邓小平访美那场文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美方安排的是约200名美国小学生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他们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毛泽东版本的‘代我问候百老汇’”。一曲唱罢,邓小平深深为之动情,他和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美国孩子,此真诚之举得到美国媒体和民众普遍好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当年被《纽约时报》描述为,如果说“乒乓外交”为尼克松1972年访华铺路,开启中美外交新局面,那么正是费城交响乐团的访华之旅,真正将两国粘合在了一起。后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来访,邓小平和宋庆龄都亲自出席捧场了北京首演,中国著名指挥家郑小瑛将其称作“友谊和音乐艺术交流的动人篇章”。美国两个交响乐团在华的演出曲目选择很有意思。在西方古典音乐上,两家都选有贝多芬的交响曲,1973年初选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后改为演奏贝多芬《第六交响曲》;1979年则成功上演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费城交响乐团首访北京,后为上海;波士顿交响乐团首访上海,后才北京,两地演出的曲目也有所不同。两家的演出中都选有中国乐曲,1973年为钢琴协奏曲《黄河》;1979年为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返场时加演了当时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白毛女》组曲选段《红头绳》,据称喜形于色的观众当时终于按捺不住兴奋的情绪,即席报以春雷般的掌声。有关美国两个交响乐团访华的媒体报道还涉及到中国著名的弦乐曲《二泉映月》。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来访期间前往中国中央交响乐团交流,观看该团由中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指挥排练《二泉映月》,美国指挥家尤金·奥曼迪对此乐曲非常欣赏,向李德伦提出,希望得到这首乐曲的总谱,但我方婉转回避了美方的多次请求。1979年波士顿交响乐团来访,一些媒体也都提到美国指挥家小泽征尔和《二泉映月》。可能是久远的记忆模糊了,实际上在此之前小泽征尔1976和1978年曾两次来华。1978年6月,小泽征尔访问北京,他指挥中央乐团演奏了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大获成功。第二天,小泽征尔到中央音乐学院访问,顺便听了《二泉映月》的二胡独奏。当时民乐系17岁女学生姜建华(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的演奏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小泽征尔听着听着,情不自禁,掩面而泣。突然,他从坐着的椅子上顺势跪下去,虔诚地说:“这种音乐应当跪下去听,坐着和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曲终后,小泽征尔泪流满面地站起来,对姜建华深情地鞠了一躬,说:“谢谢你的演奏,要是早一点听到你的二胡演奏,我昨天是根本不敢指挥乐队演奏的。”这就是著名的小泽征尔跪听《二泉映月》的历史典故。此后,在他的演出中,很多次《二泉映月》都成了保留节目。正是在他身体力行的宣扬下,《二泉映月》被国际乐坛公认为世界10大不朽名曲之一。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访问时还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细节,也许更值得回味。当乐团访问上海时,中方安排了旅游购物的环节。乐团小提琴手帕斯奎勒(Robert De Pasquale)在逛街时,突然听到了小提琴声。他走进建筑物,上楼找到了正在练琴的学生,给这个惶恐的孩子上了一个小时的课。值得注意,那是改革开放前后文革的时代,美国媒体报道称当时的中国“是禁欲的和清教徒式的”。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与人的交往还是那么的质朴、纯真,体现着人性的光芒。这大概也就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建交的历史上,中国人喜谈“乒乓外交”,美国人爱谈“音乐外交”的缘故。该文根据原始记录整理,经作者本人审阅同意发布。资料整理:亚太数字自由贸易研究院、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April 28,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