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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影响马来西亚政府稳定的主要因素
编者按  2018年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与汉卫国际安全护卫有限公司合作完成《马来西亚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根据国际权威机构和政府发布的国家风险指数和经济指标等数据,对马来西亚政体政党国策、经济社会环境、投资环境等多种相关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对马来西亚的政治风险、社会安全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等进行研判。政府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政府职能既有稳定性,又有发展性。政府职能的依据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马来西亚实行君主立宪制。根据马来西亚宪法,最高元首为国家首脑、伊斯兰教领袖兼武装部队统帅,由柔佛、彭亨、雪兰莪、森美兰、霹雳、登嘉楼、吉兰丹、吉打、玻璃市9个州的世袭苏丹轮流担任,任期5年。元首拥有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权力及任命总理等权力。总理为行政机关首脑,由下院多数党领袖担任。马来西亚内阁是马来西亚政府的行政部门,内阁由首相所领导,内阁部长定期向国会汇报。根据宪法第43条文,内阁成员必须由国会中选出,首先在下议院中得到最高支持率的议员会被推举为首相,然后最高元首会根据首相所提交的名单中选出内阁部长和副部长,内阁部长定期在每个星期三召开内阁会议,唯副部长并无权出席该项会议。国会分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由70名议员组成,议员任期3年,可连任两届;下议院由222名议员组成,通过每5年的大选产生。下议院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获得组阁权。但马来西亚实行的多党制政党制度并非典型的多党制,是由几个政党联合组成联盟执政或参与政党政治活动。长期以来,“国民阵线”(简称“国阵”)联盟一直在大选中稳操胜券。但从2008年第十二届大选起,反对党力量日益强大。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反对党“希望联盟”获胜,马来西亚60年来首次实现政权更迭。政权更迭及经济政策的调整使马来西亚政府稳定性受到一定影响。国际评级机构惠誉2018年6月已将马来西亚信誉“稳定”展望下调至“负面”。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来源海外网,2019年4月28日。综合各方分析认为,影响马来西亚政府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反对党崛起打破国阵“一党独大”政治格局直至夺取政权,政府稳定性受到严峻挑战马来西亚独立后,政党政权先后经历了“一党独大”、“两线政治”、政权更迭几个发展阶段,政府稳定性不断受到挑战。2008年之前为“一党独大”时期,政权相对稳定。马来西亚独立后采用了比较典型的威权政体,长期由同一个政党联盟执政,政权主要由以“巫统”为首的政党联盟“国民阵线”把持,可谓“一党独大”。但马来西亚又采用了议会制形式,给反对党发展留下了空间。2008年3月至2018年5月为“两线政治”时期,政权稳定性经受严峻考验。随着经济发展,民主诉求增加,社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族群政治向多元化发展,反对党实力随之开始壮大。20世纪90年代,反对党第一次组成了反对党联盟“人民阵线”。安瓦尔事件后,伊斯兰教党、民主行动党和公正党三大反对党组成了“替代阵线”,之后发展为“人民联盟”,并在2008年3月8日第12届全国大选中取得巨大胜利。在此次选举中,“国阵”获得222个国会议席中的140席,占总议席的63.1%。这是自1969年以来执政党联盟首次丧失2/3多数议席。此外,在州议会选举方面,反对党夺取了13个州政府中的5个(槟城、吉打、吉兰丹、雪兰莪、霹雳)。此次大选结果表明“国阵”“一党独大”局面被改变,马来西亚政党政治格局开始向两个政党联盟分庭对抗的“两线”政治演变。在此之后,“国阵”在国会提出任何法案都必须得到反对党的支持才能通过,执政能力受到反对党强有力制约。2013年第13届大选中,“国阵”在222个国会议席中获133席,议席百分比为59.91%,首次下降至60%以下。反对党获89席,比上一届增加了7席,议席占比首次突破40%。2018年5月实现政权更迭,政府稳定性受到极大冲击。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中,前总理马哈蒂尔带领的“希望联盟”取得113个席,战胜了总理纳吉布领导的“国民阵线”(79席)获得组阁权,终结了“国阵”长达60年的执政生涯。分析认为,马来西亚政权更迭加剧了政府不稳定性。一是“国民阵线”与“希望联盟”实力相当,两个联盟作为执政党和反对党长期对立或轮流执政的可能性增大。此次“国民阵线”失利是因为曾是“国阵”坚定支持者的马来裔农民对生活成本上涨感到不满,加之前总理纳吉布丑闻缠身,政府形象大打折扣,导致大选失败。但“国阵”曾长期执政,势力渗透广泛、影响力根深蒂固。同时,“国阵”内部运转机制完善,具有一定的自我调整和修复能力,依然是马来西亚最主要政治力量。而“希望联盟”此次选举只以微弱多数胜出,目前还不具备长期把持政坛的力量。“国阵”实力仍很强大,随时可以以反对党身份制造声势削弱“希望联盟”的执政地位。2018年7月17日,马来西亚第14届政府首次召开议会期间,前执政大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发动约300名该党成员在议会周边集会示威,宣称新政府无法保护马来人的权利、伊斯兰教、马来语以及马来统治者。由此认为,马来西亚执政党联盟与反对党联盟目前的实力相当,今后政府政权更迭可能会更加频繁。二是“希望联盟”与“国民阵线”本质一样,内部关系都很复杂,都包含了马来人政党和华人政党等,内部矛盾多、族群利益冲突大,都难以得到民众广泛支持。马来西亚独立后的首次政党轮替,改变的只是“国民阵线”下台,“马来人优先”的体制难以得到改变。选民诉求得不到满足情况下,选民立场随时可能改变,进而影响政权稳定。三是“希望联盟”内部分配“不公”影响政权稳定。马哈蒂尔领导的土著团结党在希望联盟中是“小党”。为获得话语权,马哈蒂尔可能会凭借总理大权压制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等,进而引发其它党派的不满。2018年7月初,随着第二批内阁人选宣誓就任,马哈蒂尔领导下的新内阁基本组建完毕。新内阁共有部长26人,副部长23人。构成上,“公正党”共有7个部长与7个副部长,“土著团结党”有5个部长与4个副部长,“民主行动党”有6个部长与6个副部长,“诚信党”有5个部长与3个副部长。从上述构成看,“希盟”主要成员党间基本保持平衡。但国会议席选举中,“公正党”获47席,“民主行动党”获42席,“土著团结党”获13席,“诚信党”获11席。由此可见,选举中为“希望联盟”获胜立下汗马功劳的“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在内阁构成并没有占据优势,马哈蒂尔领导的“土著团结党”优势明显,且占居多个重要部门。四是接班人问题可能引发“希望联盟”内部矛盾,冲击政权稳定。马来西亚新政府老龄化问题十分引人关注。马哈蒂尔已年满93岁,2018年公布的政策研究顾问委员会成员平均年龄也超过80岁。按照大选前反对派的内部约定,马哈蒂尔将在担任总理两年后让位于现年70岁的安瓦尔。但马哈蒂尔能否兑现之前的承诺还是未知数。外界认为,如果不能确保其子前吉打州首席部长慕克里兹•马哈蒂尔未来顺利当上总理,马哈蒂尔也许不会轻易让位。这必然引发“希望联盟”内部争斗,会对现政府稳定性产生冲击。图表1:2008年至2016年马来西亚政府稳定性注:1、分值0至12分,分数越高稳定性越差。2、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估2018》。二、近年宏观经济表现良好,政权更迭使马经贸政策不确定因素增多,或对政府稳定产生冲击近年来,马来西亚的经济形势总体平稳,一直保持中高速增长, 2017年达到5.9%,2018预计为5.3%。其中内需是主要增长动力,通胀上行压力不大,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保持或低3%。社会稳定,教育与医疗卫生服务较好,人均年收入维持在1万美元左右,被联合国列为中等收入国家。马来西亚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坚持经济多样化的新兴工业化市场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以前,马来西亚经济以农业为主,依赖初级产品出口。7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电子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同时实施马来民族和原住民优先的“新经济政策”,提出“消除贫困、重组社会”的目标。虽然受世界经济衰退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马经济曾两度出现下滑,但国家通过宏观经济计划指导,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2000年马来西亚经济在1999年复苏基础上稳定增长,各项经济指数基本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经济增长率最高达8.5%。2009年纳吉布上台后,一方面继续实行经济刺激方案,另一方面着手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和金融业。先后撤销27个服务业领域的外资股权限制等,以放宽外资准入,改善投资环境。2010年,马政府公布第十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将私营经济和以创新为主导的行业作为引领国家经济腾飞的主动力,稳步推进“经济转型计划”(ETP)重点项目。2015年,马政府开始执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16—2020),突出“以人为本的成长”主题,强调努力提升国家经济发展层次,重点开发基于创新、创造和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模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培养国民具备先进国家思维。2016年马来西亚政府又提出2050年国家转型计划(TN50),目标是30年后马来西亚成为全球经济排名前20的国家。2017年6月2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Moody's)对马来西亚主权信用评级为A3,展望为稳定。2018年2月20日穆迪预测马来西亚经济将维持良好增长态势。穆迪认为,马来西亚投资多个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有力拉动其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中国社科院《中国海外投资风险评级2018》对世界57个国家对华关系排名中,马来西亚排第15位。2018年的大选结果使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一是取消商品与服务税对信用评级产生负面影响。2018年6月1日,“希望联盟”兑现选前承诺废除了6%的消费税(GST)。取消该税种虽然短期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但信用评级机构认为,这项政策以及其他财政整顿措施是马来西亚公共债务不断增加情况下信贷评级仍保持健康水平的主要原因。如果“希望联盟”不能用其它方式填补此项财政收入,可能会导致信贷评级下降,并引发一定程度的资本外逃。穆迪认为,取消该税种将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其财政状况,从而对其信用评价造成负面影。二是经贸政策不确定因素增多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发展。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经济高度依赖出口,约有40%的就业机会与出口有关。近几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良好与政府奉行高度开放的经济政策分不开。但马哈蒂尔当选后要求重新审核不少海外投资项目。三是债务过重影响宏观经济运行。2018年2月20日穆迪指出,马来西亚家庭负债比重过大,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隐患。马来西亚新政府上台后统计称,目前马来西亚债务规模约为1万亿林吉特(约合251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0.3%,远远高于马来西亚政府自己设定的最高55%的标准。图表2:2011-2017年马来西亚宏观经济主要数据指标数据来源: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表1:马来西亚近五年宏观经济数据统计表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2018》。图表3:2008年至2016年马来西亚贸易依存度注:1、分值0至1,分数越高依存度越大。2、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2018》。图表4:2008年至2016年马来西亚投资依存度注:1、分值0至1,分数越高依存度越大。2、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2018》。三、腐败直接导致纳吉布政府下台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受腐败问题困扰,纳吉布在任期间两次因腐败问题陷入信任危机。一是2015年4月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一马公司”经济丑闻爆发,矛头直指纳吉布;二是同年7月爆出2013年纳吉布个人账户入账7亿美元政治献金。这两次事件给纳吉布政权带来很大的冲击。2015年8月,吉隆坡爆发20万人的反政府集会,要求纳吉布下台。一个月后(9月),上万名马来人发起“维护马来人尊严”集会声援纳吉布,才使纳吉布政权暂时得以稳定。2018年5月,纳吉布领导的“国民阵线”联盟终因腐败问题在大选中败北,失去了政权。2018年5月18日,马来西亚反腐败委员会传唤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要求他就“一马发展公司”案接受问询。马来西亚反腐败委员会掌握的证据显示,一马发展公司旗下子公司SRC国际有1050万美元流入纳吉布个人银行账户。马来西亚警方搜查纳吉布的住宅以及与他有关联的几处地点,搜获现金约10亿令吉(约合人民币16亿),还有大量珠宝、现金、名牌手包以及据信与一马发展公司案调查相关的文件。腐败丑闻已使马来西亚国家信誉度有所下降,可能在较长时间内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国际透明组织2018年2月公布的《2017年贪腐印象指数》调查,马来西亚在180个国家中清廉指数排62位,较2016年下降7位。本文系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与汉卫国际安全护卫有限公司2018年合作项目《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安全风险评估项目》节选。本文相关数据截止到2018年10月。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September 17,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传承鉴真精神 推动文化交流|桂林栖霞禅寺“迎供日本唐招提寺鉴真和尚袈裟(仿古)”活动庆典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寄诸佛子 共结来缘农历八月十五-2019年09月13日,中秋吉祥之日。在文化界、教育界、旅游界、佛教界等相关人士和社会爱心人士以及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的关心和支持下,桂林栖霞禅寺“迎供日本唐招提寺鉴真和尚袈裟(仿古)”活动庆典圆满举行。唐招提寺住持西山明彦长老(左)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右)据了解,鉴真和尚生前所披袈裟是在日本正仓院宝库发现,袈裟至今已经有1200多年历史。为了传播鉴真精神,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唐招提寺又为鉴真和尚在日本弘化度众,传播中华文明的主寺。在正仓院和有关部门同意后,唐招提寺对袈裟进行限量复制,仿制过程完全按照原袈裟的设计、材质、尺寸、仪轨而制作。鉴真和尚袈裟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和佛教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举足轻重,鉴于桂林与鉴真和尚有着深远的渊源,经由各方面协商并和唐招提寺充分沟通交流,各方爱心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因缘汇集,遂于唐招提寺迎请回“鉴真和尚袈裟”并赠供于桂林栖霞禅寺。唐招提寺住持西山明彦长老据李柏青执行理事长介绍,中日友好大使西山明彦长老,一直积极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并致力于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在唐招提寺中,西山明彦长老还详细地回顾了唐招提寺的历史渊源以及当年邓小平、邓颖超、赵朴初等老一辈领导人关心、支持、帮助推动中日友好的历史故事。此番李柏青理事长受邀来桂林见证此活动,更是表示希望鉴真东渡日本所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和鉴真大师精神能够被中日两国人民所传承,促进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本寺住持乾泽法师首肯于各界爱心人士对鉴真和尚的崇敬以及鉴真精神的忆念,并感谢各方爱心人士对迎供“鉴真袈裟”的热情支持。乾泽法师说,史料中,“桂林与鉴真和尚因缘始于,天宝七年(748)六月,61岁的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乘船自舟山群岛驶船过海遇飓风,漂流14天到达南海,在海南岛崖县泊岸。渡琼州海峡,回到了大陆。稍作休整后,即择路北返。鉴真和尚率弟子自雷州半岛出发,由东向西,从内河乘舟向桂林进发。”据《唐大和上东征传》(真人元开撰)载:三日三夜,便达雷州。罗州、辨州、象州、白州、傭(容)州、藤州、梧州、桂州等官人、僧道、父老,迎送礼拜,供养承事,其事无量,不可言记。始安(今桂林市)都督上党公凴(冯)古璞等步出城外,五体投地,接足而礼,引入开元寺。初开佛殿,香气满城。城中僧徒擎幡、烧香、喝梵,云集寺中。州县官人百姓填满街衢,礼拜赞叹,日夜不绝。凴(冯)都督来,自手行食,供养众僧,请大和上受菩萨戒。其所都督七十四州官人,选举试学人,并集此州,随都督受菩萨戒人,其数无量。大和上留住一年。时南海郡大都督五府经略采访大使、摄御史中丞、广州太守卢焕牒下诸州,迎大和上向广府。时凴(冯)都督来亲送大和上,自扶上船口云:“古璞与大和上,终至弥勒天宫相见。”而悲泣别去。下桂江,七日至梧州。以上记载,充分表明,当年不论是政要百官,还是僧俗百姓,都非常敬仰鉴真和尚。鉴真和尚不畏艰辛,不忘初心的精神,即是我们行动上的表率,更是人生方向的舟航。后人应该传承鉴真之精神,利化人间。恰逢中秋吉祥之庆,当天乾泽法师搭者“鉴真袈裟”带领四众弟子共同诵经祈福,并向大众介绍迎供“鉴真袈裟”的因缘。祝福大家中秋吉祥,阖家圆满;同祈:鉴真和尚精神永存,后人勇猛精进承担。-唐招提寺-赵朴初作词《金缕曲·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欢迎礼赞》 文化小课堂  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位于日本奈良市,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唐代高僧鉴真(公元688—763年)为弘扬佛法,历尽艰辛先后6次东渡日本。第6次东渡终获成功,于公元753抵达日本,受到当时的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在位于都城的奈良东大寺开坛,为天皇等广大僧俗授戒。在东大寺度过5年之后,公元759年,日本淳仁天皇将新田部亲王的旧官邸赐予鉴真,并赐名“唐招提寺”,作为鉴真的私庙。鉴真从东大寺迁居至唐招提寺,并将此开辟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763年5月6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入灭之前,其弟子为鉴真膜影,立夹漆像,传世至今。唐招提寺于公元759年开始建造,约于公元770年竣工。唐招提寺的金堂、讲堂、食堂、文殊堂、不动堂、地藏堂、影堂、开山堂、藏经楼、钟鼓楼及各堂佛像,都是鉴真及其弟子们所计划建造的。唐招提寺之建立,成为后来日本佛教艺术的范例,平安朝以后佛教各宗大本山的佛殿建筑几乎都受唐招提寺的影响。唐招提寺大门上红色横额“唐招提寺”是日本孝谦天皇仿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所书。寺内松林苍翠,庭院幽静,殿宇重重,有被列为国宝的、奈良时代建造的金堂、讲堂为代表庙宇建筑群,还有鉴真干漆像,、众多佛像、法器和经卷等国宝级文物。御影堂前东面有鉴真墓,院中植有来自中国的松树、桂花、牡丹、芍药、“孙文莲”、“唐招提寺莲”、“唐招提寺青莲”、“舞妃莲”、“日中友谊莲”和扬州的琼花等名花异卉。  鉴真六次东渡  鉴真(公元688—763年),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十四岁(一说十六岁)于扬州大明寺出家。曾巡游长安﹑洛阳。回扬州后,修崇福寺﹑奉法寺等大殿,造塔塑像,宣讲律藏。四十余年间,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四万余人,江淮间尊为授戒大师。当时,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律仪受戒。733年(日本天平五年),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高僧去传授戒律。访求十年,决定邀请鉴真。742年(唐天宝元年)鉴真不顾弟子们劝阻,毅然应请,决心东渡。由于地方官阻挠和海上风涛险恶,先后四次都未能成功。748年,鉴真第五次东渡,漂流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亚),在海南停留一年半多,这是鉴真在六次东渡途中经历各州郡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在海南期间,鉴真一行进行了设台授戒、讲律度人、修建佛寺、与当地交流采风等活动,为当地带去了许多中原文化和医药知识。其间经历了荣睿病死、普照辞去、双目失明、大弟子祥彦坐化等磨难,但鉴真更坚定东渡弘法的信念,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751年,鉴真辗转回到扬州。753年,日本再遣唐使来到扬州,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当时唐玄宗崇信道不允。鉴真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今张家港市),转搭遣唐使大船。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11月21日,鉴真所乘舟与晁衡乘舟失散,12月20日,抵达日本萨摩。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抵达日本后,鉴真受到当时的孝谦天皇的隆重礼遇,在奈良东大寺开坛,为天皇等广大僧俗授戒,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并于公元759年开始建造 “唐招提寺”,开辟了日本佛教律宗总本寺,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尊敬。 鉴真大师像的两次“省亲”之路 对于鉴真和尚,郭沫若曾赋诗,“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茅盾先生则赞其“诚开金石动天神”;鲁迅先生称其为“民族脊梁”。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对鉴真的评价是,“在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是一位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在日本的奈良市,供奉着两尊唐代高僧鉴真和尚的坐像。一座是陈列于奈良唐招提寺的鉴真干漆像,另一座是东大寺木质鉴真和尚坐像,它们都是日本的国宝级文物。公元763年5月,76岁的鉴真病危。他在临终时嘱咐弟子,自己愿坐着死。于是圆寂前,其中国弟子思托、日本忍基率诸弟子“模大和上之影”,亲手为鉴真塑造了干漆坐像。鉴真干漆像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塑像重12公斤,高2尺7寸,与真身一般大小。如今这尊极轻的塑像依然保存完好,颜色鲜艳如故,形象栩栩如生。它是唐招提寺的镇寺之宝,被奉为日本“国宝”,轻易不示人。只有每年6月6日,即鉴真大师忌辰前后的3天时间里对外开放,因此即使对日本人来说,鉴真大师像也属难得一见。安置于东大寺戒坛院千手堂中的木雕彩绘鉴真坐像,则是公元1733年2月,为了纪念鉴真大师的功德,东大寺的僧人以唐招提寺的鉴真坐像为蓝本,在东大寺的大佛殿西戒坛院千手堂制作奉安的。两尊鉴真像分别与1980年及2010年回国“省亲”,在中日两国之间牵起了一条“黄金纽带”。邓小平促成首次“省亲”1976年,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唐招提寺瞻仰鉴真像时,森本孝顺长老恳请邓副总理让鉴真回乡“探亲”。邓小平当即表示:“欢迎长老陪送鉴真像来我国。”鉴真像回国“探亲”,受到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80年1月26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以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代会长的赵朴初为主任委员的中方“欢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委员会”。“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确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对巡展高度重视,准备时间一年多,做了大量细致周到的工作。1980年4月13日,鉴真大师干漆坐像在森本孝顺长老护送下乘专机抵上海虹桥机场。欢迎仪式一结束,森本长老、赵朴初等就冒雨连夜用特制的专用座车护送鉴真像驶往扬州,于14日下午到达扬州,沿途受到热烈欢迎。 “像在如人在。喜豪情,归来万里,浮天过海。千载一时之盛举,更是一时千载,添不尽恩情代代”。这是当时赵朴初先生即兴挥毫,写下的情深意切的词句。鉴真像在扬州展出结束后,4月29日下午,由森本长老亲自护送从上海运抵北京,并于5月4日开始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全国政协副主席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以及各界群众30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当时鉴真像在扬州、北京展出了23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瞻仰人数超过50万。《人民日报》发表了《千载一时的盛举》的社论,邓小平发表了《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的纪念文章,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也发表演讲,对文化大恩人鉴真回国“探亲”给予高度称赞。那次“省亲”推动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真精神铄古振今2010年是日本平城京(奈良古称)迁都1300周年。5月23日,扬州市与奈良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经扬州市政府与日本奈良县政府多次磋商,双方决定共同推动东大寺鉴真木质坐像于当年11月23日起至12月8日回扬州省亲。扬州为此次日本东大寺鉴真和尚坐像省亲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期间的11月26日,第二届“鉴真精神”论坛在扬州迎宾馆举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说到,鉴真代表了一个致力于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伟大群体。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同源,有许多纽带把两国密切相联。其中有一条源远流长、仍在发光的纽带,就是两国众多民众信仰的佛教,赵朴初称为“黄金纽带”。叶小文说,回顾“二战”之后,正是佛教打开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大门,唤起、沟通、修复了两国的国民感情,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起了催化作用。今天,面对风吹雨打、暗流涌动的两国关系,中日更应以史为鉴,忆念先德,“黄金纽带”要再放光芒,鉴真精神要铄古振今。日本奈良县知事荒井正吾在论坛致辞中说,和30年前一样,日中双方都对此次的东大寺鉴真和尚像回乡省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也正是两国在21世纪友好关系的基石。《金缕曲·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欢迎礼赞》像在如人在。喜豪情、归来万里,浮天过海。千载一时之盛举,更是一时千载。添不尽、恩情代代。还复大明明月旧,共招提、两地腾光彩。兄与弟,倍相爱。番番往事回首再。历艰难、舍身为法,初心不改。民族脊梁非夸语,鲁迅由衷感慨。试瞻望、是何意态。坚定安详仁且勇,信千回、百折能无碍。仰遗德,迎风拜。来源:栖霞之光(ID:qixiachansi)

发布于: September 17,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天涯楚商 与国同梦丨海南省湖北商会三亚分会十周年庆典暨海南楚商中秋联谊会成功举办
时光荏苒、岁月峥嵘,天涯楚商与国同梦。海南省湖北商会三亚分会十周年庆典暨海南楚商中秋联谊会于9月8日在美丽之冠成功举办。    ▲嘉宾合影原人劳厅厅长李万一,省纪委副巡视员戴法忠,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原总队长蔡军,三亚市委市警备区原政委涂勇革,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三亚市原副市长李柏青,湖北省政府驻海南办事处主任黄烈焰,原三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森,海南省湖北商会会长陈良刚,海南省湖北商会党支部书记朱爱春,海南省湖北商会秘书长胡卫东,海南省湖北商会监事长童晨光和500多名海南楚商从全省各地汇聚三亚美丽之冠,共同庆贺海南省湖北商会三亚分会10周年庆典并欢度2019年中秋佳节。   ▲海南省湖北商会三亚分会会长聂永红致辞海南省湖北商会三亚分会自2009年9月成立以来,积极参与社会各项公益事业,近3年为社会弱势群体捐资逾150万元。目前在三亚创业发展的湖北籍人士有数万名,除积极热心社会各项公益事业之外,在建筑建材、农业产业、教育科技、旅游与房地产等产业中屡有建树。     ▲授聘仪式  海南省湖北商会三亚分会会长聂永红(左一)、三亚嘉宾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杨叶(左二)、CGE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右二)、海南省湖北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胡卫东(右一)庆祝仪式中,海南省湖北商会三亚分会会长聂永红为长期以来支持和鼓励海南省湖北商会三亚分会的李柏青先生、杨叶先生授予了荣誉会长称号。   ▲海南省湖北商会会长陈良刚携手十年风雨并进,砥砺十年正值芳华,海南省湖北商会会长陈良刚向三亚分会表示真诚地祝贺!希望三亚分会进一步明确办会定位,不断创新,为打造“百年商会和一流海南楚商商会”做出新贡献!来源:海南省湖北商会官方微信

发布于: September 11,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顾纳新:“选得对”“招得来”“留得住”“玩得转”总部经济赋能海南自贸区(港)建设
编者按三亚2019三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数字贸易战略分论坛于2019年6月1日上午举行,本次论坛以“创新数字自由贸易,赋能海南国际竞争力”为主题,邀请到了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顾纳新,与其他数贸研究领域的专家、企业家等行业大咖一起齐聚三亚,各位专家无不带着自己的武功绝学,为海南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数贸论道。在本次论坛上,顾纳新先生对比了总部经济和数字贸易的特点,分析了发展总部经济对海南建设自贸区(港)的重要作用,并从“选得对”“招得来”“留得住”“玩得转”等几个角度,对海南发展总部经济助力自贸区(港)建设提出了建议。以下文字根据顾纳新先生发言的现场速记进行总结整理,并在此分享。一、总部经济适合海南现阶段的发展现状总部经济和数字贸易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高度聚集了人才、资金和信息,都属于非常高效的经济模式。总部经济与数字贸易也都是助力海南自贸区(港)的重要力量,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海南总部经济的茁壮成长对数字贸易的发展有极大的带动作用。对于海南来说,有如此优良的自然环境,又是建设多年的经济特区和国际旅游岛,正是发展总部经济,吸引优质人才的沃土。海南可以通过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和本地的发展优势相结合,海南的总部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光明的前景。二、对海南发展总部经济的几点建议1.对于总部经济能够“选得对”习近平总书记在“4·13”重要讲话中,对海南要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进行了指示和部署。这些产业当中,有很多可以结合总部经济进行发展。当然,具体哪些产业要来打造总部经济,这要在政府主导下,根据市场的变化,才能抓住随时涌现出的机会。引进企业总部可以从制定计划开始,在大方向上设置既定目标,但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市场行为演进过程出现的新苗头。2.对于总部经济能够“招得来”对于总部经济的打造来说,国际上有很多先例可寻。如果将这些先例进行归纳,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新兴的总部经济体系和区域的形成,基本上都是伴随着经济的产业转型进行的。新加坡是比较典型的范例,他们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借助国际金融大发展的时代背景迅速崛起,成为国际金融的一个重要的总部城市。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的总部经济大体形成,落户于新加坡的跨国公司有3000多家,其中大多是跨国银行、投资公司以及贸易公司。三亚在发展总部经济的过程中可以参照波特钻石模型理论,在互联网监管政策和免签等方面推出一些政策,吸引跨国企业和国际人才。3.对于总部经济能够“留得住”三亚目前最独特的资源就是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很多人心中给三亚的标签就是一个度假城市。但是,想要真正留住人才,仅有度假的资源不够的。从在海南建设总部的经验来看,教育、医疗等与总部人才息息相关的问题非常关键。关键到能够真正让总部的人才呆得稳、留得住,因此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下功夫是很值得的。    真正打造好一个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环境,然后就是培养或者挖掘某一行业的大师,形成一种领军人的效应,这种无形资产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虽然见效很慢,但是巨大的效益会在几十年内慢慢显现,形成当地的文化价值。4.对于总部经济能够“玩得转”总部经济与时代发展休戚相关,所以发展总部经济一定要面向未来,把握技术革命带来的演进。目前最大的变革就是5G的广泛应用,一定会带来一系列的产业变化。在变化中,会不断诞生新兴的行业、企业等。三亚如果能在全国率先建立5G普及的试验区,并用5G打造一个未来生活方式的样板社区,一定可以吸引到时代最前沿的,最具创意的企业。最后,建议三亚大力发展会展业,会展行业不仅是高端的服务业,附加价值也非常大。三亚如果能够给会展企业一些政策,三亚的会展行业一定能够蓬勃发展。很可能未来一些非常优秀的、有前景的企业总部就会诞生于三亚,诞生于会展行业。整理:亚太数字自由贸易研究院编辑:传播推广部 崔鹏

发布于: September 11,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顾纳新:“选得对”“招得来”“留得住”“玩得转”总部经济赋能海南自贸区(港)建设
编者按三亚2019三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数字贸易战略分论坛于2019年6月1日上午举行,本次论坛以“创新数字自由贸易,赋能海南国际竞争力”为主题,邀请到了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顾纳新,与其他数贸研究领域的专家、企业家等行业大咖一起齐聚三亚,各位专家无不带着自己的武功绝学,为海南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数贸论道。在本次论坛上,顾纳新先生对比了总部经济和数字贸易的特点,分析了发展总部经济对海南建设自贸区(港)的重要作用,并从“选得对”“招得来”“留得住”“玩得转”等几个角度,对海南发展总部经济助力自贸区(港)建设提出了建议。以下文字根据顾纳新先生发言的现场速记进行总结整理,并在此分享。一、总部经济适合海南现阶段的发展现状总部经济和数字贸易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高度聚集了人才、资金和信息,都属于非常高效的经济模式。总部经济与数字贸易也都是助力海南自贸区(港)的重要力量,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海南总部经济的茁壮成长对数字贸易的发展有极大的带动作用。对于海南来说,有如此优良的自然环境,又是建设多年的经济特区和国际旅游岛,正是发展总部经济,吸引优质人才的沃土。海南可以通过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和本地的发展优势相结合,海南的总部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光明的前景。二、对海南发展总部经济的几点建议1.对于总部经济能够“选得对”习近平总书记在“4·13”重要讲话中,对海南要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进行了指示和部署。这些产业当中,有很多可以结合总部经济进行发展。当然,具体哪些产业要来打造总部经济,这要在政府主导下,根据市场的变化,才能抓住随时涌现出的机会。引进企业总部可以从制定计划开始,在大方向上设置既定目标,但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市场行为演进过程出现的新苗头。2.对于总部经济能够“招得来”对于总部经济的打造来说,国际上有很多先例可寻。如果将这些先例进行归纳,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新兴的总部经济体系和区域的形成,基本上都是伴随着经济的产业转型进行的。新加坡是比较典型的范例,他们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借助国际金融大发展的时代背景迅速崛起,成为国际金融的一个重要的总部城市。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的总部经济大体形成,落户于新加坡的跨国公司有3000多家,其中大多是跨国银行、投资公司以及贸易公司。三亚在发展总部经济的过程中可以参照波特钻石模型理论,在互联网监管政策和免签等方面推出一些政策,吸引跨国企业和国际人才。3.对于总部经济能够“留得住”三亚目前最独特的资源就是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很多人心中给三亚的标签就是一个度假城市。但是,想要真正留住人才,仅有度假的资源不够的。从在海南建设总部的经验来看,教育、医疗等与总部人才息息相关的问题非常关键。关键到能够真正让总部的人才呆得稳、留得住,因此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下功夫是很值得的。    真正打造好一个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环境,然后就是培养或者挖掘某一行业的大师,形成一种领军人的效应,这种无形资产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虽然见效很慢,但是巨大的效益会在几十年内慢慢显现,形成当地的文化价值。4.对于总部经济能够“玩得转”总部经济与时代发展休戚相关,所以发展总部经济一定要面向未来,把握技术革命带来的演进。目前最大的变革就是5G的广泛应用,一定会带来一系列的产业变化。在变化中,会不断诞生新兴的行业、企业等。三亚如果能在全国率先建立5G普及的试验区,并用5G打造一个未来生活方式的样板社区,一定可以吸引到时代最前沿的,最具创意的企业。最后,建议三亚大力发展会展业,会展行业不仅是高端的服务业,附加价值也非常大。三亚如果能够给会展企业一些政策,三亚的会展行业一定能够蓬勃发展。很可能未来一些非常优秀的、有前景的企业总部就会诞生于三亚,诞生于会展行业。整理:亚太数字自由贸易研究院编辑:传播推广部 崔鹏

发布于: September 11,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CGE日本行丨鉴真精神一脉相承 两岸同胞共襄盛举
8月30日,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在 “鉴真袈裟迎请仪式”上巧遇灵鹫山佛教教团宗长室释法用和世界宗教博物馆馆长陈国宁。双方就传承鉴真“衣钵”等两岸人文交流互动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右)向灵鹫山佛教教团宗长室释法用(左)赠送纪念品陈国宁馆长向李柏青执行理事长介绍了世界宗教博物馆成立的初衷和理念,希望通过世界宗教博物馆的典藏、展览、活动、研究、出版物等,增进观众对世界宗教的共同认识,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陈国宁馆长表示,为了传承鉴真精神,世界宗教博物馆希望能够加强与唐招提寺、祖国大陆的交流,增进两岸同胞感情。▲CGE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左)、世界宗教博物馆馆长陈国宁(右)李柏青执行理事长表示,CGE成立之初即积极推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CGE目前在策划“传承鉴真精神 推动文化交流”的主题活动,希望双方通过传承鉴真“衣钵”的相关系列活动,可以推动两岸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岸人民的同胞情谊。灵鹫山灵鹫山无生道场成立于1984年,由心道法师所创,坐落台湾东北角风景线上,也是东北角最重要的心灵休憩、宗教艺术人文的参访胜地。世界宗教博物馆世界宗教博物馆位于中国台湾台北永和市,馆内搜藏包含了佛教、台湾民间信仰、印度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全球各地各式宗教文物展览及其信仰介绍。博物馆总共有两层,共有十五个展览区。博物馆展场以高科技互动多媒体设施为特色,获得国内外极大的赞誉,引领观众进入独特的人类文明与生命体验的殿堂。编辑:传播推广部 崔鹏

发布于: September 10,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CGE日本行丨回顾玄奘历史 促进中日文明互鉴
30日,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拜访了位于日本奈良市西京的药师寺,并与药师寺执事松久保伽秀进行了座谈,双方就中日文化交流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李柏青执行理事长在药师寺执事松久保伽秀的陪同下,参观了寺院内的玄奘三藏院。松久保伽秀执事表示,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为弘扬发展玄奘精神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希望双方未来可以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也希望玄奘大师的精神能得以继承弘扬。    ▲CGE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左)、药师寺执事松久保伽秀(右)李柏青执行理事长向松久保伽秀执事介绍了CGE计划对日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的计划,并欢迎松久保伽秀执事来到三亚,共同推动中日文化交流。李柏青执行理事长表示,玄奘大师是开展和平友好交流的使者,玄奘精神值得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继承弘扬。药师寺药师寺,位于日本奈良市西京,为日本法相宗大本山之一。药师寺是公元680年,天武天皇为了祈求皇后(即后来的持统天皇)病体早日康复而发愿兴建的、以药师如来为本尊的寺院,具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之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药师寺经历了多次的天灾人祸,原有建筑除东塔以外都因火灾而被毁。从1976年的金堂复兴落成开始,重建昔日的伽蓝。日本法相宗奉玄奘大师为开宗鼻祖,1991年,为称颂唐代高僧玄奘三藏遗德的中国式伽蓝玄奘三藏院伽蓝建造完成,内奉纳有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及平山郁夫画伯所做的“大唐西域壁画”。

发布于: September 10,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CGE日本行丨日中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今年十月将回访CGE
8月30日,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拜访了日中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校友会会长马晓平。双方就中日经贸、文化交流、海南建设自贸区(港)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李柏青执行理事长向马晓平理事长介绍了CGE的六大领域布局,以及在海南建设自贸区(港)背景下的相关政策和优势。李柏青执行理事长表示,中日关系继续升温,中日关系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CGE目前正结合自身优势对日开展以“鉴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搭建以健康医养为代表的对日招商引资平台。另外,李柏青执行理事长还邀请马晓平理事长未来能赴三亚考察,共同为中日友好交往和海南自贸区(港)建设贡献力量。    ▲日中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校友会会长马晓平马晓平理事长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也为两国友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马晓平理事长表示,今年十月中旬他将亲自率团考察三亚在海南建设自贸区(港)背景下健康医养产业发展情况和开展“鉴真文化”交流活动。图片来源网络编辑:传播推广部 崔鹏

发布于: September 10,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郭长刚丨多变中的不变:当前土耳其局势分析
郭长刚  CGE高级研究员、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近5年来,土耳其的内政外交似乎都在经历着一系列的变化:2013年6月,在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爆发了加齐公园抗议事件,埃尔多安自2003年执政以来首次遭遇重大内政危机;2013年12月,埃尔多安内阁的丑闻曝光,矛头直指埃尔多安的亲属,信任危机渐露端倪;2014年8月,土耳其首次实行总统直选,政治体制开始转变;2015年6月的议会选举,正发党的绝对优势地位遇到挑战,不得不在11月进行二次选举;2016年7月15日,一场未遂军事政变深刻改变了土耳其的内政外交走向;2017年4月的修宪公投和2018年6月的总统选举,宣告土耳其正式终结了行使近百年的议会共和制,转变为总统握有更大实权的总统制政体。外交方面,2015年11月24日,土耳其将一架俄罗斯战机击落,不仅土俄两国由此交恶,一时间还让整个世界都为俄罗斯-北约的关系备感焦虑。但只几个月过后,2016年8月埃尔多安对俄罗斯的访问,土俄两国关系不但迅速“转暖”,而且还急剧“升温”!相比之下,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自2016年7月的未遂军事政变之后便急转直下,直至埃尔多安扬言要“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土耳其与欧盟之间则在2017年初土耳其的修宪公投期间彼此恶言想加,使得双方关系跌至冰点,土耳其的“入欧”之路愈发遥远坎坷。以上诸种,似乎无不彰显出土耳其政治的不确定性。但是,仔细分析这些事件尤其是土耳其与欧、美之间外交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则又可发现一种一以贯之的土耳其的政治逻辑,正是因为这一内在的不变的政治逻辑,才引发出变动不居的政治现象。国际社会普遍把土耳其归为“西方阵营”,其社会与政治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也首先对西方阵营自身构成意义,甚至也首先是从西方阵营的视角予以考量的。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从土-美关系、土-欧关系,以及土耳其内部的政治发展来进行探讨。一、难以“确定”的土美关系当前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主要有两个症结,一是费图拉·居伦的引渡问题,一是库尔德问题。2016年7月的未遂军事政变,土耳其社会普遍认为是由侨居在美国的土耳其宗教领袖费图拉·居伦策划的,要求美国将居伦引渡回土耳其。美国方面则断然予以否认。双方围绕此事龃龉不断,争吵逐渐升级。2018年7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土耳其拒不释放因牵涉间谍和恐怖活动而被土方拘捕的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在推特上炮轰土耳其,声称要对土耳其“实施重大制裁”,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则在推特上回应称“没有谁能指使土耳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土耳其也绝不会容忍来自任何人的威胁”。8月1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与布伦森案相关的两位土耳其官员——土耳其司法部长阿卜杜勒·哈米特·居尔和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实施制裁,冻结他们在美国境内的资产,美国企业和个人不得与其进行交易往来。8月4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表示,土耳其将冻结美国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在土资产,以作为对美国制裁措施的对等回应。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推文下令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即分别征收50%和20%,土耳其里拉应声暴跌!同时“暴跌”的还有土美关系。8月11日,埃尔多安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威胁说如果美国不改变对土耳其的政策,土耳其将“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美国的智库专家们开始担心土耳其因此会投入俄罗斯的怀抱,忧虑美国是否能够承受得住“失去土耳其”。如果说费图拉·居伦的引渡问题只是埃尔多安政府对美斗争的策略和手段的话,库尔德问题则不仅触碰到了土耳其国家的核心利益,也涉及到了土美关系的核心。埃尔多安对于美国的不满,是因为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支持叙利亚的库尔德民主同盟党(PYD),而在土耳其看来,PYD是库尔德工人党(PKK)的一个分支,PKK早已被界定为恐怖组织,是土耳其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埃尔多安曾警告美国,对库尔德民主同盟党的支持就相当于对恐怖组织的支持,但美国置土耳其的国家利益诉求不顾,继续加强与PYD的合作。美国在库尔德人问题上何以一意孤行?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了解美国对土耳其外交政策变化的一把钥匙,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土美关系变化的本质反映。现代土美关系肇始于二战之后,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美国对苏联的冷战政策需求。1952年1月7日,土耳其与美国签署了《土耳其—美国双方安全问题协定》。随后,1952年2月18日,土耳其正式加入北约组织。自土耳其加入北约之后,直到1960年代,这二十年可谓是土美关系的蜜月期:1957年2月5日,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土耳其于1957年3月22日加入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行列;1959年3月5日,土美签订了《土耳其—美国安全合作协定》;1969年7月3日,土美两国又签订了《土耳其—美国联合国防合作协定》。但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始,一方面因为爱琴海地区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土耳其内部社会政治的变化,土美关系开始出现摩擦。1974年7月,土耳其埃杰维特政府开始军事介入塞浦路斯,导致美国在1975年2月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土耳其政府则在1975年7月26日取消了两国在1969年签订的《国防合作协定》,以此抗议武器禁运措施。20世纪80年代,“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美国国会。1989年10月,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草案,土耳其迅速做出反应,冻结了双方的军事合作,并且拦截了来自因切利克空军基地的F-16战斗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土耳其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巨大(如果不是根本性的话)变化,除原来的塞浦路斯问题、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之外,从1995年开始,美国又开始利用《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遏制土耳其,指责土耳其侵犯了境内库尔德人的人权,库尔德问题由此成为土美关系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自1996年之后,不论土耳其世俗派或伊斯兰派精英想同美国合作什么,都会遭到美方的拒绝;不论是正式会晤或者非正式见面,美方都会谈论希腊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和爱琴海问题上的矛盾、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的违背人权问题、库尔德等少数民族待遇问题,以及亚美尼亚种族灭绝问题!土耳其人发现,美国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改变了,五、六十年代的那种“扶持”政策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开始以各种“问题”尤其是库尔德问题“牵制”土耳其!至于美国对土政策为何发生转变,除冷战结束这一大背景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土耳其自身政治发展的伊斯兰转向所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还会涉及。但是,土耳其毕竟是北约的一员,在中东地缘政治中毕竟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既不愿承担对土耳其过多的双边外交义务,又不想放任土耳其走独立激进的外交政策,美国随即在北约框架内进行战略资源调配。1997年12月,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华盛顿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将积极促成刚被欧盟拒绝加入的土耳其融入西方社会,并且称赞土耳其是美国的亲密伙伴。于是,1999年,土耳其艰难获得了欧盟候选国资格;2005年,土耳其和欧盟正式开启入盟谈判。二、探索新的“土耳其-欧洲”叙述框架?如前文所述,土耳其寻求加入欧盟,在相当程度本是美国的一种“战略安置”,谈判过程坎坷漫长可以想象,十年间双方仅谈判了16个章节就戛然而止也完全可以理解。2018年1月在巴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抱怨道:“我们等待了好多年,期待加入欧盟,我和我们的民族都为此感到精疲力尽,这一状况或许会迫使我们做出最终选择”。如果我们把埃尔多安在《纽约时报》上发出的“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的声音看作是“警告”或“威胁”的话,那么他在巴黎所说的“迫使我们做出最终选择”的言辞只能是无奈的“抱怨”。因为他的巴黎之行更多的是为了“修复”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因为2016年7月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所采取的严厉的肃清行动让多达16万人受到牵连,欧盟认为土耳其已经越来越偏离“法治”的框架,而正发党的一党独大与埃尔多安本人的威权主义,也使得土耳其政治与“民主”渐行渐远。而在过去的2017年,埃尔多安为了让在土耳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修宪公投”获得通过,荷兰、法国、德国各自的领导人为了获得国内大选的成功,都坚定不移地诉诸“民族主义”话语,埃尔多安甚至动用“纳粹余孽”的激烈言辞攻击德国和荷兰,默克尔这咬牙切齿回应“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永远无法加入欧盟”。公投与大选的慷慨激昂过后,必须重新面对具体利益的计较和现实政治的权衡。2018年1月4日,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说,他的新年愿望是与德国搞好关系。“在土耳其看来,土德关系不存在任何危机,土耳其与德国不存在问题。不过,德国对土耳其持有异议”。1月4日,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对媒体表示,土耳其以加入欧盟作为其战略目标,希望与欧盟开启新一轮入盟谈判。1月5日,在法国巴黎爱丽舍宫,法国总统马克龙欢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舆论认为,埃尔多安此次访法除了改善土法关系外,还意图缓和跌入谷底的土欧关系,重启搁置的入盟谈判。1月7日,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表示,保方将付出更多努力帮助土耳其和欧盟实现关系正常化。1月2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表示,德国支持保加利亚调解陷入僵局的欧盟和土耳其关系。然而,欧盟与土耳其是否真的能够和好如初,重新开启陷入停滞的入欧谈判,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最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根据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协调员罗德里希·吉赛维特(Roderich Kiesewetter)的看法,尽管欧盟对土耳其是言辞犀利,但与土耳其的入欧谈判还应该继续下去,因为“现在与土耳其划清界限只会使土耳其内部的激进分子更为强大”。吉赛维特以谈判“拴住”土耳其的思维颇具“伪善”的味道。无独有偶,2018年3月23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官网刊发了土耳其《共和报》首席记者阿斯利·艾丁塔斯巴斯(Aslı Aydıntaşbaş)的一篇题为《伪善的小魅力:欧盟-土耳其关系评估》(The Discreet Charm of Hypocrisy: An EU-Turkey Power Audit)的文章,题目中就赫然使用了“伪善”字样。按照作者的意思,用“伪善”描述欧盟-土耳其关系其实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源自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回应埃尔多安关于欧盟让土耳其等待得有些“精疲力尽”时,马克龙指出,“我们必须从伪善中走出来,寄希望于毫不努力而开启新篇章是不可能的”。根据艾丁塔斯巴斯的报告,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对欧盟28国关于土耳其的看法所进行了采访调查,结果显示,只有7%的普通受访者认为他们国家的民众会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高达70%的受访者认为,土耳其近两年来在欧洲民众中不断恶化的公众形象是导致人民普遍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原因。与普通民众受访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2个欧盟成员国的受访官员都认为“土耳其将会是欧盟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会让欧盟变得更加强大”。在受访的决策者中,支持其政府“将土耳其变为欧盟一员”的占46%,另外25%“强烈支持”自己的政府与土耳其建立伙伴关系,但大多数欧盟国家都希望把土耳其置于“自己人”与“外人”之间的“临界状态”,或者“应采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来描述欧盟与土耳其关系的重要性”,如用“土耳其和欧洲”这种叙事模式,而不是“土耳其和欧盟”,以避免大家讲注意力集中在疲惫不堪的谈判流程上。以上调查结果说明,土耳其与欧盟目前的状态或许是“最好的状态”了:欧盟继续“虚情假意”地与土耳其保持密切关系,土耳其则可以利用这种“伪善”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合作模式,保留其入欧现状。虽然欧洲公众强烈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但几乎所有的欧洲政府都认为,他们应该“维持”土耳其入欧申请的现状,但无需进一步“推进”。至于为什么欧盟的决策层感到无法“放弃”土耳其,虽说28个国家各有盘算,如希腊、塞浦路斯和保加利亚可能会认为土耳其的入欧能减少对他们国家安全的威胁;波兰可能担心德国过于强大,土耳其参与进来有助于制衡德国等等,但土耳其在经济方面的吸引力是不容忽视的。土耳其拥有约8000万人口,比任何一个欧盟国家都大,对欧洲而言是个巨大的市场,堪称“欧洲的中国”。2017年土耳其前十大贸易伙伴2016年土耳其前十大贸易伙伴三、土耳其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其实是其国内政治的延续。土耳其之所以让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及欧洲感受到“不确定性”,说明美、欧国家在接受、理解土耳其的内政外交政策方面感到越来越困难。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如下两个原则的:第一,土耳其是“西方”的一员,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应该奉行自由、民主政治,但目前的情况是,尤其是自2016年的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在西方社会看来既不自由,也不民主了;第二,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土耳其在外交政策方面应该与西方阵营一致,但是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与美国的政策南辕北辙,土耳其甚至还购买俄罗斯的S400导弹防御系统!土耳其对上述西方社会两原则的“背离”,其实正是对埃尔多安“新土耳其”发展目标的坚守。所谓“新土耳其”,是学者们对正发党长期统治下的土耳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统称,埃尔多安可以说是新土耳其论的代言人,而前任总理达武特奥卢则是新土耳其论的诠释者。“新土耳其”之新,体现在如下几个维度:第一,在国家政治模式上,突破凯末尔主义在政教关系上的专断,强调伊斯兰传统和民主政治的结合,寻求宗教与世俗主义之间的平衡;第二,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通过私有化、吸引外资、规范金融业等措施稳定宏观经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第三,对外政策上,调适传统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并以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自居,奉行多维度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包括重视发展与中国和俄国的关系;第四,在身份认同上,更加强调自身文化的主体性,重视伊斯兰因素和奥斯曼历史在维系和建构国民认同上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埃尔多安或正发党所走的这条“新土耳其”的发展道路,是植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的思想沃土和政治实践经验的。1970年,土耳其政治家、前总理纳杰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 1926-2011年)创建了第一个土耳其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标志着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正式崛起。民族秩序党的领导者希望恢复传统的价值和制度,认为凯末尔主义者以西方模式取代伊斯兰以及奥斯曼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是个历史错误,同时也是当代土耳其各种不幸的根源。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民族秩序”,结束西方化的进程,而土耳其的身份和未来应该与穆斯林世界而不是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1971年,民族秩序党由于“反对国家的世俗主义本质”被军事政变所推翻取缔。1972年,埃尔巴坎的追随者又组建了民族救赎党,口号是 “伟大的新土耳其”,试图如民族秩序党一样调和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该党认为,西方化进程已经导致土耳其社会的分裂和国家的落后,只有以安纳托利亚为基地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措施,才能创造一个远离西方的强大国家,使土耳其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领导者。1973年,该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2%的选票,成为第三大政党,并与共和人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埃尔巴坎则当选为副总理,标志着政治伊斯兰作为合法力量在土耳其政坛的首次登场。在上世纪70年代,埃尔巴坎三次当选联合政府的副总理,成为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土耳其伊斯兰政治奠立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民族救赎党为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所取缔。1983年,埃尔巴坎重新以民族救赎党为基础组建了新的政党——繁荣党(1983.06.19—1998.01.16),并于1995年获取选举胜利。后来,军方和宪法法庭再次以伊斯兰政党对世俗体制构成威胁为由而将之取缔,随后建立的美德党(1997.12.17—2001.06.22)也未能幸免被取缔的厄运。2001年,与上述伊斯兰政党一脉相承的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建立,并与2002年获得大选成功,连续执政至今。以上从1970年代开始登上土耳其政治舞台的一系列伊斯兰政党运动被称为“民族观念运动”。在连续四十年的时间里,这些政党虽然不断被取缔,但其成员依然每次都会组建新的政党,以保证“民族观念运动”的延续性。“民族观念运动”的使命之一在于极力推广伊斯兰主义,其伊斯兰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实现土耳其的经济和精神发展,重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辉煌,运用宗教话语解释政治问题,积极培养接受伊斯兰主义的新公民。在对待文明问题上,该运动对凯末尔主义者的现代化工程表示怀疑,希望能再造一个与西方文明相抗衡的文明,即重新理解并确认伊斯兰文化对于土耳其进步的意义,批判对西方的盲目羡慕与模仿心态,恢复奥斯曼帝国时的辉煌。在对外关系方面,“民族观念运动”政党制定了与其他主流政党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埃尔巴坎及其支持者认为,他们所处时代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力量决定一切”的体系,是由推崇权力、财富和利益的西方文明来控制的,极易产生战争、冲突和压迫,无法使人类得以救赎,因而只能从穆斯林世界寻求解决之道。为此,该运动建议成立“穆斯林国家联盟”和“穆斯林国家防卫与合作组织”,从而实现外交政策由亲西方向亲伊斯兰世界的转向。结语了解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便可更好地理解当下埃尔多安新土耳其的国家发展理念,便可理解土美、土欧关系的张力,以及为什么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转变。只要“新土耳其”的国家发展路线继续维持,美国就需要不断调适它在中东的政策,包括对土政策;欧洲就需要寻找欧土关系的新的阐释框架;土耳其就有可能与俄罗斯、中国等发展更为密切的双边关系。但是,用土耳其前外长亚沙尔·亚克什(Yasar Yakis)的话说,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在外交上“转换阵营”,或者用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明·约南(Emin Onen)的话说,土耳其与俄、中交好并非“战略转变”。原文刊登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19期。2019年8月27日作者同意在CGE公众号转载。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September 5,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CGE拟与五矿国际信托合作开展慈善信托业务
8月22日,CGE投资财务部部长李炎延就慈善信托业务赴北京专程拜访了慈善信托模式推广的领头人,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基金法起草组成员,CGE慈善信托顾问蔡概还先生及合作方代表五矿国际信托研究发展部负责人张毅等人,并就慈善信托业务的合作方式及未来的发展进行了交流并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好的公益需要创新的发展模式进行支撑,才能做到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主任委员、CGE慈善信托顾问蔡概还(左),CGE投资财务部部长李炎延(中),五矿国际信托研究发展部负责人张毅(右)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CGE投资财务部对慈善信托这一“公益+金融“的新型公益模式进行了专项研究,计划2019年下半年开始设立慈善信托业务,在CGE慈善信托顾问蔡概还主任的指导下,CGE尝试与五矿国际信托进行合作,拟设立一项关于助学为主题的慈善信托业务,借由此项业务开启CGE第一单慈善信托项目,也意味着CGE对慈善信托这种公益+金融的新型公益模式的探索转化为实战经验。    ▲拜访五矿国际信托慈善信托小课堂什么是慈善信托?根据《慈善法》第五章第四十四条规定,慈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依法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以受托人名义进行管理和处分,开展慈善活动的行为。慈善捐赠与慈善信托是开展慈善事业的两种不同方式,两者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进行的。在我国慈善捐赠是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主要方式,主要是向基金会、慈善会、社会团体及民非等社会公益性机构以及政府部门进行捐赠。 慈善信托区别于慈善捐赠的一种开展慈善事业的手段和方式,相比慈善捐赠,慈善信托可为社会公众提供一种新的选择项,有助于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慈善事业发展。在国外,公益慈善事业以信托的方式开展比较普遍。基于信托所具有的制度优势,作为一种独立的开展慈善活动的方式,慈善信托有如下优势:1、实现财产独立和风险隔离:资金类慈善信托全部设立独立的银行托管户,委托人、慈善信托产品与账户的一一对应能够真正意义上实现信托财产独立、慈善信托运作独立与透明。2、慈善信托可以更好地体现委托人的意愿:委托人可以通过信托合同与受托人就慈善目的、信托存续期限、信托财产的使用及管理运用方式、受益人筛选方式及范围、财产使用、委托人权利及受托人的义务等要素进行明确规定。3、慈善信托设立简单,运作成本低:慈善信托的设立只需要签订书面信托合同并备案,设立门槛低,不存在资金门槛要求,无需设置专门的工作场所和工作人员,运营成本低。4、慈善信托运作灵活:慈善信托对于慈善目的的财产支出没有明确限制,对于慈善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也不存在限制,慈善信托财产可以进行更多保值增值的投资。5、慈善信托管理更加规范:信托是一种比较完善的法律关系安排,法律对于信托受托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规定,同时受托人还要受委托人的约定义务约束。相对于慈善组织对于慈善财产的管理,信托公司在资金管理及资产运用方面更加专业,有助于提高慈善财产的使用效率更好地实现慈善财产的保值增值。 关于五矿国际信托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或“五矿集团”)旗下的专业从事信托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于2010年10月8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在原庆泰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司法重整的基础上,变更设立。公司注册资本金为60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青海省西宁市。公司股东: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宁城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秉承中国五矿“珍惜有限,创造无限,服务为本,自强不息”的核心理念,坚持“至诚至信、稳健规范、专业服务、合作共赢”的经营方针,充分发挥“中国五矿”的品牌影响力和五矿集团的整体协同效应,依托青海省的资源优势,以专业化、差异化和精细化为战略取向,构建权责制衡、科学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系统、全面的内控及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打造高素质、职业化的业务运营团队,发挥专业的金融策划、资产管理、产品营销及风险管理能力,力争成为国内一流、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综合型信托公司。2018年,五矿信托的信托业协会行业评级结果为A类;2017年,五矿资本在A股重组上市,五矿信托成功实现曲线上市;2018年,五矿信托经营收入及净利润等各项指标均位于行业前列。近年来,公司所获奖项包括2018年证券时报“区域影响力信托公司”奖;2018年中国经营报“卓越竞争力风险控制信托”奖;2018年金融界网站“杰出潜力信托公司”奖、“优秀风控团队”奖、“区域影响力信托公司”奖;2018年经济观察报“值得托付信托机构”奖;2017年金融理财“金貔貅”奖、“年度金牌风控力信托公司”;2016年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年度最具成长性信托公司奖;2016年度十佳金融行业雇主企业;2015年度金牛集合信托公司奖等。作者:投资财务部 李炎延编辑:传播推广部 崔鹏

发布于: September 5,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