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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彪、苗肖阳:跨文化传播理论视角下的中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

朱永彪 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苗肖阳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南亚地区(下简称中南亚)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区域,包括诸多国家。近年来中南亚安全问题愈发复杂和脆弱,其负面影响不断外溢,这对于周边国家、区域的安全形势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严重威胁。中南亚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不仅包括军事安全问题、核安全问题、领土纠纷、域外大国博弈等,还包括诸如民族矛盾、宗教教派冲突、有组织犯罪、跨国犯罪、毒品经济、“三股势力”、难民问题、生态危机、水危机等安全问题。因此,中南亚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潜在安全隐患大、竞争冲突多、文化博弈强的地区,也是介入的大国数量最多、介入程度最深、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在上述背景下,中南亚的安全文化呈现出复杂且相互交织的特点,安全合作机制则呈现共存与竞争并行的局面。

鉴于学术界目前对跨文化传播学与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研究进行的整合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从跨文化传播理论视角分析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现状、特点及发展前景显得十分有必要。基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视角探究多元安全文化因素对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影响,有助于理解该地区围绕安全问题设置的合作议程及影响因素。


研究现状

作为多边主义的框架性成果,安全合作机制既反映了中南亚各国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又反映了中南亚安全合作的程度和安全文化多元现状。当前学术界多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视角分析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作用原理和实际效能。其中包括现实主义强调的“实力博弈格局”,自由主义强调的“安全制度效能”,建构主义强调的“共有规范、价值协调”等。

总体来看,围绕着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研究呈现出以下明显的缺陷:一是研究方向的单一化,现有成果多倾向于研究中南亚诸多安全合作机制间的发展现状与彼此之间的竞合关系,其中对竞争关系的关注程度远超对合作关系的关注程度;二是研究重点的倾斜化,目前学界多倾向于关注并研究议题成熟、机制化程度高、运作规范的安全合作机制,较少关注机制化程度较低的安全合作机制,如国际协调、多边论坛等;三是研究范围的狭窄化,已有成果多集中于中亚或南亚区域范围之内,关于跨次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四是研究视角的偏好化,目前学者们多偏好从现实主义的视角解读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较少从建构主义与跨文化传播视角等分析其发展现状、合作潜力、整合前景。

中南亚安全问题复杂,中亚次区域和南亚次区域的安全联系愈发紧密,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建立起来,隐藏在安全合作机制背后的多元安全文化因素也日益凸显。但通过梳理关于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鲜有对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及背后复杂的多元文化博弈因素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而是更倾向于将文化因素作为建构主义框架之下的一个基本因素来探究其对于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建立的影响,这对于厘清中南亚存在的各种安全机制以及各种安全机制间的复杂关系,对于深入了解中南亚安全架构和地区安全秩序是不利的。

跨文化传播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推动着人类文化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活动一直在不断地变动与深入。当下国际安全形势波诡云谲,但其背后的跨文化传播受阻因素却遭到学术界的忽视与冷落。正如本文的关切对象,尽管已有一定成果研究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但是基于跨文化传播理论视角分析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成果明显缺乏。


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现状

总体来看,当前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多种类型的安全合作机制并存但普遍低效

中南亚地区面临着来自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此,围绕着中亚次区域、印巴次区域、阿富汗分别组建的安全机制呈现出多种类型的机制并存的特点。中南亚现存的多边安全机制按照功能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以防范外部威胁为主、内部相互承担义务且可调动各国军事力量的条约机制,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二是以解决内部不安全因素为主、彼此之间只协调立场但不承担义务的松散型机制,如南盟;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以应对内部不安全因素为主,辅之以某种较弱的集体行动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

由于安全问题互通程度低,在中亚次区域、印巴次区域、阿富汗等组建的安全合作机制各有特点。相较于印巴次区域和阿富汗,中亚在安全问题上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相对较低,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也较低,并形成了在中南亚数量最多、议题最丰富、功能最成熟的安全合作机制。

在中亚问题上,国际安全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CSTO)为代表的具备军事同盟性质的安全合作机制;二是以独立国家联合体(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CIS)为代表的集体安全合作机制;三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典型代表的合作安全主题性质的合作机制。除此之外,还有由中亚国家自己发起的安全倡议或合作机制,如由乌兹别克斯坦发起的中亚安全与合作论坛(Forum on Central Asia's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哈萨克斯坦发起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CICA,简称亚信会议)等。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中亚地区关于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举步维艰,其建构还处于设想之中。

围绕阿富汗问题的成熟的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仍然捉襟见肘,阿富汗安全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特有的协商机制,即通过大国和地区国家与阿富汗协商来完成。主要有乌兹别克斯坦提出的“6+2”和“6+3”机制、美国及北约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联合国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此外许多国际会议在处理解决阿富汗问题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东京会议、波恩会议、伊斯坦布尔进程、莫斯科和平进程等。

除了以上协商机制与安排外,解决阿富汗问题还包括阿富汗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主要表现为多个涉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三边、四边机制,几乎囊括了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所有邻国。具体包括:

1.阿—巴—塔—俄四边机制

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四国总统曾多次会晤,并承诺加强区域内贸易、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贸易,以及实施能源、交通、通讯和基础设施开发等领域的联合项目。巴基斯坦前总统扎尔达里曾在峰会上呼吁四国间加强陆路、海路、航路等交通连接。扎尔达里称,可考虑经由阿富汗建立起杜尚别与吉德拉尔的陆路连接,从而实现杜尚别与卡拉奇和瓜德尔之间的陆路连接。扎尔达里还建议通过优惠贸易安排、过境贸易安排、联合商务论坛、贸易展览、成立联合企业等方式促进区域内商贸联系。

2.阿—巴—土—印四边机制

由于连接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四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TAPI),阿—巴—土—印之间形成了一个四边关系。该天然气管道项目已于2012年年初完成了可行性研究,目前土库曼斯坦段已完成施工,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对这一项目期待已久,这将进一步促进这一四边关系的发展。

3.阿—巴—伊三边机制

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之间的三边关系存在已久,早已形成了定期会晤机制等。早在2002年,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就联合召开了三国合作与发展会议。此后,三国主要就阿富汗重建、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建立了不同级别官员间的定期会晤及协调机制。2009年,三国在伊朗召开元首峰会,此后峰会举行了多次。

以上三个小型多边机制中,巴基斯坦是主要的推动者,并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巴基斯坦在与美国关系恶化后,主动加强了与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

除了以上三个小多边机制外,俄罗斯也主导了几个小多边机制,中国也在尝试构建中—巴—阿、中—阿—巴—塔、中—印—俄、中—俄—巴等小多边机制。

上海合作组织也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变得更加复杂和审慎。由于印巴关系的复杂性,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与组织的团结难免不受影响。虽然不排除上海合作组织可以采取巧妙的战略解决印巴关系,但是如何作为的过程将会十分艰难。

虽然中南亚的安全机制很多,甚至已经出现了安全机制过剩的现象,但与此同时却一直没有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被地区国家普遍接受的、能增进地区整体和相关国家安全利益的多边机制安排。已有的多边安排或机制普遍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现有的多边安排并不能有效解决中南亚面临的安全问题。

(二)多边安全合作的中心过多但又缺乏核心

通过对中亚次区域、印巴次区域、阿富汗等现存的众多安全合作机制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安全合作机制与组织有不同国家充当了中心。按照领导国家和组织特点来划分,包括美国及北约、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等多个中心。

按照安全机制议题设置、关涉事务来划分的话,同样存在多个中心。其中既包括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多边合作,如以阿富汗问题、中亚问题为中心的多边合作,还有很多以事务性为中心的多边合作,如围绕咸海治理问题、中亚水资源争议问题、毒品治理问题等形成的多边合作。

虽然多中心代表着涵盖事务的广泛性,但是也意味着中心的重叠、冗杂,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中心,这就导致难以形成决定性的力量,所以无法形成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国际安全机制最基本的目的是满足成员国的安全需要,从这个角度讲,正是因为没有一个多边合作可以满足中南亚国家的需要,它们才加入了多个多边合作机制。这也是中亚国家搞平衡外交的一个重要起因。另外,众多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表面上给参与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也带来了不确定性,这也使得他们被迫不断参加各种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三)现有的多边机制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

上述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往往是相互交织的,在围绕中亚次区域、印巴次区域、阿富汗分别为中心组建的安全合作机制存在着交叉运行的状况,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部分中南亚国家同时参与了多个功能相似的机制。中南亚现存的多边合作机制之间存在着竞合关系,即各个机制之间竞争与合作关系并存。如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主导的各个机制之间有竞争,但是也有合作;中国与俄罗斯各自主导的机制之间竞争与合作共存,这种状况短时间内难以消除。

除了竞争与合作关系之外,各个机制之间还表现出彼此相斥的特点,尤其是功能性相似的组织之间这种现象更加严重。

(四)安全合作机制中双边合作强于多边合作

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多边与双边安全机制并存,但多边机制内部的多边合作几乎为零,往往以双边合作为主。

如中国基本上一直是在靠双边关系推动安全合作,但双边合作不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且风险较大,如中国参与阿富汗问题,现在不得不越来越依靠多边机制。



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现状的跨文化传播解释

在区域性安全机制的建构中,权力和利益因素无疑决定着国家的行为选择,然而不同的文化观念却决定着国家的利益选择的价值取向。因此,在解释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现状时,跨文化传播理论可以成为解释和理解潜在原因的有效工具。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内驱和建构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在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南亚各次区域和国家的安全观、安全价值取向的差异、政治文化的冲突等,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如何影响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与选择。

(一)中南亚存在多种安全文化与安全观

不同国家和次区域对安全的理解不一样、利益诉求不一致,这是由各个国家的现实利益决定的,同时更是由不同的安全文化和安全观决定的。

国家安全观和安全文化是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受到各国的重视。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国家对国家安全的主观认识,包括对所处安全环境的主客观评估,对所面临安全威胁的判断与预估,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认识,对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和制定,对国家安全目标的确定,对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的选择等。

根据层次分析法,国际体系可以分为国家、区域、国际社会三个层析,以此为依据,安全观可以分为国家安全观、区域安全观、国际社会整体安全观。将这种安全观的划分运用到中南亚需要做些调整,因为中南亚属于区域层次,呈现出小国特征,所关注的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国家以及中南亚层次,所以本文将中南亚的安全观划分为三个维度,即国家安全、国家间关系、中南亚秩序与稳定。中亚次区域、印巴次区域、阿富汗在这三个维度上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1.中亚次区域

就国家安全来看,中亚面临着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从风险系数和全球反恐形势对比来看,近年来中亚地区的反恐形势相对良好,但是与实际情况表现相反的是中亚地区的反恐形势往往被一些研究成果有意渲染、夸大。

从区域国家间关系的层面来看,中亚各国更多的是呈现出竞合关系并存的特征。一方面,由于中亚各国彼此之间差异较大的安全观的存在,不同领域的冲突与竞争变得不可避免,这显然会加剧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中亚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变得更加艰难。另一方面,由于分歧的可调控性以及中亚国家在处理冲突时采取的谨慎克制的态度,中亚国家之间并未将彼此视为冲突对象,恰当的外交政策也为化解冲突提供了助力。在这种特征的影响下,围绕中亚建立起来的安全合作机制也呈现出竞合关系并存的特征。

在中亚地区秩序与稳定的维度上,中亚各国存在部分领域的共识,但同时存在各自的利益偏好、价值判断和安全战略选择。自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外部势力纷纷介入中亚,在给中亚带来了经济、安全方面的援助和公共产品之外,随之而来的是中亚国家自身安全策略与生存之道的选择。面对激烈的大国博弈,基于自身安全利益和地缘政治考虑,中亚国家在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的选择上试图保持多元与平衡外交策略,凸显审慎态度。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亚国家的安全观特征可以概括为:权力中心多元、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并存、自主价值观盛行。

2.印巴次区域

印度与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主要的大国,两国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问题,且两国将彼此视为威胁对象,在安全观上具有同构性。

从国家安全观维度来看,近年来的国内暴力冲突事件成为影响巴基斯坦国家安全观的关键因素。复杂的武装组织以及极端的暴力事件是巴基斯坦面临的严峻挑战,宗教派别引发的暴力事件以及遗留边界问题更是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多源头、多种类的恐怖主义的肆虐同样严重影响了巴基斯坦的国内安全。印度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严峻的安全形势已经牵制了印度的注意力。恐怖主义势力在多领域、多层次上对印度产生了安全威胁。印共左翼武装、分离势力、伊斯兰极端组织等均是产生这种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攘外必先安内,处理内部安全问题以及建立稳定的国内安全秩序已然成为印度与巴基斯坦的重要安全目标。

在国家间关系上,印巴分别视对方为自身安全利益的首要关切,印巴关系是南亚地区建立安全合作机制的关键性因素。虽然印度与巴基斯坦近年来在开展积极有效的对话与稳定双边关系的建设,但是印巴冲突由来已久,民族、宗教矛盾短时间内难以消除,领土争端悬而未决,这些因素限制了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发展。

近年来,悬而未决的克什米尔问题和阿富汗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为限制印巴关系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印巴在这两个问题上呈现出竞争的态势。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印巴双方近年来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但边境小规模冲突不断。2019年2月14日,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爆发了边境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双方均以削弱对方为目标。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发现,印巴两国的冲突与竞争是多领域,多层面的。这种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冲突已经外溢到其他非高级政治领域的议题,产生了安全化的现象。直接后果是安全威胁被预估性夸大,彼此身份认知固化,安全困境难以破解。

在印巴次区域层次上,该区域的安全观正在随着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不平衡的实力对比逐渐呈现出现实主义的底色。随着巴弱印强的现实逐渐显现,建立于印巴关系之上的安全复合体正在逐渐地向印度倾斜,呈现出单极的特征。在这种状况之下,印巴安全观正在逐步做出调整,安全战略也随之发生改变。中亚与阿富汗成为巴基斯坦的战略纵深经营目标。印度更是在与巴基斯坦周旋的基础之上追求更高的区域安全目标,其中包括追求并实现大国地位、提升国际话语权、建构南亚秩序等。总体而言,印巴次区域安全观的现实主义底色愈发明显。

3.阿富汗

中南亚安全问题的核心随着阿富汗安全形势的日益胶着逐渐转移到阿富汗。分析阿富汗的安全观,有助于理解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现状。

从国家安全观层面来看,国内安全问题是阿富汗最重要的关注方向。反叛组织消耗战正在逐步将阿富汗拖入泥潭之中难以自拔,政府孱弱的执政能力也使得国内安全问题显现出外溢的风险。对于阿富汗而言,保障国内安全秩序与国内经济重建,是安全观中的首要议程,是开展其他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其次是实现与塔利班的谈判和解,继而加强阿富汗安全力量建设,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改变困扰阿富汗国内发展普遍存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阿富汗希望借助域外大国及邻国的力量来加强自身的安全能力建设,但成效甚微。阿富汗自身面临的安全问题难以真正通过吸引外部力量得到解决,一方面,外部力量的安全关注与阿富汗安全问题重叠不甚紧密;另一方面,阿富汗难以通过自身的能力吸引外部力量组建以其为中心的安全复合体。

总而言之,阿富汗在掌握对外关系主动权方面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更多的是依赖外部力量在阿博弈竞争所附带的利益。因此,在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问题上,阿富汗在坚持主权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上,期待更多外部势力的加入,建立更加有效的关涉阿富汗问题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通过对中亚次区域、印巴次区域、阿富汗安全文化和安全观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南亚受到类似的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在安全观方面虽然出现了一定的接近趋势,在对待形势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形成了一些共识,但是在一些特殊议题上和对恐怖组织的界定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传统安全议题上,中南亚国家安全观呈现出层级的特点,即中亚五国竞争层级、印度与巴基斯坦议题安全化层级、阿富汗国内安全问题优先层级。                  

(二)中南亚安全文化观念和安全观对安全合作机制有重要影响

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包含了内部成员国的共享观念,这种共享观念就是各个国家所呈现出来的安全观。但是安全观的叠加不等于安全合作机制,中南亚安全观和安全文化直接反映了中南亚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间接反映了中南亚解决安全问题、消解安全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秩序的某种意愿。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并非单纯依靠安全观的协调就能实现,它是复杂环境下综合因素发挥作用的产物。具体来看,中南亚安全观和安全文化对安全合作机制产生了如下直接、重要的影响。

第一,中南亚各国安全文化和安全观的部分重叠是该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立的文化基础与前提条件。“机制的建立以共同利益观为前提,正是共同利益使协作成为参与者最佳的战略选择。”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分析安全文化、安全观与安全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安全文化和安全观对一国选择创建、参与或退出安全合作机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国际安全机制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是某一议题在观念上的形式化集合。通过上文对中南亚安全文化和安全观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中亚数量多、制度化程度高、机构设置成熟、议题安排程序化的安全合作机制,还是南亚相对松散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涉阿论坛,均体现了这些国家安全文化和安全观中对地区安全问题重视的因素,这也是解释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如此蓬勃发展的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各国关于某一安全议题的安全文化理解差异较大,重视程度不等,安全合作机制就难以有效形成。尽管安全文化观念对于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如此重要,但是大国力量的参与和推动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曾指出,“要想将一个新问题纳入国家间议程或鼓励各国积极考虑一项新计划,必须有一国政府首先采取行动”。鉴于中南亚一体化程度较低,动力不足,所以大国力量的介入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各国安全文化观念的优先方向与自身利益选择影响安全合作机制的效率和凝聚力。中南亚之下存在着中亚次区域、印巴次区域和阿富汗,每个地区和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的安全问题,其中重叠的安全问题是安全合作机制建立的前提。但是,即便各国面临共同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在各个区域和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轻重缓急排序。因此,尽管中南亚建立了针对各类共有安全议题的安全合作机制,但在执行力方面,各国却基于自身利益的关切采取行动,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安全合作机制的效率和执行力。阿米塔·伊奥尼(Amitai Etzioni)认为,“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没有时间与精力去考虑地区合作问题。”当中南亚国家难以针对某一安全议题实现安全文化的协调统一,那么这些国家就难以为解决安全问题建立长期的有效规划和统一行动,安全问题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赫尔戈·哈弗腾多恩等认为,“各国发现,如果为对抗某物而进行合作,它们更容易达成一致,而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合作,却更难实现意见的统一。”

第三,安全文化观念与安全合作机制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共享的安全文化和安全观利于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国家安全文化与安全观也会随着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得到改变或者强化。安全文化与安全合作机制的关系是通过成员国的不断互动与实践过程而发生变化。安全合作机制建立初期,部分国家可能存在安全议题、安全文化不清晰的情况,但是通过选择加入该机制,以及机制中的社会化进程,相关安全议题和安全文化观念会得到逐步清晰的界定,从而形成对相关安全议题的共识和对彼此行为的预期。具体而言,安全合作机制中的社会化进程是指通过会晤机制、信息交流机制、议程设置等相关机制和程序来增强国家间的安全文化观交流、协调成员国的安全战略、约束或促进成员国行为、达到对彼此行为形成预期的效果。例如,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对促进中亚国家对国际规范的理解、国家间相互理解、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面对政治转型时期的中亚,一些安全合作机制在中亚推行所谓的“民主化”改革,重新界定了各国对于主权安全的理解,同时也改变了中亚国家对部分国际机制(如欧安组织、北约和平伙伴计划)等安全合作机制的看法,也推动了相关安全合作机制在议程设置上的转变。

(三)中南亚文化共性的缺失与跨文化传播受阻

所谓文化共性,是一种在群体内部得到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即整个区域文化群体,包括其内部成员均承认出现在区域群体内部的新文化和接受外部的异质文化的价值效用,这种群体内外文化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认可态度与方式。文化共性是区域一体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中南亚及各次区域、国家只有建立基于“我们感”基础上的集体认同意识、集体安全文化与意识,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共性的积极价值在于通过界定自群体、区别他群体,进而彼此增强共识、凝聚合力。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现状之所以出现无序化、碎片化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区域文化共性,以及主导性域外大国的文化共性的缺失,导致以各自国家为中心的安全机制纷纷建立,缺乏跨文化交际、沟通的弊病显露无疑,围绕安全机制开展的多边合作明显弱于双边合作,无序、竞争、碎片化的现状逐一呈现。

文化共性可汇集不同的安全文化观念,形成文化认同,从而发挥在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中的凝聚力作用。文化认同是文化共性的理想目标与最终追求,它是中南亚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中凝聚力的体现。文化认同对于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发展现状提供了诸多解释力。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如果国家间具备相互认同的前提,从而使它们拥有集体身份,它们可以相互合作,构建一个非集中的权威体系,即一个国际国家,它既不是等级制的,也不是无政府的”。

跨文化传播理论中的文化认同在解释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发展现状时所遵循的路径是:文化认同能够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过程中重构国家利益,塑造参与国家的地区性集体身份,帮助国家在实现自身利益时诠释自己身处的地区环境,从而有利于克服国家行为选择的“利己”取向。

全球运用、践行区域文化共性理念最为突出的例证体现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及欧洲一体化根植于对欧洲文明的共同文化认同。与此相比,中南亚相对缺乏像欧洲那样强烈的安全文化整体感和认同感,从而使得中南亚区域安全合作机制难以真正有效的形成,种类繁多的安全机制之间冲突较多,规范化的多边合作机制成效甚微。

目前中南亚各次区域和国家在进行安全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挖掘安全文化共性、寻求安全文化认同时受到了阻碍,这也是导致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发展现状呈现出多样但不规范,合作中存在竞争,无序、效能低等特征的原因之一。中南亚各国间关系复杂,如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存在较大矛盾。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为争夺地区大国地位等,也会利用各种机会争取中亚安全事务的主导权。这一切都势必导致该地区的安全文化传播与融合受到阻碍,安全治理合作更加复杂和艰巨。

中南亚区域表面上呈现出安全多元文化共存的样态,但在宏观上也可以按照中亚次区域、南亚次区域、阿富汗划分为三种安全文化类型:一是中亚次区域呈现出来的权力结构多元、多边合作机制并存以及独立自主规范盛行的安全文化观念;二是南亚次区域呈现出来的安全文化现实主义的图景,即围绕印巴对立为中心形成的固化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不断深化的错误认知导致南亚安全文化的对冲;三是阿富汗特殊国情导致的首要关注国内安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借助域外势力介入的安全文化理念。中南亚的安全文化观念显示出了多元化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这就需要从跨文化传播的层面来沟通、糅合中南亚不同次区域和国家之间的安全文化观念。跨文化关系都与权力关系紧密相关,面对中南亚安全文化多元差异现状,既要解构现有的权力关系,又要建构新的权力关系,由此寻找区域安全文化互惠理解的政治基础。

建构中南亚的文化共性就是寻求不同次区域和国家之间能够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和而不同”的共存共荣。中南亚寻求“认同”绝非是“同一”,而是在互相尊重国家安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携手共建中南亚规范高效的安全合作机制。

综上所述,在中南亚的安全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差异结构的同时,实际上在多元表象之下,也具有同质性的一面,这为中南亚安全机制的深入交流、规范发展、深层合作储备了巨大潜能。但若要把这种潜能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则需要借助跨文化传播的力量,整合中南亚区域内各国政府和人民关于区域安全文化的认知。通过跨文化传播、交际的力量使得中南亚安全文化观念的互融成为区域内安全合作机制规范有序发展、多边合作顺利推进的有力支撑。

(四)中南亚各国安全文化价值取向存在偏差

中南亚不同国家和次区域深藏的民族主义、安全文化观念、结构性矛盾等导致各国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自我中心主义,这直接导致规范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在中南亚难以形成。

在中南亚,大国、区域性大国、当事国并存,分别有着大小各异、形式各样的主导能力与资源,即便是再微小的国家,也有着自己的独特能力与影响力。中南亚的跨文化传播正是建立在这种权力对话的基础之上。中南亚国家林立、多元安全文化并存的现状导致各国和次区域的安全文化价值取向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各个国家在进行自身的利益取向和实现路径时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文化凝聚战略预期和增强文化吸附力的作用显著下降,制度也难以有效弥补安全文化观念聚合作用的发挥,这就会导致基于多元文化主义提供的政治基础并不牢靠,它过于强调彼此之间的“差异”,使得“差异”和“差异权”成为彼此分离的藩篱。中南亚各国和次区域通过特殊安全文化理念认同的诉求建立起来的种类繁多的双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容易引起隔离区化(ghettoization),政治互信程度进一步降低,从而陷入了一种螺旋式的困境之中。

中南亚的多边安全合作离不开大国的帮助,而大国之间利益的冲突又妨碍了该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参与多边合作,尤其是大国主导的多边合作,对相关国家如中亚国家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对于中亚各国而言,这既是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方式。因为这不仅是有效解决中亚各国面临的主要内外问题的出路,同时也为新生国家带来了若干潜在风险,即合作中存在着付出部分主权代价或出让大量经济利益,甚至于放任意识形态渗透而牺牲社会稳定的可能性。”当然,小国在各多边安全机制间纵横捭阖的能力也不能忽视,如吉尔吉斯斯坦在美俄之间的博弈。

(五)相关国家忽略了文化间性问题

中南亚国家及域外大国在中南亚建构或推广安全合作机制时忽略了安全文化间的互惠理解,因此丧失了个体超越自身与其他安全文化理念互动的能力,难以构建完整的自我意识。

所谓文化间性指可以使得不同的行为体在通过自身关系构成自己的同时,也通过与别人的关系构成自己。根据多样性假设(the diversity hypothesis),中南亚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充分参与安全机制的构建,这种多元参与的影响力将渗透到安全合作机制的方方面面。基于这种广泛参与基础上建构的安全合作机制将融合不同国家和人民共同的目标,多元差异的安全文化将会得到充分的尊重与重视,那么安全合作机制将会囊括更广泛的多边合作,而非单纯的双边合作。

中南亚情况复杂,跨文化交往、传播的基础条件略显欠缺。中亚和南亚都存在地区大国争霸的因素,这引发了中南亚建构安全合作机制时参与主体文化交往与合作的不平等问题。非对称的地位会影响成员凝聚力、群体间好感度、感知群体间共性的敏锐度,限制安全合作机制参与主体最大限度的理解与接受。参与安全合作机制的国家如果可以跨越主体性,不仅将自己视为安全机制的成员,而且还是更广泛的群体——中南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效应会更加积极。从多个维度层面来看,跨文化传播有助于不同国家和次区域之间的互惠性理解,更利于建立更广层面上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结语

当下,中南亚国家普遍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这成为中南亚国家共有的关切,为了消除安全威胁,建立更紧密高效的安全合作机制成为中南亚国家的现实选择。但是在针对不同安全议题进行合作时,中南亚国家之间又存在不同的安全利益、安全文化、安全观,且受到相互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的影响,跨文化交际难以有效开展,使得共同利益难以达到有效的聚合,进而阻碍了中南亚安全合作共识与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

针对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呈现出来的系列问题,基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分析可以贡献一定解释力。中南亚国家安全文化多元、族群数量众多、地域范围广阔等特点为跨文化传播学科与国际政治领域中安全合作机制的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与可能。跨文化传播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应引起学界的关注。跨文化传播与国际政治学科的进一步融合,可能为国际政治、国际安全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完备的视角。立足于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发展的现实需要,推动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可以丰富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与分析结构,也能为中南亚安全治理贡献更多的解释力。

基于跨文化传播理论视角可以发现,安全文化传播是构建和完善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核心与重要过程,通过安全文化传播交流最终形成安全文化认同,是弥合中南亚安全合作机制不足的路径之一。中南亚安全文化的交流、传播、融通对于安全合作机制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更对区域稳定、合作发展大有裨益。中南亚的跨文化传播发展现状虽然不甚成熟,但是同样存在的良好基础也不容忽视,中南亚区域内各次区域与国家应当基于最大公约数的安全治理目标促进彼此之间的安全文化交流、融通、合作。(注释略)

 


       原文刊登在《南亚研究》2020年第3期,2020年11月23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11月23日。


发布于: December 3,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杰米·威廉姆森:私营安保提供商国际行为守则回顾与展望

杰米·威廉姆森 国际安保规范协会(ICoCA)总干事



第三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

2020年11月21-22日,“第三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在杭州圆满举行。论坛由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OSS国际协作中心发起,联合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广西自治区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共同主办,以“后疫情时代数字安防、智慧安保、应急治理推进国际协作”为主题。有关国际组织官员及其成员国研究单位领衔学者和国内安全防范、应急救援、疫情防控、安保服务等行业界人士,以及知名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共计110余人分别以莅临会议、在线视频(同声传译)方式参会,共同交流探讨安防产业国际规制、数字安防与安全挑战、智慧安保、应急治理最佳实践,为国际协作治理和全球产业链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以下为国际安保规范协会(ICoCA)总干事杰米·威廉姆森论坛发言稿:



今年是《私营安保提供商国际行为守则》(ICoC)签署10周年。签署《行为守则》时,签署公司承诺按照守则所载原则运作。随着2013年国际安保规范协会(ICoCA)的成立,建立了一个全球机制,将签约公司的这一承诺转化为有效执行。自那时起,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家安保公司加入了协会,并采取了必要措施,确保它们按照《国际行为守则》所载的国际公认标准运作。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协会通过监测、认证、能力建设和投诉的综合进程,与会员和附属机构合作,推动私营安保机构更加负责任,始终遵守守则所载的原则提供服务。自协会成立和守则签署以来,在提高标准和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事实上,通过协会、其成员和附属机构的工作,我们见证了私营安保行业透明度的提高,并逐步了解了安全提供商如何调整其程序,加强遵守《守则》原则和国际要求的政策和做法。

在协会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结构下,过去几年还允许与参与监督和管理私营安保公司的所有主要利益攸关方进行更高程度的对话和互动。特别是政府、安保供应商、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安保公司客户之间的更大参与,使环境更加活跃和开放。在许多复杂的环境中,协会对私营安保公司的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当然应该暂停一下,以认识到自签署该守则和建立协会以来,我们在提高复杂环境中的安保标准方面取得了多大进展。然而,长期依赖这些成就是错误的。在我们展望未来的道路时,仍有许多事情要做。事实上,正如今年的新冠疫情(COVID-19)所证明的那样,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操作环境不能是一个事后考虑,而是必须放在我们思考和规划的最前沿。我们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我们需要以坚定的信念和韧性来应对这些挑战。

新冠疫情(COVID-19)要求我们所有人重新思考安全模式和根据守则所载原则提供私营安保的方式。特别是,安保公司对新技术的日益依赖以及当地安保供应商的足迹不断扩大,引起了一系列新的考虑和现实。

因此,在我们展望《国际行为守则》的下一个10年时,我们应该看到,我们面前的道路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以及许多即将来临的新经验。根据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确保继续取得成功和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需要集体努力和加强合作。

我非常期待与大家一道努力按照《国际行为守则》不断提高全球安全标准。

谢谢!


▲杰米·威廉姆森在第三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主旨发言。




       原文为杰米·威廉姆森在第三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的发言稿,经第三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秘书长周章贵博士审译并发表在OSS国际协作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论坛》微信公众号2020年11月25日。

       2020年11月25日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11月26日。


发布于: November 27,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刘稚、王煜景:中越人文交流对越南青年对华认知的作用与影响——基于越南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问卷调查数据的模型分析

刘稚 CGE高级顾问,云南大学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煜景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昆明理工大学国际学院讲师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中越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进,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强,然而相关调查数据的结果却显示越南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在逐渐加深,民意基础日渐脆弱,对中越两国的“民心相通”建设形成一定阻力。

据皮尤研究中心对各国民众“对中国的观点”的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2018年中国的形象在全球大部分国家民众的观感中趋向正面,中国正不断缩小同美国在全球民意调查中正向认知的差距。但越南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调查结果却呈现消极演变趋势,对中国持正面认知的民调比例分别是2014年16%、2015年19%、2017年10%,越南民众,特别是越南青年对中国的印象日趋消极。根据“亚洲民主动态调查(The Asian Barometer Survey)”2005-2008年第二波的调查数据,越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度,是接受调查的六个东南亚国家中最为积极、正面的。之后2010-2012年第三波和2013-2016年的第四波调查数据显示越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度不断下滑。而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越南是全球43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好感度最低的国家。与接受调查的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逐年增加不同,越南民众对中国好感度的负向演进速度十分迅速。究其原因,一是中越关系历史发展中的“摩擦”以及越南社会目前由教科书与媒体的报道所建构的非客观民族史观影响了越南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在越南民众心中逐渐建构出两国关系“紧张”、“对抗”的对华负面认知。二是中越贸易与文化交流不平衡等现实问题的存在。至2019年越南已持续4年实现贸易顺差,但越南对华贸易逆差却持续增加,2019年越南对华贸易逆差高达340亿美元。此外,中国大陆在越南投资与经济合作仍不如日、韩等国家与地区,除2017年中国大陆对越投资上升至第四位外,很少排进前五,增加了越南民众对双边合作的疑虑。另外,近年中国文化产品大量涌入越南,引发了越南社会对“文化入超”和“文化入侵”的担忧。三是中越“南海争端”也因美国的介入日趋紧张。2016年以来美国政府对南海争端的介入更加深入和直接,越南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大防务体系的重要支点。近年越南国内民族主义势力逐渐“抬头”,虽然美国对越南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及推动越南“颜色革命”的愿望不减,但并不妨碍两国在南海领域谋求“共同利益”的驱动下越靠越近。这无疑加剧了区域的紧张气氛,并间接影响越南民众的对华认知,致使中越关系出现新的变数。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中越关系在越南一方的民意基础仍比较脆弱,越南民众对华认知趋于消极。

在此背景下,通过人文交流增进中越双方相互了解,夯实两国全面合作关系的民意基础,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以“人”为主体的人文交流是一种社会性活动而非政治性活动,作为社会进程的人文交流参与者更多,涵盖面也更广。近年中国外交逐渐从国家中心转移到公民中心,国家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外交方式。相较“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强调自上而下、官方对民间、具有一定政治性的外交层面的文化交流,“人文交流”更注重社会性的交流,更多的是民间自发的文化、文明交流互鉴。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外人文交流工作高度重视。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了要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明确指出与周边国家“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在当前中越关系受社会消极“认知”与“南海问题”等负面因素影响下,我国与越南民众进行密切人文交流所产生的亲近感和吸引力,有助于消解负面因素,建构中越民众“心相通”的共有认知。正如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席第15届“中越青年友好会见活动”时对中越青年寄语:“在发展道路上,双方应该继续加强人文交流、增进睦邻友好,使中越传统友谊在两国人民中代代相传。‘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要从青年做起。”

有鉴于此,本文从建构“民心相通”的“认知图式”的视角出发,以越南大学生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建模统计分析的方法,探讨中越人文交流通过双方高层领导人倡导、官方推动、各层级行为体参与,乃至通过校园等多种交流途径和场域,能否在社会、文化层面改善和促进越南民众对中国的正向认知,综合评价中越人文交流活动对越南青年大学生提升对中国好感度的作用与影响。这对于促进中越人文交往和民心相通、夯实中越关系社会民意基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



中越人文交流与越南对华“认知图式”

(一)既往研究与不足

目前国内学界对中越人文交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文交流的基本情况分析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机制构建方面,对中越人文交流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暂无涉及。而越南及国际学界目前尚无对中越人文交流关系的专门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越关系、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等方面。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1.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机制、路径与作用研究

杨毅提出人文交流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它的有效开展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许利平认为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在涉及国家主权、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等核心利益面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在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是落实党中央“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重要抓手,有助于破解周边国家对中国“近而不亲”和“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骑墙战略。关于人文交流的作用,庄礼伟对中国对外“人文交流”政策理念与政策实践特点和认知误区进行梳理,对中国过去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路径与机制提出了反思,认为“人文交流”中,“人与人”的交流与交往才是重点,指出中国“人文交流”的作用应是如何有效做到“民心相通”和“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土壤”。俞沂暄界定了人文交流与文化外交的区别与联系,人文交流是文化外交的载体,但不同于文化外交的中短期目标性与进程单向性,认为“人文交流是长期、深远、细致且连续性的社会进程。”

2.中越人文交流方面的研究

咸蔓雪收录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中的《中国与越南的人文交流》一文,对中越人文交流的现有成果、存在的问题及影响中越人文交流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作了梳理,并提出了“以官方或依托经贸关系推动民间交流”等对策建议。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的黎文美(Lê Văn M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1世纪初前20年中的外交》一书中,以越南学界的视角全面分析了中国21世纪以来公共外交、文化外交、多边外交等多种外交活动及其成果,并对未来十年中国的外交发展方向作出了预测。中越文化交流方面,陈黎保(Trần Lê Bảo )《中越两廊一圈区域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一文中,深入分析了中越两国之间的文化合作交流活动定位与发展前景。但对于着重“以人为本”、“民心相通”的中越人文交流的研究未有涉及。

综上所述,中国及越南学界对中越人文交流及其作用、影响研究涉及不多,从研究内容来说,国内对中越人文交流的研究多包含在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的研究之中,多以区域内人文交流的路径、机制研究为主,很少涉及人文交流对周边国家特别是越南民众对华认知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专门对中越人文交流作用与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

(二)以人文交流建构“民心相通”的“认知图式”

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由一系列的实验分析提出了“认知图式”理论,认为“图式(scheme)是个体对世界的知觉、理解和思考方式,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础”,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是由认知‘图式’构成”,认知图式集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对信息的认识、理解和思考的方式和程序,集成了我们的认知方式与认知程序,组合成了我们完整的认知结构。

社会建构主义在皮亚杰的“认知图式”理论基础上起步并发展,社会建构主义被看作是一种认识方法和分析方法而非理论,认为人类通过“同化”与“顺应”的方式完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同化认知”即个体将符合自己已有的认知方式的外部信息添加到已有的认知图式中,使图式内涵丰富扩大;“顺应认知”指个体在接受与原有认知方式不同的外部信息时,重构了自己的认知图式与认知方式。行为体在建构认知时通常通过“内构”、“互构”与“外构”三种方式:“内构”强调内部的建构,“互构”强调行为体之间认知的共同建构,“外构”强调社会与外部环境对认知建构的影响。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认知个体通过互动建构主观知识。在社会或大学校园这样一个小型“社会”中,行为体之间可以以谈话、讨论、教育等“意识劳动”(ideological labor)进行“语言交流”,出现称为“诱发式信任”(elicitative trust)的“迅速信任”(swift trust),建构社会的“群我”意识。

“行为体要想达到自己的目标,唯一的方法是使他们各自的理解吻合起来,也就是要交流。”国家间的人文交流活动以民间交流为主体,通过交流活动使社会行为体间实现接触效应,出现社会中的“诱发式信任”、“外构”与“互构”共有的友好“情境”和“群我”意识,从而“长期持续的交往会在人文诸领域形成各自的利益共同体”。有鉴于此,加强人文交流使中越两国之间的民众,通过自我和他者的再现,对“情境”产生同样的定义,达成“合作、友好、共赢”的认知图式,以此提升对彼此的“好感度”,消解误解、化解矛盾,着眼于共同发展,以“民相亲”带动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与欣赏,进而达成“心相通”。

(三)中越人文交流议程与青年交流

1.近年中越人文交流主要议程

(1)两国高层领导人对加强中越人文交流的共识

2011年1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时,特别指出要从包括人文交流在内的五个方面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深化务实合作,促进中越友好。这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在出访讲话中强调中越人文交流的重要意义。十八大以来,中越两国高层互访更加频繁,2013—2019年6年间,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高达15次。两国领导人互访讲话中都明确指出要推进与深化中越人文交流,推动河内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与运营,特别强调要继续加强中越青年之间的各类人文交流活动。

2017年11月,习近平主席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在越南《人民报》发表署名文章,强调:“我们要把传统友谊发扬光大,促进人文交流,密切文化、教育、旅游、青年、媒体等合作,讲好中国故事和越南故事,让中越友好扎根人民心间、代代薪火相传。”访越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出席了越中友谊宫落成移交仪式暨河内中国文化中心揭牌仪式,并向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移交了项目“金钥匙”,以示象征着中越两国“民心相通”桥梁的“越中友谊宫”正式转交越方管理运营。 

(2)近年《中越联合声明》及《中越联合公报》多次强调加强中越人文交流的重要性

2013年6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发表了《中越联合申明》,强调“双方同意办好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中越青年友好会见、中越人民大联欢等活动,为中越友好事业培养更多接班人。双方同意在越建立孔子学院,并加快推动互设文化中心,切实加强中越友好宣传,深化两国民众之间的了解与友谊。”2015年11月5-6日,习近平主席应邀出访越南,两国领导人在河内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对中越人文交流的提升路径做了具体说明,包括“办好河内大学孔子学院,加强两国媒体交流,加大对中越友好的宣传力度。继续办好中越青年友好会见、人民论坛等活动”。2017年1月,越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发布《中越联合公报》,重点强调“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推动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交往,使两国民间交往更加活跃、热络,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进一步扩大文化、教育、旅游、新闻等领域交流合作。继续办好中越青年大联欢和中越青年友好会见等民间交往活动。2017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越期间,两国领导人在河内共同发表《中越联合声明》,声明中进一步明确要“运营好河内大学孔子学院,推动河内中国文化中心、越中友谊宫尽早投入使用,继续办好中越青年友好会见、边民大联欢、人民论坛等民间交往活动。”

(3)河内孔子学院的成立与中越人文交流机制相关协议、合作文件的签订

2014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政协主席俞正声出访越南期间,在河内大学见证孔子学院揭牌。河内大学孔子学院成立5年多以来,已成功举办了数十次文化体验与交流活动,例如“快乐学汉语”“汉语歌曲大赛”“中秋文艺交流演出”“端午文化交流”等活动,不仅成为了越南首都河内的汉语培训中心,更是中越人文交流中心。

中共十八大以来由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签署的各项《中越教育交流协议》《中越文化协定执行计划》《关于文化产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社科院同越南社科院学术交流合作协议》等促进中越文化交流的相关协议和合作文件,都为中越开展双边人文交流提供了有效的机制保障。

2.人文交流视域下的中越青年交流

自1991年11月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人文交流特别是中越青年间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致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活动的贺信》中强调:“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中越两国人民长期友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两国青年身上。把中越友好的接力棒接过来、传下去,是中越两国青年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希望两国青年争当中越传统友谊的传承者、友好合作的生力军,携手并肩,共同努力,推动中越友谊之树不断开花结果。”

2010年以来,中越两国共成功举办了3届“中越青年大联欢”活动。其中,2013年11月,在广西举办的“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活动”规模最大,共有近3000名越南青年学生分赴广西7个城市分会场进行了考察、交流和联谊活动。2016年“第三届中越青年大联欢活动”中,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行1000余人,分成6路访问了越南北部6省,并出席了在河内举办的青年联欢大会。近年来两国青年交往成为当前中越人文交流的重要路径,目前开展的青年交流活动除“中越青年大联欢”,还有“中越青年友好会见”“中越大学生友好交流会”“边境青年友好联欢会”等形式的活动,成为中越“民心相通”建设的重要基石。

此外,中越两国的教育合作交流也是以青年为主体的人文交流,包括长短期的语言文化培训、夏令营项目、长期的专业学历教育等。越南是中国重要留学生来源国,2014—2018年底,越南来华留学生人数近5.5万人,留学生规模稳定在每年一万余人左右。



问卷调查:人文交流与好感度的关联

(一)问卷调查的研究假设

1.通过人文交流建构的对华“认知图式”对好感度的影响

在当前中越关系受社会消极认知与“南海问题”等负面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以我国与越南民众进行人文交流所产生的亲近感和吸引力消解负面因素,在越南社会共有文化中建构中国周边外交所秉持的“与邻为善”的图式,有助于建构中国是一个“具吸引力”且“和谐”“友善”“和平发展”的国家的共有认知。那么,通过中越两国之间开展的人文交流活动,是否能使越南相关高校的青年大学生,在学校“社会”中,通过“群际扩展接触效应”以“外构”及“内构”的形式形成对中国具有友好图式的“诱发式信任”,建构出“积极”“友善”的对华“认知图式”?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处于中越人文交流活动频繁的高校内的越南大学生,通过“群际扩展接触效应”,能够有效提升对中国的好感度。

2.中越人文交流的不同路径对好感度的影响

中越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目前的主要路径是教育合作交流、各类文化的交流以及人员交流。近年来两国政府和领导人都十分重视青年之间的交流,主要以“中越大学生友好交流会”“中越青年大联欢”“边境青年友好联欢会”等形式的青年交流活动为主。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人文交流活动中社会行为体间实现的接触效应,能“外构”与“互构”共有的友好“情境”和“群我”意识。人文交流活动产生的“接触效应”,能扩充“积极”“友善”的图式,提升参与人文交流的行为体间的好感度。

基于人文交流的不同路径的“接触效应”,本文提出假设2:学习过汉语、参加过中越人文交流活动以及经常接触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的受访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更高。

3.中越人文交流历史与地缘区域因素对好感度的影响

越南与中国的人文交流历史悠久,但由于越南南部于1698年才正式纳入越南版图,在此之前与中国的人文交流一直以越南北方地区为主。越南北部从郡县时期到藩属时期,与中国的人文交流历史持续了两千多年,而越南中部在历史上是一个以印度教文明为主,后信仰伊斯兰文明的“占城古国”,主要世居民族属南岛人种,使用南天竺语。直到1832年阮朝明命帝废除了“傀儡王朝”顺城镇,自此儒家文化才正式成为越南中南部地区社会的正统文化,但此时距1885年法国殖民越南,下令全越南改学“西学”,仅短短53年,因此并不能把整个越南都看作历史上属于“中华文化圈”的部分。从地缘角度看,中部与南部地理位置更靠近中越“南海争端海域”;从历史角度看,越南中部与南部的中华文化根基不深,这也是近年来每次中越之间关系紧张,对抗情绪最激烈的大多是越南中部与南部的民众,且多次引发针对华人、华商的“骚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越南北部与中部、南部对中国态度的差异性与越南的历史发展、国土面积的发展和人文交流的历史有很大关系。与中部、南部民众相比,越南北部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更为积极、正面,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主观愿望更高。通过人文交流所产生的接触效应,能增进中南部青年大学生对中国的了解,消解消极认知,提升对中国的好感度,缩小与对美国、日本、韩国的好感度的差距。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通过人文交流活动能提升具有地缘特殊性的越南中南部大学生对中国的好感度。

作者通过在越南高校大学生中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测量与中国开展人文交流活动较密切的高校中的越南大学生的对华认知,使用SPSS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建模分析,验证以上假设是否成立。

(二)调查问卷的问题设置、发放与样本数据

因调研条件与调研场地的限制,此次调查主要以越南青年大学生为对象。虽然对越南青年大学生的调研不能完全代表中越人文交流对越南青年对华好感度认知的影响评估,但因越南青年大学生是中越青年间人文交流的主要参与者,结合调查的限制与条件,本次调查暂以越南青年大学生的对华认知作为参照,在调查对象的年龄、专业、所在地区和就读学校层次的选择上尽量做到多样化,以达到最佳的问卷覆盖面和调查效果。此次问卷特别选取了南北跨度较大的3所越南高校:越南北部的河内大学、越南外贸大学,中南部的工科高校富安省绥和工业学院。调查对象为三所高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在校青年大学生。调查目标国除中国外,还加上了美国、日本、韩国这3个软实力大国,同时也是3个与越南人文交流密切的目标国,对中越人文交流作用与影响进行横向比较分析。

问卷以“越南与各国人文交流的评价及好感度调查问卷”为题,问题设置共10个条目,从4个方面的“好感度”验证性因素进行调查:第一部分为条目1-3,分别调查受访者到访目标国的意愿程度,以时间长短,从短到长排列;第二部分为条目4、5,调查受访者对到目标国留学生活的便利度的评价和留学对就业的正向影响程度;第三部分为条目6-9,调查受访者对目标国传统及流行文化的好感度;第四部分为条目10,调查受访者对目标国赴越游客(人员交流)的好感度。调查问卷的回答项使用11个刻度的打分量表,从“0”到“10”的赋值分别代表对该问题从负面到正面的印象,要求受访者在该量表上,对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分别选择一个刻度。根据问卷调查样本量通用标准,即戈萨奇(Gorsuch)的观点,样本量与问题的条目数量的比例应在5:1以上,7倍以上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本问卷的问题条目量10条,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每校各160-180份。问卷回收后除去回答有缺失的问卷,北部高校共回收有效样本294个,中南部高校回收有效样本161个,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455个,有效回收率为91.00%,与问题条目比为45:1。

(三)变量与分析方法

本文通过在越南3所与中国长期保持人文交流的高校发放调查问卷获取数据,并通过统计建模来验证提出的假设。“好感度”是一个综合的抽象构念,因此本文以对中国的到访意愿、对文化的喜爱程度、对到中国学习生活的便利度和留学中国对就业的正向影响程度,以及对中国游客的好感度等10个条目(详见表4),综合评价中越人文交流活动密切的高校越南青年大学生对中国的好感度。

作为对“假设1”的验证,本文以“好感度”的一系列验证性因素作为变量,结合其他目标国的调查数据,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均值、标准偏差和方差分析,验证假设1是否成立。对假设2、假设3的验证,则使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建模统计分析,以越南青年大学生对中国的好感度评价作为因变量,自变量分为两大类:中越人文交流的不同路径、受访者所在地。中越人文交流的不同路径包括3个变量:是否参加过中越人文交流活动;是否经常接触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是否学过汉语。受访者所在地分两类,越南北部与越南中南部。控制变量为性别差异。具体样本特征结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调查问卷回收样本特征结构描述表  (N=455)

变  量

类别/均值

百分比(%)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8.15

--

3.6

9.8

 

受访者所在地

0=越南北部

64.6

--

--

1=越南中南部

35.4

--

--

是否学习过汉语

0=否

83.3

--

--

1=是

16.7

--

--

是否参加过中越人文交流活动

0=否

67.3

--

--

1=是

32.7

--

--

是否经常接触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

0=否

67.0

--

--

1=是

33.0

--

--

控制变量(性别)

0=女

53.6

--

--

1=男

46.4

--

--



中越人文交流的“好感度”意涵

(一)“好感度”均值分析与验证性因素特征描述

本文通过受访者到访目标国的意愿程度、对目标国留学生活的便利度评价和留学对就业的正向影响程度、对目标国传统及流行文化的好感度、对目标国赴越游客好感度等4个方面10个条目“好感度”验证性因素样本结果的均值进行分析。SPSS软件的对均值结果进行信度分析如表2,Cronbach’s Alpha 系数超过0.7,说明该量表数据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表2   好感度均值分析量表信度  (N=455)

信度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信度α

.723

.750

 


从对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3国好感度综合均值的比较看,处于中越人文交流活动密切频繁的高校内的越南青年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的综合均值略高于韩国、日本、美国,不过好感度均值系数与日本、韩国的差距十分微小(与韩国只相差0.0587,与日本只差0.2323)。可以看出在这3所长期与中国保持密切的人文交流的高校中,受访青年大学生对中国的好感度均值甚至略微超过了亚洲区域内的软实力大国日本和韩国。此均值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设1(见表3)。

表3  越南青年大学生对各国好感度测量综合均值表 (N=455)

国家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方差

中国

3.60

9.80

8.1530

1.13758

1.294

美国

4.00

9.40

7.6068

.97514

.951

日本

5.70

9.70

7.9207

.78981

.624

韩国

6.20

9.20

8.0943

.62729

.393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标准偏差与方差显示在对中国好感度的评价上,受访者的选择出现较大差异,标准偏差(1.13758)与方差系数(1.294)远远超过其他目标国的指数。结合最小值3.60与最大值9.80的巨大差异,可以看出越南青年大学生对中国的评价有着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

从越南北部高校受访者与中南部高校受访者好感度构成因素评价均值数据描述(表4)来看,统计数据结果显示出4个特征:

1.越南北部高校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正向认知比例高于越南中南部高校受访者

在10个好感度因素调查条目中,越南北部高校受访者对中国的评价有5个条目的均值在4个目标国中排第一,按均值系数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到该国进行短期人文交流的意愿(8.97),对该国的小说、文学作品的喜爱程度(8.96),该国留学便利度(8.86),该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8.66),到该国留学的意愿(8.54);2个条目的均值在4个目标国中排第二,按均值系数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到该国旅游的意愿(8.95),对该国的电影、电视剧的喜爱程度(8.79)。而越南中南部高校受访者对中国好感度构成因素的评价只有2个条目的均值在4个目标国中排第一,按均值系数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该国留学回越易就业程度(8.65),对该国的小说、文学作品的喜爱程度(7.95);2个条目的均值在4个目标国中排第二,按均值系数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对该国的电影、电视剧的喜爱程度(8.30),该国留学便利度(8.24)。

 

 

表4  越南青年大学生对各国好感度构成因素均值描述性表     (北部 N=294;中南部 N=161)

序号

好感度调查条目

受访者所在地

中    国

美    国

日    本

韩    国

均值

标准偏差

方差

均值

标准偏差

方差

均值

标准偏差

方差

均值

标准偏差

方差

1

到该国旅游的意愿

北部

8.95

1.442

2.08

8.23

1.995

3.980

8.50

2.018

4.071

9.08

1.176

1.382

中南部

7.70

2.294

5.263

7.01

1.978

3.913

8.58

1.808

3.269

9.02

1.084

1.175

2

到该国进行短期人文交流的意愿

北部

8.97

1.106

1.224

7.80

2.126

4.522

8.30

1.693

2.865

8.15

1.677

2.812

中南部

6.36

3.291

10.832

6.78

2.641

6.974

7.44

2.621

6.869

7.52

2.778

7.715

3

到该国留学的意愿

北部

8.54

1.942

3.771

7.38

2.649

7.016

7.40

3.077

9.469

6.80

2.950

8.703

中南部

6.53

3.320

11.025

5.53

3.549

12.599

7.38

3.006

9.037

6.20

3.190

10.179

4

该国留学便利度

北部

8.86

1.119

1.251

7.06

1.741

3.032

7.67

1.400

1.959

7.77

1.210

1.465

中南部

8.24

1.510

2.281

7.55

1.598

2.553

7.88

1.461

2.133

8.39

1.088

1.184

5

该国留学回越易就业程度

北部

8.48

1.179

1.390

8.50

1.267

1.606

8.82

1.073

1.151

8.30

1.007

1.015

中南部

8.65

1.142

1.305

8.40

1.469

2.159

8.61

1.144

1.308

8.24

1.241

1.540

6

该国传统文化的

吸引力

北部

8.66

1.350

1.821

6.65

2.439

5.951

7.90

1.771

3.136

7.85

2.034

4.135

中南部

7.32

2.014

4.058

6.85

2.095

4.389

8.20

1.388

1.927

8.04

1.989

3.955

7

该国流行文化的

吸引力

北部

8.33

1.249

1.561

8.29

1.651

2.726

7.97

1.910

3.650

8.38

1.228

1.508

中南部

7.76

2.006

4.022

7.91

1.332

1.774

8.42

1.461

2.136

8.34

1.197

1.432

8

对该国小说、文学作品的喜爱程度

北部

8.96

1.133

1.285

7.74

2.223

4.940

7.26

2.416

5.836

7.76

1.361

1.851

中南部

7.95

1.863

3.473

6.77

2.208

4.875

6.83

2.458

6.040

7.17

1.942

3.773

9

对该国电影、电视剧的喜爱程度

北部

8.79

1.504

2.261

8.02

2.077

4.313

6.86

2.438

5.943

8.90

1.247

1.556

中南部

8.30

1.145

1.311

7.53

2.049

4.20

7.30

1.923

3.698

8.71

.970

.941

10

赴越旅游的该国

游客给您留下的印象

北部

6.36

2.232

4.983

8.28

1.618

2.619

8.51

1.280

1.639

8.27

1.625

2.639

中南部

6.55

2.266

5.137

8.28

1.350

1.822

8.61

1.083

1.172

8.73

1.046

1.095

说明:下划线数据为该条目最高均值系数数据。


从表4的数据可以看出,越南北部因地缘的亲缘性、文化的历史相似性、中越人文交流活动开展密切、频繁等因素,北部大学生在中、美、日、韩4个目标国中对中国的好感度相对较高。从中国传统文化吸引力的评价均值系数可以看出,越南北部高校大学生一致地给了中国绝对的高评价,而越南中南部大学生却认为日本与韩国的传统文化更具有吸引力。这跟中华文化在北部和中南部两地的文化历史根基的深浅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越南北部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认可度和好感度都要高于越南中部与南部的民众,这样的差异性有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原因。越南北方因地理位置的关系,与中国近两千年文化相通,自古以来就对中华文化接受度较高,越南北部从中国独立之后也以儒家文化为正统,历史的沉积使得越南北部民众十分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再加上现代两国的人文交流主要集中在越南北部,特别是首都河内,且多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题与形式进行。如在河内开办的孔子学院主要功能除汉语教育之外,同时也作为一个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对越南北部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向认知产生明显影响。人文交流活动在越南中南部的开展也往往多选择华人聚居较多且经济文化较发达的胡志明市,其他中部与南部的省市很少开展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活动。越南中部与南部的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仅限于书面,并无体验感,因此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缺乏文化的亲缘性和通过交流了解产生的亲近感,在目前南海问题地缘邻近性的消极影响下不易形成对中国的正面认知。

相较而言,越南中南部明显对韩国与日本好感度更高,且标准偏差与方差系数都较小,说明好感一致度较高。这与韩、日多年在越南中南部“深耕”,努力加强人文交流,提升国家软实力有很大关系。这几年韩国与日本一直不断在越南中部的各省份开展与推进各类教育合作项目和留学宣讲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在调查中显而易见。过去韩国与越南的人文交流主要在北部省市开展,近年来韩国不断加强与越南中南部各省市的人文交流,不断加大对越南的投资规模。目前韩国现代文化的吸引力对北部与中南部的受访学生都是最强的,这与韩国政府近年来十分重视韩国流行文化在越南中部与南部各省市的传播有关。

2.越南中南部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两极分化明显

对中国综合好感度以及好感度因素的均值数据显示,越南中南部均值标准偏差与方差系数均较大,这说明越南中南部大学生对中国的评价具有明显的两极分化特点。十个条目中“到该国进行短期人文交流的意愿”与“到该国留学的意愿”这两个条目分化最为明显,标准偏差都超过3,方差均在10以上,显示了绝对的认知差异。对这两个条目的11个刻度选择频数分布见图1、图2。

图1 越南中南部大学生到目标国进行短期人文交流的意愿频数分布  (%,N=161)

2 越南中南部大学生到目标国留学的意愿频数分布   (%,N=161



从两个频数分布折线图可以看出,越南中南部对到中国进行短期人文交流的意愿差异巨大,从频数来看,有17.4%的受访者选择了刻度0,但同时还有26.1%的受访者选择了刻度8。从对到中国留学的意愿来看,有11.8%的受访者选择了刻度0,有28%的受访者选择了刻度8。但这一条目,其他3国的选择差异度也不小,对到美国留学的意愿,选择了刻度0的受访者为19.3%,有21.7%的受访者选择刻度8。这样较大的选择差异是否受人文交流活动因素的影响,下文将通过建模的方式,以线性回归方程模型对数据作进一步的分析。

3.越南北部与中南部高校大学生均对中国留学生活便利度评价较高

这一条目是为数不多越南北部与中南部受访大学生对中国认知趋向一致且均值合计最高的条目。越南北部受访大学生认为中国留学生活便利度最高(8.86),较排第二的韩国(7.77)均值系数高出1.09。越南中南部受访大学生对中国的留学生活便利度的评价(8.24)虽排在韩国(8.39)之后,但系数差距只有0.15。不同区域的受访者对中国留学生活便利度认可的一致性,与越南年轻人十分喜爱收看反映中国现代与校园生活的时尚电视剧有关。以年轻人为用户主体的越南Zing视频网站上,热播的中国影视剧剧目多集中在反映青春校园生活的系列电视剧,例如点击播放量一直高居榜首,累积点击播放量高达7200多万次的《微微一笑很倾城》,该剧的背景就是中国的大学校园。通过影视作品的传播与影响,越南年轻人对中国的社会文化特别是校园文化十分熟悉。结合另外两个北部与中南部对中国好感度因素认知一致且正向的条目:在“对该国的小说、文学作品的喜爱程度”这一条目上,北部样本均值8.96(第一),中南部样本均值7.95(第一);在“对该国的电影、电视剧的喜爱程度”这一条目上,北部样本均值8.79(第二),中南部样本均值8.30(第二)。可以看出对中国文学、影视作品的正向认知对受访者对中国社会现状与现代生活,特别是校园生活的了解度与接受度,应有一定正向影响。

4.对中国赴越游客的负面印象给越南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带来消极影响

每个赴海外旅游的游客都是国家间人文交流的参与者,旅游交流同时兼具了人员交流与文化交流,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游客的行为与形象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中国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赴海外旅游的意愿也逐年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出境人次达1.69亿人次。自2002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越南最大的旅游客源国。根据越南国家统计局网站对旅客数量的统计,越南国家旅游局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赴越游客数量逾580万人次,在2019年越南国际游客人数中占比达32.3%。虽然近年中国游客赴越旅游的数量逐年攀升,但接触频次的提升并没有正向的影响越南受访大学生对中国的好感度,反而带来了消极影响。

越南北部两所高校所在城市河内市与越南中南部高校所在城市绥和市都是越南著名的旅游城市,绥和市距中国游客最多的越南中南部著名旅游城市芽庄仅120公里。这3所高校的大学生平时接触中国游客的机会较多,但“赴越旅游的该国游客给您留下的印象”这一好感度因素条目的均值显示,越南北部与中南部受访大学生对中国游客的印象均趋于负面(北部6.36,中南部6.55),其他3国的均值都在8.30左右甚至以上,这一条目亦是越南北部与中南部受访大学生对中国认知趋向一致且均值合计最低的唯一条目,是对中国好感度影响最负面的因素。

近年,越南媒体对中国赴越游客的报道趋向负面,负面印象主要影响因素有:不爱护环境卫生,喧哗吵闹,高傲自负,对越南印象刻板、片面等,如游客经常强调越南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强调“越南新娘”、矮化越南女性等。同时,中国媒体对中国游客赴越旅游的报道也多趋向负面,主要的负面印象影响因素有:海关官员讨要小费问题、越南商家宰客问题、飞车党抢劫风险等。以上双向负面印象的影响,通过两国媒体报道传播的放大作用,在中国游客及越南社会与民众心中扩大了双向的消极印象和负面情绪。在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下,中国赴越游客与越南旅游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及越南当地民众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在旅游的交流中如何转变各国民众对中国游客的负面刻板印象,使每年庞大的赴外旅游群体变成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使者,能化负面影响为正面影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越南高校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建模统计分析

本文建立2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2个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以中越人文交流的不同路径、受访者所在地两大类,共4项自变量与性别控制变量对因变量“越南青年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表5中,模型1为3项人文交流的不同路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2和模型3为受访区域变量、性别控制变量分别与因变量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4为所有5项自变量与因变量的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1中逐步引入3项人文交流的不同路径自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模型1 F>Fα,Significance-F<0.001,模型1通过F检验,3项自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表明“经常看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参加过中越人文交流活动”、“学习过汉语”3项人文交流的不同路径自变量与因变量“越南青年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对好感度的正态影响关联性明显(P值都<0.001),从系数结果来看,“经常看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对好感度的提升影响最大,显示对因变量重要性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700,标准化系数为0.289,且“参加或接触过”与“未参加或接触过”对中国好感度差异明显(P<0.001);其次是“是否参加过中越人文交流活动”(非标准化系数为0.544,标准化系数为0.225),之后为“是否学习过汉语”(非标准化系数为0.531,标准化系数为0.174)对好感度提升的正向影响作用明显,对好感度的影响关联显著性都很高(P<0.001)。


表5   越南青年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的线性回归模型 (N=455)

模  型

变    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标准化系数

t值

P值

F统计量

F统计量的概率

调整后R²

模型1

 

(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x1. 是否经常接触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一般或不接触=0)

58.379

0.000

.275

经常接触

.700

.108

.289

6.480

0.000

x2. 参加过中越人文交流活动(未参加=0)

参加过

.544

.113

.225

4.832

0.000

x3. 汉语学习(未学习=0)

学习过

.531

.134

.174

3.971

0.000

模型2 (一元线性回归)

x4. 受访者所在区域(越南北部=0)

87.619

0.000

.160

越南中南部

-.957

.102

-.403

-9.361

0.000

模型3 (一元线性回归)

控制

x5. 性别(女性=0)

16.814

0.000

.034

男性

-.431

.105

-.189

-4.100

0.000

模型4

 

(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x1. 是否经常接触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一般或不接触=0)

52.553

0.000

.362

经常接触

.610

.102

.252

5.987

0.000

x3. 汉语学习(未学习=0)

学习过

.558

.125

.183

4.452

0.000

x2. 参加过中越人文交流活动(未参加=0)

参加过

.416

.107

.172

3.897

0.000

x4. 受访者所在区域(越南北部=0)

越南中南部

-.726

.092

-.306

-7.739

0.000

排除的变量

控制

x5. 性别(女性=0)

--

男性

-.088

.088

-.039

-.996

.320

注:因变量:越南青年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评价均值



以上的回归系数验证了本文提出的3个假设,说明学习过汉语的受访者、参加过中越人文交流活动的受访者和经常看中国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受访者,对中国好感度更高,其中参加过中越人文交流活动以及对中国文学与影视作品的接受度与喜爱,对好感度的正向影响最显著。

从模型2“受访者所在区域”这项自变量对好感度的影响来看,北部受访者与中南部受访者的差异较显著,标准化系数为-0.403,P<0.001,说明相对于北部受访者,中南部受访者对中国好感度低很多,这与均值描述性结果一致。但在模型4中,结合人文交流的因素后,好感度有了明显提升(-0.306,P<0.001),虽与北部受访者的好感度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但提升的幅度明显,假设3得到了验证。从性别来看,模型3的回归系数显示越南女性青年大学生相较男性对中国的好感度更高且差异明显(非标准化系数为-0.431,标准化系数为-0.189,P<0.001)。

在模型4中,综合了“中越人文交流的不同路径因素”、“受访者所在区域”及“性别差异”因素进行逐步多元回归,“性别差异”变量对好感度因变量的影响不明显(P>0.05),被排除在外,可以看出在参与及接触中越人文交流活动后,越南男性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有了提升,控制变量性别因素对好感度的影响变得不显著。剩下的4个自变量构成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4通过了F检验,且系数相关性均小于0.5,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中越人文交流的不同路径因素”在结合了“受访者所在区域”后,自变量对好感度的影响度顺序发生了一点变化,“经常看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对好感度的提升影响仍是最大的,但“是否学习过汉语”对好感度的提升的影响超过了“是否参加过中越人文交流活动”,结合“受访者所在区域”项回归系数的变化来看,“经常接触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标准化系数下降幅度最小,说明“经常接触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对中南部受访者对中国好感度提升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是否学习过汉语”,因此可以得出对越南中南部的受访者来说,对中国文学与影视作品的接受度与喜爱对好感度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学过汉语”比“参加过人文交流活动”对中国好感度的提升影响更明显。

 
结论与思考

与皮尤研究中心较消极的数据结果不同,作者在3所与中国人文交流活动密切的越南高校的调查样本数据结果显示,这几所高校的受访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均值较高,甚至略微超过了美、日、韩3国。接受调查的越南大学生除对中国游客的负面印象较突出外,大多对中国持有正面认知,特别是在文学与影视作品方面。这样的结果与这些高校长期与中国高校保持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并多次参与过中越人文交流活动有很大关系。中越校际人文交流的频繁开展与往来,在学校这个小“社会”中建构了对中国态度积极的“认知图式”。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出发,以人作为“本体”的“知识”与所处社会的“共有知识”关系密切。调查数据结果显示,与中国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高校大学生,虽未亲身参与过中越人文交流活动,通过自我和他者的再现,加上中国文化产品在越南广泛传播的影响,建构出对中国的正向认知。与皮尤研究中心针对越南一般民众进行民意调查,得出对中国极低的民意结果相比,本文研究得出的数据结果显示,在学校这样容易形成“共有认知”的小“社会”中,中越两国间的人文交流活动对构建越南青年大学生对中国正面的“认知图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人文交流因素对好感度的影响关联度来看,在各个中越人文交流的不同路径中,“经常接触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对中南部受访者对中国好感度的提升影响最大,其次是“是否参加过中越人文交流活动”和“是否学习过汉语”。从受访者所在区域这一变量来看,越南北部两所高校的受访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较高,越南中南部高校受访大学生对韩国和日本的好感度略高于中国,但越南北部和中南部的受访者对美国都没表现出明显的好感。原因与美国历史上多在胡志明市为主的越南南部大型城市开展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活动,在越南中南部开展人文交流活动较少,当地民众对美国缺少通过接触效应产生的好感度有关。越南中南部绥和工业学院目前除与中国高校进行教育合作之外,并无太多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与项目。该校与中国昆明理工大学教育合作交流十分密切,自2008年始两校至今已开展校际合作12年,截至2017年,该校先后共有12名教师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该校回收的调查问卷数据结果显示,该校受访学生在对中国教育及文化方面相关的调查方面,评分十分积极,特别是对到中国留学后回国容易就业相关调查在与其他3个发达国家的比较中排名靠前。不过,因为文化交流活动的缺少,中部学生对中华文化了解不深、接触不多,影响了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在中部受访学生群体中的吸引力。虽然越南中南部高校受访大学生对中国好感度不是最高,但绥和工业学院临近中越争端海域的十分特殊的地缘位置,在中越南海争端日益严峻的当下,该校学生对中国的认知还能保持客观甚至较为积极,与该校与中国高校长期的人文交流合作及十多名从中国留学归国的教师的教育与引导有很大关系。

人文交流,重视的是国家间人员的往来与文化的交融互鉴,在中国文化因素“走”到越南的同时,也应通过多种渠道将越南文化介绍到中国,使中国民众更直接、广泛地了解我们的邻居。只有对彼此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了解才能产生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只是一国单方面地到他国宣传本国优秀文化,并不一定能对其他行为体产生吸引力与提升自身好感度,当这种交流的不平衡加剧,带来的“文化入超”会令“被展示国”的民众产生“文化入侵”的反感情绪。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鉴只有双方的参与和互动才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引起关注。每个国家的民众都会特别关注本国文化在他国的展示,并对他国民众对本国文化的看法产生兴趣,在关注本国文化在他国受到的评价的同时,也会对文化展示对象国的文化、社会产生兴趣与关注。在中越人文交流的各领域与各类活动中“往”与“来”并重,使文化与人员达到双向流通,才能真正地实现“民相亲”,最终实现“心相通”。

中越人文交流在两国的政府重视下在以往举办的交流活动中取得非常良好的反响与成绩,两国官方的主导对两国的人文交流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通过现有中越两国官方的高级别人文交流的机制以及现有的双边、多边人文交流机制,拓展有效的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路径,对人文交流活动的落实与影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官方“搭台”且主导参与的活动会存在参与人员有限、影响范围较窄的限制。官方因素如过于浓厚、介入过多同样会引起部分民众对活动目的的猜忌心理,以往由官方主导的文化交流活动往往多在“高雅文化”即艺术交流层面,受众面比较窄且多限于专业人员领域,对占社会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吸引力不大,且参与度与较低,能引发的社会关注度较小。首先,应重视两国民间合作,着力加强与越南普通民众的交流,使越南民众了解中国的善意与友好,筑牢中越友好的民意基础。其次,鼓励专业化、国际化的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参与人文交流具体项目运作。加强两国企业之间特别是文化产业企业间的合作,以市场的需求作为推动力,调动人文交流自发性与积极性,达到更好的交流效果。另外人文交流产生正面影响历时较长,不能快速提升好感度,但转变消极认知,重构积极的认知图式,本就不能一蹴而就。人文交流的作用虽然“起效”缓慢,但能潜移默化地产生吸引力,在越南民众心中重新建构正面、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

人文交流在中越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性近年得到了持续提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在越南《人民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中越之间的人文交流,夯实两国的民意基础,认为“中越友好关系是两国的美好传统和两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加强两国人民的交流活动、互相了解、互相信任是各自国家发展的不可缺少、重要因素,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长期利益。”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强调与实践“和谐”“友善”“共享”“共命运”为主的和平外交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2019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

当然,人文交流对中越关系改善以及越南对华“好感度”提升的作用和影响属于锦上添花,且其“起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两国关系的改善主要还在于稳定地区安全局势、化解两国分歧和争端,在于中越两国政府和首脑的战略共识。当前,中越人文交流的重点就是要进一步加强越南普通民众对我国和平外交理念及“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认知,促进中越两国民众“民相亲,心相通”,通过做实、做细“以人为本”的人文交流工作,致力于筑牢以合作共赢取代冲突对抗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只有长期保持两国间的人文交流,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方能得到扎实持久之成效——在两国的文化与人员之间架起互通、互鉴的桥梁,逐渐在两国社会中建立“民相亲、心相通”的共同认知,推进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注释略)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跨界民族及边疆治理国际经验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登在《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5期,2020年11月19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11月19日。


发布于: November 27,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苏尔查·马克丽:私营安保、人道保护和新冠疫情,边缘化的监管挑战

苏尔查·马克丽 联合国使用雇佣军问题工作组任务负责人、哥本哈根大学玛丽·居里研究员


第三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

2020年11月21-22日,“第三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在杭州圆满举行。论坛由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OSS国际协作中心发起,联合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广西自治区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共同主办,以“后疫情时代数字安防、智慧安保、应急治理推进国际协作”为主题。有关国际组织官员及其成员国研究单位领衔学者和国内安全防范、应急救援、疫情防控、安保服务等行业界人士,以及知名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共计110余人分别以莅临会议、在线视频(同声传译)方式参会,共同交流探讨安防产业国际规制、数字安防与安全挑战、智慧安保、应急治理最佳实践,为国际协作治理和全球产业链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以下为苏尔查·马克丽博士论坛发言稿



感谢周章贵博士的盛情邀请,非常荣幸在第三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上做主旨发言。我是苏尔查·马克丽博士,联合国使用雇佣军问题工作组的专家,但我今天谨以学术身份和与会嘉宾作开放式的交流。

自新冠疫情(COVID-19)开始以来,国家和企业对某些类型的私人安全服务需求大幅增加,导致该领域当前挑战加剧。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其他行为体,如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都将私营安保归类为“基本服务”或“关键职业”。此外,各国正在诉诸紧急立法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因此,我们看到他们转向私营安保提供商来填补公共安全的空白。与此同时,各国安全外包的公开招标、订约和许可程序往往被匆忙通过或完全取消。

这种对私营安保需求的日益增长依赖有两种不同表现。首先,在私营部门长期参与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例如在移民拘留中心和公共交通中,当前业务合同有所增加。第二,私营安保承包商正在进入新的公共空间,这是新冠状疫情的直接后果,他们将自己定位为人道主义行为者,例如,开展公共卫生应急、追踪和检测服务,以及守卫检疫场所。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引起了严重的人道关切和影响。我想简要地强调五个具体关切。

新冠疫情紧急状态法


随着各国诉诸紧急立法来应对新冠疫情(COVID-19)所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侵犯人权的风险上升,特别是私营安保公司的作用增强可能导致一些新问题。紧急状态法将已经被边缘化的群体(如少数民族、LGBT[1]+社区或住房不稳定的群体)定为刑事犯罪,这增加了他们与受雇支持流行病应对工作的私营安保承包商接触的可能性。当私营承包商能够使用武力和拘留人员、运营囚犯运输或管理拘留设施时,这就增加了风险,并对这些边缘化社区造成了不同和不相称的人权影响。此外,随着各国转向私营部门支持对这一流行病的医疗反应,私营安保部门对检测和跟踪的管理提出了大量有关数据隐私的问题。这也引发了人们对私营安保人员培训是否充分的担忧,这些人员将处理敏感和私人数据,包括生物特征数据。

政府在疫情期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后果是,放松了对公共采购招标程序的限制,例如允许不经竞争性招标直接授予合同。一些报告强调,正在采取的“不良承包做法”影响到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劳工标准。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这样的例子:有抱负的个人保安可以获得他们的许可证,在网上提供安全服务。如果没有适当的国家监督、监管和问责,看似不会自动产生什么问题,但它对执行人员是否具有适当和有效的审查和培训提出了重大挑战,特别是关乎涉及人道和使用武力方面的培训。


拘留设施、移民管制和边境管理

在诸如移民拘留中心、庇护中心、递解出境设施、青少年和成人监狱等私有化安全设施中被拘留或监禁的人,与看守他们的安全人员一样,特别容易受到新冠(COVID-19)的威胁。在这些情况下,一些最边缘化的群体变得极为脆弱,越来越多的报告显示,过度拥挤和不卫生的条件,很少或根本不可能与社会保持距离或实现自我隔离。此外,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受私营安保管制的被拘留者和被监禁者易于被剥夺获得适当医疗保健的机会,导致健康权的侵犯。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使用私营安保的另一个领域是边界管理。同样,在边界使用武力和拘留方面存在着对人权的担忧,但越来越多的数据收集和数据管理活动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通常,私营安保人员的任务是收集和处理指纹等生物特征数据,以及操作跟踪和追踪工具,这再次引起人们对侵犯隐私和其他人权行为以及承包商能力和培训的担忧。此外,安保人员有可能自己感染病毒,并充当病毒传播的载体。


医疗和新冠检测点

在新冠(COVID-19)疫情期间,安全承包商进入了更多的公共场所,这引起了新的人权问题。虽然私营安保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医院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由于病毒的存在,保护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的承包商肯定在增加。新成立的新冠(COVID-19)检测中心也是私营安保服务新合同的主要来源。然而,有报道称,安保人员从怀疑自己携带病毒的公众身上提取病史。这不仅对安保人员从事这类活动的内在适宜性提出了疑问,而且对他们的人权培训的性质和程度提出了疑问,特别是在敏感的医疗隐私和数据问题上。此外,报告显示,安全人员往往没有得到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这是工人代表和工会严重关切的问题。鉴于在医疗和检测中心与公众广泛接触,私营安保人员再次容易感染病毒,成为病毒传播的媒介。已经有统计数据显示,与其他职业相比,保安人员的新冠(COVID-19)死亡率最高。在许多国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私营安保部门无数职员面临高风险、低工资、健康状况差和其他不平等现象,加上国家监督和监测不力。

共谋治安

最后,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部队使用“过度武力实施封锁”(根据国际安保行为准则协会(ICoCA)2020年报告)的发生率正在上升。在许多国家,私营安保提供者往往与公共安全部门密切合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共谋侵犯权利的风险很高。例如,有报告显示,在疫情期间,私营安保公司与警察一起采取行动,以武力将人们逐出家园。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和武器本已很恶劣,但在疫情期间,如果有公共卫生要求和法律要求公民呆在家里、与社会保持距离甚至自我孤立,那么使用武力驱逐就更应受到谴责。其他报告显示,新冠(COVID-19)正被用作公共和私营安全提供者为争夺土地和袭击人权捍卫者的掩护工具。这种行为不仅侵犯生命权、人身完整权和健康权,而且侵犯家庭和家庭生活权以及财产权。虽然各国在疫情期间对非法的私营安保行为者作出了一些积极反应,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对国际监管框架的影响

虽然当前已有重要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规范了私营安保行业,但其性质和范围有限:(一)《蒙特勒文件》,只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和(二)《私营安保供应商国际行为守则》(ICoC),只适用于所谓的“复杂环境”(参见《守则》B部分定义)。我今天在这里引用的例子基本上不在这两个文件的规制范围之内,突出了现存问题的监管漏洞,这需要迫切关注。


结论

因此,很明显,目前各国为了应对新冠(COVID-19)疫情的挑战而将安全外包给私营部门,这一转变对私营部门的监管及其侵犯人权和人道保护提出了挑战。最后,我谨向各国和私营安保业提出一些建议:

•各国必须确保为解决公共卫生危机和使安全外包而通过的紧急立法不被滥用,特别是对边缘化群体而言。紧急法案不能成为正常化法案。

•鉴于对私营安保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应紧急注意确保适当、符合人权和负责任地提供服务,承认并考虑到特定群体对新冠(COVID-19)疫情影响的脆弱性。

•此外,必须优先确保为所有私营安保人员提供充足和有效的个人防护设备、安全工作环境、以及适当薪资条件。

•国家和私营安保提供者必须接受有效监测、监督和问责的必要性,并要求对承包商进行有效审查、人权指导和使用武力培训。

最终,新冠疫情(COVID-19)不应该被工具化,以此为借口规避充分监管或让现有的标准下降。各国还必须认识到,除了软性法律条款外,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对这一行业进行有约束力的监管是至关重要的,以确保人权和人道得到保护。国家选择将安全外包给私营部门,即使是在疫情特殊时期,也无法推脱其人权保护的义务。

感谢您的关注,祝会议圆满成功。

▲苏尔查·马克丽博士在第三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主旨发言。


苏尔查·马克丽博士简介

苏尔查·马克丽博士,国际安保规范协会观察员,哥本哈根大学法学院私人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苏尔查·马克丽博士玛丽居里学者项目入选者。她在国际人权法、商业和人权、私人军事和保安公司、雇佣军和战争私有化方面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教师和

苏尔查·马克丽博士专门研究商业、人权和安全,特别是私人军事和安全公司的人权影响和监管。






       原文为苏尔查·马克丽博士在第三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的发言稿,经第三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秘书长周章贵博士审译并发表在OSS国际协作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论坛》微信公众号2020年11月24日。

       2020年11月24日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11月24日


发布于: November 26,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周章贵、艾莱提: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公共安全与安保行业如何创新增强服务意识

周章贵  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OSS国际协作中心秘书长、博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评估分析师、国际安保规范协会观察员

艾莱提  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艾莱提副秘书长与周章贵博士在三亚学院调研。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公共安全与安保行业研究背景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时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海南龙沐湾海域 :位于乐东县境内,这里有中国最美的落日海滩,每当日落时分,沙滩连接着整片天空和海面,被夕阳烧成浓烈的赤红金橙,景观壮丽辉煌。



2018年4月18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决定自2018年5月1日起,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海南:

海南省政府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组织全省外国人服务管理工作。

一是海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牵头优化了免签预申报平台,实现出入境管理部门与边防检查机关免签外国人预申报平台三合一。

二是请示国家移民管理局同意,取消免签外国人填写入境卡环节,简化通关手续,缩短通关时间。

三是针对部分直抵口岸的外国游客因误解政策未及时申报不能顺利入境的问题,启动应急免签入境措施,协调和指导旅行社安排专人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入境口岸值守,现场为未提前申报的外国人办理登记和申报免签入境手续,确保59国人员免签政策运行平稳。

 2018年10月,国务院发布《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来,海南在扩大开放、制度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商务部等18部门11月5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其他自贸试验区施行政策的通知》。《通知》提出了适用于海南自贸试验区的其他自贸试验区施行政策,包括四方面共30项政策内容。▲海南石梅湾神州半岛海域 :位于万宁市境内,有3座天然内海游艇码头。海湾碧波映照,沙白滩阔,点缀着奇岩怪石,景色格外迷人。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区(港)建设工作推进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相关安全保障作为发展的基础和底线也引起中央和海南省的关注。根据《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国内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施行的政策,凡符合海南发展定位的,海南省均可按程序报批后在自贸试验区进行试点。国家有关部门要根据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需要,及时向海南省下放相关管理权限,给予充分的改革自主权,同时加强指导和服务,共同推进相关体制机制创新。自贸试验区建设要更好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强国、军民融合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特别强调“要以防控风险为底线,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和机制,完善风险防控和处置机制,出台有关政策时,要深入论证、严格把关,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实现区域稳定安全高效运行。”

因此,海南研究出台和落实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海南自贸区(港)特色的安全保障政策和制度创新,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急迫性。

根据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课题组前期调研,当前海南自贸港立法中关于公共安全领域面临四大现实需求:

一是出入境监管难度增加,未来海南自贸区(港)建设中国际性大型活动安保及随身护卫等需求增加。

二是国际船舶管理业务增加,未来海南从事海员外派和沿途海上护卫等需求增加。这都有待于出台相关法规以推进监管和维护工作。

三是外籍人员在岛安全维护监管方面,2018年,海南全年免签入境外国人36万人次,同比增长12%;2019年,全年免签入境外国人48万人次,同比增长34%。59国人员免签政策促进了入境游客数量较快增长,有力推动了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提升了海南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当前和未来国际性大型活动安保及涉及外籍要员和明星等随身护卫需求将急剧增加,相关监管难度不容忽视。

四是国际船舶管理业务监管方面,根据商务部等18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其他自贸试验区施行政策的通知》,提出了适用于海南自贸试验区的其他自贸试验区施行政策,包括四方面共30项政策内容。尤其强调“加快航运领域发展方面,提出允许特定条件下租用外籍船舶从事临时运输、进一步便利国际船舶管理企业从事海员外派服务等7项内容”,这涉及从事海员外派和沿途海上护卫等国际规则的对接。

我国安保规范制定状态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全国统一的针对保安服务行业的专门法律和行政法规,政府对国内保安企业的主要管理依据是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部分地方性法规。比如,经国务院批准的公安部《关于组建保安服务公司的报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政法机关保安企业规范管理若干规定》和2000年公安部颁布的《关于保安服务公司管理的若干规定》,从国家政策方面规定了公安机关是保安服务业的行政管理机关、保安服务公司只能由公安机关独资开办、开办保安服务公司的条件、保安员条件、保安服务范围及保安员职责等内容。此外,涉及这方面的行政法规主要是《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61号)、《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6号)和《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中有关保安服务业的相关规定。北京、上海、辽宁、江苏、湖南、云南、内蒙古、广东等全国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保安服务管理办法、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保安押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地方性法规规章。后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保安服务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保安服务业作出系统、全面的制度规范已经成为必然。

2009年9月28日,由公安部起草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草案)》经国务院第82次常务会议讨论原则通过,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10月13日签署第564号国务院令正式公布《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才结束了全国保安服务行业管理近30年无统一专门立法的局面。2010年2月,公安部又出台了《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公安部令第112号),进一步明确了公安机关对保安服务行业的监督与管理。我国保安业的管理依据从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政策以及散见于国务院制定施行的一些行政法规和部分省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跨越到较为系统较为全面的行政法规。但是,随着《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贯彻实施,其规定的不足与缺憾也逐渐显露,特别是在中国保安企业开展国际业务方面,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加速推进,外籍人员进出和驻留海南期间,及国际船舶管理业务领域面临的安全事件形态也将趋于多样化、复杂化。除了反恐等领域可动用军队、警察部门等公共安全力量直接参与安全维护工作外,多数涉及民间商务活动、国际交流活动等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上多有赖于按市场化服务和民间安保供给等予以保障。

▲海南棋子湾海域:位于昌江县境内,东倚昌化岭,湾长20多公里。海水清澈见底,海沙细软、洁白如银。
课题组的建议

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课题组的研究方法和流程是课题组开展法律、政策调研,收集相关资料,进行问题分析及资料整理,开展利益相关者访谈,组织会议研讨,提交研究报告。

具体建议如下:

(一)应当深入研究海南国际自贸港公共安全相关政策。2018年10月国务院发布《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来发布了针对涉及海南国际自贸区(港)公共安全领域相关的政策。问题是需要厘清符合海南发展定位,且在自贸试验区进行试点过程中重点的公共安全监管法规需求和可能的特色创新规制。

(二)需要深入调研国际经验和规则惯例,研究和提出海南国际自贸港立法中关于公共安全法规符合现实需求。国际安保规范协会ICoCA作为国际民间安保规制和标准出台、监管的主要引领机构,在当前全球民间(私营)安保治理结构中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基于ICoCA安保规制研究成果在海南自贸区(港)建设中的融合应用对海南推进自贸港建设,尤其在完善安全保障和监管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三)针对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专题研究ICoCA国际安保规制如何引进海南。第一步需要解读《私营安保服务供应商国际行为守则》(ICoC)主要内容、分析ICoCA认可标准ISO28007关于海事安保管理体系和ISO18788关于安保业务管理体系。

(四)需要分析国内外从事国际安保服务案例、模式和经验教训。通过对国际上典型国家和地区安保服务市场改革和产业发展进行分析,厘清各国在国际性大型活动安保监管的主要模式、运行机制,对标国际国内主要陆上和海上安保服务中的案例和公司经验,为深化和推进国际自贸港立法提供参照和启示。

(五)需要提炼归纳国际自贸港公共安全立法的相关规制标准。根据国际自贸港立法的总体目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根据当前资源优势和短板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集合中央和地方对于海南国际自贸港出台的相关政策,在综合应用国际经验和国内特色等基础上,提炼归纳国际自贸港公共安全立法的相关领域,并提出安保行业创新服务具体路径,为海南国际自贸港快速推进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六)需要专题研究掌握国内已出台的关于海南国际自贸港相关支持政策,厘清国际自贸港建设中亟待完善的公共安全领域立法需求。针对国际化安保创新服务提出发展思路及规制建议。



背景资料: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的相关研究成果

1、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成功举办《2018亚太公共安全论坛》和《2020亚太公共安全论坛》,论坛目的是为我国海外利益保护事业提供智库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为政府机构、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安保企业打造合作交流的对话平台。ICoCA总干事Jamie Williamson出席论坛。

2、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与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研究团队合作主持完成《国际安保规范协会标准合作推广项目》。2018年翻译ICoCA国际规制7份文件,出席ICoCA年会,2019年4月8日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加入ICoCA社会团体会员,2020年编写完成ICoCA培训教材汉文版。

3、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资助出版《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蓝皮书》。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担任主编。4、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主持《CGE会客厅项目》。2018年完成的节目有:CGE反恐专家观点、CGE专家谈中国安保企业“走出去”经验、自贸港软实力、以全新视角看我国的反恐斗争。2021年推出《CGE会客厅》升级版。改版后该节目将拥有两种变化:一是专访过程录制视频编辑发布,二是重点采访国外著名公共安全方向智库专家。




       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11月19日


发布于: November 24,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钟飞腾:全面解析拜登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的“对华三条”

钟飞腾 CGE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北京时间2020年11月8日凌晨,美国多家主流媒体宣布,拜登率先赢得270张以上选举人票。过山车一般的美国总统大选徐徐落下帷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即将成为第46任美国总统。多国领导人在推特上祝贺拜登当选。不出意外的话,2个月后美国将进入拜登时代。

那么,如果美国进入拜登时代,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是会延续特朗普时期的“新冷战”手法还是转向对华缓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很多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对于美国政府政策走向总是用“高度不确定性”加以概括,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会更加稳定和有迹可循吗?



拜登的外交政策关键词是“中产”

如果用一个核心词概括拜登的基本外交政策,那应该是“中产”。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2020年3/4月号的《外交》杂志上,拜登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竞选文章《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明确提出了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框架,对内恢复民主,对外实施“中产的外交政策”。

一般而言,重要政界人士在《外交》上刊发的文章预示了执政团队的基本政策。例如, 1947年7月乔治·凯南发表于该刊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就是冷战宣言,建议美国政府以现实主义的姿态遏制苏联。特朗普政府在大选日投票前夕于国务院网站上公布了一份文件,对应的就是这篇当时署名“X”先生的文章。由此可见,凯南这篇文章在美苏冷战中的象征意义和巨大的动员能力。

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可能是1967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发表在该刊的《越南之后的亚洲》一文。共和党人尼克松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总的对华政策基调——“没有孤立的遏制政策”,并强调让拥有10亿人口的中国隔离于国际社会是一件分外危险的事情,也是不可持续的。

这一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尼克松打算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宣言,后来美国对华关系的发展似乎沿着尼克松的这篇文章基调往前走着,基辛格和尼克松很快于1971年访华,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


拜登的对华政策将与特朗普时期有很大不同

从《外交》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地位以及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看,拜登的对华政策也是明了的。

按照拜登在《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说法,拜登政府对华关系的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如下3条。第一,美国将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凭借占据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的规则。第二,美国对华将采取强硬措施,不让中国主导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第三,美国打算在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中美利益交汇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显然,这一政策主张与特朗普时期的对外政策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第一条和第三条上。预计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将欢迎拜登的这两项主张,即团结起来重塑西方的优势地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和中国合作。第一条预示着美国新政府将恢复多边主义,但对华关系上具有一定的对抗性。第三条即进一步壮大中美利益交汇的领域。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但是,也不能忽视拜登新政府的第二条主张,即阻止中国崛起为技术和产业强国。因而,在评估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时,既要从双边关系角度衡量,也要从多边角度衡量。

从双边角度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可能比特朗普政府趋于缓和,但同时,也要看到,拜登要比特朗普更加重视盟友的地位和作用,将领导盟友重塑多边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

8月30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法国演讲时指出:中美之间的分歧或者矛盾,不是权力之争,不是地位之争,也不是社会制度之争,而是坚持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倡导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这才是目前中美关系面临问题的本质。

9月9日,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视频会时又重述了上述论断。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指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时期,上述表述无疑十分重要。


拜登重振中产、打造美国新社会不容易


在这场备受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分裂的美国,因而拜登欲通过重振美国中产,打造一个更容易实现“美国梦”的新社会。但是,这一任务非常不容易。

2008年12月,拜登在奥巴马总统竞选成功后担任副总统,当时即表示要重建美国的中产。虽然奥巴马和拜登等人认识到了“美国病”的症结,但是却难以开出良方解决这个难题。

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并不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互利共赢的局面,最终低收入阶层通过选票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释放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破坏力量。

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策略最大的不同在于,拜登认为要通过国内重塑民主、对外推进中产外交,重新领导世界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那么,拜登的这种战略能否成功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和西方世界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拜登在《外交》中的文章说,美国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一半。从数据来看,拜登的撰稿人用了世界银行以及IMF的数据。如果换成美国战略界人士,如已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等人使用的美国农业部数据,那么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很快跌破20%。

如果西方世界的经济占比持续下降,那么领导世界是不可能的,重振中产也很渺茫。逻辑是这样的,由于二战后美国和西方占据着全球经济的七成以上,因而成了绝大多数国家的买家。其他国家只能通过卖给美国人东西获得经济增长,美元的地位和价值就突出了。因而,世界领导力的核心在于市场规模的大小。

 

中美未来竞争取决于中产市场的规模

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

因而,中美在未来的竞争将取决于谁能够持续壮大中产和扩大市场规模。按照世界银行2020年5月发布的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2017年已经超过美国。如果按照IMF的数据,那么6年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拜登新政府如果就位,首先要完成对特朗普政府遗产的清算,那么短期内美国政府还难以制定完善的新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中产外交更是需要时间验证。

拜登在文中还强调:美国要想在未来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增强其创新优势。回顾美国的历史,美国的创新依赖于两种力量,一是政府,特别是安全领域的持续投入;二是市场的竞争,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力量。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然而,自由主义式的市场力量也是今日美国贫富差距的最主要根源。拜登寄希望于创新,又要减少不平等,在美国现有制度体系下,这两种目标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

还有一项不容易注意到的历史事实是,在冷战开启之前,西方世界的主流国际关系思想其实是建立在中产基础上的自由理想主义。例如,如今被誉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奠基者的汉斯·摩根索,其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在批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产外交的基础上。

70多年后,拜登再度使用“中产外交政策”,是否预示着对权力政治的扬弃,特别是对导致冷战的现实主义的漠视呢?显然,答案不会这么简单。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拜登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华政策,至少将偏离这几年来甚嚣尘上的“新冷战”政策,进入一个新的轨道。

 

       原文首发在“新京报网”,2020年11月8日。

       2020年11月14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11月16日。


发布于: November 19,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贺建涛:后“伊斯兰国”时代印尼反恐战略的困境及其转型

贺建涛 CGE合作专家,福建师范大学印尼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2017年下半年,随着伊拉克城市摩苏尔和叙利亚城市拉卡等“伊斯兰国”主要据点被陆续收复,“伊斯兰国”在中东成规模的军事存在和扩张结束,由一个拥有大片统治区的“哈里发”恐怖政权萎缩回传统的恐怖组织,全球反恐由此进入了后“伊斯兰国”时代。不过,“伊斯兰国”在中东的颓势并不意味着其外溢危害的根本减弱。在地盘扩张受挫之后,“伊斯兰国”转而将恐怖袭击化整为零并扩大了对中东之外地区的渗透,继续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中东形势的变化增加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反恐压力,“恐怖组织寻找全球反恐‘洼地’作为大本营和活动基地,来逃避追捕和发展壮大组织,并进行技能培训和恐怖活动的策划和实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因穆斯林众多成为对“伊斯兰国”流散势力颇具诱惑力的转战目标。一些原被“伊斯兰国”招募到中亚“圣战”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回流到印尼,他们与本土恐怖主义组织同流合污,使得印尼反恐面临更大困境。作为世界上穆斯林最多的国家,后“伊斯兰国”时代印尼反恐战略的走向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后“伊斯兰国”时代印尼反恐战略困境与挑战

为遏制亲“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对印尼安全的威胁,印尼政府在“伊斯兰国”肆虐之时实施了一整套颇具“以柔克刚”特征的反恐战略。印尼政府坚持依靠警察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反对军队直接介入其中;坚持防御型和宽松型反恐法,对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相对包容,反对先发制人和“强硬型”反恐法;延续“去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策略,倾向于营造温和的宗教氛围引导民众,以教育和怀柔手段感化涉恐分子,不赞同单纯依赖以暴制暴的手段进行压服。在本质上,“柔性反恐”是印尼试图以“温和伊斯兰”主流文化遏制和根除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种尝试,取得了明显成效。2015年印尼遭遇了30次恐袭,2016年和2017年分别降到9次和4次。境内因恐怖袭击伤亡人数从44人(2015)和53人(2016)降至17人(2017)。根据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发布的《全球恐怖指数报告》(Global Terrorism Index),按不安全程度从高到低排名,2015年印尼位列第33名,2017年时则降至第42名,安全局势远好于菲律宾(第12名)、泰国(第16名)和缅甸(第21名)等东盟国家,甚至好于法国(第23名)、英国(第36名)、俄罗斯(第34名)、美国(第33名)、德国(第36名)等国家。尽管如此,“伊斯兰国”带给印尼的安全威胁并未随着其政权溃退而消散,亲“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依然是印尼安全的重大威胁之一。

(一)亲“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仍处于持续扩散与活跃中

自“伊斯兰国”成立后,印尼恐怖主义分子对“伊斯兰国”表现了积极的支持。据美国纽约战略情报咨询智库苏凡集团(Soufan Group)援引印尼反恐局(Badan Nasional Penanggulangan Terorisme)公布的数字,到2015年12月前往伊拉克与叙利亚支援“伊斯兰国”的印尼人约有1000人。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东势力范围的收缩,他们中多数陆续返回印尼,加入本土恐怖组织,并串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邻国的恐怖组织,意图发动更大袭击,成为威胁印尼国家安全的急先锋。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截止2018年5月,印尼仍然有多达30个极端组织宣誓效忠“伊斯兰国”,他们中不少组织宣称要在东南亚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省区。在亲“伊斯兰国”分子的策动下, 2018年5月13日,印尼东爪哇省首府泗水市发生3起教堂袭击事件,致8人死亡,38人受伤。次日,泗水市警察局总部发生袭击事件,造成2名平民和4名警察受伤。16日,印尼廖内省警察局总部也遭武装分子袭击。这些迹象表明,后“伊斯兰国”时代,印尼恐怖主义组织依然受到“伊斯兰国”的直接影响,处于继续发酵、壮大和伺机行动的状态中,严重威胁了印尼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全。

此外,印尼亲“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之前的恐怖袭击多以西方人和政府为目标,现在则扩展到以宗教场所为主要目标,极端组织的宗教指向性和攻击性更为强烈。2018年5月13-14日,印尼亲“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泗水市制造的三起恐怖袭击针对的都是基督教教堂,即圣玛利亚教堂、迪波内戈罗(Diponegoro)街基督教堂(GKI)和阿尔乔诺(Arjuna)街的五旬节教堂,宗教指向性明显。亲“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这种倾向反映了极端伊斯兰主义与基督教派别对立的加剧,也与温和伊斯兰主流教派主张的各宗教和平共处的立场形成冲突,从而加剧了与他们的矛盾。

(二)亲“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越发顽固和难以防范

后“伊斯兰国”时代,印尼亲“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为了保障自身的生存,在内部采取了多种增强自身向心力的做法,以图扭转“伊斯兰国”政权的颓势。在坚持以内部教法惩戒的同时,恐怖主义组织日益扮演了恐怖分子生活共同体的角色。以印尼“神权游击队”(Jemaah Ansharut Daulah)为例,该组织不仅仅是恐怖活动载体,也是恐怖分子及其家庭的社交俱乐部,组织中成员甚至彼此帮助接送子女上学,共同做生意,举行各种社交聚会,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的经济与社会团体,成员彼此命运捆绑,可谓关系紧密、难以分离。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印尼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仍具有较强的内部组织力,加入其中的恐怖分子比以往更为顽固。监控录像显示,2018年5月13日泗水连环恐怖爆炸案中有3起都是袭击者携妻子儿女引爆炸弹,女性家眷和儿童在印尼第一次被吸纳为“恐袭工具”,体现了亲“伊斯兰国”组织对恐怖分子及其家庭更强的洗脑与同化。

同时,面对国际社会的高压打击,印尼亲“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后“伊斯兰国”时代的行动更为隐蔽,其成员对外更加隐藏自身的极端信仰,以免引起反恐力量的警惕。比如,“神权游击队”组织泗水分支部的头目蒂塔(Dita Oepriarto)参与实施了2018年5月对泗水市3座教堂的自杀式袭击,但在平时他却把自己伪装成居家好男人,对外积极表现出“正常、虔诚的穆斯林”的形象,令人防不胜防。在2018年5月连续几场“恐袭”事件中,恐怖分子多采用了家庭成员做人体炸弹的突然袭击模式,袭击的地点选择教堂、公共场所及繁华街道等人群集中的地方,防范难度大。

(三)“去激进化”的延续对亲“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改造的效果寥寥

“去激进化”是印尼国家反恐局消解恐怖主义的软性策略,主要是指以教育感化手段改造涉恐犯罪分子,使他们成为包容、和平的公民。早在2013年,印尼反恐局就颁布了主要针对在押恐袭犯的《预防恐怖主义蓝图》(Blueprint for Prevention of Terrorism)。根据该蓝图,所有涉恐犯罪分子均需接受温和宗教信条学习,参加生活技能及再就业培训,并在释放后接受当地政府和警方的监控。其间,承担沟通教育工作的主要是警察人员,除此还包括温和阿訇和悔过自新的原恐怖分子。印尼曾让“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前头目之一纳西尔·阿巴斯(Nasir Abas)现身说法劝说在押恐袭犯“放下屠刀”,告诫他们《古兰经》要求保护非战斗人员尤其是妇女儿童。除此以外,警方还为囚犯家属支付探监费和子女教育费,并协助其家庭申请小额贷款,为狱中犯人申请结婚费和医疗费等,以亲情手段感化之。在刑满释放后,释放人员所在社区,包括宗教领袖、教师、警察及社会工作者等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生活帮助、职业培训或协助他们继续升学,以使之回归社会。甚至,印尼反恐局还一度举办过仇恨和解见面会,把声称痛改前非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原成员和恐袭受害者组织起来见面,试图通过争取受害者的谅解来感化亲“伊斯兰国”分子,使其迷途知返。

印尼“去激进化”策略旨在“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实际上效果并不理想。按照总部设在雅加达的印尼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主任西德妮·琼斯(Sidney Jones)的话说,印尼“去激进化”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官员们拍脑门的产物”,其实施缺乏对现实条件的实际调研。在“伊斯兰国”肆虐之时,印尼的“去激进化”策略已然面临诸多问题,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去激进化”策略则越发难以为继。首先,“去激进化”存在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按照规划,如果为40名左右恐怖分子实施“去激进化”,每个月至少需要2400美金的经费,然而政府仅能提供300美金左右的资金支持,这导致“去激进化”措施严重打折。其次,印尼监狱设施陈旧,管理松散,存在着涉恐犯罪分子在监狱将狱友“激进化”的情况,有的监狱管理员也被拉入极端主义阵营,甚至服刑中的恐怖主义首领都可以和外界自由联络,遥控指挥恐怖活动。

需指出的是,“去激进化”以自愿为前提,多数在押犯人或已释放的犯人拒绝参加,有的在押恐怖分子以暴力越狱反抗改造。2018年5月8日,位于印尼西爪哇省德博(Depok)的警察防暴机动部队总部监狱发生暴乱,155名涉恐囚犯从警察手中抢走武器,占领监区,杀害5名反恐部队成员,并将一名警察扣为人质。经过近2天的对峙,反恐警察才控制局势。此外,如何有效监控已出狱的激进分子也是“去激进化”的难题。据国家反恐总局副局长阿布·卡迪尔(Abdul Rahman Kadir)所言,自2016年起,印尼政府陆续释放了600余名曾参与极端行为的恐怖分子,但由于这些人多数设法摆脱了当地政府和警察部门的跟踪,截至2018年初仅能监控到184人的行踪。如此,“去激进化”的困境导致恐怖分子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增大,增加了反恐难度。

(四)亲“伊斯兰国”政党的兴起对潘查希拉原则构成潜在威胁

印尼立国之初确定宪法时,为构建一个民主和多元的印尼,印尼政府以潘查西拉五原则(Pancasila)为建国基础,反对将伊斯兰教列为法定国教。建国后,虽然一度出现主张建立神权国家的“伊斯兰教国”(Darul Islam)运动与马斯友美党(Partai Majelis Syuro Muslim in Indonesia,1950-1957),但很快被政府取缔。1998年苏哈托独裁结束后,出现了主张让伊斯兰教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星月党(Partai Bulan Bintan)和繁荣公正党(Partai Keadilan Sejahtera)等小党,但都影响较小。

“伊斯兰国”肆虐于中东之时,多个印尼奉行极端主义的亲“伊斯兰国”政党开始抬头。其中,“伊斯兰解放阵线”(Hizbut Tahrir Indonesia)主张实施伊斯兰法,企图将所有穆斯林统一在印尼“哈里发国”。该组织本来规模很小,但近些年吸引了不少年轻和新兴中产阶级穆斯林的支持,据估计,目前在印尼约有200万名追随者。此外,另一个亲“伊斯兰国”正当“捍卫伊斯兰阵线”(Fron Pembela Islam)也坚决反对潘查西拉五原则,煽动宗教和族群矛盾。据报道,该组织在2016年时就已有约700万成员。其规模仅次于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简称“伊联”)、穆罕穆德迪亚(Muhammadiyah)这两大温和伊斯兰组织。2016-2017年“捍卫伊斯兰阵线”曾操控雅加达省选举,致使华裔省长钟万学连任败选,并被法院以亵渎伊斯兰名义判处两年徒刑。“捍卫伊斯兰阵线”野心勃勃,指责佐科“出卖国家”,“让共产党人和邪教势力扩大”,鼓吹“撤换出卖国家和宗教的现任总统是穆斯林的责任”,计划在2019年总统大选中推出自己的人选,然后计划逐步掌控国会、司法和安全机关,最终实现印尼的“哈里发化”。正如激进穆斯林组织“穆斯林社会论坛”(Muslim Community Forum)头目穆罕默德·卡塔(Muhammad Al Khaththath)所宣扬的,“伊斯兰法将成为这块土地之法,非穆斯林将失去领导之位”。亲“伊斯兰国”政党的存在侵害了印尼赖以立国的潘查西拉原则,影响了印尼社会的宗教和谐、政治民主及社会稳定。


后 “伊斯兰国”时代印尼反恐战略的转型与重塑

印尼“柔性反恐”具有较大的温和性和被动防守色彩。随着“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在印尼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如上文所述,“柔性反恐”逐渐不足以应对印尼日益复杂化的反恐困境,改革反恐战略中的柔性倾向成为必然趋势。2017年下半年以来,印尼政府开始反省既往的反恐做法,采取了一系列更富铁腕色彩的反恐战略,其“柔性”色彩明显趋于淡化。

(一)“法律反恐”从宽松保守转向强硬与先发制人

2002年巴厘岛恐怖袭击之后,印尼于2003年颁布了《反恐法》。“伊斯兰国”一成立,印尼政府就根据该法把“伊斯兰国”列为非法组织。不过,该法整体上较为保守,对筹划或拟参与恐怖行动而没有实施者不予打击。如果恐怖分子在实施恐袭之前被捕,法庭按惯例会因无事实性恐怖袭击行为而不予处理,一些恐怖分子因此成为“漏网之鱼”。2016年1月雅加达爆炸案后,印尼国会提出在原有反恐法中增加先发制人条款,否则“我们无法在犯罪分子会合之前做任何事情,即使我们知道他们正在组织一个支持IS的团伙,逮捕他们也没用。”印尼国会多次就修正案进行讨论,但因为对法律条文中“恐怖主义”定义及军方介入程度等条款理解和意见的不同,国会一直表而不决。

2018年5月接连不断的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特别是多起妇女、儿童成为“人肉炸弹”的家庭式自杀袭击遭到国际社会同声谴责。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印尼国会各党派一致投票在5月25日通过了新版《反恐法》(Undang-Undang Anti-Terorisme No.5/2018)。根据修正后的《反恐法》,恐怖主义定义被宽泛化,“任何以言论、思想、行为、著述”煽动“他人暴力犯罪、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不利于人民和社会的行为”都属于恐怖主义,参与恐袭者最高可被判处死刑。印尼警察总长、反恐警察第88反恐特遣队(Detachment 88)指挥官迪多·卡尔纳菲安(Tito Karnavian)指出,“既然‘伊斯兰国’依然存在于印尼和东南亚,就要对之进行更为密切地监控”。“每一个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人,包括炸弹制造者、理论家、煽动者、肇事者、支持者、筹款者以及藏匿恐怖分子者,都必须逮捕归案”。印尼警察部门可以进行先发制人式的逮捕、拘留恐怖组织成员,将涉嫌实施恐怖袭击的任何人的拘留期限从7天延长至最长30天,最终拘留的时间则从180天延长至最多510天(包括调查300天和起诉210天),以便让警方有足够的时间收集证据提控参与实施恐袭的嫌犯。同时,新《反恐法》还规定允许印尼当局有权“拆开、检查和没收通过邮寄或其他方式递送的邮件和包裹……拦截涉嫌准备、计划和实施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电话或其他通讯”。按照这些新的规定,印尼警方在反恐方面取得了相当的便利,反恐行动的执行有了更大的自主裁量权和行动空间。

据统计,2018年7月,根据修订后的先发制人的原则以及佐科总统“斩草除根”(drill down to the roots)的指示,印尼第88反恐特遣队在几周内逮捕了全国各地的数十名涉嫌武装分子。2018年5月到8月,印尼警方逮捕了280名涉嫌参与恐袭者。其中,从5月13日到21日的8天中,警方就逮捕了74名,其中14人因拒捕被击毙。2018年6月,警方搜查廖内大学校园,根据新《反恐法》逮捕了试图筹划袭击廖内的地方议会大厦的3名学生,并在大学生宿舍找到了炸弹以及制造炸弹的原料与工具,阻止了一起恐怖事件的发生。2018年12月12日,印尼警方在日惹省逮捕了21名涉嫌在圣诞节和元旦进行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印尼警察总长迪多·卡尔纳菲安表示,“尚无情报显示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会发生恐袭,但我们仍然采取了包括这次抓捕在内的行动,先发制人。”同月,依据最高可以判处死刑的新规定,印尼“神权游击队”头目阿曼·阿卜杜拉曼(Aman Abdurrahman)因参与泗水轰炸于2018年6月被判处死刑,这是印尼13年来第一次判处恐怖分子死刑,突显了印尼政府反恐态度之坚决和强硬。

(二)“武装反恐”从完全依靠警察力量转向军队与警察合作

根据印尼2003年《反恐法》,反恐行动由警察力量实施,其中约400人的武装警察第88反恐特遣队是武力反恐的主力。鉴于后“伊斯兰国”时代印尼反恐局势依然严峻,印尼政府扩大了该特遣队的规模。2018年1月,特遣队指挥官迪多·卡尔纳菲安表示将会另外增加600名武警到特遣队。由此,第88反恐特遣队得以壮大到1300人。“我们这么做是要更严密监控恐怖分子的联络网,因为印尼及东南亚至今仍有‘伊斯兰国’组织的网络”。

此外,修订后的法律明确承认印尼国民军(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具有直接参与反恐的合法性,这一变化,提升了军队在国内反恐安全中的地位。因为1998年苏哈托威权统治结束时,印尼军队进行了权责改革。1999年,警察部队脱离武装部队后,由军队负责国防,警方则处理国内治安。按照此惯例,印尼国民军在印尼反恐中只是外围和附属性的角色,不能直接参与反恐。不过,随着亲“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膨胀,印尼国民军直接参与反恐被提上了日程。2015年11月法国巴黎连环恐怖袭击后,印尼军队提升了防恐戒备,提出对可能成为极端组织攻击目标的地区加强巡逻。2018年5月连环恐怖袭击后,在佐科总统的推动下,印尼重建了2015年被解散的陆海空特种部队组成的联合特别行动司令部(Koopsusgab)。该机构的任务是随时待命,辅助印尼全国警察打击反恐。2018年5月25日,印尼国会通过反恐法修订案,强调反恐是印尼国民军“核心任务和职能”的一部分。军队在警方的要求并获得总统的准许下,可以不必经过议会批准就参与或主导反恐行动。

显然,国民军直接介入反恐壮大了印尼反恐力量,改变了武装警察单打独斗的局面。比如,在2018年8月印尼举办亚运会和10月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印尼出动了大批警察和军队联合反恐,还启动了网络安全机制,保证了相关活动的顺利进行。2018年12月圣诞节前夕,为防止圣诞节期间的恐怖袭击,印尼政府派出约9万名士兵在全国约5万座教堂周围布防,大力协助“伊联”组织和警察防止恐怖主义袭击。还应提及,军队直接参与甚至成为反恐主力打破了近20年来军队和警察分工的惯例,成为印尼国民军和警察部门关系的转折点。

(三)“思想反恐”从温和包容转向强力遏制和取缔极端主义

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在思想信仰上与主流伊斯兰思想有着根本的对立,其意识形态和印尼建国五原则、印尼的文化多元和多元社会是矛盾的。为遏止恐怖主义在印尼蔓延,印尼自“伊斯兰国”成立以来大力宣传温和伊斯兰思想,试图以此压缩伊斯兰极端主义空间。如印尼政府鼓励温和伊斯兰阿訇或清真寺、学校培养年轻人学习温和伊斯兰思想。“伊联”自2016年上半年已开始组织了一个数百人的网络大军,每天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在社交网络上发出各种有关印尼温和派伊斯兰主义的信息。与此同时,由于2003年《反恐法》的保守,印尼对于那些进行极端主义宣传而暂未付之实践的恐怖思想和行为并不采取积极限制措施,多是以所谓“言论自由”为依据允许其存在和扩大,可谓“养虎遗患”,“后患无穷”。

然而,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东式微和本土恐怖主义的反弹,印尼政府改变了对伊斯兰组织及其思想传播相对包容的做法,开始以强力手段直接禁止和限制其发展。根据2017年5月19日佐科总统签署的2017年第53号总统令,印尼成立了国家网络安全局(Badan Siber dan Sandi Negara),以剔除网上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假新闻。“国家网络安全局”虽属于非内阁政府机构,但其在总统的直接领导之下,对总统负责,该局局长又拥有政府部长级别,因而具有相当的权威性。2017年7月,印尼政府正式禁止社交网络“电报”(Instagram)应用软件,因为它已经被恐怖分子利用,成为了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宣传仇恨、恐怖主义与指导炸弹制作方法的工具,破坏了国家社会稳定。同月,佐科总统签署总统令,宣布司法人权部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有权解散违反潘查西拉和宪法原则、危害国家统一的激进组织。随即,印尼政府以违反建国五大原则为依据取缔了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解放党印尼支部(Hizb ut-Tahrir),撤销了该党的注册。尽管该组织提出上诉,但在2018年5月被印尼国家行政高等法院驳回。此外,2018年11月,印尼雅加达检察署推广了一个名为“智能帕克姆”(Smart Pakem,意为“监督宗教思想”)的手机软件,其界面列出了伊斯兰学者理事会(Majelis Ulama Indonesia)诸多温和教令以及一份禁忌信仰和被禁宗教组织名单,民众可以根据该名单在线举报可疑宗教思想或教派,政府则可以根据举报立即采取行动进行限制和取缔之。


后“伊斯兰国”时代印尼反恐战略转型的局限与阻力

后“伊斯兰国”时代印尼国内反恐呈现出明显的先发制人和铁腕姿态,对当前印尼亲“伊斯兰国”恐怖势力形成了较强的威慑力。在强硬反恐态势下,2018年下半年以来,印尼逐渐遏制了日渐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宁的社会氛围,受到了印尼主流民意的欢迎。在国际上,印尼反恐得到了东盟和全球主要大国的赞赏。其中,2018年1月,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文莱等5国与印尼签署了称为“我们的眼睛”(Our Eyes)的情报合作协定,实质声援印尼反恐。2018年9月,美国与印尼签署了反恐合作备忘录,表示将与印尼增强信息交换,以教育培训等形式援助印尼反恐。2018年11月,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公布新的全球恐怖指数排名,印尼在其中位居第42位,与2017年持平,好于美、英、法、俄、德等国家,继续保持较好记录。不过,这些显著成绩的取得并不意味着印尼反恐局势高枕无忧。当前,印尼反恐战略转型依然存在较大的局限和阻力。

(一)反恐战略的转型尚不能铲除印尼恐怖主义的根源

印尼亲“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成因复杂,恐怖分子之所以参与恐怖主义活动一定程度上受贫困和物质利益的驱使,但这些并非其滋生和泛滥的根本动因,因为参加所谓“伊斯兰国”恐怖活动者有不少来自发达国家,印尼很多恐怖袭击都是当地上层人士或中产主谋并参与实施的。此外,恐怖主义势力尽管也袭击基督教堂,但其并非是历史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战争的延续,因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并非伊斯兰教的主流,每次袭击后,包括印尼在内的主要伊斯兰国家的宗教领袖和社区组织都会予以谴责。在根本上,印尼亲“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势力是伊斯兰教极端教派宗教至上信仰与政权世俗化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处于弱势的极端教派仇恨并企图以非常手段颠覆主流教派的一种外在反应。

作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教派之争矛盾突出,国内存在的极端组织众多,为“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在印尼的滋长和扩散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土壤。虽然“伊斯兰国”在中东败退,对印尼追随者的物质支持趋弱,但其在精神上对印尼恐怖主义支持者的号召力仍不可小觑。当前印尼反恐战略的转型在本质上属于外部反恐手段的变化,并未铲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内部深层根源,无法达到斩草除根的效果。当前,印尼亲“伊斯兰国”组织打着挽救伊斯兰社会道德的幌子,以反对非伊斯兰文化、反社会不平等、贫富悬殊及反腐败为借口,大肆鼓吹极端信仰,积极吸纳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印尼民众皈依自身,对印尼潘查希拉社会的暴力威胁并未消除。2018年10月18日,印尼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西德妮·琼斯表示,印尼恐怖分子“虽然去不了叙利亚,但中东IS(“伊斯兰国”英文简称)的挫败并未削弱伊斯兰国支持者在国内发动战争的决心”。该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在“一段时间休眠”之后,伴随着对恐怖主义放松警惕,恐怖袭击在未来可能会再度发生,尤其是西爪哇的井里汶(Cirebon)和南安由(Indramayu)、中爪哇的直葛(Tegal)以及苏拉威西岛中部的波索(Poso)。在这些地方,极端主义根深蒂固,“有相当一部分‘伊斯兰国’支持者仍然很活跃”。印度尼西亚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专家里德万·哈比比(Ridwan Habib)认为,新版《反恐法》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有警告说恐怖袭击可能会在2019年大选前再度发生。

此外,印尼反恐转向并未解决“去激进化”难以为继的难题。与东盟内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国家相比,印尼“去激进化”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撑、监督机制低下。更为关键的是,印尼“去激进化”项目并未深入涉恐人员内心,多数涉恐分子对“去激进化”抱以非常抵触的态度,并未较好地使其回归社会。印尼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发布的报告称,印尼监狱“去激进化”项目效果寥寥,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印尼对于激进主义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并未进行深入研究。正如印尼政治学学者哈索诺(Andreas Harsono)所说:“当局现在应该冷静检讨为什么大多数的‘去激进化’计划一直行不通。”然而,尽管问题一直存在,却并未引起印尼政府的高度重视,至今仍无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出台。

(二)反恐转型中军政权力加强导致了“民主派”对国家制度的忧虑

印尼军队干预国家民主政治是印尼当代史上长期存在的弊病。在苏加诺时期,印尼军队控制了国家的一些重要经济部门。1965年“9·30事件”后,印尼军队开始逐步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以1968年3月苏哈托被正式授予总统衔为标志,军人最终完全掌握了国家政权,直到1998年印尼转向民主政治。1999年印尼军方进行改革,明确军队不得干预政治,明确国防由军队负责,包括反恐在内的境内安全则由警察负责。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反恐战略中军队权重增大的合法性引起了印尼社会的批评。对于印尼而言,军队介入反恐不仅意味着反恐旧有格局被打乱。“被赋予新权力的各个反恐机构要如何协调将是个挑战。警方、军方和国家情报机关之间的竞争已成为国家反恐政策的绊脚石”。更重要的是,历史上饱受军队干政之害的印尼社会舆论对军队参与反恐存在反感。由此,早在新版《反恐法》提交议会讨论之时,雅加达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西德妮·琼斯教授就向佐科总统建议,反恐应该照旧由警方及其第88特遣队实施。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务统筹部前部长特佐·埃迪·普尔迪雅特诺(Tedjo Edhy Purdijatno)也提议,军方反恐小组可以负责护卫、押送等事务,但如果军方贸然介入反恐会引起更多关于军队越权的担忧。2017年11月,根据印尼国家警察总署的一项调查显示,有23.7%的受访者转而表示他们担心如果军方采取反恐行动可能给国家民主造成负面影响。在新版《反恐法》通过后,印尼一些“民主派”人士担忧此举有可能造成军人当政。比如,印尼大赦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Indonesia)研究员巴班·希达亚特(Papang Hidayat)就强调,强化军队在反恐中的角色会造成军方权力过大,危及印尼国家民主制度。

同时,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以佐科总统为首的印尼政府对亲“伊斯兰国”者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也引发了“民主派”对国家民主制的担忧。2017年7月,佐科签署允许政府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取缔危害国家之激进组织的总统令后,在印尼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分析人士认为这种针对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强硬取缔手段是“印尼民主的退步”,人权组织也表示该政令严重违反了结社自由。2017年7月18日,有约2000人走上雅加达街头,抗议政府是在实行暴政。在2018年5月最初的教会袭击事件中,佐科总统向国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6月底之前完成修正案投票,否则他将利用其行政权力颁布法律法规给予强行实施。这些被反对党派抨击为立法机关在国家重要问题上被绕过,行政权力超越议会权力,打破了总统权力与议会权力的平衡,他们认为此举反映了印尼国家民主制度的不成熟。

(三)新《反恐法》的强硬和先发制人倾向招致了“人权人士”的指责

印尼政府强硬的反恐倾向还导致了印尼社会对印尼人权的关注。在2018年5月印尼国会通过修正法3天的讨论中,主要讨论了恐怖主义的定义,最后第一条第二款认定“具有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者扰乱安全动机,以暴力或暴力威胁造成或意图制造恐怖气氛或广泛恐惧,造成多人伤亡或导致重大战略目标、环境、公共与国际设施被毁坏或被摧毁的行为”都被定义为恐怖主义行为。雅加达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员安德烈亚斯·哈索诺(Andreas Harsono)指出,这有可能被用来对付诸如巴布亚(Papuan)等地土著群体的激进主义、环保主义者和一些宗教和政治组织。他举例说,巴布亚查亚普拉(Jayapura)和蒂米卡(Timika)土著与政府50年来都存在冲突,如果他们攻击当地的港口或者警察,那么技术上会被认为是恐怖分子。此外,人权人士认为,修订后的法律遏制了印度尼西亚的言论自由,指出修订后的法律第一条第四款将暴力威胁定义为“以言论、写作、图片、符号或肢体语言,无论是否是电子或非电子形式,可能引发广泛的恐惧。”印尼大赦国际组织研究员巴班·希达亚特也表示,“我们主要关注那些将恐怖主义的定义扩展到包括任何暴力行为的条款”,因为“在印度尼西亚,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院仍然是有缺陷的,它继承自荷兰殖民统治,不承认像人身保护权这样的权利。酷刑也不被视为犯罪行为。因此,修订后的法律引发了对重大人权问题的关注。”2018年6月20日,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亚洲区主任布兰德·亚当斯(Brad Adams)致信印尼总统、国会、高等法院、国民军司令,指责印尼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过于宽泛,指责印尼的定义违背了联合国人权与反恐问题特别调查员(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对人权和恐怖主义的阐释,后者只是将恐怖主义定义为“蓄意杀人,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行为,或以恐吓民众或强迫政府或国际组织为目标的劫持行为。”

此外,让民众使用手机应用软件检举涉嫌恐怖主义宗教的行为也成为人权主义者批判的对象。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Komnas HAM)声称这一政策可能影响宗教自由,违背了政府提倡的族群之间相互尊重和容忍原则,他呼吁当局撤回这个政策。印尼人权组织民主与和平研究机构(Setara Institute)研究员哈里里(Hariri)也认为,该软件会进一步将少数宗教群体边缘化。“一个信仰是否有误导性,不应由公众定夺。这个应用只会分化社群,让人们觉得指控非主流团体是合法有理的。”印尼艾哈迈迪耶教派(Ahmadiyyah)发言人则批评说:“这个应用会加剧公众之间的猜忌,提高横向冲突爆发的可能性,破坏社区内就宗教信仰差异所开启的对话。”与此类似,新版《反恐法》将羁押与拘留期延长,也引发了印尼人权人士的不满。2018年6月20日,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区主任布兰德·亚当斯致信印尼总统、国会、高等法院、国民军司令,要求警方羁押的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否则有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此外,该组织还声称反对反恐证人匿名化,认为此举可能会侵害嫌疑人权利。此外,《反恐法》允许当局检视公民邮件、包裹,拦截监听公民电话的行为也被认为是涉嫌违反了公民自由。“可能被用于授权大规模、不成比例的以防止可能的大规模、不成比例的监视”。公开信要求印尼严格将监视限定在合法目标的范围,要求严控反恐监视的范围、监视的标准和程序以及伤及无辜时的补救措施。


结语

恐怖主义是印尼当代社会的顽疾,危害了印尼人民的生命权、免于恐惧的自由、财产安全权,危及了国家的和平发展权。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印尼政府积极总结既往反恐的经验教训,其反恐转型符合了印尼当前严峻反恐形势的客观需要。事实证明,印尼反恐战略的新转型初步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遏制了反恐局势的恶化,为印尼带来了较高的国际声誉。与此同时,反恐战略改革尚在继续探索和完善阶段,仍处于转型之中,尚不能彻底根除极端伊斯兰主义在印尼发生的根源,且受到印尼社会某些所谓民主和人权势力的牵制,印尼反恐还存在相当大的压力与挑战,其反恐战略还有待进一步的考验和调整。

 

       原文刊登在《南洋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2020年11月6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11月10日。


发布于: November 16,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2020年10月份巴基斯坦国内形势汇总

▲巴基斯坦德沃萨伊公园


据不完全统计,本月发生特/重大案(事)件共计39起,较上月74起减少35起。其中,涉恐袭击17起,较上月减少11起。但伤亡人数较上月大幅增加,袭击共造成40人死亡,168人受伤。刑事治安案件16起,共造成20人死亡,8人受伤。与此同时,巴军警等执法部门开展专项打击行动31次。其中,安全部门开展反恐专项行动8次,击毙恐怖分子12人。执法部门开展针对刑事治安案件打击行动23次。此外,巴印及巴阿边界冲突6起,造成3人死亡,11人受伤。


涉恐事件

本月涉恐袭击次数较上月大幅下降,但袭击造成的伤亡较上月大幅增加,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涉及的17起涉恐袭击中,袭击对象主要为安全人员/军事设施、民众、企业等。

(一)针对安全人员的报复性袭击12起。袭击过程中共造成28人丧生,17人受伤。10日,激进分子对北瓦部落地区一安全哨所发动袭击,造成2名士兵牺牲,另外3人受伤。12日,开普省安全部队在北瓦地区米拉利区域巡逻时遭简易爆炸装置袭击,造成 1 名安全人员受伤。14日,北瓦地区米拉利区域一安全哨所遭遇武装分子袭击,造成1名士兵死亡,另有6人受伤。15日,开普省安全部队的车队在北瓦部落区行驶过程中遭简易爆炸装置袭击,造成6名军人死亡。同日,俾路支省安全部队在护送油气公司雇员从瓜达尔前往卡拉奇途中遭一伙恐怖分子袭击,造成7名士兵和7名保安死亡。20日,开普省开伯尔地区一名警察被两名骑摩托车的武装分子枪杀。28日,开普省北瓦部落区米拉利区域两名安全人员遭路边炸弹袭击,造成两人受伤。

(二)针对平民/企业的袭击4起。袭击共造成4人死亡,26人受伤。14日,俾路支省首府奎达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不明身份武装分子向当地施工工人投掷手榴弹,造成10人受伤。19日,卡拉奇发生枪击事件,1 名女子在乘坐汽车时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开枪袭击,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20日,卡拉奇一巴士站遭爆炸袭击,造成至少6人受伤。25日,俾路支省首府奎达一商店前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

(三)针对公共设施的袭击1起袭击共造成8人死亡,125人受伤。27日,白沙瓦一所宗教学校发生爆炸袭击,至少8人死亡、125人受伤,巴塔宣称对此负责。

此外,本月袭击发生地点主要集中在开普省、俾路支省,分别发生11起和4起重大涉恐类袭击。其次,袭击手段主要为枪击和爆炸,分别发生10起和7起。


刑事治安

本月旁遮普省刑事治安风险较高,共涉及6起。其次为开普省,涉及4起。所有案件中,抢劫/强奸案件最为突出,其次是矛盾纠纷引发的刑事治安犯罪。另外,本月发生3起“荣誉杀戮”案件,均位于旁遮普省。

(一)抢劫/强奸案件占比增加,共涉及6起。8日,1名约2岁半的女童尸体在白沙瓦附近被发现,死前曾遭性侵,犯罪嫌疑人在11日被逮捕。10日,拉瓦尔品第数十所房屋遭抢劫,共损失约100万卢比现金及贵重物品。14日,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发生数起强奸案,至少有3名妇女和4名儿童被强奸。27日,俾路支省喀拉特地区出现一具男孩尸体,系26日失踪的一名八岁男孩。据初步尸检显示,死者生前曾遭受多人性侵,头部受钝器重创身亡。

(二)矛盾纠纷案件共涉及4起。8日,伊斯兰堡发生一起枪击事件,1名警察因财产纠纷在G-6区域枪杀其同事,随后逃离事发现场。10日,信德省根特果德地区民事法院发生枪击事件,1名男子在法院参与一起谋杀案听证会时遭被告开枪袭击,当场身亡。12日,开普省马尔丹地区一球赛现场发生枪击事件,2 名男子在观看球赛时遭不明身份枪手袭击当场身亡,另有 2 人受伤。据调查,此次事件疑似因个人恩怨引发。20日,旁遮普省萨迪加巴德地区发生枪击事件,1名男子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开枪袭击,当场身亡。据调查,此次事件因团体纠纷引发,目前警方已立案展开调查。

(三)发生3起 “荣誉杀戮”。 8日,旁遮普省发生一起荣誉谋杀案件,一名女子因与同地区一男子私奔,经家人劝说回到家中后被其兄弟开枪打死,凶手事后逃离现场。12日,旁遮普省警方在华康特地区发现两具尸体,死者为一男一女,生前为情侣关系。据初步调查,女孩家人以“荣誉”名义枪杀二人,并将其尸体抛尸荒野。25日,旁遮普省曼德拉地区生一起枪击事件,2名男子在参加朋友婚礼的筹备工作时遭不明身份人士枪击身亡。据警方初步调查,此次枪击案或涉及荣誉谋杀,目前警方正展开详细调查。


专项行动

10月份以来,军警等执法部门开展的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针对恐怖组织及其活动区域的打击行动8次,击毙恐怖组织成员数名,拆除简易爆炸装置数枚。对主要恐怖组织活动区域进一步进行压缩,略有成效的控制了其活动范围及生存空间。与此同时,执法部门针对刑事治安犯罪开展的专项打击行动成效明显,进一步加强了相关案件的侦破力度,查抄犯罪窝点数处,缴获犯罪工具、毒品一大批,抓捕犯罪分子近百人。

安全部门开展反恐专项行动共8次。2日,安全部队在开普省北瓦部落区的一次反恐专项行动中击毙2人,逮捕1人,同时行动造成1名军官在内的4人受伤。3日,巴安全部队在开普省北瓦地区击毙2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 1名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专业人员。5日,巴安全部队在北瓦地区一次反恐行动中击毙2人,逮捕1人。14日,开普省警察在上第尔地区展开反恐行动,拆除一个5公斤重及两个7公斤重的简易爆炸装置,成功挫败一起恐怖袭击图谋。24日,巴反恐部队在俾路支省木斯唐地区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执法部门开展针对违法犯罪专项活动共23次。刑事治安整治专项行动中,执法部门抓捕违法犯罪分子近百人,查获非法武器弹药数批,缴获大量各类毒品。3日,执法人员在首都地区展开突袭行动,逮捕5名涉嫌在伊斯兰堡教育机构贩卖毒品的贩毒分子,并缴获价值共近3亿卢比的毒品。9日,旁遮普省萨迪加巴德地区警方展开突袭行动,与当地一伙劫匪发生交火,击毙1名土匪,并逮捕该团伙另外2名成员。10日,俾路支省基拉阿布杜拉县警方逮捕了2名涉嫌在数日前绑架、性侵并谋杀一男童的嫌疑男子。17日,开普省德拉伊斯米尔汗警方针对当地一毒枭展开突袭行动,过程中毒枭朝警方开枪,随后双方展开交火,造成 1 名路人死亡,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3人受伤。19日,俾路支省警方在胡兹达尔地区展开搜查行动,本次行动缴获近百公斤毒品,并逮捕了5名贩毒嫌疑人。22日,信德省拉尔卡纳地区警察展开突袭行动,在当地发现7名通缉犯,随后双方展开交火,7名通缉犯均被击毙。


边界冲突

本月巴印边界冲突较上大幅有下降。共发生6起冲突。1日,印军炮击巴控克什米尔地区,造成4名平民受伤。14日,印军在印巴边境克什米尔地区朝巴方一侧无端开火,造成至少2名平民受伤,居民出行安全也遭受极大影响。28日,2名巴平民在巴控克什米地区被越界的印军炸伤。29日,印军炮击巴控克什米尔地区,造成2名平民受伤。

鉴于特殊时期及上述案(事)件发生的区域和特点,围绕受袭目 标群体和袭击方式以及疫情发展态势,在“在巴安保专业协会”的支持和指导下,中国海外保安集团提示在巴中资企业及华侨华人密切关注当前形势发展,重视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领馆发布的各项安全提醒,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牢固坚守“生命至上、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树立“预防为主、全员参与、持续改进” 的安全方针,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生活驻地、营区和办公场所开展脆弱性评估,牢固安全防范措施。远离宗教集会场所,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同时,严格遵守巴方制定的外国人出行SOP,避免前往上述高危区域。外出时,做好安全护卫工作。



附件:

▲巴基斯坦10月涉恐袭击分布图

▲10月案(事)件汇总

▲本年度各月袭击及专项行动汇总

▲各省份涉恐袭击次数及伤亡人数统计表

▲受袭对象及伤亡人数统计表

▲涉恐袭击方式统计

▲ 刑事治安案件汇总表

风险类别

伊斯兰堡

旁遮普省

信德省

俾路支省

开普省

阿扎德克什米尔

涉恐袭击

5

9

16

20

16

4

刑事治安

6

15

16

10

9

4

武装冲突

2

6

9

11

10

16

▲巴国内各地区风险等级预估表




       原文发表在《磊落风行走世界》微信公众号2020年11月9日。

       2020年10月11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2020年11月10日。


发布于: November 13,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焦一强:民主迷思与转型之痛: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危机解析

焦一强  CGE合作专家,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新疆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2020年10月4日,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独立来的第七届议会选举,共计有16个政党角逐120个议会席位。出于对选举结果的不满,自10月5日开始,落选的反对派政党及其支持者连续多日聚集在首都比什凯克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进行示威,要求取消选举结果。抗议者先后冲击占领了总统府、议会办公场所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大楼,在总统府内纵火毁坏办公设施,释放曾被判刑的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等政治人物,并与国家执法人员发生严重冲突,导致大规模骚乱并造成人员伤亡。与此同时,多家在吉有外资参与建设的矿产企业遭到不明身份人员抢劫。最终,迫于反对派压力以及出于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6日宣布此次议会选举无效,总统热恩别科夫15日正式宣布辞职,这是继2005年和2010年先后两次爆发所谓“颜色革命”之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第三次发生非正常更迭,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和深度政治危机之中,未来政局发展扑所迷离,引发中亚邻国极大担忧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反对党在比什凯克市中心阿拉套广场组织抗议活动。

▲示威者10月5日晚强行闯入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大楼。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以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为导向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的进程。鉴于吉尔吉斯斯坦素有中亚“山地之国”的美称,被西方誉为中亚“民主斗士”的开国总统阿卡耶夫决心借鉴瑞士经验将吉打造为“中亚瑞士”,并极力塑造中亚“民主岛”形象,以此作为政治名片吸引外援。受冷战后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推崇备至,多年来一直走在中亚乃至独联体国家激进转型的前列。然而,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圭臬的吉尔吉斯斯坦非但没有成为“中亚瑞士”,反而成了中亚甚至后苏联空间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由中亚“民主岛”沦为政局时常动荡不安和政治危机频频发作的中亚最不稳定国家。自独立以来不到三十年期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转型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先后三次发生大规模骚乱和国家政权非正常更迭,在国家转型历程中深陷“西式民主”迷思与陷阱之中难以自拔,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毁灭性灾难,这种现象值得引人深思。


脆弱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民主生存和发展

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具有高度内在逻辑关联。苏联解体后,尽管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第一个在相当程度上实施全面经济和民主改革的国家,但因受资源禀赋、国家发展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影响与限制,吉尔吉斯斯坦始终走不出贫穷落后的阴影,发展水平基本处于原苏联国家中倒数第二位。在国家650万人口中,有上百万人在境外打工,仅俄罗斯就有60—80万吉国劳动力移民。2019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268美元。截至2020年1月,其外债已超过38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5.5%,人均背负外债596美元。经济转轨不单单是制度重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经济贫困、资源匮乏不但影响了普通民众对民主政体的信任,亦加剧了政治精英争权夺利,以弥补资源分配不公的缺陷,催生了严重的腐败与社会不公,使得民主政治基础遂被削弱。此外,贫困落后还导致中产阶级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市民社会的正常发育,难以培育出诸如宽容、妥协、诚实、信任、守法等市民社会应有的美德,从而阻碍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长期过度的民主宣传与狂热的民主追求不仅超越了人们对民主的期盼,而且还导致民众对民主产生误读。阿卡耶夫曾因此被戏称是“跑到火车头前面去了”。由于民主现实与民众的心态不符,造就了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动员民众参与“街头革命”的社会基础,这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近三十年来合法政府与政权屡屡遭遇颠覆、政局时常不稳的关键因素与核心根源。


部族政治文化影响政治文明

除经济因素以外,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来之所以动乱频发,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游牧部族政治文化影响。吉尔吉斯人自古就是游牧民族,以原始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族主义思想和观念根深蒂固。作为一种政治文化,部族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多个领域。鉴于转型期国家秩序混乱和人民生活遭遇困苦,民众开始重新按血缘关系来寻求部落保护,由此导致部族主义大行其道,对部族狭隘的政治忠诚和非理性的争权夺利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独特景观。吉尔吉斯斯坦部族派系错综复杂,但地域观念明显,故所有部族通常被笼统地称作南方部族或北方部族。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历史上南北部族之间矛盾与对抗向来十分尖锐,由此奠定了南北部族争斗的基调和传统。苏联时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乃至独立后国家元首由南北轮流坐庄,目的在于化解彼此间的矛盾,以达到平衡南北部族关系的目的。受部族忠诚思想的熏陶,部族成员脑海深处对“自己人”与“外乡人”的观念泾渭分明,并且形成一种“凡是同乡人永远都是正确的”的传统思维观念。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虽然明确了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目标,但国家政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按照部族思想原则运作,部族主义陋习已渗透到国家党政机关等权力机构,对国家政权造成了巨大的腐蚀作用,成为困扰吉尔吉斯斯坦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一大痼疾。


吉尔吉斯坦政治危机的启示

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有过相同的体制,在发展道路上曾走过一段相似的历程。但之后两国分别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结果也大相迥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行稳致远,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反观吉尔吉斯斯坦,因深陷“西式民主”迷思和盲目移植西方民主制度模式,致使国家转型与发展道路屡屡受挫,接二连三的动乱将国家和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其新近发生的政治危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型具有深刻警示意义和启示作用。

启示之一:所谓的“西式民主”并不具有普世价值,绝非世界上一切国家必须效仿的终极模式,发展中国家应切忌“民主幼稚病”。民主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理念,但实现形式是多样化的。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当年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之后认为,如果把美国的政治制度搬到其他国家就要变形。民主具有多样性、现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这是由各国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社会条件、现实国情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决定的。盲目简单地移植西方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注定是要跌跤摔跟头的。面对后冷战时代世界的发展态势,就连当年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狂称“自由民主模式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也不得不声明要与过去的思想盟友决裂,并在2007年6月圣彼得堡的一次演讲中声称,如果全球化导致世界只有一种文化模式,这不能称为是民主的。所以,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高度警惕“西式民主”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以避免陷入其迷思与误区当中,是吉国经验教训带给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启示意义。

启示之二:国以民为上,民以生为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问题既是经济社会问题,同样也是政治问题,它历来关乎社会发展与稳定,对政权存亡具有决定性作用。就其根源而言,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好,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政变频发,民众多次攻击政府并摧毁国家政权的内部因素。吉尔吉斯斯坦惨痛教训给予我国的有益启示是,只有搞好民生,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启示之三:坚持科学的政治发展观与民主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民主化绝非就是建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的政治发展观本质上应该是“秩序、效率、公平、民主”四大要素的有机统一与合理协调。著名学者亨廷顿在谈及民主化与政治稳定问题时曾指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民主化政治转型不顾自身的政治生态环境,盲目追随并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其政治改革的导向和终极目标,把民主视为万能,将之抽象化、绝对化乃至庸俗化,而忽视了民主的多样性、现实性及其发展的阶段性,结果陷入“西式民主”的陷阱与误区之中。可以说,“泛民主化”是导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不稳和动乱频发的重要根源。反观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个重要法宝就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的政治发展观以及能够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认为,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是进行改革的基本前提。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在2005年“革命”中被赶下台流亡到俄罗斯的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曾对媒体感慨道:“我现在才理解邓小平是多么的英明,他一直呼吁的恰恰是稳定,以便能够长期发展。”这无疑是对中国发展经验所做的最好诠释。

 


       原文首发在“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11月6日,2020年11月6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11月6日。


发布于: November 9,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于洪君: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自然秉赋、当前状况与未来前景

于洪君,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前大使

于洪君先生

现代国际关系是一个极为繁杂的多维关系体系,大国关系变革方向决定着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成为大国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的性质与走势,对国际关系全局的牵引作用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中俄关系、美俄关系、俄欧关系也会显著影响当前的国际关系。因为俄罗斯也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国。观察思考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分析研究世界战略格局转换,必须始终关注俄罗斯问题。对俄罗斯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要有全面而客观、理性而清醒的认知和评估。


从地缘环境、历史底蕴、自然秉赋看,俄罗斯堪称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幅员辽阔、潜力巨大、后发优势不可估量的世界级大国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领土最大的国家,陆地面积1709万平方公里,横跨欧亚大陆,濒临太平洋和北冰洋,经黑海、地中海联接大西洋。俄罗斯的宗教与文化五光十色,民族构成极为复杂,目前总人口1.46亿,人均受教育程度位居世界前列,国民整体素质不低。历史上,俄罗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其文化成就与科技成果,对近现代欧洲发展影响很大,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也留有重要印迹。在上世纪40年那场气壮山河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俄罗斯作为原苏联核心力量,牺牲惨烈,贡献巨大,功不可没!也正是因为那场战争,原苏联摆脱了二战前的国际孤立地位,国运大起,国威大振。国际社会从此对俄罗斯刮目相看。

俄罗斯同时也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为富集的国家,不仅品类繁多,而且储量可观。有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已探明资源总价值约为300万亿美元,俄罗斯拥有30万亿,美国只有10万亿,中国和西欧分别拥有5万亿和2.5万亿。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石油储量,俄罗斯居全球第八位,估计多达千亿吨。天然气资源更加丰富,储量号称世界第一,约占全球总储量30%左右。俄罗斯因此也被认为是世界头号能源大国。其黄金储量亦相当可观,是当今世界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黄金生产国。

俄罗斯历史上曾被称作“欧洲粮仓”,如今仍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农产品出口国。其农业用地约有2.12亿公倾,其中1.25亿公倾为可耕地,人均0.85公倾,远超0.32公倾的全球平均数。俄罗斯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淡水资源和林木资源。仅贝加尔湖储水量,就占全球淡水资源的1/5。其森林覆盖率,高达50%,木材储量约占全球1/5左右。

这些异常优越的自然秉赋和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是当今世界其他任何大国,包括美国都无法比拟的。



俄罗斯面临旧体制旧观念严重拖累和外部制裁长期化双重困扰,今年又逢新冠肺炎疫情猛烈冲击,发展目标被迫下调,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雄心未泯

 



原苏联曾经是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其经济总量最大时约为美国的2/3。但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始终高速发展,轻工业、农业则长期滞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经济私有化,转向“市场经济”,但市场机制与相关理念发育缓慢。旧体制旧机制旧观念与制度转型造成的官场腐败相互交织,导致俄罗斯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严重滞后。到上世纪末,俄国家财政濒临破产,民众生活苦不堪言,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不但美国和西方国家看不起俄罗斯,中国也有人认为,这个国家已不再是“世界大国”。

进入新世纪,普京就任入主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气象一新。他大力整顿经济秩序,重拳打击垄断寡头,全面调整财税政策,努力改善民生福祉。再加上当时国际市场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价格持续攀升,俄罗斯外汇收入大幅增加,经济困境得以缓解,GDP出现连续增长的良好势头。然而,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趁机“收回”历史上曾经归其管辖的克里米亚半岛。早就对俄罗斯重新崛起如芒在背的美国与欧盟,以此为由,对其实行严厉经济制裁。俄罗斯复兴势头顿时受挫,2015年GDP增长为-3.7%,2016年为-0.3%。

2017年,俄罗斯实现了正增长,增幅为1.75%,GDP总量位居世界第12位,但不及韩国。在“金砖五国”中倒数第二,仅好于南非。当然,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俄罗斯此时的GDP总量应为世界第六。这一年,俄罗斯外贸总量为58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其中,出口为3570亿美元,增长25%,进口2270亿美元,增长24%。2017年。油气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2014年的51.3%降为39%,经济结构调整小有成就。俄罗斯营商环境在世界银行排行榜上的位次,也由2011年的第124位,上升到第40位。达沃斯论坛对俄罗斯经济竞争力的排名,相应地提升至世界第38位。惠普国际对俄罗斯经济前景的估计亦为正面,理由是俄罗斯的通胀率、债务率、储备率等主要指标表现均好。

在此形势下,普京总统当年3月宣布,未来6年,俄罗斯经济增速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将于21世纪2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到2023年时,非能源非原料类产品出口将增加1倍,人均GDP将增长50%,贫困率将下降一半。按照普京的计划,2020年,俄罗斯财政严重依赖油气工业的局面将进一步改变,油气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将降至1/3左右。2018—2019年间,俄罗斯GDP增幅分别为2.3%和1.3%,但经济发展起伏不定的基本特点并未根本改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各国经济备受打击,俄罗斯也不例外。上半年,俄罗斯GDP萎缩4.2%,全年预计将萎缩4.8%,按当前汇率计算的GDP总量,估计只有1.5万亿美元,而不是预算规定的1.7万亿美元,并且远低于10年前1.6万亿美元的水平。国家财政收入将大幅度减少。虽然上半年黄金出口收入高于2019年同期10多倍,但石油天然气出口收入降至2002年以来的最低值。全年外汇总收入估计将减少40%。为防止国际油气价格低迷与疫情冲击导致更大衰退,俄央行6月份将基准利率降到4.5%,创下2014年底设置通胀目标以来的最低纪录。

面对这种情况,普京上个月签发关于2030年前国家发展目标的新命令。根据该命令,2030年俄罗斯GDP增幅要高于全球平均值,固定资产投资要比2020年增长至少70%,贫困水平要降至2017年的一半,普通教育质量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该命令没有2030年进入世界经济十强的表述,但俄罗斯谋求世界经济强国的目标并未放弃。


从军事技术和装备水平看,俄军与原苏军不可同日而语,但普京强势推进国防现代化计划,可确保俄罗斯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继续保持世界一流军事强国地位

 

俄军目前总人数不到120万人,与当年苏军相去甚远,武器装备,主要是啃苏军老本。2007年以前,俄军没有更新过装备,个别军区曾发生饿死军人惨剧。近年来,情况大有改观。正在实施的武器装备更新计划,已经耗资23万亿卢布(约合3210亿美元),有望于今年底最终完成。

根据上述计划,今年7月,俄罗斯从其另一颗卫星上发射了反卫星武器,成功地测试了天基系统,令美国和西方惊恐不安。始于2015年的海军复兴进程,也在不断加速。虽然俄海军不具备当年苏联海军那样的实力和能力,处于“进入大海但不见大洋”的状态,但俄海军军舰只正在加紧装备高超音速核打击武器,如“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同时还在加紧配备水下无人潜水艇,其中包括“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艇。普京多次明确表示,他希望俄罗斯能够开发出可以打到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核武器。

总之,尽管俄罗斯经济复兴之路艰难曲折,国防开支与综合国力比不上美国,也不能像原苏联那样依托华约对抗美国主导的北约,但俄罗斯民族拥有百折不回的战斗品格,支配着后苏联地区7个国家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凭借庞大的不断更新的战略核武库和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常规力量,完全可以成为抵御和制衡美国霸权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中俄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进,也是俄罗斯维系并巩固其世界大国地位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中俄两国拥有4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历史遗留的领土争议已得到妥善解决。双方互为重要邻国,已成为两国社会的共识。多年来,中国稳居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双方贸易额2017年为879亿美元,占俄外贸总额15%。2019年,中俄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为俄罗斯与第二大贸易伙伴德国贸易额的2倍多。

此外,中国作为俄罗斯第一大能源合作伙伴的地位更加稳固。2014年,双方签署天然气购销合同,有效期30年。中方总共投资将达4000亿美元。2018年,俄方开始向中方供气,最初为100亿立方米,而后每年增加50亿立方米,最终年供380亿立方米。2016年,中国自俄进口原油5248万吨,进口电力33亿千瓦,成为俄第一大油电买家。另外自俄进口煤炭1885万吨,成为俄第五大煤炭贸易伙伴。双方共建的石油管道工程,也于2011年投入运营。尽管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俄对中国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拟建成的两国天然气管道项目出现技术性暂停,双方继续扩大和优化能源合作,对俄仍至关重要。两国的能源合作,如同军事技术、航天技术、大飞机制造合作一样,有助于提升俄的民族形象和国家声誉,有助于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软实力塑造。

中俄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为G20、APEC等重要多边机制的参与国,同为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合作机制的倡始国。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与配合,相互支持与助力,是俄得以发挥大国作用和影响的重要保障。

中俄两国在社会制度、发展取向、价值观体系方面存在重大区别,地缘政治利益和国际战略目标并非完全吻合。但俄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态度明确,立场坚定,从未含糊。今年以来,对于美国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搞反华联盟,对中国进行国际围剿,俄方明确反对。这说明,普京总统对于如何维护俄大国地位和影响,如何用好中俄关系这张牌,认识清醒,把握有度。

不久前,俄罗斯成功修改宪法,为2024年普京参选铺平道路。普京参选并获胜几无悬念。届时,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望进一步巩固,俄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但长远看,由于多种因素制约,俄罗斯不会成为原苏联那样的世界级超级大国,不会拥有超越美国的国际动员力和影响力,综合国力与我国的差距也会逐步拉大。在双边关系和多边事务中,与我利益相左、立场迥异的一面可能显现。我对此也应有充分认识和必要准备。

 


原文发表在《察哈尔学会》公众号,2020年10月22日。

2020年10月28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10月29日。


发布于: November 6,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