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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公民在东盟十国安全风险和保护研究(上)

魏冉,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外交学专业2018级博士研究生。

中国公民海外安全问题关乎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要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确保海外重大项目和人员机构安全。要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坚决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因此,在新时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更应该关注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状况。

本文以中国公民在东盟十国的安全风险及保护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首要方向,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2003年,中国率先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东盟成员国时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5年12月,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亚洲建成的首个次区域共同体 ,为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开启了新阶段。截至2018年11月,已有9个东盟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协议 。2019年4月,东盟十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其次,东盟国家是颇受中国公民欢迎的旅行目的地,中国同东盟民间交往活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公民赴东盟国家旅游、经商、留学人数不断增加。根据东盟国家数据库公布的数据,中国游客赴东盟国家人数持续增长(见表1)。2018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双方人员往来达到5700万人次,每周有近4000个航班往返于中国和东盟国家 。中国是东盟重要的外国游客来源地 。2018年,中国为泰国最大客源国 ,连续两年成为新加坡最大客源地 ,并连续6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游客来源国 。

2014—2018年,中国对东盟国家劳务合作累计派出约22万人 ;承包工程累计派出约28万人 。2015年,中国赴东盟国家留学生约12万人 。其中,有近3.2万名中国学生留学泰国 。截至2018年7月,中国国家汉办已先后派遣17批一万多人次志愿者赴泰任教 。截至2019年4月,中国在东盟国家开设了37所孔子学院和34个孔子课堂 ;中国同东盟十国已有198对省州、城市缔结友好关系 ;中国在新加坡、泰国、老挝、缅甸四国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心,并将启动在菲律宾设立中国文化中心 。 

研究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的安全风险和保护,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一带一路”推进背景下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安全事件的整体情况与特点,主要安全风险类型及成因,从而针对目前领事工作存在的不足,“因地制宜”采取更有效的安全保护机制和措施,更好地维护中国公民海外安全及合法权益。这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研究综述

学术界关于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类。

第一类是对中国公民海外安全进行综合性阐述。国外学者如亚历桑德罗·阿杜诺(Alessandro Arduino)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公民容易遭受政治风险和暴力犯罪 。安德鲁·艾瑞克森(Andrew Erickson)和加布·柯林斯(Gabe Collins)认为,很多因素会使中国政府更有能力和意愿采取强硬措施应对未来针对中国公民的劫持或其他暴力事件 。国内学者的代表性成果包括夏莉萍、李晓敏的著作和论文。夏莉萍对海外中国公民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进行排序,并对其面临的安全风险的特点、安全保护的新动向及其存在的问题、降低主要风险的途径进行了论述 。李晓敏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非传统威胁下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现状和风险形式,认为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态势与中国国际地位变动有着因果和关联效应 。还有一些学者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了海外中国公民安全及由此衍生的法律问题 。

第二类是通过分析中国公民海外安全改进中国领事工作,研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围绕不同国别和区域的中国公民安全展开研究 ;二是围绕不同群体的海外中国公民安全展开研究 。但这两方面涉及东盟国家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前者代表性成果包括:许彤辉、陈奕平以泰国普吉岛沉船事件为基础,通过梳理中央及部委、地方政府、中国驻外使馆、华助中心、民间组织与企业等五个层面对海外中国公民的救助过程和机制,评析了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机制呈现出的特点与不足之处 ;卢文刚、魏甜基于抗灾能力和脆弱性的公共安全评估框架对东盟十国中国公民遭遇的旅游安全风险、企业安全风险和恐怖袭击等三种公共安全风险事件进行评估,并从参与机制、信息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就相应的风险治理与安全保护提出建议 ;卢文刚、黎舒菡梳理了2014年东南亚地区中国公民遭遇的主要安全事件,从法律、组织架构、实施内容、人力、经费保障等五个方面探析了该地区中国领事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 。后者代表性成果包括:黎海波以2008年中国撤离滞留泰国游客这一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游客撤离行动为例,探讨了中国领事保护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趋势 。潘玥通过梳理印尼爆发的多次中国劳工争议,从经济、政治、制度和国际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引发争议的深层原因,并从政府、企业、学术层面对规避劳工风险提出对策 。

综上,国内外学界围绕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不同议题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在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较少涉及东盟国家,且由于篇幅有限,未能对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安全事件和安全保护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更未对其成因进行探讨。在新时期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更应该关注中国公民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安全风险及保护问题。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总结2014年—2019年4月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安全事件的整体情况,分析其国别特点和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规避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提出几点建议。

二、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安全事件的特点

海外中国公民是指在国外工作、旅游、学习及定居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包括港、澳、台胞 。根据联合国1994年颁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事关人的生命和尊严,其内涵包括两方面:免受饥饿、疾病和压迫等威胁,在日常生活、工作或社区中免遭灾难和突发事件 。加拿大学者乔治·麦克雷恩(George Maclean)在此基础上对 “人的安全”的范围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释 。鉴于此,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是指海外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及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致使其面临不同程度的安全风险,包括威胁生命安全的恐怖袭击、枪击、车祸,遭遇诈骗、被索要小费等经济权益受损事件,以及中国公民因自身违法违规或不文明行为带来安全风险的事件。具体类别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内容,后文会进行详述。

据媒体报道, 2014年—2019年4月中国公民在东盟十国发生的安全事件共312起,涉及26,620人,其中,遇难356人(见表2) 。

(一)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安全事件的整体特点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分别从总量、类别、群体等方面了解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安全事件的整体特点,即安全事件总量逐年增长、安全事件类别多样、涉及游客安全事件数量最多。

第一,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安全事件的总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如表3所示,2014—2018年中国公民安全事件年均增长率为18.25% 。2019年1-4月的安全事件总数已经分别超过2014年和2015年全年的安全事件总数。虽然相邻的两个年份每一种安全事件类别数量有多有少,但总量却在递增。以2017年和2018年为例,社会治安、交通安全和意外事件增幅较大,尤其是交通安全事件,呈爆发式增长。另外,整体而言,劳务纠纷增幅较小;涉水安全和违法违规事件呈波动性增长。

第二,东盟国家中国公民安全事件类别多样。中国公民在东盟十国的安全事件类别大同小异,但具体到安全事件,则有所不同。笔者将312起安全事件分成五大类,即人身安全类、社会治安类、违法违规类、合法权益受损和纠纷类。如表3、表4所示,这五大类安全事件又可以细分为16类 。其中,涉水安全、违法违规、社会治安、交通安全和意外事件是东盟国家中国公民面临的五种主要风险。电信诈骗事件则为新型安全事件。除了文莱,其余9个东盟国家中国公民遭遇的安全事件类别均包括五种以上(含五种)。

第三,从安全事件涉及的群体来看,中国游客安全事件最多,其次为其他类中国公民安全事件。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安全事件当事人群体包括游客、劳务人员、留学生、汉语志愿者教师及出国参会人员、渔民和船员及其他类中国公民。其中,涉及游客的安全事件共185起,占东盟国家中国公民安全事件总数的59%;涉及其他类中国公民的安全事件78起,占比为25%,其余群体安全事件占比不足1/5(见图1)。

(二)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安全事件的国别特点

从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安全事件发生数量来看,泰国为东盟十国中最危险的目的地,其次为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见表4)。这三个国家也可以被认为是东盟国家中的高风险国家。2017年,马来西亚、泰国既是中国公民海外出行的主要目的地,也是较重大领保案件多发国。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全年处置的较重大领保案件达3781起,驻泰国使领馆2013起 。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老挝由于中国公民安全事件数量居中且相差无几,因此可以归类为中度风险国家;缅甸和新加坡为低风险国家;文莱最为安全。

泰国是东盟国家中与中国民间往来指数最高的国家,是该地区受到中国网民关注第二高的国家,也是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最多的国家 。泰国同样也是中国公民安全事件高发地,在泰中国公民安全事件占东盟国家安全事件总数的44%,安全事件种类多达10种。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五种主要安全事件中,泰国的涉水安全、交通安全和意外事件数量均位于东盟国家之首。中国公民在泰涉水安全事件50起,在该类安全事件中的占比高达74%,涉及392人,85人遇难;交通安全事件30起,占比为60%,涉及352人,17人遇难;意外事件15起,比重约为48%,涉及34人,7人遇难。根据泰国《星暹日报》报道,入境泰国的中国游客的伤亡数字在外国游客中居于首位 。一些国际组织、国际文件及外国保险公司也认为,泰国十分危险。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2018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显示,泰国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在东南亚国家甚至全球面临严峻挑战,每10万人中就有32.7人因道路交通事故身亡 。同年,英国恩兹利保险公司(Endsleigh)将泰国列为全球10个最危险旅游目的地排行榜之首,将近1/4(23%)的保险索赔是在泰国完成的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2017旅游业竞争力报告》,当“安全和安保”成为衡量136个旅游目的地的首要指标时,泰国排名第118位 。

第二危险目的地是菲律宾,安全事件数量占比约18%。菲律宾发生的中国公民违法违规事件以及社会治安事件数量最多,分别占该类安全事件总数的33%和30%。中国公民在菲违法违规事件涉事人数众多,共2923人。涉事种类有涉嫌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务工5起,涉事人数多达2835人;涉嫌勒索、盗窃等经济犯罪5起,未持相关合法证件、涉毒各2起,共涉及82人,其中2名毒贩拒捕被毙;未遵守相关规定、绑架同胞、涉嫌骚扰未成年女性、寻衅滋事被捕、坐地铁向警察泼豆花各1起,涉及6人。另有5起涉赌事件,涉及19人。菲律宾的社会治安事件具有明显的暴力倾向,其社会治安环境为东盟十国中最差的。在15起社会治安事件中,除3起遭遇抢劫、诈骗事件外,7起遭遇枪击事件中,涉事中国公民和遇难中国公民均为12人,枪击案的死亡率为100%;5起遭遇绑架事件中,涉事中国公民5人,遇难1人。此外,菲律宾的涉水安全事件值得关注。中国公民在菲涉水安全事件数量在东盟十国中排名第二。10起涉水安全事件中,5起为浮潜事故,涉事中国公民和遇难中国公民均为5人。

马来西亚是继泰国、菲律宾之后的第三危险目的地。如表2、表4所示,中国公民在马安全事件仅24起,但涉事人数达261人,171人遇难,约占中国公民遇难总人数的48%,为东盟国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最多的国家。马来西亚的中国公民意外事件虽然没有泰国多,但更具灾难性。2014年MH370事件为近年来少有的重大意外事件,涉事154名中国公民全部遇难。除该安全事件以外,马来西亚中国公民安全事件涉及107人,17人遇难。

印度尼西亚的渔业纠纷和自然灾害事件比较突出,这两类安全事件合占印尼安全事件总数的56%。印尼的渔业纠纷事件发生数量最多。但2016年至今,不再有此类安全事件。自然灾害如火山喷发和地震等,不仅是印尼独有的中国公民安全事件,而且是东盟国家中国公民涉事人数最多的安全事件,涉事人数高达18,054人,占东盟国家中国公民安全事件涉事总人数的68%。仅2017年11月印尼巴厘岛火山喷发致当地机场关闭事件,就有1.8万名中国游客受困滞留。此外,印尼的社会治安事件较为特殊,3起均为中国公民遇害身亡事件。     

越南共发生8类中国公民安全事件,同菲律宾并列成为东盟国家中国公民安全事件类别第二多的国家。越南是除泰国、菲律宾外,违法违规事件发生数量最多的国家。越南的社会治安事件发生率在东盟国家中较低,但仅有的1起社会治安事件,涉及中国公民人数较多,影响恶劣。2014年5月,越南多地发生针对外国企业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造成5名中国公民死亡,多人受伤 。此外,在越中国公民遭遇当地海关、安检人员索要小费和殴打事件一度成为外交部及中国驻东盟国家使领馆重点关注的现象。

中国公民在柬埔寨共发生17起安全事件,除1名中国公民因中风意外死亡,其他安全事件无中国公民遇难。柬埔寨的劳务纠纷事件为东盟十国中最多也最特殊的。中国公民在柬劳务纠纷类型包括应聘工作被骗、遭遇当地老板或中国同胞拖欠薪资。例如2018年5月5日,一名中国工头因拖欠薪资被6名中国工人殴打成重伤 。此外,柬埔寨发生的中国公民实施网络赌博犯罪等案件数量虽不及菲律宾多,但涉事人数远超菲律宾。2019年1月21日,柬埔寨警方抓获69名涉嫌通讯诈骗的中国嫌犯 。

老挝共发生15起中国公民安全事件。在老中国公民交通安全事件发生数量和遇难人数在东盟国家中排名第二,死亡率为26% ,高于泰国的5%。此外,老挝的社会治安状况较差,社会治安事件的发生率位居第三。5起社会治安事件中,遭遇暴力抢劫事件1起,其余4起均为枪击案。

中国公民在缅甸安全事件有13起。2015年至今,缅甸北部安全形势持续不容乐观。2018年5月,缅北发生武装冲突,造成2名中方在缅人员死亡 。鉴于此种严峻形势,缅甸持续被中国外交部认定为“暂勿前往”的国家,有效期至2019年10月31日 。发生在缅甸的中国公民违法违规事件性质较为恶劣,严重违反了中国和当事国的法律规定。其中2起偷盗伐木被判刑事件,1起运毒事件。2015年1月3日,缅甸政府军抓捕了155名非法越境伐木的中国公民 。

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中为数不多的高等收入国家,国际化程度位列第一 。2017年11月,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2017年全球城市安全指数报告》,对全球60个城市从数字安全、卫生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和人身安全四个指标进行评估,新加坡综合排名第二,基础设施安全和人身安全均排名第一 。但是,在新中国公民也面临安全风险。新加坡是东盟十国中电信诈骗案的高发地,3起涉及中国公民的电信诈骗和虚拟绑架事件占该类安全事件总数的60%。新加坡仅有的1起意外事件也可被看作是公共卫生安全事件。2016年9月,共有30名中国公民在新加坡感染寨卡病毒 。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公民在新遭遇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最严重的一次。

无论从安全事件数量还是遇难中国公民人数来看,文莱相对来说最为安全。文莱是东盟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中国公民遇难的国家,所发生的三起安全事件均是由于中国公民自身违法违规行为引起的,不存在外部风险源。

综上分析,中国公民在每个东盟国家均有发生数量居多的典型事件。如发生在泰国的涉水安全事件、菲律宾的违法违规事件、印度尼西亚的渔业纠纷和自然灾害事件、柬埔寨的劳务纠纷事件、缅甸的非法伐木事件、新加坡的电信诈骗事件等。

三、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主要安全事件的成因

引起东盟国家中国公民安全事件的成因既有当事国基础设施、治安环境、中国领事保护宣传平台普及程度不够等客观原因,也有中国公民自身的主观原因。

根据上文数据,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5个国家发生的中国公民涉水安全事件,是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面临的第一大安全风险。其他东盟国家没有报道该类中国公民安全事件,但不排除未曾发生的可能性。涉水安全事件的原因包括主客观因素,其中主观原因影响较大。报道中明确指出当事人由于无视红旗警示和预警等自身原因造成的安全事件占该类安全事件的55%。客观原因包括遭遇风浪天气,水上游乐项目安全设施建设和救护设施不足,乘坐游船、快艇等海上交通工具时遭遇意外等。具体来看,一方面,一些中国公民自身安全防范意识不足,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另一方面,在相关海域红旗警示和中文安全提醒标识较少。笔者对赴泰中国公民安全风险所做的300份调查问卷显示 ,对于红旗警示和中文安全标识,“看到过,不太多”的比重最大(见图2)。

违法违规事件是第二大安全风险。根据相关报道,中国公民如非法伐木、非法务工、偷渡、未遵守交通规则等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事件最多,占该类事件的比重为55%。违背中国国内相关法律而造成的安全事件占比为20%,几乎全部为涉赌事件。一些东盟国家博彩业发达,而在菲律宾和缅甸,赌博更是受到法律认可。根据2010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国公民在周边国家聚众赌博、开设赌场并以吸引中国公民为主要客源,构成赌博罪的,可以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在境外从事(网络)赌博,触犯了中国法律。违反出入境规定如出入境未申报随身携带的超额现金、烟草、贝壳等事件比重约为11%。还有一些中国公民因受他人诱骗或其他原因从事非法行动。近年来,屡有中国公民(多为女性)入境马来西亚时,因自称帮人携带的物品中被发现藏有毒品而被马海关或警方扣押,经马法院审判罪成而在监狱服刑 。此外,也有一些中国公民未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故意为之。如2015年9月,多名中国游客因不满航班延误在泰国机场闹事,并煽动其他游客不遵守机场公共秩序 。

第三大安全风险是交通安全。2018年,全球海外交通事故共造成119名中国公民身亡 ,其中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因交通事故身亡的占比为8%。以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目的地泰国为例,下雨造成的路况复杂和司机大意驾驶是诱发当地交通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泰国的路面交通并不发达,且交通安全事件当事人几乎全部为中国游客,他们多选择旅游大巴或面包车结伴出行,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受害的中国公民数量较多。根据相关数据,面包车或旅游大巴翻车、车辆相撞引起的交通安全事故占比约为59%。虽然泰国政府颁布了《安全带法》和《摩托车头盔法》,但只有58%的驾驶员和40%的前排乘客佩戴安全带;51%的摩托车驾驶员和20%的乘客佩戴头盔 。

第四大风险为社会治安事件。遭遇枪击、抢劫和绑架事件是最常发生的社会治安事件,占比为61%。究其原因,一些东盟国家失业和贫困现象严重,犯罪率高。根据《2018年全球各国犯罪指数报告》,东盟成员国有6个国家犯罪率较高 ,其中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的犯罪率近3年来持续增高 。2018年菲律宾盗窃案件高居菲犯罪案件榜首,共有23,590起,其次是身体伤害案件21,498起,抢劫案件10,870起 ,犯罪率虽然有所下降,但对于中国公民来说,安全问题仍不容忽视。

此外,近年来东盟部分国家和地区安全形势严峻,恐怖主义猖獗。爆炸、纵火、炸弹袭击等恐怖袭击时有发生。东盟国家中国公民遭受恐怖袭击的四个国家中,2017年所发生的针对公民个人(private citizens)的恐怖袭击事件数量为:菲律宾137起,泰国38起,马来西亚和老挝各1起 。恐怖袭击已不单纯是非传统安全风险,已成为囊括企业安全风险、国家和社会稳定性风险的复合型风险 。

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相关部门对组织海外安全教育未予重视;中国领事保护宣传平台普及程度不够,部分中国公民并不掌握获取领保知识、安全提醒的渠道,存在安全风险意识淡薄、警惕性较低的问题。以最危险的目的地泰国为例,笔者所做的300份调查问卷显示,约54%的中国公民在赴泰国之前未接受过旅行社或单位组织的安全教育。就中国领事服务网、“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安全提醒,34%的中国公民听说过但不了解,19%的中国公民了解一些,而非常了解和经常关注的中国公民比重均为5%。就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服务与救助呼叫中心12308热线来说,34%的中国公民从未听说过该领保协助电话,39%的中国公民听说过但不了解,25%的中国公民了解一些,非常了解的比重仅为2%。由此可见,扩大领事保护知识宣传、提高国民对领事保护协助的认知,了解领事保护的“可为”与“不可为”已经迫在眉睫。


本文系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改进领事服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资料来源:《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6期。
2020年1月16日作者同意在CGE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January 21,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东南亚海上恐怖主义威胁及其治理(上)
戴瑾莹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郑先武  CGE合作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近年来,东南亚海上恐怖主义活动泛滥。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发布的2017年恐怖袭击分布及烈度地图,东南亚海域尤其是菲律宾群岛和马来半岛附近成为海上恐怖袭击高发地带。由于海上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重,区域内国家积极开展海上反恐合作,打击恐怖主义。2018年1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文莱达成名为“我们的眼睛”(Our Eyes)的情报合作协定,要求参与国的高级防务官员每两周会面一次,交换与分享各自搜集到的武装组织活动情报,并共同开发及共享暴力极端分子信息的数据库。2018年10月,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关于反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联合声明》,东盟强防务合作,以预防和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巩固树立各方之间实质性互信和互相了解的措施。尽管多管齐下,东南亚海上恐怖主义势力却仍然根深蒂固,海上反恐任重而道远,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和评估东南亚地区面临的海上恐怖主义威胁,探索合理的治理机制。

最早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可以追溯至1961年葡萄牙“桑塔·玛利亚号”(Santa Maria)油轮遭遇葡萄牙反政府组织劫持之时。随后,1985年,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组织劫持“ 阿基莱·劳伦号”(Achille Lauro),这一恶性事件引起了全世界对海上恐怖主义的关注。国内外学界围绕着海上恐怖主义展开了许多有益探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第一,从宏观层面对海上恐怖主义的实施主体、攻击客体、袭击方式、威胁评估以及应对措施等进行系统梳理;第二,从法律层面探索海上恐怖主义对国际法带来的挑战以及刑事司法合作;第三,探讨海上恐怖主义与其他海上犯罪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海盗犯罪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第四,将海上恐怖主义治理视为维护海上安全的重要侧面展开研究,但多数研究集中于海盗、偷渡等传统海上安全犯罪,海上恐怖主义仅为附带性提及,所占篇幅较小。东南亚海域海上恐怖主义仅有部分国外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或是针对特定海域如马六甲海峡附近,或是集中于海上恐怖主义威胁评估,观点较为零散,系统性梳理稍显不足。对此,本文将系统分析东南亚海域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并探索该地区海上反恐合作机制,在总结其海上反恐成效及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东南亚海域未来海上反恐机制的发展展望。

一、海上恐怖主义概念界定

目前,海上恐怖主义的定义仍在广泛讨论,尚未形成定论,代表性界定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列举法。《关于制止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均采取此种方法,具体列举了恐怖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的行为类型及表现方式,但对于实施主体、实施目标及后果等缺乏相应阐述。

第二,类比法。这种定义方法基于海上恐怖主义从属于传统恐怖主义,其实施主体和主观目的等特征与传统恐怖主义活动无异,均具有暴力破坏性、组织性特点以及政治和社会目的,只不过由于其活动空间转移至海上,其客观环境、袭击目标以及袭击手段等随之发生转变,因此,可以通过类比传统恐怖主义定义来界定海上恐怖主义。

第三,比较法。这种方法通过比较海上恐怖主义与海盗活动之间的不同,明确海上恐怖主义的特点,从而为海上恐怖主义下定义。但是,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分歧较大,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两类:持二者并无区别观点的学者认为,海盗活动与海上恐怖主义之间的差别是人为给定的,在实际情况中并不存在。这种观点内部也存在争议,一方认为海上恐怖主义是政治性的海盗犯罪,是旨在影响政府或者群体的任何针对船舶、货物、船员或港口的非法行为;另一方则认为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包含海盗犯罪,海上恐怖组织或海上恐怖分子以暴力恐怖为手段从事危害海洋安全、危害船舶和港口设施安全的恐怖活动,海盗犯罪仅仅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与之相对应,认为二者存在明显差别的学者认为,双方在行为方式、主观目的和目标客体上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就二者的关系而言,笔者赞同此种观点,认为尽管在实际情况中两者在行为手段和表现方式上存在相似性,甚至存在互相勾结走向融合的趋势,但二者仍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最为本质的区别在于海盗活动的出发点是通过夺取性方式抢劫船只、货物或以人质要挟赎金谋求私人经济利益;而海上恐怖主义则意在通过劫持船只、杀害人质等破坏性方式制造社会恐慌以达到政治目的。其次,海上恐怖主义即使是采取个人行动也往往是经过严密的组织筹划,具有明显的组织性;而海盗活动则不然。再次,由于资金、武器以及能力的限制,海盗的袭击客体和袭击手段要匮乏得多。海盗活动一般限于劫持船只、抢劫货物、绑架或杀害人质;而海上恐怖主义的目标客体则由海上行为体延伸至海上基础设施,活动手段还包括爆炸、运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

尽管方法各异,但是,关于海上恐怖主义的定义基本集中于其构成要件即实施主体、主观目的、目标客体和行为方式等四个方面。其中,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的定义最具代表性,其认为海上恐怖主义是指“恐怖分子采取的以海洋环境为特征的行为与行动,包括攻击海上或港口的船舶或固定平台、攻击船舶所搭载的乘客或船员以及袭击海岸的设施或建筑物等活动”。但笔者认为,该定义忽略了海上恐怖袭击的动机,对海上恐怖主义活动的类型也讨论不全。因此,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海上恐怖主义可以定义为:为制造社会恐慌、达到政治目的,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在海上所进行的针对海上或港口船只、人员、基础设施的暴力活动以及通过海上运输输送恐怖活动所需人员、物资等活动。

二、东南亚海上恐怖主义威胁

全球五大海上恐怖活动高发区是索马里半岛, 西非,孟加拉湾沿岸,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马六甲海峡以及红海至亚丁湾一带,70%以上的劫船事件发生在亚洲公海尤其是马六甲海峡附近。世界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 2018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称,2017年,菲律宾和缅甸的恐怖主义活动强度实现了自2002年以来的最大增幅,两国恐怖袭击死亡人数占亚太地区死亡总人数的87%。因此,东南亚地区海上恐怖主义威胁充满了不确定性,应全面、客观地分析东南亚海域恐怖主义威胁,防患于未然。

(一)脆弱性分析:海上恐怖袭击的客观环境

东南亚海上环境的脆弱性从客观上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制造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这种脆弱性首先体现在东南亚特殊的海上地理环境为恐怖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自1990年以来,东南亚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发展。东南亚海域主要有三条海上运输通道,一是经过南海至马六甲海峡通往印度洋的航线;二是经过南海通过巽他海峡通往印度洋的航线;三是经过南海通过苏威拉海、望加锡海峡以及龙目海峡通往大洋洲的航线。除了海上运输航线,东南亚还扼守着包括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在内的重要海上关隘。据估计,世界一半以上的海上贸易经过马六甲海峡,其海上运输通量是苏伊士运河的三倍多、巴拿马运河的五倍。然而,东南亚海域海道狭窄,以马六甲海峡为例,最窄处仅有三十七千米,驶过海峡的货轮均需减速行驶,船只极易遭受拦截与攻击。同时,东南亚海域荒岛众多,这些荒岛不仅为恐怖分子提供了生存基地,还成为恐怖分子作案后的藏匿之地。

此外,东南亚海上反恐存在诸多薄弱环节,能力仍有待提高。多数东南亚国家海上安全力量薄弱,除此之外,多数国家海上力量非常有限,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在三国边界海域如苏禄海和苏拉威西海,国家防卫能力不足以及“公共用地的悲剧”使得海上恐怖主义滋生,阿布沙耶夫组织将苏禄群岛作为其主要活动基地,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将棉兰老岛作为其大本营,两支恐怖力量都曾在苏禄海和苏拉威西海发动过恐怖袭击。同时,东南亚海域缺乏有效的监管,安全管理相对松懈,导致海上犯罪活动猖獗。以海上船只注册为例,目前海上注册程序松散且混乱,在没有任何资质证明的情况下,恐怖分子也能够获得相关法律文件,“幽灵船”的存在即是证明。此外,东南亚地区大量存在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悬挂“方便旗”本是船运公司出于规避重税和严苛检查所为,但是却能被恐怖分子“钻空子”,借此从事走私武器、偷渡恐怖分子等活动。

最后,海上恐怖袭击目标客体几乎不具备防卫能力,往往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处境。海上恐怖袭击目标主要包括航行船只及随行人员、携带货物和海上基础设施两大类,其中,航行船只主要指客运船只、货运船只、油轮和渡轮等;海上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海上钻井平台、海底能源管道和海港基础设施等。以世界石油运输的主要媒介—油轮为例, 油轮通常仅配置聚光灯、消防斧和软管等基本设施, 在通过狭窄的海峡时其时速甚至降至11海里,根本难以应对高速行驶且配备武器的小型船只。相比于机场的相对封闭性,港口能够从水上和陆地两条通道进入,难以部署安全措施,这些防卫漏洞极大地增加了袭击目标的脆弱性。

(二)能力分析:海上恐怖袭击的硬性条件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具备发动海上袭击能力的恐怖组织或团体主要包括:自由亚齐运动、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分支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阿布沙耶夫组织、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反以色列团体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其中,自由亚齐运动于2005年与印度尼西亚政府达成协议解除武装,目前仍活跃在东南亚的本土恐怖组织主要包括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分支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阿布沙耶夫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等。这些恐怖组织成员由于长期生活于沿海国家,大多掌握一定的海上生存技能及操作技术,并且通过抢劫、走私和偷渡等方式获得了一定的武器装备,多数曾成功发动过恐怖袭击。其中,目前最为活跃的为阿布沙耶夫组织,该组织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中独立出来,于2001年在菲律宾旅游胜地巴拉望岛绑架了约20人,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几名游客惨遭杀害;

2004年,菲律宾阿布沙耶夫组织在马尼拉附近对“超级轮渡14号”(Super Ferry 14)进行爆炸袭击,直接造成 63 人死亡,成为迄今为止死伤最为惨烈的海上恐怖事件。通过对以往海上恐怖袭击事件的经验总结以及伴随着海上运动的兴起,恐怖分子海上袭击技能如海上劫持、潜水和海底爆破等进一步提高。同时,由于海洋产业的兴起以及非法走私、抢劫等犯罪活动日趋猖獗,恐怖分子获取袭击武器装备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

“9·11”事件发生后,基地组织势力不断向东南亚地区扩张。基地组织在东南亚的重要分支机构之一—伊斯兰祈祷团便是在阿富汗回流恐怖分子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基地组织曾经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美国“科尔号”、法国“林堡号”等海上恐怖袭击事件,具备较为成熟的海上恐怖袭击运作能力。据悉,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阿布沙耶夫组织都曾经在阿富汗基地组织训练营接受过训练,阿布沙耶夫组织还通过抢劫、海盗和要挟赎金等方式来资助基地组织。近年来,“伊斯兰国”恐怖势力也逐渐向东南亚地区渗透,东南亚本土性、区域性恐怖组织呈现出与国际化恐怖组织合流的趋势。2015 年以来,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强力打击的“伊斯兰国”组织加紧向中亚、北非、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扩展,东南亚成为“伊斯兰国”组织重要的恐怖分子招募、中转和回流地,东南亚地区一度陷入沉寂的阿布沙耶夫组织、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伊斯兰祈祷团重新活跃起来,甚至成立了一批新的恐怖组织,如FAKSI(the Forum of Islamic Law Activist)、FPDI(the Forum Pendukung Daulah Islamiyah)等,其暴恐对象和实施手法也有向“伊斯兰国”靠拢的趋向。恐怖分子之间互相勾结以提供成员培训、信息交流或者联合发动袭击使未来东南亚地区海上恐怖主义充满了不确定性。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采取高压措施严厉打击海盗活动,海盗活动风险陡然增加,成功率大大降低。根据国际海事局的统计,2015年,东南亚海域共发生海盗及武装劫船事件174起。2017年,这一数据减少至78起。恐怖组织受区域内灾害频发、政局动荡和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资金来源大大受阻,因此,东南亚地区恐怖分子与海盗互相勾结,海盗为恐怖分子提供资金以及海上操作技术,恐怖分子则为海盗提供情报或贿赂官员以保护其免于被捕。甚至,很多东南亚海盗已成为某些海上恐怖组织的成员,并参与相关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两者在组织形式上逐渐合而为一,经济目的与社会、政治目的相互交错。在此情形下,海上恐怖主义和海盗活动都不断扩张,东南亚海上安全蒙上一层巨大的阴影。

(三)意图分析:海上恐怖袭击的主观需求

恐怖袭击的目的在于通过极端暴力方式博得公众关注,制造大规模恐慌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海上恐怖袭击恰恰能满足恐怖分子的这一需求,因为在重要海域的一起恶性恐怖袭击事件能够造成大规模伤亡以及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环境灾难。因此,随着国际卫星、通讯技术的进步以及海上运输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恐怖分子逐渐将目光瞄准海洋。

游轮、渡轮以及大规模客运船只属于人口密集区,恐怖分子利用这一点,发动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造成严重的人员死伤。除此之外,大型豪华邮轮本身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地位和巨大的社会声望,恐怖分子选择豪华邮轮“下手”能够引发极高的社会关注,满足其曝光和政治宣传的需要。

当前,全世界有80%的货运通过海上运输,且遵循恰好满足市场需求和及时性原则,因此,一旦恐怖分子扰乱正常航运秩序,将会发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1999年,43964 艘重量超过300吨的船只从马六甲海峡通过;2006年,这一数字攀升至 62131艘。如果将超过100吨的船只包括在内,2006年,马六甲海峡船只通量达到94000艘。据估计,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41000艘。据估计,2020年,马六甲海峡石油运输总量将翻倍,达到每天2亿桶的运输总量。假设马六甲海峡油轮遇袭,首先将会影响 市场石油供应,引发国际油价震荡。除此之外,马六甲海峡航道狭长、货运繁忙,遇袭油轮长时间搁浅会影响其他航运业务的正常运营,也会加剧替代性航路拥堵状况,同时也将带来保险费用激增等一系列连带反应。

另外,值得警惕的是,海上恐怖袭击可能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原油运输、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运输同样倚重海上运输,一旦航运船只遇袭造成原油或者毒害物质泄漏,将会造成严重的海洋环境污染,海水的流动性会加剧污染的扩散性,从而危害海洋生态环境。东南亚沿海国家尤其是依赖捕捞业发展的国家会受到严重影响,导致渔民失业,影响国家经济社会稳定。(注释略)


本文系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中国东南周边地区安全机制构建研究”(14ZDA087);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二战后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与演变研究”(15BSS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文刊登在:《东南亚纵横》2019年第四期。
2020年1月2日作者同意在CGE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January 8,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东南亚海上恐怖主义威胁及其治理(下)
戴瑾莹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郑先武  CGE合作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三、东南亚海上恐怖主义治理机制

东南亚海上恐怖主义的潜在威胁与巨大危害促使东南亚各国加强海上反恐合作,从国家内部、双边、次区域、区域和多边层次展开了涉及海上巡航与监测、信息共享、反恐演习、反恐能力建设、反恐司法合作等多方面的打击海上恐怖主义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区域内国家主导

恐怖组织一般主要活跃于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如自由亚齐运动和伊斯兰祈祷团活跃于印度尼西亚,阿布沙耶夫组织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活跃于菲律宾南部等。因此,恐怖主义的治理首先有赖于区域内相关国家。一方面,他们在国内采取综合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则积极开展与区域内国家的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深受恐怖主义侵扰的东南亚国家主要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为有效减少恐怖主义威胁,这些国家采取了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法律、意识形态和教育等多样化措施在内的综合反恐措施。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将海上贸易视为国家经济命脉,因此,高度重视海上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恐怖主义与海盗之间的联系。2002年,新加坡作为亚洲首个响应的国家与美国签订《集装箱安全倡议》(CSI);2004年,新加坡成立国家安全协调秘书处(NSCS)以促进国家机构之间的反恐合作;2008年,在原有《制止资助恐怖主义法案》的基础上,新加坡又颁布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法案》,2月成立了“反恐融资协会”,旨在阻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流动。除了以上的直接性反恐措施,新加坡还注重通过社会教育的方式从根源上解决恐怖主义问题。政府鼓励温和的穆斯林学者和教师向穆斯林社区发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言论。2003年4月,新加坡成立宗教康复中心,针对激进主义开展公共教育。

另外,东南亚国家之间也积极开展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20世纪90年代,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之间分别签署了海上巡航协定但收效不佳,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双边合作几乎停滞不前。随后,区域内国家开展了多边合作。2002年5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签署《情报交换和建立信息处理协议》,协议要求在安全事务上紧密合作,加强边界的巡逻及情报信息交流,采取联合行动,共同追捕恐怖分子以及取缔洗钱、走私、偷渡等活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为维护马六甲海域的稳定与安全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2004年,印度尼西亚提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加强马六甲海峡海上巡航。7月,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MALSINDO)协调巡航计划推出,来自三个国家的 17 艘军舰在马六甲海域执行全年次的巡航任务。2005年,马来西亚提倡加强海上空中巡航,三国推出“天空之眼”(Eyes in the Sky)计划。2006年,该合作机制发展为“马六甲海峡巡航协定”,包括巡航制度和“天空之眼”计划,由三国官员组成的联合协调委员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侧重于巡航、空中监测和情报共享。以“马六甲海峡巡航计划”为模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于2017年6月开展苏禄海三国交界地带海上联合巡航;同年10月,三国又启动了“三边联合空中巡逻”。

(二)区域合作机制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呈现出与其他恐怖组织甚至与海盗互相勾结的趋势,国家主导的反恐模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因此,东南亚地区开始探索以区域力量补充国家反恐力量的不足,逐步建立了区域反恐机制。东南亚区域反恐机制以东盟为核心,不断完善法律框架和行动指南,推动构建多边反恐协商平台,大力建设和利用现有的反恐执行机构, 形成了具有东盟特色的海上反恐机制。

东南亚地区反恐以《东盟反恐公约》(ACCT)为法律框架。2007年1月,在菲律宾宿务岛举行的第十二届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国家签署了《东盟反恐公约》,这是东南亚地区安全领域首份具有法律约束性的文件。2013年1月11日,马来西亚向东盟秘书长交存批准书,至此,《东盟反恐公约》已被10个东盟国家全部批准,东盟为实现政治和安全共和体蓝图又迈出了一步。根据《东盟反恐公约》,东盟国家遵循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原则,履行反恐义务,东盟设立专门机构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反恐合作,加强反恐技术培训,采取合作行动追踪东南亚地区可疑的资金和人员流动。这项公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起诉和引渡罪犯提供了共同程序,例如在法庭程序中使用视频会议设施等。公约要求建立地区反恐数据库,加强了各机构之间尤其是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为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提供了基础。

东南亚地区反恐以《东盟打击恐怖主义全面行动计划》为行动指南,从东盟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外部力量层面就打击恐怖主义制定了具体措施。除了关于反恐的情报、数据共享,反恐联合演习,阻断恐怖组织资金流动,加强武器管制,推动执法与司法合作方面的规定,该行动计划还强调对恐怖主义追根溯源,从源头上采取措施根除恐怖主义威胁。

东南亚地区积极搭建协商平台,建立了国家之间的反恐合作对话机制。2003年,《东盟第二共同宣言》(《巴厘第二宣言》)提出了建立东盟共同体的目标,海上反恐是东盟构建安全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东盟首脑会议等传统对话形式,东盟针对恐怖主义还构建了专门性协商平台:一是东盟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2001年11月5日,在第三届东盟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上达成《东盟打击恐怖主义联合行动宣言》;2009年,在第七届东盟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上达成《东盟打击恐怖主义全面行动计划》,为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基本性行动指南。二是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地区论坛作为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平台,通过两个渠道(政府和民间)展开对话:第一轨道由各国政府提出议题,组织协商会议;第二轨道是由非政府组织的会议,通常由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ISIS)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主办,其形式是以第一渠道的议题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2003—2017年,东盟地区论坛针对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举行会间会,同时针对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举行专题研讨会,如2002年在美国夏威夷州火奴鲁鲁举行的反恐怖主义经济措施研讨会、2003年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举行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事后管理研讨会以及2015年和2017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支持恐怖袭击受害者的专题研讨会等。三是东盟海事论坛。2010年,根据《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东盟海事论坛成立。2010年7月,第一届东盟海事论坛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举行,会议讨论了互联互通、海事安全、人员和船只搜救等相关问题。2011年8月,第二届东盟海事论坛在泰国芭提雅举行,会议讨论了各国面临的海盗、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海啸和原油泄漏等挑战,目的是扩大东盟在海事问题上的集体利益,探讨建立一种共同的合作方式。四是东盟国防部长会议。2004年11月,在老挝万象举行的第十届东盟峰会上通过了《东盟安全共同体行动计划》,该计划规定东盟每年度举办东盟国防部长会议,该会议成为东盟国家通过防务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协商平台。2014年,在缅甸举行的第八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上通过了2014—2016年工作计划,同意设立东盟国防部长热线以便处理危机与紧急事务,特别是海上安全问题。2018年2月,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于新加坡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东盟国家严重关切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问题,进一步强调通过区域、次区域层次以及联合外部力量开展反恐合作的重要性。

东南亚地区还积极利用和搭建反恐执行机构,不断提高区域内国家反恐能力和执法水平。2003年7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立了东南亚区域反恐中心(SECTC),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分析恐怖活动和发展地区训练程序,指导相关会议,促进各成员国现有的调查、情报、监控、侦察、管理和报告能力。训练的内容主要包括为执法人员设置的心理战和情报收集课程、炸弹及爆炸物的探测、爆炸后的调查、机场安全、护照的安全和检查等课程。1999年,泰国曼谷国际执法学院(ILEA)成立,该机构通过核心课程、专业培训计划以及区域研讨会等方式提供高质量的培训与技术援助,尤其侧重于提高警务人员的调查和管理技能。与之类似,位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执法合作中心(JCLEC)通过为专业警察提供专

业性培训如情报收集与犯罪调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以及通过其他犯罪或者非法活动资助极端主义的团体。

(三)区域外力量的参与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东南亚国家逐步认识到自身在资金、设备、技术和能力上的不足,因此,通过联合区域外力量以促进自身反恐能力建设,达到更好的反恐效果。目前,东南亚地区基本形成区域外国家支撑、私人安全公司补充的区域外“借力” 反恐形式。

1.国家行为体

首先,区域外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积极开展双边反恐合作,合作范围涉及情报交流、军事演习和司法合作等方面。以美国为例,“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开展反恐行动,东南亚地区也不例外。2002年1月,美国与菲律宾签署《美菲后勤互助协定》草案,对美国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进入菲律宾做了具体规定;2002年5月,马来西亚与美国签署《对抗国际恐怖主义合作宣言》,规定两国将在交换和分享情报等方面加强合作,并通过培训和各种活动提升各自的反恐能力。为了打击阿布沙耶夫等恐怖组织,自2002 年1月以来,美菲双方在菲律宾南部进行了将近6个月的“肩并肩 02—1”联合军事演习。随后,双方相继举行了“肩并肩 02—2”“水上准备合作训练—02”等大小近10次军事演习。

其次,区域外国家通过参与东盟安全机制的方式推动东南亚反恐建设。东盟重视外部伙伴力量,通过“东盟+1”“东盟+3”和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等形式吸引区域外国家参与东盟反恐机制。以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为例,2013年 9月9日,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首次反恐演练在印度尼西亚国际和平安全中心举行,来自该合作机制18个成员国的500多名军人参加此次演练,各参演国以恐怖主义分子袭击海上油轮和图谋对某大型活动实施爆炸袭击为设定背景,集中交流、展示自身的反恐政策和行动能力。2016年5月,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海上安全与反恐合作联合演习在文莱穆阿拉海军基地的多国协调中心进行,参演国的军舰和兵力在港岸与海上展开反恐科目演习,包括编队航渡、海上搜救、临检拿捕、扫海警戒、跟踪监视和直升机互降等。

2018年10月,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通过《东盟防长扩大会关于反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联合声明》,重申携手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并称将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成立反恐专家小组等措施加强防务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再次,区域外国家积极倡导在东南亚海域建立相关安全合作机制以共同维护海上安全。2002年,美国提出《集装箱安全倡议》(CSI),旨在通过与港口政府合作加强货物查验,甄别安全风险,预防恐怖事件的发生,东南亚地区诸多港口参与其中。2004年,美国提出《地区海上安全倡议》(RMSI),旨在通过情报共享、美国舰队定期巡航实施有效拦截,阻断恐怖主义威胁。在日本的倡议下,2004年,《亚洲地区反海盗和武装劫船合作协定》(ReCAAP)得以通过,并建立了信息共享中心(ISC)。东盟十国以及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六国积极开展信息交换、海上安全能力建设以及安全执法合作。尽管这一协定并非直接针对海上恐怖主义,但是,情报共享和海上防卫能力建设等举措对于反恐无疑大有助益。

2.私人安全公司

东南亚地区海上恐怖袭击频发迫使许多商船雇佣私人安全公司应对海盗及恐怖组织的侵袭,维护船员与货物的安全。私人安全公司能够提供覆盖面较广且优质的海上安保服务,能够有效地解决东南亚海域国家海上防卫能力不足与东南亚海上航道重要性之间的矛盾,无疑为东南亚海域航运安全提供了一颗“定心丸”。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安全问题私有化趋势已发展到东南亚地区,大批来自欧美国家的私人安全公司—如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的哈特公司(Hart)——积极参与到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中,在战略位置重要、海上运输业务繁忙的马六甲海峡更是如此。私人安全公司针对马六甲海峡安全的陈述、报告及评估已经对当地政府、企业的决策和公众产生了影响,私人安全人员甚至会定期参与有关马六甲海峡安全的会议,他们提供的安全报告通常会出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

四、东南亚海上恐怖主义治理机制的成效及前瞻

(一)东南亚海上恐怖主义治理成效及不足

近年来,通过多层次的合作与“铁腕”治理,东南亚地区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得到强有力的遏制。2015年12月下旬,印度尼西亚警方于爪哇岛逮捕了企图在圣诞节期间制造恐怖事件的恐怖分子。2016年,新加坡逮捕了27名孟加拉国籍疑似“圣战” 分子。同时,得益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的严密巡航,2016年,该海域附近的武装劫船事件发生几率大大降低。

东南亚地区结合地区恐怖组织发展的特点,探索出以区域内国家为主导、以区域合作机制为补充、欢迎外部力量参与的恐怖主义治理机制,具有显著特色。从治理领域而言,东南亚海上反恐实现了治理恐怖主义与维护海上安全的二维联动:一方面注重传统陆、空恐怖主义治理经验与技术的运用;另一方面则重视恐怖主义的海上转向,将海上反恐与大力打击海盗、海上劫持船只、人口偷渡等海上犯罪活动相结合,共同维护海上安全与稳定。正如新加坡军方根据具体情况总结出来的一句话:“我们不知道使用这种船只的是海盗还是恐怖分子,因此最好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从治理主体而言,东南亚海上反恐力量覆盖区域内国家、地区性组织、区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多个主体,构建出双边、次区域、区域、多边合作机制,从点、线、面层面实现网状反恐。从治理过程而言,东南亚反恐覆盖事前预防、事中联合行动和事后司法合作等三个环节。事前预防侧重于反恐演习、情报信息共享、反恐警务培训等;事中联合行动侧重于警务和军队部门之间的执法合作;事后司法方面则注重起诉、引渡合作等。

然而,就目前而言,东南亚海上反恐机制仍存在诸多不足:

第一,东南亚的海上反恐目前仍处于依附于陆、空反恐措施和打击海上犯罪的状态,针对海上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特点的专门性治理举措很少,这将成为未来海上安全建设的重大薄弱点。

第二,东南亚强调沿线国家主导的内向型反恐, 大大制约了反恐合作的有效性。鉴于殖民统治的历史以及东南亚国家与区域内以及外部国家存在的诸多海上领土争端,东南亚国家对主权持坚决维护的态度,对外部力量介入本国事务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在反恐问题上同样如此。例如,2004 年,美国提出《地区海上安全倡议》(RMSI),随后新加坡回应道,国际援助对于充分巡逻海峡是必要的;但此举却遭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强烈反对,他们怀疑美国将以反恐的名义派驻军舰在本国海洋领土范围内进行反恐巡航,认为这是对其主权的严重侵犯。因此,东南亚国家普遍坚持海上安全属于国家的独立责任,区域和外部力量在反恐过程中只是补充,有其参与的限度。然而,由于东南亚各国在反恐上的态度和积极性上大有不同,这就使得以国家为主导的反恐措施有效性不足。例如,受恐怖主义严重侵扰的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均将恐怖主义视为严重威胁,呼吁采取综合措施坚决治理。但是,如泰国和柬埔寨等受恐怖主义影响较小的国家则对反恐持消极态度,他们一是担心激化国内穆斯林群体的极端宗教情绪,二则担忧强力反恐会影响本国旅游行业的发展。

第三,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强调协商性而非强制性的合作。1976年2月,首届东盟首脑会议签署《东盟友好合作宣言》,该宣言正式确立东盟合作的原则,即各国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认同;各国有权保持其民族生存,不受外来干涉、颠覆或压力;互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或争端;放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缔约国内实行有效的合作等。东南亚国家对主权问题极为敏感,因此在合作中强调不干预性、非强制性的原则,东盟组织在其中更多起到的是协调作用,其凝聚力和强制约束力都相对薄弱,远未形成类似欧盟的高效、快速、协调一致的运行机制。

(二)东南亚海上恐怖主义治理机制发展前瞻

东南亚海上反恐机制仍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 区域内国家、东盟以及区域外力量等多方主体应妥善解决反恐合作中存在的矛盾,补充、完善反恐合作环节,标本兼治、多方并举、多轨并行,共同营造稳定、和谐的海上环境。

一方面,海上反恐要平衡协调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要处理好捍卫国家管辖权与主权让渡之间的关系。既要尊重和理解东盟国家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传统,也应当放弃绝对主权的观念,适当让渡主权,否则会使反恐机制的构建与运行障碍重重甚至落空。第二,要处理好协调性方式与强制性执行之间的关系。东南亚国家在长期合作中形成非强制性原则,但现实问题是,脱离了强制性执行的有效限制,海上反恐合作经常会产生“搭便车”的现象,最终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必须平衡好二者的关系,坚持分情况讨论,对于定期性的反恐演习和巡航,可视国家具体情况选择性地参与,而对于罪犯引渡、情报共享和证据提交等关键性环节则必须“铁腕”执行。第三,要处理好治理海上恐怖主义与其他海上犯罪活动之间的关系。海上恐怖主义与其他海上犯罪活动尤其是海盗活动在实际中常常难以区分,在实际操作中,海上反恐也是依托于其他打击海上犯罪机制而运行的。但是,如上文所述,海上恐怖主义与海盗具有本质性的差别,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在构建一体化海上安全机制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海上恐怖主义与其他海上犯罪活动在打击手段和量刑等方面的区别。

另一方面,东南亚海上反恐机制应从细节着力, 完善反恐环节,确保反恐环节顺畅衔接。这需要从事前预防、事中行动以及事后保护三个环节具体入手,严密打击海上恐怖主义。

首先,就事前预防的角度而言,东南亚国家应从长期和短期措施着手,从根源上解决恐怖主义泛滥的问题。从根本上看,东南亚诸国应从长远出发,解决国家政治混乱、经济衰退和社会不安等问题,这是系统性工程,应循序渐进,坚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统筹的原则。从短期视之,东南亚应通过广泛教育与宣传良性的民族和宗教思想,着重关注恐怖组织极端思想宣传、恐怖人员招募、恐怖分子输送等行为,防止极端恐怖思想进一步蔓延。完善安保与检查体系,完善船只登记检查制度,提高技术水平,加强对人员和货物的事前查验。同时,应当普及海上安全知识,切实提高船员安全意识,为船只配备相应的安全设施,从而提高其防御能力。

其次,海上反恐联合行动应着力推进警务和司法层面的合作。第一,提高区域内国家海上防卫能力。这一方面要靠区域内国家充分重视海上恐怖主义威胁,增加海上安全部队,扩大海上经费开支,切实提高自身的反恐实力。另一方面,东南亚海域安全与区域外国家的海上经贸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区域外国家也要进一步增加对东南亚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投入,改善区域内国家军队和执法机构的巡航、监视和封锁能力。第二,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反恐合作向纵深发展。以反恐刑事合作为例,合作范围不应局限于文书送达、调查取证等司法协助内容,更应当包括海上恐怖主义犯罪联合侦查、情报交流与共享、涉案财产查明与没收、移送管辖、刑事裁判的承认与执行等领域。第三,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恐怖分子的追捕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因此,必须构建区域内全覆盖的情报信息交流网络,设立24小时不间断巡航监控机制,堵住恐怖分子企图藏匿的任何死角。通过定期举行海上反恐演习,提高各国执法部门联合行动水平,从而执行反应迅速、配合默契、协调高效的追捕行动。

再次,打击海上恐怖主义不应只到追击恐怖分子为止,而应关注海上恐怖袭击所造成的后续连锁反应。这就需要合理评估海上恐怖袭击所造成的危害,建立海上恐怖袭击应急反恐机制,对海上恐怖袭击有可能造成的经济和环境等问题有效应对、及时止损。同时,加强对公民的保护以及对受害者的援助,既要关注显性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也要关注隐性的精神伤害,对于情节严重者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五、结语

长期以来,东南亚国家维护海上安全的重点是打击海盗活动、武装劫持船只、毒品交易等海上犯罪活动,对于海上恐怖主义的威胁重视不足。然而,近年来,东南亚地区恐怖势力活动蔓延至海上,利用东南亚海域安防条件的脆弱性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通过联合其他恐怖势力以及海盗团体频频在海上制造恐怖事件,成为东南亚地区挥之不去的巨大梦魇。对此,东南亚国家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首先,区域内国家从国家内部打击恐怖势力,同时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多边层次合作;其次,东盟充分发挥其协调功能,从立法、对话机制创建及执行平台搭建等多维度开展海上反恐合作;再次,东南亚国家积极向区域外国家、国际组织及私人安全公司借力以弥补自身海上反恐能力的不足。

然而,东南亚海上反恐机制仍面临针对性不足、有效性不强、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未来仍留有较大的完善空间。一方面,东南亚海上反恐机制要从宏观上协调好捍卫国家管辖权与主权让渡之间的关系, 平衡好协调性方式与强制性执行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治理海上恐怖主义与其他海上犯罪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既要完善事前预防、事中行动及事后保护这三个环节的细节,又要努力使各个环节环环相扣、衔接顺畅。(注释略)




本文系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中国东南周边地区安全机制构建研究”(14ZDA087);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二战后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与演变研究”(15BSS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文刊登在:《东南亚纵横》2019年第四期。
2020年1月2日作者同意在CGE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January 8,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曾向红、陈科睿: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上)

曾向红,CGE合作专家,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陈科睿,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激进化”(radicalization)这一术语兴起于“9·11事件”之后国际社会不断上升的研究与安全的需要:不仅学术界希望理解个体或群体是如何从普通公民转变为恐怖分子的,安全部门也需要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在此背景下,激进化的概念被引入恐怖主义研究与安全领域,用来表述个体或群体在成为恐怖分子前所经历的思想、行为的变化,即接受极端主义思想、从事恐怖活动。为对这种变化加以解释,学者们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开展研究,涌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这些研究成果之间也存在不少争议。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除了便于理解激进化理论范式的演变过程并厘清它们之间的异同外,还能为本文构建相应的分析框架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激进化的理论模型及其争议

一般而言,模型主要有两种作用,一是用来代表某一理论,二是通过省略或缩小范围等方式,对现实加以简化之后再进行描述。所以,即便是对同一个现象的解释,也会因学者们在构建理论时选取变量(或因素)及对变量组织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当然,这并不是说围绕某一问题领域的所有理论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不同的理论模型在经验解释力上存在强弱之分,理论的发展总是经验解释力强的理论取代经验解释力弱的理论的过程。在激进化研究领域,围绕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思想激进化”(cognitive radicalization或radicalization of opinion)与“行为激进化”(behavioral radicalization或radicalization of action)的区分是否必要这两个问题,不同的理论模型在经验解释力上存在一定差别。

(一)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

最初的理论模型将激进化视为一个线性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包含若干前后相继且顺序固定的阶段,每一阶段又存在特定的因素影响个体的进一步激进化。因此,这种模型被称为“线性模型”(linear model)、“阶段模型”(stage model)或“阶梯模型”(stairway model)。例如兰迪·博鲁姆(Randy Borum)用于描述恐怖主义心态(terrorist mind-set)演变的四阶段模型,库因坦·维克托洛维茨(Quintan Wiktorowicz)提出的个体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四阶段模型,法萨利·莫哈达姆(Fathali M. Moghaddam)提出的通往恐怖主义的六阶段模型,纽约警察局情报部门提出的恐怖分子激进化四阶段模型等。虽然这些线性模型具有直观、简洁的优点,并得到了一些安全机构的认可,但从经验解释力上看,线性模型存在明显不足。

以纽约警察局提出的激进化模型为例,可以发现关于恐怖分子激进化的四阶段模型具有重大缺陷。该模型描述了西方公民被发展为恐怖分子的四个阶段,即“前激进化”(pre-radicalization)、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灌输(indoctrination)、“圣战化”(jihadization)。前激进化阶段描述了个体走上激进化道路之前的环境和自身因素,包括血统、宗教、教育、生活方式、邻里关系以及社会地位等。前激进化阶段的个体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通常是年龄在35岁以下的男性穆斯林、为居住在西方国家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有中产阶级背景、受过良好教育等。自我认同阶段是指受经济危机(失业、社会流动受阻)、政治危机(歧视、种族主义)、社会危机(涉及穆斯林的国际冲突)以及个人危机(家人死亡)的影响,个体开始探索“萨拉菲主义”(salafism),并依据萨拉菲的哲学、价值和意识形态重建自身认同。灌输阶段是指个体完全接受了“圣战萨拉菲”(jihadi-salafi)的意识形态,认为对“异教徒”(国家或个人)使用暴力是合理的、必要的。“圣战化”阶段的个体作为恐怖组织的一员,接受了参与“圣战”(jihad)的义务并自称为“圣战士”(mujahedeen)。最终,恐怖组织开始策划恐怖袭击。 

在该模型的第二个阶段,作者说明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个人危机导致个体之前所持有的信仰被动摇,并且开始愿意接受新的世界观,即“认知开放”(cognitive opening)。但那些已经经历过“认知开放”阶段的个体并不一定会“追寻宗教”(religious seeking),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等世俗的意识形态也是可供替代的选择。即便默认“认知开放”的个体尝试从宗教中寻找其不满或怨恨的根源,但从第二个阶段的“萨拉菲主义”到第三个阶段的“圣战萨拉菲主义”的跨越也不是自动实现的。依据实践形式的不同,维克托洛维茨将“萨拉菲主义”划分为三个派别:“纯洁萨拉菲”(purists,宣教等非政治、非暴力行为)、“政治萨拉菲”(politicos,合法的政治活动)和“圣战萨拉菲”(jihadis,暴力行为)。因此,“圣战萨拉菲”仅是“萨拉菲主义”的一支,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性。即使认定个体完全接受了“圣战萨拉菲”的意识形态,从事恐怖活动的个体也并不一定拥有极端主义思想。如据研究者对加入“基地”组织(Al-Qaeda)成员的动机进行分析后发现,至少有四种动机驱使其加入恐怖组织:寻求复仇(revenge seeker)、寻求地位(status seeker)、寻求身份(identity seeker)、寻求刺激(thrill seeker)。 

除了纽约警察局提出的激进化模型,上文提及的线性模型均表现出两点不足:其一,线性模型预设每个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即经历过前一个阶段后才能到达下一个阶段。这也意味着如果个体通过了该模型的所有阶段,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从事恐怖活动。然而从现实来看,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这种顺序、线性的发展过程,激进化是以非连续的方式发展的。因此,哈菲兹和马林斯不主张使用“过程”这一词语来描绘激进化现象。其二,线性模型的每个阶段之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有些阶段之间的关系是微弱的,甚至是缺乏经验证据的,故将其整合为一个发展过程,既夸大了每个环节的因果强度,也忽视了现实可能存在的多样性。尽管有学者用“子集”(subset,用以表述处于某一阶段的一部分人会进入到下一阶段,另一部分则不会)、“决策树”(decision-tree,用以表述处于某一阶段的个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进入到下一阶段)等概念对线性模型加以改进,但这些修正仍然停留在线性的阶段式研究中,不能对现实存在的多样性加以解释。鉴于线性模型存在的诸多问题,后来的学者们基本放弃了将激进化视为一个连续演进的过程,如克拉克·麦考利(Clark McCauley)和索菲娅·莫斯卡连科(Sophia Moskalenko)提出的政治激进化十二机制  与双金字塔模型,哈菲兹和马林斯提出的激进化拼图等,就体现了超越线性模型的尝试。

(二)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是否必要

绝大部分线性模型(博鲁姆的理论模型除外)将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视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然延伸。基于此,这些理论模型希望通过揭示个体或群体接受极端主义思想的根源与路径,来理解和预测恐怖主义行为。反映到定义上,这些学者界定的激进化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原因(接受极端主义思想)与结果(从事恐怖活动)。依此逻辑,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或机会(如获取武器等),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个体或群体就会从事恐怖活动。因此,如果能够阻止这些人在思想上变得激进,那么也就能阻止其从事恐怖活动。然而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这种观点都存在一定问题。从理论上看,个体或群体拥有极端主义思想与其从事恐怖活动之间并无充要关系,思想上的极端主义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引发暴力的政治行为。同样,恐怖主义行为的产生,可能受、也可能不受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行为”的偏见,忽视了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多种动机。从实践上看,由于忽视了没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个体或群体也有可能从事恐怖活动,从而给安全部门预防与应对恐怖活动造成了重大困扰。为弥补这些缺陷,部分学者认为有必要将激进化区分为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两个维度,并尝试提出各自的解释机制与两者的互动模式,如博鲁姆的理论模型、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的理论模型、哈菲兹和马林斯的理论模型等。

然而彼得·诺伊曼(Peter Neumann)明确反对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认为这样做阻碍了对于激进化的整体理解,其核心观点如下:其一,暴力具有内在的政治属性,因此,恐怖主义团体及其成员是根据其意识形态界定的。从纵向上看,自现代恐怖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展现出明显的跨国特征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anarchist terrorism)、“反殖民恐怖主义”(anti-colonial terrorism)、“新左派恐怖主义”(new left terrorism)、“宗教恐怖主义”(religious terrorism)四波发展浪潮。基于此,诺伊曼主张选择一个复杂的研究路径,尝试解释为什么特定的信仰体系能够和特定的群体共鸣,相应地,哪些因素的结合能够解释这种共鸣的缺失。其二,任何试图理解个人行为路径而不关注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理论尝试必然是肤浅的。从社会运动的视角来看,恐怖主义可被视为人类集体行为的一种类型,它可能是完全合法的、和平的,也可能是偶尔非法的、暴力的,这个界限其实是模糊易变的。而作为恐怖组织的成员,也应该对组织的意识形态有所了解和认同。

尽管诺伊曼的上述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对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二分法的质疑几乎不得要领。其一,赞同将激进化区分为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两个维度的学者认为,激进化这一概念过于含混,对该概念的使用会削弱我们的研究和对其做出有效反应,但这绝不意味着在研究行为激进化时完全可以不用考虑思想因素,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之间毫无互动。如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提出的政治激进化十二机制涵盖了微观(个体)、中观(群体)和宏观(大众)三个层次的激进化现象。三个层次的关系是嵌套式的,宏观层次的机制能够影响微观和中观层次的机制,微观层次的机制也能够影响中观和宏观层次的机制。从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区分的角度来看,微观和中观层次的机制是行为激进化的机制,而宏观层次的机制会导致大众思想的激进化。由此可见,诺伊曼强调的一个复杂研究路径恰好是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指出的宏观层次的思想对微观、中观两个层次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其二,行为激进化既包括策划、实施恐怖袭击,也包括参加恐怖组织这一特殊类型的社会运动。这意味着,参加恐怖组织的个体无论其行为方式如何,都表现为行为上的激进化,这与安全部门的努力目标一致,即阻止个体加入恐怖组织。更重要的是,恐怖组织的成员未必都具有极端主义思想。一是因为个体加入恐怖组织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二是因为恐怖组织并不会对每个成员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教育”,有相当一部分恐怖分子在加入恐怖组织后,就被任命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

综上所述,关于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后来的学者们认为激进化是以非线性、非连续的方式发展的。关于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是否必要,部分学者认为极端主义思想并不是暴力行为的先导,两者之间也不存在着一个传送带。由此可见,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是否必要这两个问题,共同构成了区分激进化模型的两个维度。它们是关于激进化研究的主要理论模型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有些理论模型将之明确化,而有的只是隐晦提及。


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作者并不否认思想激进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前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极力鼓吹对平民开展自杀式恐怖袭击、质疑并试图颠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原则,从而决定了国际社会与宗教极端主义之间几无对话的可能。大体而言,与行为激进化相比,思想激进化更难进行识别和研究,安全部门也难以对其进行治理,这主要与极端主义思想内在、私有的特征相关。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们难以把握极端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更遑论通过观察现象来构建理论。从实践上看,极端主义思想难以去除,这给去思想激进化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与之不同,行为上的激进化现象能够被观察,这极大地便利了学术研究和安全工作的开展。从动机上看,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可以提炼出多个解释机制(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的理论取向)。鉴于此,有研究者建议从理论综合的角度分析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而非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各异动机(哈菲兹和马林斯的理论取向)。从实践上看,行为上的激进化能够被识别,因而安全部门也容易实施各种反行为激进化措施,如挫败实施恐怖袭击的图谋、阻止人们参加恐怖组织等。同样,基于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各异动机,对其实施针对性的去行为激进化措施也方便得多。

在对恐怖分子激进化的研究成果做了简要的梳理之后,我们可以尝试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明确本文分析框架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第一,恐怖分子的行为是有逻辑的。这意味着精神病理学对恐怖分子人格特征(如抑郁、焦虑、疯狂等)的描述是无效的。第二,这种逻辑是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既然恐怖分子拥有正常的人格,那么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如案例研究、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来分析他们为什么从事恐怖活动,从而提炼出相应的解释机制。第三,不存在一个可以涵盖所有行为激进化现象的解释机制。由于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来分析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即广义理论(general theory)的建立,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有助于涉及某个复杂社会事实的众多经验数据;其二,有助于揭示未被重视或挖掘出来的因素、机制、途径之间的交互作用;其三,有助于我们衡量获得的经验和理论层面的进展。尽管整合性分析框架以一种恰当的方式统合了研究领域的大部分因素,但其普适性是相对的,而非过度广义化的,更不是万能的。

鉴于此,本文尝试将构成行为激进化的因素区分为三类:推动因素、拉动因素和中介因素,其划分标准是作用方式的不同。推动因素即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其作用方式是“排斥”。在激进化的经验研究中,这些负面情绪主要是个体或群体的失控、焦虑、羞辱、不满、怨恨等情绪。拉动因素表现为恐怖组织提供的“圣战”、重建“哈里发国”(caliphate)、“末日决战”(an end-times battle)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其作用方式是“吸引”。此外,人际网络(network)、虚拟网络与大众传媒在促进情绪感染和意识形态灌输中发挥着中介因素的作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个体的行为激进化路径一定是推动因素、拉动因素、中介因素三者合力的结果。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既可以以任意组合的方式发挥作用,也可以单独发挥作用,这取决于具体的案例。所以,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在理论归类上位于图1的右上方,与哈菲兹和马林斯的理论取向相同。当然,由于激进化这一术语产生于“9·11事件”之后,所以本文选取的推动因素、拉动因素和中介因素的举例均在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激进化天然地与宗教等因素相联系。

二、行为激进化的推动因素: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

一般而言,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主要指以下两种类型:其一,个体的负面情绪,主要来自于家人或朋友的死亡、理想或现实的挫折、暴力或创伤的经验等;其二,群体(或处于群体中的个体)的负面情绪,主要来自于结构性改革的迟缓、地区的持续动荡、外部势力的干预、主流社会对特定群体的排斥等。鉴于个体的负面情绪来源很容易理解,因此下文将着重从来源上分析第二种类型的负面情绪。

(一)本体不安全与失控感、焦虑情绪

全球化影响恐怖主义的机制之一,是其引发的社会变迁导致大量民众体验到强烈的“本体不安全感”(ontological insecurity),这为恐怖组织提供替代性的身份或公共产品进而招募成员提供了机会。“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时间上连续和有序的感受,这关乎人们习以为常的惯例、信仰、价值观等攸关身份内容的稳定。在社会环境大体如常的情况下,人们的本体安全不会遭遇挑战。而当出乎意料的情况打破了人们日常的认知和行为,就会引发人们对现状的失控感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情绪。因此,要理解本体不安全的个体或群体加入恐怖组织的原因,就需要分析他们的失控感、焦虑情绪从何而来。

在中东地区和阿富汗,结构性改革的迟缓、地区的持续动荡是导致这些地区民众体验到失控感、焦虑情绪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各国为顺应全球化趋势,推动了结构性改革。这种改革在破坏该地区原有社会结构的同时,未能有效地向民众提供安全、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从而使他们经历了严重的本体不安全感。中东各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所导致的本体不安全感,实质上是社会环境失常所导致的失控感、焦虑情绪。更重要的是,中东变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美国发动的战争、国家内战导致的地区动荡结合在一起时,会引发更强烈的失控感和焦虑情绪。以伊拉克为例,美国入侵伊拉克破坏了原有逊尼派穆斯林占主导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该地区持续的动荡。与此同时,新组建的马利基政府也未能向民众提供有效的安全、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为缓解失控感和未来命运的不确定性,许多逊尼派穆斯林开始支持恐怖主义,或直接加入“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以反对马利基政府。在“伊斯兰国”招募的人员中有许多前伊拉克复兴党(Baath Party)的成员,如巴格达迪的两位地区代理人——阿布·穆斯利姆·图尔克马尼(Abu Muslim al-Turkmani)和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 Anbari)——是前伊拉克复兴党的成员。当然,如果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后,不能重建该地区的社会结构并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那么由客观环境失常所导致的焦虑情绪可能升级成怨怼,甚至演变成仇美情绪。

(二)身份遭到蔑视与羞辱感

外部势力的干预不仅会引发中东地区和阿富汗民众的羞辱感,也会激起世界其他地区穆斯林的“道德义愤”(moral outrage),这有可能导致他们行为上的激进化。羞辱感不同于羞耻感。羞耻感来源于自我叙事的不统一或自我的言行分裂,而羞辱感则是身份遭到蔑视后所产生的情绪反应,它“紧密地与关于‘荣誉’与‘尊重’的观念和认知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大地贬低一个人的自尊(或他人对你的尊重)从而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的社会过程”。羞辱感在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存在,致使其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羞辱文化”(the culture of humiliation)。尽管并非产生羞辱感的个体或群体均会从事恐怖活动,但羞辱文化构成了许多穆斯林被恐怖主义所吸引的深层原因。  因此,要理解恐怖分子“为承认而斗争”的行为逻辑,就需要分析外部势力的干预是如何导致伊斯兰世界存在普遍的羞辱感,这既包括苏联、美国等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入侵,也包括西方价值观念的传播。

其一,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美国在中东地区驻军、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在阿布格里布监狱虐囚等现象,均会使穆斯林认为,外部势力在占领自己的领土、掠夺自己的资源、打击自己的同胞,从而引发他们强烈的羞辱感,这具有驱使被羞辱一方使用暴力进行报复的行动倾向。2001年“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的恐怖袭击,就是恐怖分子试图消除美国对穆斯林的羞辱,同时羞辱美国所做的尝试。同样,“伊斯兰国”也宣称穆斯林受到了美国的羞辱,理应还击以重新恢复尊严。如扎卡维在阿布格里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尚在发酵时,发布了一条录像并说道:“当我们的宗教遭人践踏,一个自由人如何能不理不睬?眼见我们的信仰流血,眼见我们的男女同胞在阿布·格莱布(阿布格里布——引者注)监狱中遭遇羞辱与非人折磨……我向你(美国总统——引者注)发誓,阿布·格莱布(阿布格里布——引者注)监狱里男女同胞的尊严,必须要用血与灵魂偿还!接下来,你会看到很多副血肉模糊的身躯,很多装载尸骨的棺木。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像这样死去。” 

其二,西方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的传播,也会引发伊斯兰世界普遍的羞辱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来,自身的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价值规范是“新文明标准”(new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而伊斯兰世界的价值观念则是“非文明”的,是需要依据“新文明标准”治理和改造的对象。基于此,美国给某些阿拉伯国家贴上了“流氓国家”“无赖国家”或“邪恶轴心国”等标签,并在伊斯兰世界积极实施“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策动“颜色革命”。而在伊斯兰世界的民众看来,西方国家区分的“文明国家”与“非文明国家”,并不是真的基于民主、人权等价值规范,而是以是否支持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划分的。

(三)身份冲突与不满情绪、怨恨情绪

为弄清哪些因素能够导致冲突区域之外的人们加入“伊斯兰国”,学者们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国家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和“外籍战士”(foreign fighters)这一全球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分析,研究指出融入主流社会的困难和意识形态因素是这些“外籍战士”加入恐怖组织的主要原因。  从现实来看,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大多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他们同时拥有两种文化身份或认同(bicultural identity),一是所在国的主流文化身份,二是由原籍国继承来的身份。即使文化期望(cultural expectations)确实不同,但他们可以在两种身份之间切换作为避免冲突的策略。然而对于某些问题,身份之间的切换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履行与一个身份相关的期望是以牺牲另一个身份为前提的。对一些穆斯林而言,管理这两种身份的困难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和危机。因此,要理解西方国家本土恐怖主义(homegrown terrorism)产生的主要原因,就需要分析穆斯林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为何对后者持有不满、怨恨等负面情绪。

其一,西方国家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简称“恐伊症”)会导致穆斯林的不满。“恐伊症”指的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不加选择地持以消极态度或负面情绪,如反感、恐惧、愤怒、仇恨等。尽管“恐伊症”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存在,但西方国家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下,使“恐伊症”进一步扩大。自“9·11事件”以来,在美国至少有160名穆斯林从事恐怖活动,虽然这只是美国每年发生的数千起暴力行为的一部分,但政府的起诉和媒体的报道给人们的印象是穆斯林与恐怖主义有关。作为“嫌疑群体”,当西方国家采取安全措施来识别潜在的恐怖分子时,穆斯林“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怀疑和监察的对象,这加深了他们的不满和抵制行为。如美国的部分穆斯林曾组织起来反对联邦调查局的网站,该网站曾刊文指导教师和学生识别那些与暴力极端主义有染的穆斯林。更糟糕的是,当西方国家的“恐伊症”与“恐外症”(xenophobia)结合在一起时,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的猜忌和厌恶情绪急剧上升,甚至演变为反对穆斯林群体的民粹主义浪潮。事实上,西方国家持有的“恐伊症”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遭遇猜忌的穆斯林有可能出现更多的行为激进化现象,如此形成猜忌——暴力回应——猜忌的恶性循环。 

其二,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使他们产生“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相对剥夺感是指与某一标准相比较,个体觉得自己或自己所在群体状况更加糟糕,并产生愤怒或怨恨的情绪反应,即想得、应得、怨愤于未得。相对剥夺感作为一个因素经常出现在不同学者的激进化模型中,如博鲁姆的激进化四阶段模型、莫哈达姆的激进化六阶段模型等。但这些学者并未对相对剥夺感是“个体相对剥夺感”(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还是“群体相对剥夺感”(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做出界定。事实上,两者的形成机制与引发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个体相对剥夺感是指与他人进行比较时,自己没有得到所应得的,这可能会引起沮丧等情绪和盗窃、破坏等行为。群体相对剥夺感是指将自己所属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时,自己的群体没有得到所应得的,这可能会引起对其他群体的偏见和非法阻挡道路、损坏公共财产等集体行为。依据这种区分,行为激进化所涉及的相对剥夺感其实是群体相对剥夺感。原因在于: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不针对单个穆斯林,而是对他们所在群体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对待。如据法国“紧急反种族歧视”协会的调查,有阿拉伯姓名的人在就业领域容易遭拒,也很难租到房子,进入高档夜总会被拒之门外的几率自然更高。对穆斯林的不公正对待,使他们产生自己是所在国家“二等公民”的强烈感觉,并未享受到那些标榜着自由、平等的社会所应该给予的平等对待,这加剧了他们对主流社会的怨恨情绪,有可能导致他们行为上的激进化。

当然,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不只是上文提及的几个方面,美国基于利益考虑支持“独裁”政权、在反恐过程中伤害无辜平民等,均在伊斯兰世界引发了普遍的愤怒、怨恨等情绪。虽然这些负面情绪的表现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负面情绪带有一定的反美主义色彩,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存在的诸多不公所做的反应。此外,关于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还需要做出几点说明:其一,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是一种主观体验,不能以客观环境来衡量。如相对剥夺感是个体或群体的自我感受,它涉及自我/自群体与他者/他群体之间的比较。不过,以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来确定某一个体或群体是否具有相对剥夺感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同人对同一客观刺激所产生的主观体验是不同的。其二,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能够通过开放的系统——如“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等——得到调节。如果这些负面情绪缺乏温和的释放渠道或既有的温和渠道不奏效的话,那么他们才有可能从事包括开展恐怖活动在内的反社会行为。其三,尽管前文似乎在某一具体类型的负面情绪与行为激进化之间建立联系,但体验到负面情绪的个体或群体并不一定从事恐怖活动,两者之间没有必然性。如体验到本体不安全感的个体或群体至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抛弃已有习惯或观念,接受新的现状,形成新的身份;另一种是维持原有身份,抗拒变化。即便个体或群体选择通过加入团体或组织的方式以获得本体安全感,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多种多样的团体或组织,加入恐怖组织只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可能性较小的选择。(注释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专项项目“中亚五国研究与数据库建设”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涉疆反恐形势、机制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资料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
2019年12月26日作者同意在CGE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December 31,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张元:英美智库网络安全研究:特点与倾向(下)

张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三、英美智库网络安全研究的核心话题


尽管不同智库对网络安全的研究议题各有侧重,但从根本上来看,它们都在探讨三对重要关系,即政府或企业参与网络活动,与个人信息安全、公民隐私自由之间的关系;网络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安全风险,与通过技术创新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之间的关系;网络安全的国内政策主张与某一国的国际战略之间的关系。

(一)政府或企业参与网络活动,与个人信息安全、公民隐私自由之间的关系。在公民隐私自由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平衡方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更突出国家利益,强调确保美国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为回应“棱镜门事件”揭露出来的美国情报机构对国内外进行广泛监控和窃听的丑闻,该中心就美国在平衡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的背景下如何保持重要的情报能力,进行了分析,比如建议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签订多边协议,将可持续加密政策拟定为全球电子产品市场的合法准则。凯托研究所则反对和抵制美国政府大规模监管和干预互联网,甚至认为政府行为在威胁网络安全,强调通过启迪公众网络安全意识,集合公众力量,形成对政府的制约与监督。“棱镜门事件”后,它声讨奥巴马政府对网络监控的纵容,与负责网络监控职能的美国政府部门之间关系非常紧张。查塔姆研究所注意到数据滥用对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危害,寻求提高数据管理的安全水平。在剑桥分析公司分享数千万份脸谱(Facebook)数据,对社交媒体的声誉造成巨大打击后,查塔姆研究所通过举办“声誉风险和数据”(Reputational Risk and Data)企业会员活动,披露了滥用个人数据相关的风险问题。它发布声明,称在没有关于数字隐私和安全规范的情况下,存在破坏互联网信任的可能性;呼吁必须保护个人和企业既要免受恐怖分子、犯罪集团滥用互联网的威胁,也要避免政府和企业收集和使用私人数据所造成的危害。

(二)网络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安全风险,与通过技术创新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之间的关系。布鲁金斯学会特别关注和看重技术进步导致的网络安全威胁,并通过一系列出版物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例如,《超越干扰:技术对治理的挑战》一书审视了千禧年后全球技术创新带来的好处和危险;《企业在解决人工智能道德困境中的角色》报告注意到,随着创新不断突破技术界限,技术公司越来越多地成为“数字主权国家”,通过企业实践、服务条款、软件编写等,制定越来越多的行为规则;《为什么政府必须帮助塑造人工智能的未来》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导致信息不对称,透明度降低,进而威胁自由社会。战略与 国际研究中心注重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维护网络安全。它认为在应对网络攻击方面,美国必须充分利用硅谷的创新优势。为此,网络政策工作组设置了硅谷分小组,以提供帮助。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还联合英特尔安全部门开展了一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网络劳动力调查,研究与网络安全工作人员相关的网络安全支出、教育计划、雇主动态和公共政策。凯托研究所则信奉通过市场竞争和互联网自身发展来解决网络安全问题。它认为,技术人员和互联网用户的集体智慧大大超过了任何政府监管机构,互联网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解决消费者担心的隐私保护问题的最好方案,是企业的信息服务竞争,而非政府监管。

(三)网络安全的国内政策主张与某一国的国际战略之间的关系。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络安全研究凸显了政府中心主义,肯定美国政府是解决国内外网络安全问题的核心角色和主导力量。其外交政策计划和治理研究计划,都是基于美国政府这个中心来分析地缘政治、大国政治、全球治理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与美国国务院、商务部等制定和参与网络空间战略的部门互动频繁,特别是“棱镜门事件”后,美国在制定全球网络空间行为规范上的努力受挫,它积极帮助美国政府摆脱困境,增加其在全球网络空间管理中的主导权。国际战略研究所被认为具有盎格鲁—撒克逊背景,其资助方主要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它关于网络安全的研究立场注重维护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寻求防范俄罗斯等非西方国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活动。比如,由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协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等平台,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强化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塑造有利于它们的国际舆论氛围。

四、英美智库的涉华网络安全研究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影响力的日趋拓展,涉华研究已经成为英美智库研究的重点。在涉华网络安全研究上,以上六家智库的基本倾向是“以批判为主,以合作为辅”。

(一)对中国维护网络安全的举措持负面评价, 甚至给予严厉批评。凯托研究所对中国网络安全治理持较为负面的看法,因为中国加强网络安全治 理与该研究所的自由主义理念相悖。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重视对中国网络安全相关产业政策、运营环境和法律规范进行研究,认定中国加强网络安全的举措为“创新重商主义”。对于中国要求关键行业数据存储境内化的政策,该基金会于2016年发布《最差创新重商主义政策》例行报告进行批评,认为这是变相的市场准入歧视;其 2017年报告又称,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行安全条款概念模糊,容易被随意操纵。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还对中国将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服务划分为电信业务而非计算机相关服务提出批评,认为这不仅规避了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也严重限制了国外公司的竞争。查塔姆研究所的网络安全研究与中国在互联网治理理念上存在巨大差异。它认为,中国不再满足使用国际规则,而是在幕后将网络世界置于国家政权之下;中国在治理网络恐怖主义方面的许多提议,可能是中国打击政治异议行为的表现。此外,它还对中国拒绝批准《布达佩斯公约》提出了质疑。

(二)视中国为英美两国网络安全的威胁,并寻求防范中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设立了中国网络展望(China Cyber Outlook)、中国创新政策系列 (China Innovation Policy Series)等项目,分析中国新兴信息技术与网络治理体制,通过关注所谓的“中国网络经济间谍”和中国网络作战能力等,宣传网络安全领域的“中国威胁论”。其中,中国网络展望旨在了解中国不断发展的网络空间治理方法的安全性和商业影响,帮助美国予以应对。该中心甚至认定中国同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对美国采取了强制性的网络攻击。2019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对华为公司与欧洲国家进行5G技术合作一事表示强烈关注,视之为中国政府为“建立全球信息情报网络”而先期采取的市场垄断行为,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损害。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建议美国政府加大对本国国内网络技术创新的支持,并迫使中国改变或撤消相关政策。2012—2017年,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一系列报告,认为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在威胁世界经济,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强力和完整的措施,以迫使中国停止“操纵市场”。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网络安全研究和相关活动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牵制。香格里拉对话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散布“中国网络威胁论”的平台。

(三)不否认中国是国际互联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希望加强同中国在网络安全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希望同中国开展网络安全方面的对话与合作。自2009年开始,该中心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共同举行机制性的网络安全二轨对话,就中美共同关心的网络安全议题进行交流,这促进了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也为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中断后保持沟通提供了渠道。布鲁金斯学会深度参与了同中国方面的交流与对话。2018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期间,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和布鲁金斯学会共同主办了互联网国际高端智库论坛,该论坛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三大品牌论坛之一。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强烈希望影响中国网络安全政策的制定,该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曾担任中美创新对话美方专家和2016年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数字经济与政策议题专家。针对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口安全评估公众咨询的通知草案》,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专门向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提交了《对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处理数据的评论》,认为该通知草案增加了数据管理和数据跨境转移的成本和复杂度,将破坏中国从数据驱动创新中受益的能力。(注释略)


资料来源:《国际研究参考》2019年第9期。
2019年12月16日作者同意在CGE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December 27,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张元:英美智库网络安全研究:特点与倾向(上)

张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网络安全是当前国际安全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各国虽然对网络安全的概念界定并不统一,但普遍认同网络技术发展对于国际安全和国家稳定可能带来的危害,赞同在网络空间管理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当前,欧美智库在网络安全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处于话题研究的前沿。分析这些智库在该领域研究中的议题安排和特点有助于中国研究机构积累经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拓展和特色建设。本文选取了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六家英美智库,即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CATO)、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IISS)、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探讨和总结它们在网络安全研究中的架构设置、基本特色、核心话题和对华倾向,以供参考。



一、英美智库网络安全研究的架构设置



英美智库在网络安全研究上有较为明晰的结构安排。研究被划归于不同的主题(Topic)、分主题(Sub-Topic)、计划(Program)和项目(Project)中。这种树状结构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家智库对网络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有着不同的认识。

(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将网络安全研究归入网络安全与技术研究主题,该主题被细分为网络安全,情报、监视和隐私,军事技术,空间,技术与创新五个方面,且各有侧重。例如,网络安全寻求解决网络安全威胁的综合性国家战略;情报、监视和隐私探讨公民隐私、自由与国家安全利益相冲突的问题;军事技术主要涉及网络战和网络恐怖主义;技术与创新侧重分析技术变革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具体执行网络安全与技术研究主题的是技术政策计划和国际安全计划。技术政策计划主要探讨数字技术的挑战及其如何重塑全球经济和社会,为全球受众提供网络安全、隐私和监控、技术创新以及互联网治理方面的分析和建议。国际安全计划分析网络安全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威胁,立足于军事。

(二)凯托研究所。凯托研究所的网络安全研究设置于电信、互联网和信息政策研究之中,但没有相应的研究中心和专门的研究项目支撑,甚至从电信、互联网和信息政策的五个子领域来看,凯托研究所也较少明确提及“网络安全”概念,仅阐述为“数据安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该研究所不重视网络安全研究。凯托研究所认为,互联网是保障和促进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限制政府权力的重要新兴领域,其研究关注点实际上是将网络安全延伸到网络自由和网络人权层面,对网络安全监管的负面效应进行深入探讨。

(三)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络安全研究渗透在不同的研究计划、研究项目和研究中心之中。在研究计划层面,网络安全是外交政策计划和治理研究计划的重要方面。在研究项目层面,其主旨鲜明地涉及网络安全的有人工智能与新兴技术倡议、数字经济与贸易项目、金融与数字包容性项目(参见表1)。



表1  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络安全研究项目


      在研究中心层面,该学会于2010年专门设置了技术创新中心(Center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该中心具体关注十个重点,即数字基础设施、移动经济、电子政务、数字媒体、技术转让、研究与开发、新兴技术管制、数字医学、数字金融服务、远程教育。布鲁金斯学会认为,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正在重塑行业,并可能在将来对社会、经济、安全和治理产生巨大影响。鉴于它们的重要性,必须了解这些技术如何运作,后果如何,以及如何在获得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利。技术创新中心的研究内容并不局限于网络安全,但网络安全由于其渗透性和综合性,因而是其核心议题之一。技术创新中心旨在提供影响美国和全球技术创新领域的公共辩论和政策制定研究,重点是识别和分析关键发展,为利益攸关方配制和宣传最佳方案,向决策者介绍改善创新所需的行动,并加强公众和媒体对技术创新的理解。


(四)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排名中常居全球科学技术类智库第二名,是美国最权威的科学和技术智囊。它主要围绕美国国家科技创新政策、科技创新与国家竞争力、互联网与信息产业政策等问题展开研究,在信息技术和数据领域处理网络安全相关议题,主要涉及网络安全、数据创新、电子政务、互联网、隐私、公共安全六个主题。另外,它还在技术政策待办事项清单(Tech Policy To-Do List)中列出了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政策建议(参见表2)。



表2  技术政策待办事项清单关于网络安全的政策建议


(五)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网络安全研究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在恐怖主义与安全主题下设置网络安全研究议题,侧重非传统安全视角;二是网络能力和未来冲突专题项目;三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中设置网络安全讨论。其中,网络能力和未来冲突专题项目旨在分析卫星、机器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在军事与情报领域的应 用;评估网络大国的能力,审查影响国家网络空间行为的法律和规范倡议;分析影响公民社会的新军事理论和技术,思考国家空间竞争的前景;寻求让主要网络大国的决策者与关键人物参与对话。该项目与网络安全议题的研究团队属同一团体。2018年和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分别设置名为“战 略技术及其全球影响”和“网络能力发展:防御意义”的分论坛,旨在确定还处于研发阶段的关键技术的发展程度,预测这些技术被引入政治、军事活动的时间表,评估其对国际权力平衡的影响。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网络安全研究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呈现:一是每周发布一次网络报告(Cyber Report),报道最新网络安全相关事件,并提供建议;二是就网络安全相关议题开展分析研究,如对中国维护网络安全进行跟踪评论;三是举办研讨活动。除了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外,国际战略研究所还多次举行与网络安全相关的讨论和讲座活动。如主题 为“网络力量如何重塑地缘政治”的讨论认为,网络已经以各种方式塑造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动态,并可能导致全球不稳定性的上升。“网络军备控制:在关联区域的不安全困境下降低风险”的演讲活动就如何缓和区域网络安全困境进行讨论。

(六)查塔姆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又名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其网络安全研究主要由国际安全部负责,重点进行以下三方面的工作:讨论打击网络犯罪和其他网络威胁的安全策略,特别是针对民用和军用核设备等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通过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et Governance),研究网络安全法律治理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探讨网络安全与全球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政策》(Journal of Cyber Policy)杂志是该研究所主办的分析网络政策的重要期刊。

查塔姆研究所的网络安全研究特别注重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与保护问题。它发布的《民用核设施的网络安全:理解风险》《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中的公私伙伴关系》《核武器系统的网络安全:威胁、脆弱性和后果》等报告认为,随着民用核设施越来越依赖于数字系统,其遭受严重网络攻击的风险正在日益增加;在紧张局势加剧时,针对核武器系统的网络攻击可能导致核武器的使用;英美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对待公私伙伴关系是一种模糊的安排,特别是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方面问题颇多;私人拥有和运营关键基础设施是潜在的国家安全漏洞。


二、英美智库网络安全研究的基本特点


英美智库有着比较成熟的运作机制。在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下,各家智库的研究理念和研究侧重可谓是百花齐放、各有特色,并且它们在与政府的长期互动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一)对网络安全的研究均秉承智库既有的研究理念,或者深受其影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是美国重要的保守主义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它在网络安全研究方面延续其一贯的保守主义倾向,强调采取全面的战略和措施维护美国网络安全利益。在设定网络安全与技术研究主题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强调,将在分析技术变革如何改变国家行为体的基础上,寻求保障美国安全的方法。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网络安全研究也偏向保守主义。它认为美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源于两点:一是美国政府长期奉行自由市场理念,对科技创新支持不够;二是其他国家采用非公平政策损害了美国的竞争力,而美政府对此反应过于温和。因此,它主张加强政府监管和支持力度,以应对网络安全问题。凯托研究所是美国自由主义派智库,研究理念深受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影响,强调发挥《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该研究所称其使命是通过“增加对公共政策的理 解”实现“有限政府、个人自由、市场经济,以及和平”的愿景。因此,其网络安全研究凸显出强烈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保障和维护自由市场、言论自由、个人隐私是它的出发点。凯托研究所的电信、互联网和信息政策研究的目的十分明确,即增进自由主义的美国信息政策制定,以及信息技术在自由市场原则下的发展。

(二)在军事、政治、经济、法律、技术等领域,每家智库的研究各有偏重。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网络安全研究侧重于技术与公共政策的交叉领域,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创新对网络安全和政府公共服务的影响,并提出具有较强的专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它鼓励通过技术创新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且由于重视技术 的务实特点,逐渐成为美国IT企业、互联网行业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网络安全研究偏重于国际政治、国际安全范畴,它的报告、分析、研讨活动大多围绕国家行为体展开,关注以国家为主体的网络活动,并评估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例如,它认为网络武器的崛起将会改变美国、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网 络空间和外层空间的军事与商业发展将会对未来国际和平造成影响。查塔姆研究所侧重研究网络安全的法律问题,它认为现有的网络犯罪国际法律框架是支离破碎的,没有统一的治理架构,而网络犯罪调查需要广泛的跨境协调,因此寻求促进网络安全立法,推动网络安全管理合法性。它非常关注英国脱欧带来的网络法律文本冲突与《欧洲委员会网络犯罪公约》(又称《布达佩斯公约》)的适用性问题,指出如果英国脱欧,欧盟委员会发布新的隐私盾(Privacy Shield)文本与英国政府公布的更新版《调查权力法案》(《窥探者章程》)之间将发生相互冲突,对英国数字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认为目前《布达佩斯公约》是管理网络犯罪的主要国际文书,但俄罗斯等国仍拒绝批准该公约是一个隐患。

(三)各智库均注重提升网络安全方面的舆论话语权和政策制定影响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肯定政府部门在网络安全的中心地位,主张保持与政府部门的紧密合作。其下设的网络政策工作组(CSIS Cyber Policy Task Force)认为,为实现网络安全工作的全面性和协调性,必须保持白宫的中心地位和领导力。例如,2014年11月索尼影业因电影 《刺杀金正恩》遭遇黑客攻击后,奥巴马政府应对不力而受到美国媒体和国会指责,对此,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迅速引导舆论关注,配合美国行政部门将朝鲜定性为幕后黑手,在关键时刻为美国政府背书。布鲁金斯学会特别注重研究成果传播:时常在国会作证,向决策者及其在重要问题上的助手进 行情况简介;设置技术库(Tech Tank)博客,提供有关美国和世界各地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评论;其学者经常向记者提供分析,并出现在电视和广播节目中,《纽约时报》也设有布鲁金斯学会专栏。此外,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有着丰富的传播经验和关系网络,如研究员尼科尔·特纳-李(Nicol Turner-Lee)曾担任多元文化传媒、电信和互联网委员会副总裁兼首席研究员,汤姆·惠尔(Tom Wheele)曾担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等。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深入参与美国政府网络安全决策,对相关部门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例如,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在制定新政策时就经常咨询它的意见。该基金会经常参加美国国会和政府部门听证,并会同这些机构举办政策讨论活动,如与 第四修正案咨询委员会共同举办专家小组讨论“保护加密的自由”(Protecting the Freedom to Encrypt)。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是美国科技创新领域的知名专家,曾供职于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政府;副总裁兼数据创新中心主任丹尼尔·卡斯特罗(Daniel Castro)于2015年被时任美国商务部长彭尼·普利茨克(Penny Pritzker)任命为商务数据咨询委员会成员。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网络安全研究团队拥有丰富的情报机构工作经历。例如,网络能力和未来冲突项目总监肖恩·卡纳克(Sean Kanuck)曾在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担任过美国首位网络问题国家情报官员,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国际信息安全专家组成员;高级顾问奈杰尔·英克斯特(Nigel Inkster)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了31年。(注释略)




资料来源:《国际研究参考》2019年第9期。
2019年12月16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公众号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December 24,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毕研韬:后现代主义视域下我国全球传播之要务

毕研韬,CGE高级研究员,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如今,信息需求侧早已巨变,而信息供给侧严重滞后。传播学上有个“不可沟通性”概念,是说有时候双方交流越多,分歧反而越大。我们需要的是扩大有效的信息供给。


提到传播策略,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五个W”上——“谁来说”“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了什么效果”,试图通过各环节各要素的优化组合来提升传播效果。恕我直言,这个思路有术,也有效,但有限。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全球传播,我们亟需提升自己的观察维度。

在笔者看来,新时代我国全球传播的首要任务是及时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的范式,改变我们对认知与传播的看法,大力提高国民的幸福感。如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我们越是坚定地试图影响别人,结果可能会越糟糕。在信息领域,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这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2013年6月29日,在西藏民族学院举办的“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我做了题为 “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的汇报,首次提出以战略传播指导我国涉藏对外传播。在近十年的探索中我发现,本质上战略传播与后现代主义的部分主张异曲同工。

一、正确认识传播的效果机理

有些人总是误解信息传播的效果机理,认为只要信息传播出去,就会必然产生不小的影响。在传播效果研究史上,这称为“子弹论”“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学说,事实早就证明这是脱离实际的臆想。

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总会受到诸多因素的中介(mediating,即调节),从而强化、弱化甚至逆转信息的影响,所以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美国畅销书作家史蒂芬·柯维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强调,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存在着一段距离,我们成长和幸福的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这段距离。与此同理,在传播过程中,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中介因素的作用往往大于信息本身。

9.11发生后,美国战略精英们从民间借用了战略传播概念。按照美军2007年修订的定义,战略传播旨在“创造、强化或维持有利于美国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即再造中介系统。美军指挥员手册要求驻外部队在与当地接触时,首先要理解对方,建立良好关系,而非急于传播观念。这正是我国亟待学习的。

物质决定意识,换言之,内容是第一性的,传播是第二性的:只有当现实得到极大改善,传播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美国地区与城市品牌专家西蒙·安浩认为,“国际声誉既不能靠传播打造,也不能靠传播改变”。他认为,国家形象的提升80%靠创造性工作,15%靠系统性协作,传播的贡献率只有5%。这是我们实施全球传播必须遵守的第一原则。

二、后现代主义传播过程

传统科学观的逻辑是,事实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科学家们只是发现事实和规律,教育和传播的任务是将事实真相和科学规律告知大众,引导世人尊重规律并利用规律来造福社会。但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眼里,所知大部分是知者的产物(What is known, in part, product of the knower)。换言之,现实不是唯一的,而是当事人在特定语境下自行建构的产物;真相也不是唯一的,而是一群人在共同探索中达成的解释共同体。

在传统学者眼里,后现代主义思潮无异于洪水猛兽,但在传播学者看来,意义本来就是主体间合作建构的产品。在后现代主义逻辑框架中,人们必须尊重各自不同的观点,培养适宜的对话关系,在高质量的交流中丰富和修正各自的认知,进而达成互相尊重或共同接受的理解——现实及其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一方拒绝合作,意义就无法生产,传播目标便无法达成。

三、现实中传播生态的变化

关于现实中传播生态的变化,可以从两个词语中一窥究竟:一是2016年《牛津词典》确定的年度词汇post-truth(后真相),二是近几年美国兰德公司倾力探索的truth decay(真相坍塌)。它们揭示的现象是:传统权威在消解,事实与逻辑已不如个人情绪和信仰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后真相”就是“后事实”:各有各的“事实”。当事实不再客观、真相不再唯一,这对公共生活和全球治理将产生什么影响?

一方面,如今信息已成为国家实力的四大支柱之一,另一方面,传播生态日趋复杂,传播成本急剧增加。对于传播环境的变化诱因,我曾经概括为“三元化”(信息多元化、价值观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而兰德公司研究员珍妮佛·卡瓦纳则认为,“很可能,‘真相坍塌’是社会不安与动荡的副产品。现在看来,这些看法都有失片面和肤浅,都只揭示了部分因果关系。

在信息时代,多元共存表征为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和去机制化。思想面前人人平等,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说教令人生厌。传播不再是主体间的事实传递和意义传输,而是平等协商生产事实与意义的过程。按照传统思维,语言现象应该符合语法规则,否则就是错误的。问题是,语法规则是如何产生的?显然是从语言习惯中总结出来的。站在更高维次上,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能机械地用既有理论去评价社会实践,而应从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去识别新范式、提炼新理论。真相永远在路上。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史,应成为时代风范。

信息时代万物皆媒。官方文本和非官方文本之间、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权威,文本之间、信源之间,要公平竞争。行为、缄默等非语言符号的作用凸显:一般而言,“做了什么”比“说了什么”重要,“没说什么”比“说了什么”重要,“谁来说”“怎么说”比“说什么”重要,“在什么时间、地点、场合说”也具有丰富的蕴涵。在当下,要深刻把握传播规律,官员们要培育现代传播思维,而学者们必须跳出传统学术思维。

四、“叙事治疗”视域下的全球传播

叙事疗法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想,其前提有二:(一)“知识诞生于知者的群体——我们所栖息的现实,是我们与他人共生协商的产物”。(二)关于生命事件的叙说,“没有描述出来的永远比描述出来的丰富”。据此逻辑,参照生涯咨询理论,笔者将叙事疗法视域下的全球传播过程描述如下:

第一阶段共构(co-construct)。传授双方一起创造适宜的对话关系,“共同将当事人过去及现在的经验以故事的形式显露出来”。这一阶段的实施要点是,当事人体认到平等、尊重、信任和安全的氛围。

第二阶段解构(deconstruct)。双方合作“打开更多的故事,让当事人看到不同的观点与例外”。这个阶段的要点是,协助当事人扩大其“生命空间”(life space),促使其在自我觉察中“顿悟”。

第三阶段重构(re-construction)。当事人以新主题(theme)重新串联相关情节(episode),发现可能忽略的事实和意义,也就是重写“总体叙事”——对社会现象的整体描述,进而更新社会认知。

叙事疗法的机理是,通过充实内容、重新解码等方式来重构语境,进而改变情节的意义。符号学强调,符号的意义产生于具体语境中;语境改变了,符号的意义就随之改变。就像学校的铃声,正在上课时响起,就是下课铃,而在休息时响起,则是上课铃。这正是重构传播环境的意义所在。

在叙事治疗视角下,传播者必须赢得当事人的信任,自由出入当事人的主观世界,在平等交流中唤醒当事人的自我觉察意识,在重新构建的语境中消化其经验——尤其是心中的不平与愤怒。在具体作业中,下列提示如运用适当,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究竟是什么让你感到不平?(二)请将心中的不平清晰说出来。(三)这为什么让你感到不平?(四)别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吗?(五)你为什么不接受其它视角?(六)其它视角有可取之处吗?(七)你现在能超越自己立场吗?(八)你心中的不平有所缓解吗?

不同于传统宣传,叙事疗法避免了生硬的外力干预可能引发的抵触和不快。由上可知,叙事疗法视域下的全球传播是一种精英传播观,意图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来重塑环境。这正是战略传播的思维,也是当今世界切实可行的全球传播方略。这一范式在国内反极端主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五、后现代主义全球传播之道

先贤云:“以俗眼观纷纷各异,以道眼观种种是常”。其实只要站在稍高的维次上,便会明了时代对我们思想和行为的种种限制。孙子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科学和实践都已证明,先知己,才能知彼。如不跳出个人思维,不提升个人维次,就很难觉察自己所受的局限,也就无法真正“知彼”。

那么,怎样才能改善我国的全球传播?对其答案的不同期待,折射出提问者不同的意识层级。我的看法是,如不能从根本上重塑传播生态,微观上的任何努力都是权宜之计,最终不过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那么应怎样重塑传播环境?笔者提三条建议:

第一,尊重科学。这是提高我国传播水平的总原则。如何体现尊重科学?首先,厘清决策者的职责。领导不是神,所以不是万能的。决策者的职责是制订目标和原则,剩余工作应交给专业人士完成。其次,制订科学的评估机制。为此应讨论:运动员可否兼任裁判员?这个问题不解决,尊重科学就是一句空谈。

第二,开放包容。信息传播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用于赢得人心,但只有彼此开放才能实现目标。要提升我国软实力,信息传播就必须更加开放包容,逐步但坚定地减少话题禁忌。可控的“脱敏”有助于提升公众免疫力和政府公信力。尽管“脱敏”初期会带来困惑、不安乃至震荡,但长远看,利远大于弊。

第三,划定红线。我们倡导“脱敏”,鼓励对话,是基于后现代主义的现实观:现实是多样的,真相不是唯一的。我们包容差异性,但这绝非无底线地放任自由,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清晰的红线。所以涉藏涉疆传播要自觉承担反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的重任,要密切关照边疆地区人民的文化归属感和国家认同性。

六、“上善若水”对全球传播的启迪

《老子》说:“上善若水”,意思是完美的状态应该像水,其中的“善”非指善良。在全球传播方面,水能给我们无穷的智慧与启迪,其思想价值取决于我们的维次。水至柔至刚,刚柔相济,克柔克刚;水避高趋下,随方就圆,无色无味;水微则无声,巨则澎湃。这正是王者风范。因其谦下圆融,虽有似无,“故能出入于无间”。我们修谦卑,讲策略,不是软弱,更非无能。

按某些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信息传播系统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行使国家权力,当然其有效运行是以强制性国家机器为后盾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太极图说》云:“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如把传播系统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必然导致阴阳失合,于民于国有害无利。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庭如此,国家亦不例外。《孔丛子·居卫》云:“有此父斯有此子”。国为父,民为子。因故,厚以待民,吉;薄以待民,凶。要改善国家形象,只能从政府做起。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辈肩负重大历史责任,当积极稳妥地求新求变。祈望我国全球传播成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世界秩序的一股有益力量。

在信息时代,面向未来的传播制度应是创新驱动、科技制导的。众所周知,全球动力性武器存在明显的代差,譬如我国歼20战机被认为是第四代(后来有人称之为第五代),其实非动力武器同样存在代差。2016年我在《战略研究》上刊文指出,我军第二代制脑战武器应具备的八大特征。

我国精英高度重视信息与传播的价值,但其理念和手段亟待更新。经验已经证明,形势越敏感、越复杂,越适于战略传播。《周易·乾卦》曰:“亢龙有悔”,现在是时候反省了。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每一项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几乎都是先打破传统,打破旧思维,而后才成功的。信息传播岂能例外?改变自己,才能影响世界,这是我国全球传播面临的首要任务。


(本文系作者在“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宣传报道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后经修订润色刊登于《对外传播》2019年第9期。)

2019年11月28日CGE网站获授权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December 24,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周明、雷环瑞:“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与“伊斯兰国化”(下)
周明,CGE合作专家,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副主任。


雷环瑞,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三、“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伊斯兰国化”

“伊斯兰国”继承了圣战萨拉菲思想。就其意识形态与圣战萨拉菲五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而言,很难说“伊斯兰国”有较大的发展。从对现状诊断的逻辑到行动的方式而言,“伊斯兰国”并没有突破圣战萨拉菲中已有的理解。不过,作为后来居上的恐怖主义势力,“伊斯兰国”在继承既有圣战萨拉菲思想基础上,引入了其他伊斯兰教思想,进一步将圣战萨拉菲思想极端化,打造出现今最为极端的“伊斯兰国”意识形态。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有学者总结为:“认主独一”,宣扬“圣战”,实行“真正”的伊斯兰教法,以自身领导下的穆斯林团结代替民族主义,强调“天启末日论”以及极端的教派主义主张。其中前三点比较显著地来源于圣战萨拉菲思想。而被认为是“伊斯兰国”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与显著特征的教派主义思想,特别是将什叶派视为叛教者的主张,实际上并没有脱离圣战萨拉菲思想将行为纳入信仰评价与“认主独一”行为化的观点。而在为自身主张做辩护时,“伊斯兰国”选择性的解读《古兰经》、圣训的做法,显然利用了萨拉菲思想在教法方面复兴的“伊智提哈德”,使得本意为使伊斯兰教法能够适应时代变迁所打开的“创制之门”被“伊斯兰国”所利用。除了继承圣战萨拉菲思想,“伊斯兰国”运用其他伊斯兰教思想展现了三大特色:第一,建立“哈里发国”,实现全方位“圣战”,而不仅是“防御性圣战”。第二,更为极端地开展塔克菲尔实践。第三,浓烈的“天启末日论”色彩。

首先,通过扩大“圣战”针对的目标与建立“哈里发国”,“伊斯兰国”走向全方位“圣战”。其一,“伊斯兰国”扩大了“圣战”所针对的目标。恐怖组织为了发动恐怖袭击,需要对自身行为寻求合法化。圣战萨拉菲思想便是恐怖组织寻求恐怖袭击合法化的依托。在“圣战”恐怖袭击合法化的处理上,传统的思想家泰米叶、库特布、法拉杰、马克迪西等人关注的是政权统治者,将未能依据伊斯兰教法统治的统治者通过“塔克菲尔”原则的使用判定为“卡菲尔”,从而合法化对“非法”的政权的“圣战”。本·拉登的导师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以及“基地”组织则通过“外敌”的入侵合法化对苏联、美国等国家的“圣战”恐怖袭击行为。尽管“圣战”思想的宣传为“圣战”行为本身以及参与其中的“圣战者”披上了合法外衣,但对于平民的伤害这些思想都不能做到合法化。面对这一问题,“基地”组织将平民与“叛教”政权或“外敌”政权强行判定为合作关系,从而将对政权的“外敌”与“叛教”判定应用平民,认为被袭击的平民与“外敌”或“叛教”政权合作,因而也是“外敌”或“叛教者”,从而合法化对平民的袭击。尽管“基地”组织试图进一步合法化对平民的袭击,但其合法化的核心思想依旧是因政权“非法”或“外敌”攻击而招致“圣战”攻击,平民被视为“非法”政权或“外敌”的一部分。

“伊斯兰国”则将“圣战”与暴力对象的扩展推向了极致。在《达比克》第7期《伊斯兰是执剑而非和平的宗教》一文中,“伊斯兰国”称先知穆罕穆德降下四把剑,分别是针对以物配主者的剑、针对不信者的剑、针对伪信者与叛教者的剑、针对反叛者的剑,并分别引用《古兰经》文本(9:5、9:29、9:73、49:9)作为依据。在“伊斯兰国”看来,“圣战”将一直持续进行,直到“异教”与“伪信”的消亡,最终“信仰独归安拉”。同在《达比克》第7期中,“伊斯兰国”撰文《灰色地带消亡》,将与它主张对立的学者、宣教者、教派以及“叛教”的政权和“十字军”异教徒视为敌人。《达比克》第5期发布的《保持与扩张》一文中,“伊斯兰国”更声称“即便所有的基督徒、犹太教徒、偶像崇拜者与无信仰者不屑,‘伊斯兰国’都将会扩展到地球的每个角落”。

除了“非法”的政权、外敌两大传统圣战萨拉菲思想中的“圣战”目标,“伊斯兰国”从个体层面合法化其暴力行径。以对同性恋者为例,“基地”组织将同性恋称为腐化和不道德行为,并没有明确的称同性恋者为“卡菲尔”或要求死亡处罚。“伊斯兰国”则对主张同性恋行为则毫无包容,在《达比克》第7期中,“伊斯兰国”歪曲引用圣门弟子的论述,称同性恋为罪行,并应当判处火刑。可见“伊斯兰国”的“圣战”目标是全方位的。从个体层面合法化了对平民的攻击——个体因没有遵循“伊斯兰国”的主张而成为“卡菲尔”,“伊斯兰国”将圣战对象扩展到除了自身之外的所有组织与个体。

其二,“伊斯兰国”通过建立“哈里发国”,为开展全方位圣战提供“合法性”。在伊斯兰教中,允许发生战争的情况有三种:第一,信士们遭受侵犯。第二,拜主的场所遭到破坏。第三,在真主的援助下,扩展伊斯兰教。但这三种战争不是都需要每个穆斯林参与。在伊斯兰教中,向伊斯兰世界之外扩展伊斯兰是进攻性“圣战”,是一种集体义务,在保证胜利的前提下,不需要每一位穆斯林的参与;而在伊斯兰世界抵御外部攻击的防御性“圣战”,属于个体义务,即每个穆斯林须尽到的义务。“基地”组织通过将犹太人以及美国塑造为伊斯兰世界的侵略者,从而宣称对其开展“圣战”是每位穆斯林的个体义务,以防御性“圣战”作为合法性来源。显然,对于“伊斯兰国”的全面“圣战”而言,仅开展防御性“圣战”是不够的。在伊斯兰教中,除了遭到进攻时“圣战”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个体义务,还有两种情况使得“圣战”成为穆斯林应尽的个体义务:一种是穆斯林参战,因参战行为使得“圣战”成为“圣战”参与者的个体义务;另一种是领袖要求成年公民出征。通过建立“哈里发国”自称“哈里发”,“伊斯兰国”获得了以“领袖”身份命令穆斯林个体参与“圣战”的“正当性”。而且从伊斯兰教的历史来看,传统哈里发继承制度的实际破坏,以及存在的不同哈里发国家建立方式,使“伊斯兰国”能够利用历史一定程度上“合法化”“哈里发国”的建立。

其次,“伊斯兰国”的另一特性是对“塔克菲尔”的极端运用,突出表现在其秉持的教派主义观点上。“伊斯兰国”前领袖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认为西方敌人终究会被驱逐,而什叶派则是逊尼派“眼前与危险的敌人”,较之于美国,什叶派的危险与危害性也更大。在《达比克》第13期中,“伊斯兰国”直接宣称什叶派为“卡菲尔”。除了什叶派,在“伊斯兰国”的叙述中,反对者以及不支持者都是叛教者。如在《达比克》第1期《伊玛目的概念》一文中,“伊斯兰国”引用圣训“你们中谁喜悦脱离火狱进入天堂,就让他笃信安拉和末日地归真,就让他对待人们就像他喜悦人们对待他那样。谁向伊玛目宣誓并表示矢志效忠,就让他尽力服从。如果有人出来和伊玛目争权,你们应当砍断他的脖子”,实质将反对者摆向叛教的地位。同时在《达比克》第7期“灰色地带消亡”一文中,“伊斯兰国”提出没有灰色地带和中间地带的主张,认为不支持它的“伪信者”会“将他们的头埋进沙里,不敢暴露出来……直到大部分阿拉伯人背叛伊斯兰,与叛教者的战争发生时,伪信者蜂拥加入错误的阵营”,进一步将不支持者视为叛教者。“伊斯兰国”无差别地将不支持其主张的人判定为“卡菲尔”的观点被称为“扎卡维教义”。这一判定方式,与萨拉菲纯洁派所继承的艾布·哈尼法思想截然不同,相较“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对于“塔克菲尔”的使用也更为极端。尽管“基地”组织同样使用“塔克菲尔”作为清除异己的手段,但在“塔克菲尔”的裁定与处罚的严厉性方面并不如“伊斯兰国”极端。这是因为“基地”组织始终将团结穆斯林大众视为重要目标,如在写给扎卡维的信中,艾曼·扎瓦赫里(Ayman Zawahiri)反对扎卡维对于什叶派的攻击,要求他团结广大穆斯林,同时告诫扎卡维“大部分穆斯林不能理解甚至不能想象这种行为”。

最后,浓烈的“天启末日”思想,同样是“伊斯兰国”醒目特征。末日思想一方面影响着“伊斯兰国”战略的选择,另一方面为其“哈里发国”建立提供思想来源。“伊斯兰国”不遗余力地攻击伊拉克与叙利亚,就深受“天启末日”思想的影响。叙利亚阿勒颇地区是圣训中的“末日决战”之地,“末日来临之前,鲁姆人将驻扎在埃尔玛格(一说是达毕格),当时麦地那的一支大地上最优秀的军队出城阻截……当他们抵达沙姆时,旦札里出世。排好阵列,正准备厮杀,突然有人宣礼,尔撒圣人下降,率领他们礼拜”。这段圣训描写的末日来临前的决战,也正是“伊斯兰国”所说的与“十字军”的决战。受这一段圣训启发,扎卡维首次将美国军队描述为“末日决战”中的罗马人,认为自己代表全部穆斯林在“末日决战”中参战。扎卡维所说的“星火已经在伊拉克点燃,而它会在安拉的允许下旺盛,直至在达比克烧掉十字军异教徒”,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官方杂志《达比克》的引言。而《达比克》以及《罗马》的名称,显然也与这段“末日决战”圣训密切相关。

“伊斯兰国”崛起地伊拉克,同样在伊斯兰教的末日思想中有着一定地位,它是伊斯兰教诸多预言里救世主马赫迪(Mahdi)出现先兆中的末日战斗之地。“伊斯兰国”第二代领导人阿布·艾尤卜·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深信着马赫迪即将到来,他的许多决策被认为是源于对于末日思想的笃信。为了在“末日决战”中帮助马赫迪,马斯里在上任几个月便建立“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斯兰教中的末日救世主马赫迪,在伊斯兰经典文本中有着多处叙述。如“谁将会在末日出现,他是被正确指引的哈里发与伊玛目中的一位,但并不是拒绝派所等待的”,“马赫迪来自于先知穆罕穆德的家族,安拉将会在一夜之间指引他”。马斯里对末日的笃信,甚至引起了其内部成员的反对。早在2007年,“伊斯兰国”首席教法学家向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头目抱怨,“对于末日迹象的错误理解是‘伊斯兰国’的错误之一。如果问题仅限于此将会很好处理,但这个问题已经扩散到我们相关领域的圣战工作中。例如,他们宣称马赫迪将会在一年内出现,因而扬言在三个月内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并且发布命令直到末日来临,战士不准从战场撤退。这对于我们的兄弟而言是危险的”。

“伊斯兰国”建立“哈里发国”,也与末日思想紧密相连。被诸多逊尼派圣战者与末日信徒解读为哈里发将会在末日重建的圣训是:“先知穆罕穆德说:‘只要安拉愿意,先知将会在你们中间。然后安拉将带走他,如果安拉意愿如此。之后将会出现依从先知道路的哈里发,只要安拉的愿意,它将存在于你们中间。然后安拉将带走它,如果安拉意愿如此。之后将会出现刻薄的君主统治,只要安拉的愿意,它将存在于你们中间。然后安拉将带走它,如果安拉意愿如此。之后将会出现残暴的君主统治,只要安拉的愿意,它将存在于你们中间。然后安拉将带走它,如果安拉意愿如此。之后将会出现依从先知道路的哈里发。’语后,先知沉默。”“伊斯兰国”充分利用这一段圣训,在反驳“基地”组织斥责其过于极端时,“伊斯兰国”称“依据经典与先知道路的伊斯兰国度在与你们的敌人战斗,你们要在大地上加强它、荣耀它、援助它、建设它。使它成为依从先知道路的哈里发”。“伊斯兰国”宣称建立“哈里发国”之后,叫嚣“在那些屈辱的边界被移除,民族主义的偶像被打破之后,除了依从先知道路的哈里发,一切都不会留下”。“伊斯兰国”所说的“依从经典与先知道路的伊斯兰国度”和“依从先知道路的哈里发”,显然受到了末日哈里发圣训的启示。通过对伊斯兰经典中关于“天启末日”相关文本的利用,“伊斯兰国”为自身的暴力行径以及“哈里发国”的建立披上宗教合法外衣。与此相对,“基地”组织则对“天启末日”观点无动于衷。“末日信仰”的确是伊斯兰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关末日的论述更多是使得道德具有绝对性和神圣性,主旨在于劝善戒恶。而“伊斯兰国”则试图构建末日即将来临的图景,赋予建立“哈里发国”的合法性以加强号召力。

“伊斯兰国”在继承圣战萨拉菲思想之余,极端强化了与其他圣战萨拉菲团体的区分,增强了自身的“正统性”,为其进行国际动员能力提供了话语资源和动员工具。“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伊斯兰国化”——用末日思想合法化的全球领导地位,用极端的“塔克菲尔”实践推行全面的圣战暴力,合法化并建立其“领袖”,推行极端暴力——使得“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极端程度超出以往的“圣战”组织。“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全球传播,以及其对恐怖袭击的随意授权,使得全球潜伏着难以评估的恐怖主义威胁。

四、“伊斯兰国”极端化的条件以及对“圣战”运动的影响

圣战萨拉菲思想所形成的对现实问题完整的诊断与行动的体系为“伊斯兰国”继承。萨拉菲思想的教义、教法主张,特别是后者,为“伊斯兰国”所利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其解读宗教文本的权利,以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解读。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与其他伊斯兰教思想的利用,构成了“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

“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伊斯兰国化”,是对中东社会变化的把握。进一步展开来看,萨拉菲思想在中东地区的流行,为“伊斯兰国”利用萨拉菲思想提供了大量受众基础。中东动荡的政治环境以及大国的介入,则给予了“伊斯兰国”兴起的政治机会结构。伊拉克较为广泛存在的教派主义、“天启末日”等思想的基础则被“伊斯兰国”所利用,吸纳到自身的思想主张中。根据皮尤调查中心2012年的调查,教派主义的思想颇有市场,93%的受访伊拉克人(其中逊尼占42%)认为伊斯兰教是唯一通往天堂的信仰,相应地在接受调查的39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穆斯林认为沙里亚法只有一种正确解读。末日思想同样也有广泛支持,98%的伊拉克受访者认为天堂是永久的奖赏,超过半数的受调查穆斯林相信马赫迪将在有生之年来临,72%的伊拉克受访者同样相信这一点。“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对圣战萨拉菲思想进一步“伊斯兰国化”与上述社会环境因素息息相关。“伊斯兰国”利用穆斯林群体的本体不安全感,通过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与改造,实现了自群体与他群体更清晰的区分,从而为缺乏本体安全的穆斯林提供了更强的群体身份认同,展现了更高的国际动员能力。

“伊斯兰国”不仅通过极端化获取了更强的动员能力,从在互联网上引起的关注来看,“伊斯兰国”取得了更显著的成功。“伊斯兰国”不仅开创了恐怖组织利用社交网络进行宣传的先河,而且在网络上引发了超越以往恐怖组织的关注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全球网民对“伊斯兰国”关注甚至远超对恐怖主义的关注,尽管在此期间恐怖主义在互联网上引起的关注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峰值。同时,相较“如何加入‘基地’组织、博科圣地或塔利班”,以“如何加入‘伊斯兰国’”为关键词的搜索也创造了记录。尽管“伊斯兰国”在地面受挫,但它在网络世界中掀起的关注热潮仍未完全冷却,甚至已成为恐怖主义的象征。“伊斯兰国”所激发的全球网民对恐怖主义关注热潮以及自身的巨大影响力,为“独狼”恐怖分子的扩散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与群体身份。自2013-2017年间,西方不断增加的“独狼”恐怖袭击,显示了“伊斯兰国”等“圣战”恐怖组织的影响,其意识形态也可能持续扩散。

但是,“伊斯兰国”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实践,对于整个圣战萨拉菲激励下的恐怖主义而言并非是一个利好。作为第一个从“基地”组织脱离、并且是第一个对“基地”组织在恐怖主义“事业”中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的组织,“伊斯兰国”的极端化使其获益颇丰,但这种受益很难说会促进恐怖主义的发展。社会运动理论中的“竞争升级”(competitive escalation)指出,群体的竞争将导致竞争各方的极端化。竞争中一方的获益将会导致另一方的反制,因而开启“对抗循环”(protest cycles),使竞争各方走向极端导致冲突升级。多纳泰拉·波塔(Donatella della Porta)进一步指出“竞争升级”将会使宗教恐怖组织陷入派系冲突。与“竞争升级”相类似,“出价更高(outbidding)”机制表明竞争中的恐怖组织为了获取领导力与影响力,展现自身的能力,将会升级暴力行为。史蒂芬·内梅斯(Stephen Nemeth)的研究认为,宗教恐怖主义与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更可能发生“出价更高”现象。而无论恐怖组织走向派系冲突,还是“出价更高”实行更极端的暴力,二者都可能使恐怖组织走向灭亡。

“基地”组织高层在应对“伊斯兰国”的挑战中谨小慎微,哪怕在其分支与“伊斯兰国”发生暴力冲突时,“基地”阻止也仅是在口头上对“伊斯兰国”进行批评。尽管双方出现一定程度的“竞争升级”,特别是“努斯拉阵线”与“伊斯兰国”之间,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并没有发动全面的对抗。“伊斯兰国”是否会与“基地”组织联合,其极端化倾向是否会趋于温和,更多的取决于“伊斯兰国”未来的发展。“伊斯兰国”所开启的圣战萨拉菲恐怖组织之间明朗化的竞争,对于整个圣战萨拉菲恐怖主义难以说是一种利好。时至今日,尽管“伊斯兰国”不断遭遇打击,但塔利班、“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零零散散爆发的冲突从未停止,一定程度上表明圣战萨拉菲恐怖主义组之间的冲突已经形成。“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在全球扩散所带来的影响仍需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而这种“圣战”组织间的冲突给圣战萨拉菲带来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亚萨拉菲与恐怖极端势力的关系及其对新疆安全的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


资料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
2019年11月28日作者同意在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December 24,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周明、雷环瑞:“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与“伊斯兰国化”(上)

周明,CGE合作专家,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副主任。


雷环瑞,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自2014年宣布建立“哈里发国”以来,“伊斯兰国”迅速扩张,成为全球破坏力最强的恐怖组织。随着在中东地区的失利,“伊斯兰国”号召非阿拉伯成员回国或就地采取恐怖袭击,至今展现着全球范围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我们除了密切关注“伊斯兰国”的动向外,还应重视受“伊斯兰国”鼓舞的恐怖分子的袭击活动。在2015年与“伊斯兰国”相关的“独狼”恐怖袭击中,有65%是自我激进化,截至2016年7月,这一比例为54%。“伊斯兰国”大部分的外部恐怖行动,也由独立的追随者所制造。由此可见“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宣传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也随着成员的回流威胁各国安全。“伊斯兰国”很难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地面行动,但通过意识形态的输出,激进化与极端化独立个体等,“伊斯兰国”仍将对国际安全与地区稳定产生严重影响。鉴于此,深入了解“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并对其扩展做出有效应对十分必要。为了解“当代圣战萨拉菲主义”一部分的“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需要回溯萨拉菲思想与圣战萨拉菲思想的内涵,辨析“伊斯兰国”意识形态与圣战萨拉菲思想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分析涉及大量宗教内容,解读难度较高,导致目前学界并未就此问题开展充分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萨拉菲思想的含义及其流派

萨拉菲(salafi)源自在阿拉伯语“salaf”,指“先人”或“前辈”。在伊斯兰教中salaf多指伊斯兰教早期三代先人,即圣门弟子、二传弟子及三传弟子。在逊尼派六大圣训集中的《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先知穆罕穆德说‘我的教民中最优越的人是与我同时代的人(圣门弟子),其次是紧挨他们的人(二传弟子),再其次是紧挨他们的人(三传弟子)’”。萨拉菲思想正来源于对早期前三代穆斯林的一种向往。早期三代穆斯林不仅见证了伊斯兰教的兴起,而且将先知的行为模式确定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希冀回归前三代穆斯林的萨拉菲主义者主张严格遵循《古兰经》及圣训,以使他们能够脱离主观以及自利的偏见,真正领悟安拉的旨意。

萨拉菲思想的主张最早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早期教法学派“圣训派”。“圣训派”在教法上主张排斥理性,严格以《古兰经》与圣训为依据。第一次使用“萨拉菲”一词的罕百里教法学派创始人伊本·罕百勒(Ibn Hanbal),与“圣训派”类似,主张回归前三代穆斯林,执着于对《古兰经》与圣训文本的解读。之后,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a)继承了这一主张,并称自己为“萨拉菲道路遵循者”。在《法特瓦大全》中,伊本·泰米叶写道:“赛莱菲耶就是本·穆罕穆德·艾布·伯克尔等人所说:赛莱菲的道路就是只解释《古兰经》和圣训的字面意义,关于真主的属性避免神人同行同性论,不给真主拟人化的属性,所以我们不说‘手’是力量,‘听’是知识。

萨拉菲思想可以从教义与教法主张入手进行分析。萨拉菲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严格从字面意义解读并遵循“认主独一(tawhid)”,包含了认主独一(tawhidal-rububiyah)、拜主独一(tawhidal-Uluhiyah)、名称与属性独一(tawhidal-asma’wal-sifat)。除了从文本解读宗教经典、独特的认主独一理解以及回归前三代的信仰与实践,萨拉菲教义还主张:第一,与不信者作斗争,尤其与那些以各种形式举伴真主的人作斗争。第二,只承认《古兰经》、先知默罕默德的圣训与先知同伴的公议为创制教法的权威。第三,驱除那些他们所谴责的、在信仰和实践上有革新的穆斯林。第四,声称一位严谨的教法权威对于经训的解释可以有效引导一切时代的所有穆斯林,而且这些经训都是清晰易懂的。

在之后的发展历程中,萨拉菲思想在教法的主张上出现了分歧。伊本·泰米叶面对当时的“创制之门关闭说”,在教法上提倡“伊智提哈德(al-Ijtihad)”即创制,指运用理智、判断求得结论的思维过程,近代多解释为“独立判断”,指以《古兰经》、圣训为依据据,自由、变通地解释教法,不受中世纪传统的约束。当代萨拉菲思想支持者也多提倡“伊智提哈德”。而同样遵循萨拉菲教义的瓦哈比教派,则遵循了罕百里教法学派。与泰米叶所提倡的“伊智提哈德”不同,罕百里教法学派拒绝个人意见解释教法问题。萨拉菲重要思想家穆罕穆德·纳赛尔·丁·阿尔巴尼(Muhammad Nasir al-Din al-Albani)曾因批判瓦哈比教派遵循罕百里教法学派,而遭到沙特政府驱逐。尽管就时间而言,当代萨拉菲运动晚于瓦哈比教派,但从思想渊源来看,瓦哈比教派是沙特“特色”的萨拉菲思想。

时至20世纪,萨拉菲思想中的纯洁派、政治派与圣战派分别出现,回到前三代穆斯林的“道路”(manhaj)即方法是区分三派的重要依据。萨拉菲三派作为当代萨拉菲思想的分支,都强调认主独一,拒绝宗教上的标新立异,认为自身教派与其他“离经叛道”的伊斯兰教派不同,并将会在末日独自获救。纯洁派萨拉菲的重要人物、著名的圣训学者阿巴尔尼继承了传统萨拉菲思想,追随认主独一、反对标新立异,主张通过宣传、宗教教育净化伊斯兰。在政治上,阿尔巴尼认为除非宗教得到净化、正确的行为得到实施,否则政治行为会导致穆斯林群体产生腐败与不公。在“吉哈德(jihad)”一词的使用上,阿尔巴尼及其支持者将“吉哈德”视为抽象性、精神性的活动,而非物质性活动,并且认为以“吉哈德”为名发动的暴力带来的危害大于好处。因而发动暴力圣战者,哪怕是针对入侵者也被阿尔巴尼及其支持者称为“哈瓦利吉(Khawarij)”。

政治派萨拉菲的主要代表为“穆斯林兄弟会”。相较于纯洁派对政治参与的排斥,政治派萨拉菲者为了回归前三代穆斯林的信仰与实践,愿意使用政治手段。“穆斯林兄弟会”是由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h)在1928年于埃及创立的伊斯兰组织,而且该组织将萨拉菲观点融入了其政治实践中。具体来说,班纳将“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主要归于三点:第一,伊斯兰教是一个综合的体系。第二,伊斯兰教有两大经典,即《古兰经》与圣训。第三,伊斯兰教在何时何地都适用。对于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穆斯林兄弟会”没有敌意。它主张通过开展会谈、建立党派与建立伊斯兰世界的联盟来复兴哈里发。

随着埃及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关系破裂,“穆斯林兄弟会”主要活动转到沙特阿拉伯。受“穆斯林兄弟会”影响,萨拉菲思想的重地沙特阿拉伯也出现了政治萨拉菲运动——“觉醒”运动。沙特“觉醒”运动领导人之一萨尔法·哈瓦利(Safar al-Hawali)与阿尔巴尼同样主张伊斯兰教需要净化,但哈瓦利并不满足于“出世”路线图。为了清理哈瓦利所认为破坏伊斯兰教的因素,特别是西方思想的传播与中东国家对西方的依赖,哈瓦利主张穆斯林要建立自己的支柱产业与技术,动用包括政治参与的方式净化伊斯兰。“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卫星频道去对抗他们(指西方,引者住)的卫星频道,最起码我们要把我们所掌握的工具发挥至极致”,“觉醒”运动的领导者们,一方面大力推动宗教教育,另一方面,他们也凝聚包含律师、工程师等在内的多方力量,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寻求变革。

圣战萨拉菲思想的出现融合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与其他萨拉菲派别的主张。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圣战派似乎接受了政治派的观点。他们认为,纯洁派没有很好地理解当今社会,同时也对政治体制不满,但还没有完全反对政府。政治派与圣战派在这一时期的界限是模糊的。事实上当代圣战萨拉菲思想的源头与政治派(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中的军事派)渊源颇深。

但在沙特政府开始大规模打击“穆斯林兄弟会”与“觉醒”运动的背景下,纯洁派选择与政府合作。在圣战派的眼中,圣战派是仅存的“诚实”且愿意为伊斯兰教“真理”献身的人。随着伊斯兰世界恐怖主义的兴起,出现了支撑“圣战”运动思想的独立学者之间的松散网络,这些学者对于萨拉菲思想中暴力方面的关注与运用产生了圣战萨拉菲主义。

当代圣战萨拉菲有五大特征:第一,强调“认主独一”,主张“认主独一”不仅是信仰的表达,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第二,强调真主主权,认为主是唯一的立法者,只有主能够确立对与错、善与恶、允许与禁止。第三,主张严格从字面意义理解《古兰经》与《圣训》,拒绝标新立异。第四,认为“塔克非尔(takfir)”即宣布一个穆斯林是卡菲尔(kufr)即异教徒,是许可的也是必要的。第五,强调“圣战”的神圣性,主张“圣战”是对抗违背神旨意的“异端”政权的宗教义务。在圣战萨拉菲思想的实际运用中,各圣战萨拉菲恐怖组织的主张并不相同。如“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都追随圣战萨拉菲思想,在“圣战”运动中也体现了圣战萨拉菲特征,但二者的意识形态存在诸多不同,“基地”组织与其分支之间也有一些差异。

不仅圣战萨拉菲思想在不同组织间有着差异,萨拉菲思想也展现出多元的景象。正如罗伊·梅杰(Roel Meijer)所言:“他们(即萨拉菲运动——引者注)带着各自的教义、利益、问题及背景,创造了一个多面性的赛莱菲耶,反映了多种张力,从非政治的、非行动主义者趋向、生活方式和认同运动到政治的、行动主义者的运动和暴力的吉哈德网络。这些运动都自认为源于赛莱菲耶,并且与瓦哈比主义分享基本的教义和术语,但他们各有自己的谱系,有其基于地方环境和全球发展而形成的关于赛莱菲耶的独特诠释”。萨拉菲思想在教义上强调回归经典,教法提倡“伊智提哈德”,思想传播倚重非正式的师生关系网络,这些因素促成了萨拉菲思想的多元,也使得萨拉菲思想至今始终没有统一的思想和组织领导。此外,多元的思想也使萨拉菲思想支持者并不严格地遵循纯洁派、政治派和圣战派的主张而行动,而是依据不同的利益、面临问题以及所处的背景等进行调整。

二、“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

作为“当代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伊斯兰国”在宣传以及实践中体现了圣战萨拉菲思想的主张,践行着圣战萨拉菲的“圣战”道路。从圣战萨拉菲思想的五个特征可以归纳出四个核心概念,即“认主独一”、“真主主权(hakimiyyah)”、“塔克菲尔”以及“圣战”。依据字面意思解读《古兰经》与圣训,更多的是对于经典的解读方式,为三派所共享,而且它们的解读方式也无实质的区别。能够将圣战萨拉菲与纯洁派萨拉菲和政治派萨拉菲区分开来的是,圣战派萨拉菲不同于其他两派对于上述四个概念的理解,以及圣战派对“效忠与绝罚(al-wala wa-l-bara)”的独特阐释。为了更好的梳理圣战萨拉菲对于这五个概念的独特理解,本文将依照“卡菲尔”、“真主主权”、“认主独一”、“效忠与绝罚”、“圣战”的顺序,分析“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

“塔克菲尔”即宣布一个穆斯林为异教徒,也即判定其叛教,最早由哈瓦利吉派引入。这是针对穆斯林的纯真性所做的判断。当一个穆斯林被认定为“卡菲尔”,他在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惩罚是“让他忏悔,如果忏悔;否则教法的总执行官因为他的叛教应处死他”。宣称一个穆斯林为“卡菲尔”,必须对他的信仰做出判断。哈乃斐教法学派创始人艾布·哈尼法(Abu Hanifa)主张触犯伊斯兰教中的大罪也不能否认穆斯林信仰,即“伊尔吉亚”(irja),进而认为通过内心的信念与口中的言谈就可以确定信仰而无须行为判定。显然,艾布·哈尼法所定义信仰难以客观判定,导致宣称某一位穆斯林是“卡菲尔”难以实现。鉴于此,圣战萨拉菲者主张信仰不仅是内心的信念与口中的言谈,而且也包括了行为。依据行为判定穆斯林的信仰,为圣战萨拉菲实行“塔克菲尔”奠定了基础。

纯洁派萨拉菲同样认为行为是信仰的一部分,但在对一个穆斯林是否是“卡菲尔”进行判决时,纯洁派萨拉菲主张“只要一个穆斯林内心有一个原子的重量(an atom’s weight)的信仰,那么就不能永久停留在地狱”。与此类似,沙特阿拉伯官方宗教在叛教的判定方面主张:“他们不能判断任何个人或一个团体是异教徒,他们的证据就是伍萨麦•本•宰德•本•哈里萨杀害了一个念了:‘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异教徒时,他对穆圣说:他这样说,只是为了害怕我手中的兵器,但是穆圣否认了这种行为,同时没接受他的道歉,穆圣对他说:难道你知道他心中的一切!他是真心说呢,还是假意说呢?’即:难道你知道他念作证词时是不是诚心诚意的吗。只有当一个人否认了宗教中人所共知的原则,或违抗了穆斯林大众,并未因这个罪过而向安拉忏悔,这种明显的情况下,他们才能断定这个人是异教徒”。纯洁派萨拉菲对“塔克菲尔”的判定主张,显然继承了艾布·哈尼法的观点。而圣战派萨拉菲者则依据行为给穆斯林做“塔克菲尔”判定,这为恐怖组织打击甚至消除异己打开了大门。如“基地”组织将行为上的反对圣战与联合异教徒定为叛教,运用“塔克菲尔”清除异己。

“伊斯兰国”继承了圣战萨拉菲思想将行为纳入信仰评价中的观点。如“伊斯兰国”在其官方杂志《达比克》第8期《“伊尔吉亚”——最危险的创新》一文中明确表明了这种观点。在该文中,“伊斯兰国”称“伊尔吉亚”是“削弱伊斯兰信仰的异端创新”,主张行为是穆斯林信仰的一部分。认为如果信仰仅关乎精神,最终将导致穆斯林无法分清正确与错误、信士与叛教者,强调穆斯林需要审视自身的行为以不偏离“正道”。基于此,“伊斯兰国”认为依据行为进行“塔克菲尔”判定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包含“伊斯兰国”在内的圣战派萨拉菲组织对“塔克菲尔”的必要性论述,以及依据行为判定“卡菲尔”的原则与哈瓦利吉派一脉相承。在信仰方面,哈瓦利吉派同样主张信仰包括精神与行为。在“塔克菲尔”的判定方面,哈瓦利吉派主张严重的违背教义的行为剥夺了一个穆斯林的全部信仰,使之成为叛教者,而消灭叛教者,对于哈瓦利吉派而言也是一种职责。也正是因为圣战萨拉菲“塔克菲尔”思想与哈瓦利吉一脉相承,“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的“塔克菲尔”运用,被纯洁派萨拉菲视为一种滥用,是一种“哈瓦利吉意识形态”。

“真主主权”关注神权在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实现方式,与“认主独一”思想中“拜主独一”密切相关。就独遵安拉的指引、践行沙里亚法而言,纯洁派、政治派、圣战派萨拉菲并无区别。萨拉菲三派在真主主权问题上的差异,主要集中于神权的政治实现方式。纯洁派萨拉菲对政治并不热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现代政治是满意的。部分纯洁派萨拉菲认为,“安拉的沙里亚法没有获得最高地位,统治机关存在的大量的罪恶,毫无疑问穆斯林国家与土地处在一个糟糕的环境中”。尽管如此,纯洁派萨拉菲并无意去改变政治,他们认为,“真主没有授权暴君统治我们,除非我们自己的行为腐化了……至高的安拉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做的罪恶’(《古兰经》42:30)……所以,如果人民想要从暴虐统治者的压迫中解救自己,那么必须首先放弃压迫本身”。由此可见,尽管纯洁派萨拉菲认同沙里亚法的最高权威,赞同沙里亚法的实行,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改变。而在政治派萨拉菲眼中,真主主权的实现无疑需要现代政治手段。如1991年沙特觉醒运动在“五月信件”(或称“乌里玛信件”)中对沙特王室提出了12点政治改革要求,要求在沙里亚法内保障公正与平等、司法独立,保护个人权利等。总之,在坚守神权的基础上,政治派萨拉菲主张参与现代政治。

与纯洁派萨拉菲不参与政治的姿态和政治派萨拉菲倡导的政治改良路径不同,圣战派萨拉菲不仅宣扬通过暴力方式改变政治现状,而且拒绝走改良路径。“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教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将世界分为“伊斯兰世界”和“蒙昧主义统治的世界”,进而将国家划分为“神圣的、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和侵害“真主主权”的“非法政府”。而“蒙昧主义”指的是把人的理性作为最高标准与生活价值。库特布这种将人的理性与“真主主权”对立的主张,实质是对现代政治改良的拒绝。而且基于他对世界的理解,库特布不承认民族国家存在,也不承认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国际体系及规范,进一步主张伊斯兰的总原则是恢复真主统治权。为实现这一目标,库特布认为“圣战”是永久必要的,进而呼吁穆斯林主动参加“圣战”。在继承库特布思想的基础上,阿布·穆罕穆德·马克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进一步把“人为的法律”等同于“非伊斯兰崇拜”,宣称当代穆斯林世界领导人为“卡菲尔”。圣战萨拉菲思想暴力实现“真主主权”,以及对改良路径的拒绝为“伊斯兰国”所继承。在《达比克》第10期《安拉的法律或者人的法律》一文中,“伊斯兰国”称自己为世界上唯一统治独归真主、实行沙里亚法的地方。而民族主义、现代政治在“伊斯兰国”的眼中遵循着人的律法,就是一种叛教与异端行为,而只要“异教”与“伪信”存在,“圣战”就将一直进行下去。由此可见,圣战萨拉菲思想将结合“真主主权”概念将“塔克菲尔”政治化的做法,被“伊斯兰国”所继承,为其暴力手段实现政治诉求提供合法性辩护。

“认主独一”是萨拉菲思想的核心,包括了认主独一、拜主独一、名称与属性独一三个方面。对于“认主独一”的内容理解以及地位判断,圣战派基本也持上述观点。依据行为判定是否遵循认主独一、拜主独一、名称与属性独一,是圣战萨拉菲派的特征之一。圣战萨拉菲者较少直接讨论“认主独一”的内涵,更多关注于统治者的行为。圣战萨拉菲者马克迪西将“人为的法律”等同于“非伊斯兰崇拜”,“基地”组织“近敌”派艾曼·扎瓦赫里(Ayman Zawahiri)因现代政权形式而宣称对埃及等政权“叛教”,需要对这些政权发动“圣战”。圣战萨拉菲者显然是运用行为判定一国政权是否遵循“认主独一”。

“伊斯兰国”继承了圣战萨拉菲对“认主独一”的重视以及阐释。在其官方杂志《罗马》第1期《伊斯兰宗教》一文中,“伊斯兰国”明确将“认主独一”作为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信仰支柱,同时将“认主独一”阐释为认主独一、拜主独一、名称与属性独一。将行为纳入信仰评判之中的主张,使得“认主独一”对于圣战萨拉菲思想而言,不仅作为一种精神而存在,而且融入了生活方式等具体行为,由此成为圣战萨拉菲派实施“塔克菲尔”的依据。“伊斯兰国”对什叶派“塔克菲尔”判定,依据正是什叶派陵墓崇拜、背弃圣门弟子、将神性赋予伊玛目等行为,实际是将“认主独一”行为化而进行的“塔克菲尔”判定。

“效忠与绝罚”概念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就已存在,原指一个部落将某个成员驱除。这一概念在伊斯兰世界中有着不同含义,曾被认为是一种创新而受到谴责。在沙特阿拉伯,“效忠与绝罚”意味着忠于王室以对抗反抗,还曾有拒绝穆斯林寻求非穆斯林帮助的内涵。后来,“效忠与绝罚”逐渐演化为忠诚于穆斯林群体以保卫伊斯兰信仰,允许暴力对抗穆斯林群体的敌人。在伊斯兰教发展历史上,首次将“效忠与绝罚”作为思想核心的是哈瓦利吉派。哈瓦利吉信徒对本派成员“效忠”而对其他人“绝罚”,构建了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马克迪西将“效忠与绝罚”纳入信仰体系中,并据此认为沙特王室未能正确的“效忠”真主与沙里亚法,“绝罚”非穆斯林而与美国签订条约,因此裁定沙特王室是“卡菲尔”,主张暴力反抗“叛教”的伊斯兰政权。“基地”组织第一次将“效忠”的对象从国家转向组织,要求穆斯林效忠于它。对于没能“正确”实施“效忠与绝罚”的穆斯林,“基地”组织认为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了伊斯兰的敌人,走向了判教,因而要被消灭。由此,圣战萨拉菲由“效忠与绝罚”思想,引向了不效忠于他们的主张就是叛教。“伊斯兰国”继承了圣战萨拉菲的“效忠与绝罚”思想。在《达比克》第7期《灰色地带消亡》一文中,“伊斯兰国”宣称没有灰色地带或中间地带,由此将反对者直接定位为叛教者。实际上,“伊斯兰国”所谓的“判教者”,仅是是未能“效忠”“伊斯兰国”来“绝罚”“异端”的穆斯林。在“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体系中,世界早已是穆斯林与异教徒的战争,保持中立即意味着叛教。

伊斯兰教中的“圣战”或“吉哈德”,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奋斗、尽力”,“圣战”即为主奋斗。“圣战”分为“大圣战”与“小圣战”。“大圣战”是指内心的“圣战”,包含苦修、履行宗教义务、实践伊斯兰所倡导的道德要求,抑制各类欲望、随时随地传播伊斯兰原则等;“小圣战”是指为真主而战,即战场上对抗不信仰伊斯兰教者。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口中的“圣战”多为“小圣战”。“小圣战”的实质是维护和传播伊斯兰教,它针对的是不信道者与压迫穆斯林者,具有进攻与防御的双重属性。随着历史的演变,大多数伊斯兰学者认为圣战这一行为虽然是神圣的义务,但已进入休眠状态,即默认作为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的“圣战”已经失效,不再符合穆斯林的利益。与不采取“圣战”暴力方式的纯洁派萨拉菲与政治派萨拉菲不同,圣战派萨拉菲将“圣战”从休眠中复活,如马克迪西主张“圣战”是“效忠与绝罚”的自然结果,是“绝罚”的最高形式;“基地”组织把“圣战”作为信仰的一部分,主张“圣战”的目标是践行认主独一,恢复伊斯兰教的荣耀的重要手段。“伊斯兰国”继承了圣战萨拉菲,将“圣战”视为必要,且是信仰应有之义的观点。如在《达比克》第7期中,直接称伊斯兰教是“执剑而非和平的宗教”。

由五个核心概念组成的圣战萨拉菲思想,构成了“伊斯兰国”实施极度残暴行为的理念基础。通过信仰与行为相连,圣战萨拉菲思想提出了实行“塔克菲尔”的必要性。基于对“真主主权”的理解,圣战派萨拉菲学者将当代伊斯兰统治者以及其他政治力量认定为叛教。“认主独一”的行为化,服务于“塔克菲尔”的判定以及暴力行径。“效忠与绝罚”则为圣战萨拉菲的行动提供了一种简洁的判别标准,倘若穆斯林没能“正确”的“效忠与绝罚”就是叛教。“圣战”地位的抬高,将暴力作为宗教义务以及维护宗教的手段。圣战萨拉菲由五个核心概念形成了一套诊断与行动的体系,为“伊斯兰国”继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亚萨拉菲与恐怖极端势力的关系及其对新疆安全的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


资料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

2019年11月28日作者同意在CGE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发布于: December 24,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周章贵:国际安保标准的中国对接与能力建设

2019年11月9日至10日,第二届非传统安全(杭州)国际论坛在杭州顺利召开。本届论坛以“非传统安全与海外利益保护”为主题,来自瑞士、意大利、以色列、马来西亚、塞尔维亚以及国内安防产业、安保服务行业、知名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安防产业国际规制、数字安防与安全挑战、海外安保最佳实践,为国内产业发展和走出去建言献策,共计一百余位国内外专家参会。


论坛由浙江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OSS国际协作中心发起,联合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国际安保规范协会(ICoCA)等机构共同主办,浙江省保安协会、浙江省对外工程承包商会协办,中军军弘集团、浙江金盾安保集团、杭州市安保服务集团、嘉兴市南湖区保安公司、杭州狮盾保安公司等特邀赞助企业为论坛提供相应支持保障。

OSS国际协作中心主任、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海外安保团队负责人、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周章贵担任本届论坛秘书长,并在第三部分:海外安保案例与最佳实践作“国际安保标准的中国对接与能力建设”为题的演讲。


        ▲周章贵博士做主旨发言



一、海外安保需求与国际规则  

中国“走出去”安保问题凸显。从外交部全国领保中心得到的数据资料,每5分钟就有一起中国人在海外被抢劫、绑架事件,这个过程当中,过去5年、10年来看,历史数据告诉我们,中国人员,尤其是项目工程人员在海外被绑架等袭击事件,已经超过了美国,位居第一。但是海外安保,从学术理论上来说,国际一流安全领域的智库认为,传统的国家安全已经上升为人的安全,国内更多是非传统安全。

“一带一路”沿线与安全风险区域的高度重合。美国反恐数据中心显示数据,红色部分、黄色部分是重灾区,过去10年左右的数据可以看到,海外人员受袭数据,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在非洲地区以及中东地区,2013年、2014年启动“一带一路”倡议,项目跟进过程当中,基本上项目所在区域就是“一带一路”的高风险区域。

中国海外投资与人员的安保需求升级。未来是上百亿美元服务的领域,在这个过程当中,需强调的是,中国现在真正有能力的安保公司走出去屈指可数,在这个过程当中,缺乏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能力问题、人才问题,其实中国不缺技术、不缺钱,但是在这个领域最缺乏的就是人才,未来竞争是在人才领域的竞争。

中国国内安保服务面临一个特色,其安保力量结构及安保功能实际上绝大部分由军队、公安系统、政府体系组成,总体较国家化,其中形成两大垄断体系:一是国有垄断,二是地域垄断。国内保安业地位总体能力缺失,但是“一带一路”项目走出去需要配套安保业服务。海外安保的需求与机遇,当前需解决两大难题,一个是联合国授权,还有就是东道国邀请。

随着二十一世纪恐怖主义和社会化对平民的袭击和恐怖主义社会性的威胁,从联合国系统、国际组织开始,逐渐推动如何在私营安保领域发挥安保服务作用。国际组织形成当中,最重要的是ICoCA,并且已经形成了7份文件(1.1 蒙特勒文件;1.2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1.3 ICoC国际安保行为守则;1.4 ICoCA章程条款;1.5 ICoCA资格认证介绍;1.6 ISO 28007海上护卫-1-2015;1.7 ISO 18788陆上护卫-2015 ),并就以上文件进行了研究和解读。中国安保公司走出去需熟读和了解这些规则。

二、国际安保规则与标准化文本解读

在私营安保领域,国际性法律规则主要体现在蒙特勒文件中,分成两个部分,前面27条是国际法律义务,后面73条是整个所有的公司里最佳实践形成梳理出的国际行业管理,首先要建立最佳范例,有了范例以后才有国际法律文书义务,2010年形成国际行为守则以及ICoCA协会,这个文件一共70条,在这70条内容中,更多是公司规制和条例,比如说员工要进行筛选、培训、使用武力规则、逮捕,各种情况发生有明确的规则和调整,并且提出管理和治理的具体承诺。

 ICoCA每年举办一次年会,刚刚制定的5年战略规划,会员之间会继续推进,每一年也会在这里对规则的条文的推进,甚至是修订做相关的推进工作。ICoCA会员分布多样化,不仅有政府机构、有私营安保公司、有社团机构、还有观察员。在行业规制行为规范出台以后,还要形成第三方的认证,这个过程当中要走向市场化,ICoCA全球认可的标准有三样:PIC1,或者ISO28007,就是海上护卫,与实际上更直接相关的是ISO18788是对所有安保公司的整个管理体系,一共有120页文件,560项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通过第三方认证,还要提交给ICoCA的秘书处,对人权、项目定点监测进行最终审核评估。如符合通过认证,一旦获得了认证就可进入到联合国安保采购体系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和东道国采购体系中。如上整个认证体系中,不仅仅和ICoCA有合作,还与ICoCA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合作,紧密联络每年的最新情况及进展。

三、中国安保国际化挑战与能力建设

总体特征:规制对象,中国和西方社会不一样,在国际领域看三个层面,从国际行为体法律义务到商业行业行为体,到公司服务标准,核心内容包括雇佣人员林清轩和武力使用规范。规制的模式,国际法律义务加上国际商业惯例,尤其最佳范例特别重要,还有国际形成路向,先有实践惯例再提升到国际通用法律义务,首先需要有很多的国际先例被国际所接受,慢慢提升到某种国际法律义务。

目前中国出台的对于海外安全或者安保的整个领域中,主要涉及三个部门:外交部(外使领馆等等)、商务部(境外机构和人员相关规范、规则)、公安部。在这个领域中,主体不一样,国际是多元利益相关方,如ICoCA组织,有政府机构、有社团机构、也有企业组合在一起,是一个多元利益相关方,共同来管制和共同参与的。中国安保“走出去”已不能再套用国内政府监管模式,需借鉴国际上多元利益相关方推动的规则。从实践到标准,海外需要实践。

四、建议

(一)积极适应从安保业态的转型,从海外安保“走出去”,软实力上有没有信息搜集、情报预判和安全风险评估的能力是两种业态的重要区别。

(二)加快完善中国安保业规制与标准建设,中资安保企业的国际化道路已经开启,但是能力和水平弱势明显,中国首先要对标、梳理国际规则,国际安保业规制的核心内容是武力使用原则和武器使用管理。

(三)多措并举提升中国安保的能力建设。建立及共同推进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安保力量、对话机制和平台建设,不仅仅是政府、国有的,也需要私营安保公司的介入。

(四)共同组建一个平台。借鉴国际化发展模式,整合国际组织相关联合国机构以及国内基金会、协会以及安防安保产业,建立协作关系,以多元利益相关方为目标,构建一个交流的私享平台。

(五)三大特色。此类论坛和国内一些论坛有着不同之处,具有三大特色:专业化,所谓的专业化更多是学科化,因为浙江大学作为中国第一个以非传统安全学科的硕士博士点,从2006年到今天已走过13年历程,坚持继续走学术专业化的进程道路;国际化,体现OSS协作机制伙伴的国际资源和对接渠道优势,陆续与国际组织、相关联合国机构以及国外研究机构无缝结合;产业化,之所以在浙江杭州举办,杭州作为引领智慧安防的产业基地,有海康威视、大华、华为等领先的安防产业,今年,阿里巴巴也开始进入安防领域,未来,杭州将成中国为安防产业的基地。

(六)完成四项任务。成功组织好一年一次的论坛;每年要印一份最佳的范例报告;每年开展几次互访的国际对接交流活动;搭建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硕博士点的实验基地、人才与项目的创新平台。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行政助理吴颖慧。
2019年11月24日。


发布于: December 24,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