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US
LATEST NEWS
THE TOPICS MAY INTEREST YOU
PLEASE SUBMIT YOUR E-MAIL ADDRESS

Public Security

Cross-border Digital Free-trade

GLOBAL EDUCATION · CULTURE · TUORISM

Health and medical

Finance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发展动态

DEVELOP DYNAMICS

巴基斯坦安全提示(2020年9月)

图为位于巴基斯坦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尼勒姆山谷—拉蒂加利湖风景。



据不完全统计,本月发生特/重大案(事)件共计74起,较上月增长6起。其中,涉恐袭击28起,较上月增加2起。袭击共造成27人死亡,47人受伤。刑事治安案件33起,共造成28人死亡,36人受伤。与此同时,巴军警等执法部门开展专项打击行动39次。其中,安全部门开展反恐专项行动13次,击毙恐怖分子24人。执法部门开展针对刑事治安案件打击行动26次。此外,巴印及巴阿边界冲突13起,造成13人死亡,21人受伤。


涉恐事件

本月涉恐袭击次数较上月略有增加,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涉及的28起涉恐袭击中,袭击对象主要为安全人员/军事设施、平民、企业等。

(一)针对安全人员的报复性袭击18起。袭击过程中共造成14人丧生,21人受伤。1日,开普省下迪尔区发生针对军警人员的袭击事件,当地警方的一辆移动巡逻车在巡逻时遭爆炸装置袭击,造成车上3名警察受伤。3日,开普省北瓦地区安全部队的车辆在行驶途中误触地雷引发爆炸,造成1名军官和2名士兵死亡,另有4人受伤。同日,俾路支省盖杰地区一辆安全部队巡逻车遭遇路边遥控炸弹袭击,造成两名士兵受伤。俾路支解放阵线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5日,开普省南瓦安全部队的车队遭塔利班武装分子袭击,随后双方发生交火,3名塔利班武装分子被打死。18日,卡拉奇科兰吉工业区发生一起针对军警人员的袭击事件,1名警察遭不明身份枪手袭击身亡。次日,巴塔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目前反恐部门已介入事件调查。24日,俾路支省盖杰地区安全部队边境哨所遇袭,一名士兵受伤。随后俾路支联合军宣责。25日,奎达一辆安全部队车辆被遥控炸弹袭击,造成两名士兵受伤。俾路支联合军宣责。

(二)针对平民/企业的袭击6起。袭击共造成9人死亡,20人受伤。4日,奎达的一座清真寺外发生炸弹爆炸,造成4人受伤。15日,奎达发生一起枪击事件,2名男子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开枪袭击身亡。事发后,凶手逃离现场。29日,开普省马尔丹地区一市场发生爆炸,造成 4 人死亡、 15 人受伤。

(三)针对政府公务人员/政府基础设施的袭击4起。袭击共造成4人死亡,6人受伤。1 日,卡拉奇市警局门口遭遇手雷袭击,造成两名警察受伤。13日,开普省哈利普尔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巴正义运动党地方领导人的车辆遭不明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该领导人当场死亡,其3名同伴受伤。17日,卡拉奇发展管理局两名雇员在该市市民中心大楼被枪杀,另有一人受伤,目前尚无组织宣称负责。

此外,本月袭击发生地点主要集中在开普省、俾路支省,分别发生16起和9起重大涉恐类袭击。其次,袭击手段主要为枪击和爆炸,分别发生18起和10起。


刑事治安

本月旁遮普省刑事治安风险较高,共涉及11起。其次为信德省,涉及9起。所有案件中,谋杀/绑架案件最为突出,其次是矛盾纠纷引发的刑事治安犯罪。另外,本月发生2起“荣誉杀戮”案件。分别为开普省1起和信德省1起。

(一)谋杀/绑架案件占比增加,共涉及11起。1日,俾路支省阿瓦兰地区一个军方公司6名员工被武装分子绑架。4日,旁遮普省费萨拉巴德地区三人被绑架。5日,俾路支省盖杰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1名女编辑在当地住所内遭其丈夫开枪打死,警方初步怀疑此枪击案为家庭暴力事件。14日,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发生一起灭门惨案,一伙骑摩托车的枪手闯入一处民房将房内一家四口全部枪杀,事件原因疑为仇杀。18日,伊斯兰堡一家私人银行的分行经理在单位门前被两名骑摩托车的枪手暗杀。27日,信德省达都地区两名未成年女孩在家中被人枪击,致一死一伤。

(二)矛盾纠纷案件共涉及9起。1日,旁遮普省古吉兰瓦拉发生一起人身伤害事件,一女子因家庭纠纷用斧头砍杀其1名兄弟,造成该男子当场死亡。11日,开普省萨瓦比地区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变性人因家人反对其进行舞蹈表演,在与兄弟发生肢体冲突时开枪将兄弟打死。22日,信德省希卡布尔地区警察局附近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一群武装分子朝其敌对团伙所在的店铺内开火,造成2人当场死亡,另有3人受伤。22日,开普省班努地区两伙人因为私怨发生火拼,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23日,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一家五口因为土地纠纷被仇家枪杀。27日,信德省达都地区的发生一起枪击事件,2名女子遭不明身份人士袭击,其中1人当场死亡,另有1人伤势严重。初步调查显示,此次事件是因“婚姻纠纷”引发,目前警方已着手进行调查。

(三)发生2起 “荣誉杀戮”。24日,信德省海得拉巴地区一名男子因怀疑儿媳行为不检点将其“荣誉谋杀”。25日,开普省布内尔地区发生一起荣誉谋杀案,一名男子组织家庭成员枪杀了其儿子及儿媳。据初步调查,此次案件起因是2名受害者生前一段引起异议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目前警方正对参与谋杀者展开逮捕行动。


专项行动

9月份以来,军警等执法部门开展的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针对恐怖组织及其活动区域的打击行动13次,击毙恐怖组织成员数名,拆除简易爆炸装置数枚。对主要恐怖组织活动区域进一步进行压缩,略有成效的控制了其活动范围及生存空间。与此同时,执法部门针对刑事治安犯罪开展的专项打击行动成效明显,进一步加强了相关案件的侦破力度,查抄犯罪窝点数处,缴获犯罪工具、毒品一大批,抓捕犯罪分子近百人。

(一)安全部门开展反恐专项行动共13次。6日,卡拉奇安全部队在该市逮捕一名隶属于基地组织曾在阿富汗接受训练的恐怖分子,查获部分用来制造炸弹的材料。7日,安全部队在开普省北瓦地区米拉利区域依据情报展开突袭行动,击毙包括1名领导人在内的5名恐怖分子,另逮捕10人。18日,安全部队在俾路支省莫克兰地区开展专项行动的过程中与恐怖分子发生激烈交火,成功击毙4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两个相关窝点,同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24日,反恐部门在卡拉奇展开反恐行动,成功击毙1名恐怖嫌疑分子。30日,安全部队在俾路支省盖杰地区对恐怖分子开展了搜索行动,成功击毙两名恐怖分子。据了解这两名恐怖分子曾参加多起针对安全部队及平民的恐怖袭击。

(二)执法部门开展针对违法犯罪专项活动共26次。刑事治安整治专项行动中,执法部门抓捕违法犯罪分子近百人,查获非法武器弹药数批,缴获大量各类毒品。4日,信德省安全部队在卡拉奇展开突袭行动,逮捕5名被通缉的犯罪分子,并缉获一批武器弹药及被盗的贵重物品。21日,旁遮普省萨戈达地区警方逮捕一名毒贩,从其车内查获26公斤海洛因。22日,执法人员在阿拉伯海开展打击走私和非法贸易的行动,查获大量麻醉品和其他违禁物品。据悉,所查获的物品总价值超过1亿卢比。24日,禁毒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突袭行动,共逮捕18名毒品走私者并缉获大量毒品。27日,执法人员在俾路支省帕斯尼区域展开突袭行动,查获两余吨毒品,涉案金额约30亿卢比。


边界冲突

本月巴印及巴阿边界冲突持续不断。其中,巴印克什米尔尤为突出,共发生12起冲突。9日,印军在实控线附近朝巴方无端开火,导致1名巴士兵死亡。12日,印度的炮击,造成巴控克什米尔宾贝尔地区1名平民死亡,2名平民受伤。23日,印军在实控线附件开火,造成2名巴士兵死亡。28日,印度军队炮击巴控克什米尔宾贝尔区域,造成一名16岁男孩死亡,并有6名平民受伤。29日,印度军队越过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克什米尔地区,并无端开火,造成1名士兵及1名15岁男孩死亡,另有4人受伤。

鉴于特殊时期及上述案(事)件发生的区域和特点,围绕受袭目 标群体和袭击方式以及疫情发展态势,在“在巴安保专业协会”的支持和指导下,中国海外保安集团提示在巴中资企业及华侨华人密切关注当前形势发展,重视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领馆发布的各项安全提醒,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牢固坚守“生命至上、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树立“预防为主、全员参与、持续改进” 的安全方针,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生活驻地、营区和办公场所开展脆弱性评估,牢固安全防范措施。远离宗教集会场所,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同时,严格遵守巴方制定的外国人出行SOP,避免前往上述高危区域。外出时,做好安全护卫工作。



附件:

▲巴基斯坦9月涉恐袭击分布图

▲9月案(事)件汇总

▲本年度各月袭击及专项行动汇总

▲各省份涉恐袭击次数及伤亡人数统计表

▲受袭对象及伤亡人数统计表

▲涉恐袭击方式统计

▲ 刑事治安案件汇总表

风险类别

伊斯兰堡

旁遮普省

信德省

俾路支省

开普省

阿扎德克什米尔

涉恐袭击

5

9

16

20

16

4

刑事治安

6

15

16

10

9

4

武装冲突

2

6

9

11

10

16

▲巴国内各地区风险等级预估表




       原文发表在《磊落风行走世界》微信公众号2020年10月11日。
       2020年10月11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2020年9月12日。


发布于: October 15,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杨保筠:新冠疫情对中国与中南半岛地区“一带一路”合作的影响

杨保筠 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南半岛与中国地缘相接、山水相连,西临孟加拉湾,东临南海,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桥梁。其沿海港口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东西方交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南半岛也是沟通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的重要枢纽,在历史上就曾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南半岛与“一带一路”倡议

在中国政府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于2015年3月底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框架思路”中提出,根据“一带一路”走向,打造6个陆上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其中就包括“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以中国广西南宁和云南昆明为起点,以新加坡为终点,纵贯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国。这条走廊是中国连接中南半岛的大陆桥,也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跨国经济走廊。将以沿线中心城市为依托,以铁路、公路为载体和纽带,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基础,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分工、联动开发、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体,开拓新的战略通道和战略空间。

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不断拓展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中老经济走廊”和“中缅经济走廊”。

中老经济走廊的目的是“加快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其起点在中国昆明,终点在老挝南部巴色,全长约2500公里,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及园区、农业、旅游、民生、金融、科技研发、人力资源培训与人才队伍建设和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等9大类合作项目及电力、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合作等内容。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方面,中老铁路项目格外引人瞩目,预计2021年建成。

中缅经济走廊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然后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仰光新城和皎漂经济特区,形成一个“人字型”的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大合作格局。在习近平主席与2020年1月访问缅甸期间,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同意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中缅经济走廊从概念规划转入实质建设阶段。

此外,建设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规划还与柬埔寨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越南加强“两廊一圈” 合作以及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等国家发展规划对接,从而为深化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的合作,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作出重要贡献。

由于合作能够使各方受益,所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南半岛国家就纷纷响应,并积极参与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取得了许多具体的成果。


新冠疫情的影响

进入2020年以后,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出现在中南半岛,引起该地区各国民众的普遍关注,甚至恐慌。由于疫情首发于中国武汉,而在中南半岛地区各国最早发现的确诊病例又多以中国游客和劳工为主,导致这些国家的民众一度产生疫病来自中国的负面印象,甚至对被纳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合作项目产生新的疑虑。由于流行病属于非传统安全事件,往往跨国发生,并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因而难以预测和防范,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也更广泛。

不可否认,疫情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南半岛地区的实施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为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而采取的大规模的社区封锁、工厂停工、产业调整,以及对外来工人的旅行禁令,都对“一带一路”产业链造成实质影响。

与此同时,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国际贸易的中断,也阻碍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设备和材料的流通。现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国家都把工作重点放在控制疫情蔓延上,经济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被摆在次要位置,延缓了推进经济走廊建设的步伐。疫情造成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为建设项目资金难以到位、劳动力流动严重受阻、多个在建项目的工程进度滞后甚至停顿、生产厂家因疫情反复而难以复工复产、物流由于边境封锁等原因受到严重影响,而其中尤以生鲜商品为甚,严重影响相关业者的生计。

此外,由于疫情而引起的国内、地区和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如中美关系的迅速恶化,导致中南半岛地区形势更加复杂化。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展望

不言而喻,新冠肺炎疫情给“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造成了许多困难,但中国不会放弃。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疫情严重的时期,中国领导人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领导人通话时,依然强调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

对于沿线国家而言,如果政府疫情后希望激发经济的快速复苏,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经济刺激计划将是使世界经济重新振作的关键,因此疫情后将有更多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带一路”倡议在后疫情时期仍将继续推进。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而带来的新问题,势必也会给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注入新的内容和采取更加开放的方式。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在疫情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将进一步提速。中国早在2016年就提出了健康丝绸之路的概念。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以及全球染病和死亡人数的不断上升,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的紧迫性被人们所广泛认识和接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抗疫合作,为今后具体规划和落实对外公共卫生合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国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给人类造成的威胁,通过与世界各国开展公共卫生合作,保障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能够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抗疫合作作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为在疫情的考验中“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持续推进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是近邻,可谓“同呼吸、共命运”,双方之间的公共卫生合作实际上由来已久。特别是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中,就曾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过程中,由于双方开展及时的疫情信息交流,中南半岛各国很早就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加之中国很快控制了国内疫情,同时采取严格的防扩散措施并向该地区各国提供防疫援助,使中南半岛各国的疫情基本上处于低发、可控的局面。

因此,在疫情过后,公共卫生合作势必成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合作的重要领域。双方将在卫生设施建设、人员培训、疫病信息交流、共同防疫抗疫方面开展更多、跟深入的合作。目标是把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打造成以保障人民健康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

此外,中国与中南半岛各国正在致力于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框架下发掘和开发新的合作亮点。例如,打造“数字东盟”是近年来东盟在推动一体化进程中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由于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在落实过程中存在不少障碍。

然而,疫情期间出现的为防疫和抗疫而实施的各种数字化解决方案,如使用健康码APP来防控疫情,大量使用机器人等非接触手段以避免传染等,使世界各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外,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使电子商务和远程办公迅速发展;学校教学、商务谈判、学术会议等也都大批转移到线上进行。实际上,早在疫情发生之前,中国的阿里巴巴等电商已经在中南半岛国家做了大量工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今后势必会有更多的中国数码企业前往中南半岛国家开拓市场,协助这些国家数码经济的提升和发展。这一切,都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数字丝绸之路” 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实效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实际上也为中国和沿线国家提供了一个思考如何改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措施,以提高其实际效果的机会。

应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出的开展国际合作的新生事物,在落实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实属正常。实际上,自2013年中国提出该倡议以来,就已经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许多调整和纠正。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势必会引起更多的反省和改进。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应进一步与民生相结合。实际上,新冠疫情所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都与民生直接相关。因此,除了上述的公共卫生以及民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问题之外,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也应共同促进地区的平等发展,维护当地社区民众的权益,让当地民众能够真切感受到“一带一路”项目给他们带来的直接的好处。

在中南半岛地区国家中,多为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贫困现象不仅存在,在一些国家仍然十分突出。因此,发展社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各国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因此,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除了建设昆曼公路、中老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双方还应当合作将项目建设成为能够带动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使其能够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框架下,为沿线国家提供持久发展的动力。

在目前的疫情尚未被消除的状况之下,应该通过协商合作,找出能够促进“复工复产”的有效途径,尽早恢复在经济走廊框架下的合作项目,改善相关国家的就业状况,使民众的生活的到一定保障。放眼后疫情时代,则更有必要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多规划一些旨在改善民生的项目,以便为减贫和脱贫,促进地方发展作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

其次,进一步扩大开放,拓展在中南半岛地区的多边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但非中国独有。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并对第三方合作持开放态度。而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多方面的复杂后果,必将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各方都进一步认识到保持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开发性和透明度的重要性。

因此,在疫情后建设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过程中,中国势必会对外来合作方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实际上,中国已经与日本就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泰国项目开展第三方合作进行探讨,并取得一定的共识。今后,应推动这种形式的合作在中南半岛地区的拓展。

此外,扩大开放还将表现在该经济走廊项目资金的多元化、各项运作的透明化和规范化、避免给沿线国家造成过重的财政负担等诸多方面。

第三,在建设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免或减轻外来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毋庸置疑,新冠疫情已经对国际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也影响到东南亚地区,使东盟及其成员国感受到“选边站”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和中南半岛各国都应以冷静、务实的态度处理好地缘因素的影响,以免其对地区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总体看来,在新冠疫情的阴影笼罩之下,全球经济收到严重冲击,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但是,中国在取得抗疫斗争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呈现出的经济复苏迹象令人鼓舞,显示出很强的韧性,相关各国际机构普遍认为,中国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能够在2020年实现正增长的唯一国家。而在中南半岛地区,中国和该地区各国均有尽快实现受疫情冲击的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意愿和信心,而位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势必会在疫情过后以新的面貌出现,并取得新成就。

▲ASEAN Countries and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during Covide-19 Pandemic Webinar网络会议海报。



       本文系据在广西民族大学和印度尼西亚万隆天主教大学等合作举办的ASEAN Countries and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during Covide-19 Pandemic Webinar上的发言整理。


 
       2020年10月9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10月9日。



发布于: October 12,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杨恕:纳扎尔巴耶夫——权力与成功之路

杨恕  CGE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兰州大学原副校长


2019年3月19日, 哈 萨 克 斯 坦 总 统 纳 扎 尔 巴 耶 夫(Nursultan Äbishuly Nazarbayev)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代理总统一职由议长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接任。同年6月20日,托卡耶夫通过选举就任哈萨克斯坦总统。哈萨克斯坦权力平稳地完成了交接,但这不意味着纳扎尔巴耶夫退出了权力的核心,他还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执政的“祖国之光”(Nur Otan)党主席,将继续在哈萨克斯坦的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纳扎尔巴耶夫离开总统职务迄今已经一年多了,对他执政的过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是有益的。

纳扎尔巴耶夫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总统中最后一位离开总统职位的。他的离职表面上看似有些突然,但分析中亚及其他一些前加盟共和国权力交替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方式是此类国家权力过渡的一种模式,只要精英集团内部完成了权力交接的安排,在什么时候公开并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纳扎尔巴耶夫的这次“半”交权,也是一种新的方式,也许是更稳定的方式。在交出部分权力后,如果发生意外,纳扎尔巴耶夫还可以进行合法干预,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在各国家机构之间进行调节。几年前笔者曾提出中亚国家权力转移有四种模式看来,应该再增加一种了,也就是权力交接分两步走,先交出一部分,再完全交出。

▲纳扎尔巴耶夫


纳扎尔巴耶夫作为哈萨克斯坦国家领导人的经历是苏联时期开始的。纳扎尔巴耶夫1984年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总理),1989年6月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1990年任哈最高苏维埃主席。在此期间,于1990年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曾提议纳扎尔巴耶夫出任苏联副总统兼总理,但未能成为现实。然而这件事说明,初任领导人的纳扎尔巴耶夫所具备的能力,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认可。从担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至辞去总统职务,纳扎尔巴耶夫在哈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上工作了29年零8个月,是这类领导人中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

哈萨克斯坦面积272.49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九位。自然资源丰富,特别是油气和金属矿产。苏联时期,其经济建设在全苏占有重要地位,建立了以机械制造、能源、采矿、冶金等为骨干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农牧业水平较高,交通比较发达。这里列举一些数据对相关问题略做说明。由于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和1991年经济急剧下滑,这里采用1989年的统计资料,苏联在这一年进行了最后一次人口统计。1989年哈国内生产总值占全苏的6.8%,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而其人口只占全苏的5.8%(哈1653.6万人,全苏28673.1万人)。

除了良好的国民经济基础,哈萨克斯坦也拥有完备的教育科研体系。以高等教育为例,1991年,哈有普通高校48所,每千人中接受高、中等教育的人数为868人(城市)和796人(农村)。这些指标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尽管其中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罗斯人所占比例较高,但哈萨克人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大力发展教育,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斯坦培养了一支专业化的管理—技术干部队伍,涵盖了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核技术和航天技术),公民素质较高,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独立建国的良好基础。独立前,哈萨克斯坦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7.1%,说明其经济社会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整体而言,哈萨克斯坦从苏联接收了良好的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基础,加上其既有的自然资源禀赋,共同构成了国家建设的基础,对此不应忽视。


国家权力的和平过渡

纳扎尔巴耶夫是在苏联时期开始就任总统的。苏联的和平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失去,使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和平地获取了国家权力,纳扎尔巴耶夫也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平稳地继任了新国家的总统。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权力和平转移的过程对哈萨克斯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对其他加盟共和国也一样),但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要看到,苏联是在全社会对人权和自由的要求中解体的。1991年3月17日关于保留联盟的全民公投的票单上,关于投票的内容这样写道:“你是否认为,为了重新建立一个权利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它将完全保证任何民族的人权和自由,而保留苏联是必要的?”在参加公投的9个加盟共和国中(其他共和国也有参加者),回答“是”的平均比例为76.4%,哈萨克斯坦为94.1%。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票单上保留苏联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各加盟共和国权利平等;二是各民族的人权和自由。没有涉及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苏联的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苏维埃”和“社会主义”。但如果把票单内容与当时苏联社会中已广泛传播的西方民主思潮以及戈尔巴乔夫“公开化”的各种改革综合起来看,可以认为,回答“是”并不意味着同意保留原有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而是具有民主制度的联邦。之后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IS,简称独联体)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这次公投的结果。那种认为公投结果反映了苏联民众希望保留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也无法解释几个月之后“八一九事件”中“非常委员会”的迅速失败和解体时全部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非社会主义制度。或许,在当时公投的参加者里面,在一些人头脑中保留苏联与保留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回事,但这时的社会主义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已经有本质的区别了。实际上,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把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混为一谈,这显然是不妥的。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但性质不同。从理论上讲,还可以有两种结果:一,联盟解体,但各加盟共和国(或一部分)保留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就会出现多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二,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但留下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联邦国家。由于苏联实质上是由苏联共产党来管理和维系的,苏联解体前,苏共已基本丧失了权力,因此两种可能的结果都没有出现。公投的结果和之后的一系列事件说明,公众更希望的是保留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例如2005年5月5日,普京(Vladimir Putin)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在我看来,我们是把孩子和水一起泼掉了——问题就在这里。从专制中解放并不一定要伴随着一个国家的瓦解。……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有这样的说法:谁不为苏联垮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为它惋惜,谁就没有头脑。我们没有为此惋惜。我们只不过是肯定了这个事实,并认识到,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1989年“八一九事件”后不过几天,纳扎尔巴耶夫在8月23日宣布退出苏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辞去哈共第一书记职务,9月7日,哈共紧急代表大会决定解散哈萨克斯坦共产党。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解散。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12月17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克里姆林宫共同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彻底否定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数日后,克里姆林宫降下了苏联的国旗,一个时代结束了。

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为各加盟共和国打开了独立的大门,也使它们免去了建立新国家时意识形态选择的重任。它们是通过演变,而不是革命取得独立的。在此前提下,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民生的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就成为独联体国家的主要任务,也是其国家权威与合法性的基础。

哈萨克斯坦成为独立主权国家时,国家权力平稳转移到新的政权机构中,领导阶层并未因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而失去权力。哈萨克斯坦是最后一个退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此前宣布独立的那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已经为哈提供了国家建设的模式,那就是总统制和议会民主、市场经济、世俗化、取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权力。纳扎尔巴耶夫继承了苏联的遗产,也引进了哈萨克斯坦以前没有的建国模式,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权力巩固和国家发展的。


迁都和改变行政区划

哈萨克斯坦独立时,面临着一个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这就是作为主体民族的哈萨克族的人口不仅数量少,而且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一半。对于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因素。根据1989年人口统计资料,哈人口为1653.6万人,其中哈萨克族654万,占39.7%;俄罗斯人有622万,占37.8%,两者相差仅1.9%。同时,哈萨克人的受教育水平低于俄罗斯人。在哈多个大中城市的人口当中,俄罗斯人的数量都超过哈萨克人。在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三个州,即巴甫洛达尔州、北哈萨克斯坦州、库斯塔奈州中,俄罗斯人口超过一半。更令人担忧的是,在这几个州内出现了加入俄罗斯或实行自治的诉求,尽管并不很强烈。面对这种情况,哈萨克斯坦政府必须给予重视并加以改变。早在苏联解体前夕,1991年11月18日,在纳扎尔巴耶夫的提议下,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就通过了《关于境外哈萨克人迁入安置条例》,成为哈萨克人返回历史祖国的开端。1992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出台《移民法》,其主要内容是,全世界的哈萨克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国家,具有什么国籍,只要可以提供自己是哈萨克人的证据,就可以无条件地回到哈萨克斯坦,获得哈萨克斯坦国籍,政府将提供安家费用和就业方面的帮助。这项法律也被民众称为“哈萨克人回家”的政策。这一法律公布后,不少哈萨克人来到哈萨克斯坦,当然,这中间也不乏受独立的影响而回归的人。据资料,从1991年至2019年7月1日,约有104.6万哈萨克人入境哈萨克斯坦,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应该承 认,这个数字并不算多,一是因为境外的哈萨克人数量并不大;二是相当一部分境外哈萨克人已习惯了居住国的生活,而刚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在就业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并未能提供有明显吸引力的环境和条件。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政府开始实行另一项措施来改变人口的地区民族人口结构,这就是迁都和改变行政区划。 

▲努尔苏丹(原名阿斯塔纳)

1994年7月,根据纳扎尔巴耶夫的倡议,哈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把首都由阿拉木图迁往阿克莫拉(1998年5月改称阿斯塔纳,2019年更名为努尔苏丹),1997年12月正式迁都。对于迁都的原因,曾有各种说法,官方提出的解释是哈萨克斯坦领土辽阔,但阿拉木图地偏东南一隅,不利于对国家进行管理。另外阿拉木图地处地震带,发生地震的概率较高,还有阿拉木图冬季大气循环差,空气污染严重(阿拉木图处于山间盆地,空气流动性差)。这些理由是成立的,没有包含以迁都改变首都人口结构的目的,但深层的隐情源于一种沉重的心理压力。1989年,阿拉木图人口为107.12万,其中俄罗斯人61.6 万,占57.4 %;哈萨克人25.5万 , 占23.8 %。在哈萨克人看来,这绝对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数字,必须改变。

实际上,独立以后,哈萨克人的民族情绪迅速高涨,虽然官方并未制定歧视性的政策,但民族主义氛围使大量俄罗斯人离开了哈萨克斯坦,特别是大中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到2017年,阿拉木图人口达到175.1万,而俄罗斯人减少到46.89万,占26.8%,哈萨克人则增加到103.1万,占58.9%。

阿拉木图虽然不再是哈萨克斯坦的首都,但它仍然是哈萨克斯坦的最大城市,是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在此地确立哈萨克人的多数,无疑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而把首都迁往阿斯塔纳,有利于在新首都确立哈萨克人的数量优势。资料显示,迁都时(1997年)阿斯塔纳人口为27.5万;到了2017年,人口达到100.7万,而俄罗斯人比例降为15.3%,哈萨克人比例上升至75.5%。(据人口普查资料,1989年阿斯塔纳有28.13万人,其中,哈萨克人4.98万 /17.7%,俄罗斯人15.2万 /54.1%;1999年共31.93万人,其中,哈萨克人13.36万 /41.8%,俄罗斯人12.95万 /40.5%)。由于阿斯塔纳地处哈萨克斯坦北方,也有利于地区人口民族结构的改变。

除迁都之外,另一项措施是重新划分行政区划。哈萨克斯坦政府认为,哈萨克族的人口多数不仅应该是在国家层面的,同时也应该是地方层面的。在迁都工作正在紧张准备的时候,1997年4—5月,哈萨克斯坦对州的区划做了大幅度调整,将原来的19个州改为14个州,5个州被撤销。上文所说的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州,有的被撤,有的并入了其他州的一部分,这样,俄罗斯人在哈萨克斯坦所有州的人口中都不占多数了。但也还有几个州的比例较高,如东哈萨克斯坦州,俄罗斯人占37.1 %(2016年)。在一些大中城市中,俄罗斯人也仍占较高的比例。

由于哈萨克族人口的增加和行政区划的调整,哈萨克斯坦人口族群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哈萨克人占国内人口多数,二是在一级政区(州、直辖市)也占多数。显然,纳扎尔巴耶夫的目标整体多数和地区多数都实现了。我们注意到,在哈萨克斯坦政府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由于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和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就业困难,生活水平下降等原因,大量俄罗斯人离开了哈萨克斯坦,其中有很多是科技教育管理工作的骨干甚至高级干部。这从另一方面促进了人口比例的改变。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包括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数量大、占比高有其历史原因。在帝俄征服哈萨克斯坦后,俄罗斯向哈的移民就从未停止,其间还出现了几次高潮,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卫国战争时期以及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垦荒运动时期,使得在哈的俄罗斯人比例在俄罗斯之外的各加盟共和国中最高,其数量居第2位(次于乌克兰)。

独立时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比例显然是不利于国家的稳定的,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如此。特别是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来讲,以主体民族多数支撑国家认同的构建和稳定是必然的,因为主体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有很高的一致性,特别是在历史文化方面。

当代世界,有迁都经历的国家有多个,改变行政区域划分(这里仅指一级区划)的国家就更多,但像哈萨克斯坦这样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似乎是绝无仅有的,至少在后苏联空间没有第二个。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有共同边界线6846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有相当大的比例居住在北部与俄接壤地区。苏联解体后,在俄与原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地区,出现了好几个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非国家行为体,如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等。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及东乌克兰至今未停止的内战,都说明了主体民族地区人口多数的意义。实际上,这个“多数”的理论和政策,并不是纳扎尔巴耶夫的创造,而是产生于俄罗斯。19世纪末,在帝俄时期就提出了“不可靠地区”(география неблагонадежности)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那些被俄罗斯帝国征服的边疆地区,其居民可以分为“可靠居民”和“不可靠居民”。斯拉夫人是可靠居民,而那些被征服地区的非斯拉夫人则是不可靠居民。为了这些地区的安全(它们主要位于边疆地区),应该使斯拉夫人向这里移民,以改变居民的人口构成。斯拉夫人的比例应该达到50% 以上,这样,这些地区对国家来说才是安全的。哈萨克斯坦是否模仿了帝俄的做法,我们无法判断。应该看到,独立后的哈俄关系,决不能与帝俄时期相比,虽然国家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地区、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不能不说有类似之处。

哈萨克斯坦通过这些措施,强化了主体民族的整体和地区多数,排除了俄哈之间有可能发生的冲突,有利于两国间发展稳定平等的合作关系,意义深远,自然也引起了俄罗斯人有限度的不满。

与此同时,纳扎尔巴耶夫也高度评价并努力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例如,他在1994年3月27日接受塔斯社(TASS)采访时说:“俄罗斯是我们有史以来的邻居,正如人们所说,是上帝给的。我们世代生活在睦邻、友好和理解之中,我们的孩子也会这样。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我们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成为国家关系的样板。

我们相信这一原则并遵守它,因为这符合哈萨克斯坦的根本利益。我相信,对俄罗斯也同样如此。……贯穿了几个世纪的兄弟般友好情谊的纽带连接着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使其坚固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的共同性和精神……因此,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想离间两国人民关系的图谋都不会得逞。尽管一些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搞过而且还在搞这样的伎俩。”

类似的表述还出现了很多次。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对俄关系是哈萨克斯坦对外关系的核心;他在任期内反复强调哈俄关系的亲密和重要,不断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一系列重大内政外交问题上,哈萨克斯坦都采取了支持俄罗斯的态度。如在苏联时期的大清洗、大饥荒问题上,哈没有像一些前加盟共和国那样,认为是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种族灭绝;哈与俄罗斯一样把5月9日定为胜利日进行纪念。在2019年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纳扎尔巴耶夫是唯一受邀参加阅兵式的外国领导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礼遇。哈加入了独联体、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俄罗斯主导的区域组织,俄语在哈萨克斯坦具有近乎官方语言的地位。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哈也没有谴责俄罗斯。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俄哈关系的特殊性。关于哈萨克斯坦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已有许多论述和评价,这里只是强调一下纳扎尔巴耶夫在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对俄罗斯因素做了很好的平衡。


议会和反对派

哈萨克斯坦独立伊始就建立了总统制。总统制大致经历了“分权—集权—分权”的过程,总统和议会的权力博弈进行了数年。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致力于建立西方式民主政权,积极推进政治制度改革,但由于受到前苏联政治体制的影响,分权制衡的效果并不明显。1993年,哈萨克斯坦通过第一部宪法,规定议会依旧是“最高苏维埃”(1995年8月30日根据第二部宪法改为两院制的议会),是国家的立法机关。第一部宪法赋予了立法和司法机构很大的权力,目的在于有效平衡和控制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这一宪法体系确立了哈萨克斯坦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同时进一步加剧了总统与议会的矛盾。1995年3月,纳扎尔巴耶夫以议会选举违反宪法为由,宣布解散议会,这使得议会的权力转移至总统手中,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形成了“强总统”的政治制度。1995年,随着哈萨克斯坦第二部宪法的颁布,以宪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总统制,总统的权力得到巩固和扩大。此后,在多次修宪过程中,不仅使总统权力得以扩大,同时也取消了对总统的诸多限制。关于总统选举和修宪的详情请见后文。

我们注意到,2017年议会对宪法的修改与以前加强总统权力的做法不同。这次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总统的部分权力又回归给议会和政府,同时强化了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本次修宪的理由是,这有助于实现权力制衡并提高工作效率。但笔者认为,这次修订是在为总统权力的交接做准备。纳扎尔巴耶夫在辞去总统职务时,不希望继任的总统拥有他那样的权力,便要求议会对其进行制约。显然,这一修正对于权力交接具有重要意义。

在加强总统制的同时,纳扎尔巴耶夫也一直在关注如何扩大在议会中的支持,削弱反对派政党的问题。1999年,纳扎尔巴耶夫对政党体制进行了改革,通过合并哈萨克斯坦人民统一党、哈萨克自由运动等组成了哈第一大党“祖国之光”,也是哈最大的亲总统党。与此同时,纳扎尔巴耶夫还鼓励创建了第二个亲总统政党——哈萨克斯坦公民党,该党是议会第二大党派。哈萨克斯坦工会联合会作为第三大亲政府派别也参加了1999年议会选举,该三大党派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其他席位大都由亲政府的无党派人士获得。

2004年选举中,“祖国之光”党获得42个席位,首次成为多数党,剩下的则由两个亲政府党团获得,一是主要由哈萨克公民党组成的选举集团;二是由纳扎尔巴耶夫的女儿所领导的阿萨尔党(该党于2006年并入“祖国之光”党)。

2004—2007年间,所有的亲政府党派合并成为“祖国之光”党,该党自2007年开始由纳扎尔巴耶夫亲自领导,并开始实行比例代表制,设置法定代表权门槛为7%,即得票率超过7% 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这使得“祖国之光”几乎垄断了议会的全部席位。


哈萨克斯坦独立伊始就建立了总统制。总统制大致经历了“分权—集权—分权”的过程,总统和议会的权力博弈进行了数年。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致力于建立西方式民主政权,积极推进政治制度改革,但由于受到前苏联政治体制的影响,分权制衡的效果并不明显。1993年,哈萨克斯坦通过第一部宪法,规定议会依旧是“最高苏维埃”(1995年8月30日根据第二部宪法改为两院制的议会),是国家的立法机关。第一部宪法赋予了立法和司法机构很大的权力,目的在于有效平衡和控制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这一宪法体系确立了哈萨克斯坦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同时进一步加剧了总统与议会的矛盾。1995年3月,纳扎尔巴耶夫以议会选举违反宪法为由,宣布解散议会,这使得议会的权力转移至总统手中,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形成了“强总统”的政治制度。1995年,随着哈萨克斯坦第二部宪法的颁布,以宪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总统制,总统的权力得到巩固和扩大。此后,在多次修宪过程中,不仅使总统权力得以扩大,同时也取消了对总统的诸多限制。关于总统选举和修宪的详情请见后文。

我们注意到,2017年议会对宪法的修改与以前加强总统权力的做法不同。这次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总统的部分权力又回归给议会和政府,同时强化了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本次修宪的理由是,这有助于实现权力制衡并提高工作效率。但笔者认为,这次修订是在为总统权力的交接做准备。纳扎尔巴耶夫在辞去总统职务时,不希望继任的总统拥有他那样的权力,便要求议会对其进行制约。显然,这一修正对于权力交接具有重要意义。

在加强总统制的同时,纳扎尔巴耶夫也一直在关注如何扩大在议会中的支持,削弱反对派政党的问题。1999年,纳扎尔巴耶夫对政党体制进行了改革,通过合并哈萨克斯坦人民统一党、哈萨克自由运动等组成了哈第一大党“祖国之光”,也是哈最大的亲总统党。与此同时,纳扎尔巴耶夫还鼓励创建了第二个亲总统政党——哈萨克斯坦公民党,该党是议会第二大党派。哈萨克斯坦工会联合会作为第三大亲政府派别也参加了1999年议会选举,该三大党派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其他席位大都由亲政府的无党派人士获得。

2004年选举中,“祖国之光”党获得42个席位,首次成为多数党,剩下的则由两个亲政府党团获得,一是主要由哈萨克公民党组成的选举集团;二是由纳扎尔巴耶夫的女儿所领导的阿萨尔党(该党于2006年并入“祖国之光”党)。

2004—2007年间,所有的亲政府党派合并成为“祖国之光”党,该党自2007年开始由纳扎尔巴耶夫亲自领导,并开始实行比例代表制,设置法定代表权门槛为7%,即得票率超过7% 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这使得“祖国之光”几乎垄断了议会的全部席位。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目前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的政党在议会占有绝大多数,另外几个党也不是反对党。此外,反对派的力量很弱:一是没有进入议会;二是缺乏社会和资金支持;三是有影响的领导人旅居国外,而且没有得到强有力的外部力量支持。而在议会中没有了反对派,也就意味着对政府不存在直接公开的监督和反对。这种结构性的政治力量分布,说明纳扎尔巴耶夫完成了权力集中的过程,并得到了议会和公众的支持。


选举——从总统到民族领袖

实际上,从1989年6月22日纳扎尔巴耶夫成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开始,就一直领导着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执政时期,哈萨克斯坦一共进行过五次总统选举 , 分别于1991年、1999年、2005年、2011年和2015年举行。其中,1999年、2011年和2015年的选举是提前举行的。

1990年4月24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设立总统职位,并选举纳扎尔巴耶夫为总统,这是一次议会选举。1991年12月1日,在第一次全民选举中,纳扎尔巴耶夫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当选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得票率为98.78%。12月10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Kazakh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改国名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并于12月16日宣布独立。这是一个先选总统后立国的例子。

1995年4月29日,哈萨克斯坦就延长总统任期至2000年12月1日一事进行了全民公决,获95.46% 的支持率。4个月之后,哈国于1995年8月30日通过了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5年。新宪法还规定总统必须是生于哈萨克斯坦的公民,年龄不小于35岁,不超过65岁(纳扎尔巴耶夫当时55岁),能熟练掌握国语(哈萨克语),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的时间不少于15年。总统可连任,但不得超过两届。宪法中的这些规定应该说是普适性的。然而,1998年10月7日,哈议会对现行宪法和总统《关于哈萨克斯坦选举的法令》做出了19项修改,同时决定将大选提前至1999年1月10日举行,原因是由于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有可能给哈萨克斯坦经济和国内政治局势带来负面影响,面对这一干扰,为了预先防范,需要尽快确定总统以利决策,保持政治稳定,为此应提前进行总统选举。议会还决定将总统任期从5年延长到7年,并取消了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上限(65岁)和参加选举的选民不得少于50% 的规定。可以看出,这一修订具有明显的针对性,而提前选举的理由也不是很充分。

1999年的大选是历届选举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次。共计有6个候选人登记,但实际只有4人参加。被免职的前总理卡热格尔金被选举委员会取消了资格,理由是有行政违法行为。西方国家对此反应强烈。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为表示抗议,拒绝派出观察员,并提出了多项指责,认为哈当局非法干预选举,所支持的党派有不诚实的选前活动,大众传媒受到行政和司法方面施加的压力,选举委员会支持来自“政权党”的候选人,当局对反对党和候选人人为制造困难和恐吓等。在这次选举中,纳扎尔巴耶夫得到80% 的选票,是历次选举中得票率最低的一次,此后再没有出现过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宪法委员会在2000年6月认定此次总统任期是纳扎尔巴耶夫的第一任期,因为前几次选举都是在新宪法制定之前进行的。

2005年12月4日进行了第三次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有5人参选,纳扎尔巴耶夫获得了91.15% 的选票。

2007年5月21日,哈国再次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总统任期恢复至5年为一任期,但同时通过的一项修订案规定,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的限制不适用于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也就是纳扎尔巴耶夫。可以说,该项修订完全是为了保证纳扎尔巴耶夫的连任。

2010年5月,议会认定纳扎尔巴耶夫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任总统,并授予他“民族领袖”(Елбасы)的称号。

2011年2月2日,议会两院共同举行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总统有权决定提前进行大选。

2011年4月3日,哈萨克斯坦进行了第四次总统选举。这次选举本应在2012年举行,经纳扎尔巴耶夫决定而提前举行。纳扎尔巴耶夫获得了95.55% 的选票,再次当选为哈国总统。

2015年4月26日,按照总统的决定,提前进行了第四次总统选举,纳扎尔巴耶夫获得了97.75% 选民的支持。

2017年,哈萨克斯坦又一次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当时通过了19项宪法条款的26个修正案,新内容主要涉及总统、议会和政府职权的再分配问题。这次修改与以前几次不同的是,总统权力中有关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如国家计划的审批,政府预算、拨款及审核,劳动报酬制度等,转移给了议会和政府,而总统对政权各组成部分关系的协调和仲裁、外交和国防、国家安全、宪法维护等职责和权力则变动不大,也可以说,国家战略层次的总统权力并无改变。

2018年,哈萨克斯坦通过了《安全会议法》,明确规定安全会议主席一职为终身制,这意味着不再担任总统一职以后,纳扎尔巴耶夫仍拥有很大的权力。

在纳扎尔巴耶夫执政近30年的过程中,哈萨克斯坦一共进行了5次大选,其中有3次是提前进行的。情况表明,对总统候选人的条件、参选选民的比例、总统任期、提前大选的决定权等,都以全民公决或议会决定的形式做出了利于纳扎尔巴耶夫的决定,使他能够非常平稳地连任,甚至获得了“民族领袖”的终身称号,这使他在辞去总统后仍然有很大的权力。纳扎尔巴耶夫以议会、选举、公投等为工具,几乎没有障碍地巩固和扩大了总统的权力,顺利地取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以“民族领袖”的身份达到了个人威望的顶峰,这在后苏联地区是独一无二的。


草原民主

纳扎尔巴耶夫在扩大总统权力、建立自己政党的议会多数、限制和排斥反对派的过程中,努力强调哈萨克斯坦的特征,继承传统的政治文化,防止各种外部干扰,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力量和伊斯兰势力。纳扎尔巴耶夫一直主张,哈萨克斯坦作为遵循民主、世俗、市场经济原则的国家,一切法律和政策都必须从哈萨克斯坦的国情出发,而不是照搬任何现有的模式。对于西方民主,他有一个简明而生动的说法:“我也想搞美国那样的民主,但在哈萨克斯坦从哪儿去弄那么多美国人?”

他的意思很明白:美国民主是美国人的民主,哈萨克斯坦不需要美国民主。为此,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为由的干预一直进行抵制,对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此类活动也保持警惕并加以限制。尽管哈萨克斯坦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纳扎尔巴耶夫从来没有因此而减少对西方渗透和干涉的防范。

哈独立前后,国内伊斯兰势力开始复兴。各种伊斯兰力量,包括传统的(正统的)、原教旨主义的、极端主义的都在哈萨克斯坦扩大影响,严重干扰了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对此,哈政府一方面制定相关法律(包括《哈萨克斯坦反极端主义法》),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政治;另一方面,对境外宗教力量在哈的活动予以限制。例如,沙特阿拉伯曾在阿斯塔纳(2018年改名努尔苏丹)捐建了哈最大的清真寺,而且派出传教人员在哈传教(瓦哈比派),随后哈停止接受沙特的宗教捐款,并要求沙特传教人员离境。一段时期以来,随着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趋活跃,其在哈影响也不断扩大。不少人参与极端—恐怖活动,给社会安全与稳定造成极大威胁。更有不少人排斥传统宗教活动,甚至以穿阿拉伯长袍、蒙面等为荣。对这一现象,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明确表示反对,他讲道:“我原则上反对罩袍。特别是在学的青年人穿罩袍、戴盖头”“在我们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的宗教没有这样的传统。应该善于把真正的宗教和强加给我们的东西区别开来。”纳扎尔巴耶夫还与哈伊斯兰宗教领袖多次会面,要求他们为维护伊斯兰教的传统做出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此同时,纳扎尔巴耶夫还多次邀请世界主要宗教的领袖和著名宗教人士在一起开会,呼吁各宗教之间和谐共处,维护传统的宗教权威,反对歪曲教义。以上措施稳定了哈萨克斯坦的权力结构,促进了哈萨克斯坦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提高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权威。

在巩固总统权力的过程中,纳扎尔巴耶夫也在努力找寻理论依据,以此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新独立国家初期一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努力利用和发展民族文化以提高国家认同,并且把它作为国家目标,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哈萨克斯坦也不例外。哈独立以后不久,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体中开始出现“草原民主”这一词汇,并逐渐扩大到学术和官方表达中,但在公众之中它还不是一个广泛流行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对草原民主还没有较为一致的学术定义和官方解释,但它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十分重要的。例如,托卡耶夫当选总统后,在国内第一个视察的城市是土尔克斯坦市。16—17世纪,这里曾是哈萨克汗国的都城。他在这里说道:“草原民主是我们固有的价值观。失去了它,我们的民族就失去了自我。”由此可见草原民主在哈萨克斯坦的地位和影响。根据多种论述,笔者对草原民主的内涵做一大致的归纳:草原民主是哈萨克人作为游牧民族在草原这一生活空间创造的关于国家管理和政治—哲学思想的综合体,包括法律、制度、习俗、思想、信仰等。它涉及了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包括了这些内容在当代社会的存在。笔者认为,草原民主主要包括以下特点:第一,基于习惯法的法律。哈萨克是历史上形成的游牧民族,习惯法是国家管理的基本方式。

哈斯木汗在位(1511—1523年)时,总结概括了已有的习惯法,结合社会需要,制定了哈萨克历史上第一部法律《哈斯木法典》,包括了财产、刑诉、军队、官员任用等,这部法典的主要原则基本上使用到哈萨克汗国灭亡(即1847年。其间,在哈萨克诸部先后被帝俄征服时,俄罗斯政府很长时间内没有在哈萨克游牧区实施俄罗斯法律和管理。而17世纪初的《头克汗法典》继承了《哈斯木法典》的原则和主要内容)。应该强调的是,即使是在哈萨克人信仰伊斯兰教之后,伊斯兰法也没有成为原有法律的主要内容。第二,较多的地方自治。哈萨克是游牧民族,活动地域广阔,人口不多。很长时间里,牧民和他们的管理者都处在流动的过程中,因此以游牧人群为基础建立社会管理系统是很自然的,这些大小不一的游牧单位就成为国家管理的基本单元,难以建立严格的垂直管理机构和系统,这使地方自治——实质上是游牧人群的自治——成为传统,而自治单位之间不紧密的联系,又迫使它们在一些重要或跨地区的事务方面较多采取协商的方式,明显有别于定居农耕地区。第三,国家领袖(汗)的推选制。哈萨克社会分为七个层级,处在顶端的是汗。汗位不是世袭的,而是在特定范围中推举候选人(不限于一人),再由具资格的人开会确定谁成为汗。第四,民众对下层领导人的产生及社会事务的管理具有有限的参与权。草原民主并不属于现代民主,但可以从中追索到某些现代民主的踪迹。笔者认为,草原民主的实质是精英民主,对这一概念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至少,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中唯一一个基于传统政治文化建立国家理论,并把它作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国家。草原民主在哈萨克斯坦今后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还会发挥什么作用,很值得做深入研究。


结语

如上所述,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纳扎尔巴耶夫通过总统选举、全民公决、争取议会多数、削弱反对派等措施,加强和巩固了总统的权力,这为其实现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实践确立了基础。在此基础上,纳扎尔巴耶夫在经济和对外关系等领域也做出了种种努力,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独立后,哈萨克斯坦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截至目前,与哈建交的国家已有184个,哈加入了40多个国际组织,这两项指标都居中亚国家之首。这为哈争取国际投资、发展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于哈萨克斯坦奉行的多边平衡的外交政策,已有大量成果进行了分析和评述,于此不赘,只强调一点:这种平衡的核心是哈俄关系,而中国和美国是哈第二个层次的伙伴。

独立以来,由于良好的经济基础,加之迅速扩大了石油储量和产量,以及尚在进行中的经济改革和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较快。与中亚其他国家相比,这一成绩就更突出。以1989年的中亚五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值与2017年的数据做对比,1989年中亚各国之间总量的差别是6.6倍,人均差别只有2倍,说明苏联时期五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比较接近;而2017年,中亚五国的 GDP 总量差距已近23倍,人均差距已经达11倍,表明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经济发展明显好于其他中亚国家,国民生活水平也明显高于其他中亚国家。

需要指出,尽管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还远未完成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投入不足是主要问题。石油、矿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依然较高,特别是石油产业,这也是其经济受国际油价冲击很大的基本原因。哈萨克斯坦要进入世界发达国家前30名,必须加快产业调整的过程。国内外学者对哈经济及改革论述很多,不再重复。

总之,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没有发生严重的权力之争,没有“颜色革命”,没有内战,没有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中亚国家间的水资源问题、边界争议等,哈也处理得比较好;社会基本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对外关系广泛发展,多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这些成就无疑与纳扎尔巴耶夫的执政能力密不可分,而国家持续稳定的发展又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权威。对于一位有抱负的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来说,权力和国家发展是不可分的,纳扎尔巴耶夫对二者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结合与平衡。李光耀曾评价纳扎尔巴耶夫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各共和国首脑之中是一位显著的人物。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强硬而适度,务实,行动迅速坚定,有感染力,有才干,有决心,是在前苏联各共和国之中得到认可的一位领导人。如果纳扎尔巴耶夫继续为共和国掌舵,哈萨克斯坦将明显具有更多的成功机遇。”无疑,纳扎尔巴耶夫将以民族领袖的身份被写入哈萨克斯坦的历史。

 


       资料来源:原文刊载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英文期刊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2,No. 1,2020,pp.120-137)。
       2020年10月7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10月7日。



发布于: October 9,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曾向红:中亚“民主岛”吉尔吉斯将出现第三次“革命”?

曾向红 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


当地时间6日凌晨,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支持者占领了位于首都比什凯克、集总统府和议会办公地点为一体的政府大楼“白宫”。吉尔吉斯斯坦卫生部称,首都比什凯克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造成1人死亡,590人受伤,其中有13人伤势严重。在本次动乱中,之前因腐败而被判处监禁的前总统阿坦巴耶夫被释放,而本次动乱的领导者之一正是阿坦巴耶夫的儿子卡迪尔。

 美国的骚乱尚未完全消退,法国“黄马甲”卷土重来,白俄罗斯、泰国等地的抗议正值高潮,吉尔吉斯斯坦这个中亚小国又因爆发新的政治抗议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为何频繁出现抗争政治成了中亚“民主岛”——吉尔吉斯斯坦——的标签?吉尔吉斯斯坦的抗争政治有什么独特性?吉尔吉斯斯坦本次抗议活动的演变趋势如何?


吉尔吉斯斯坦吉”革命“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个独立不到三十年的中亚小国,吉尔吉斯斯坦常常因政局不稳吸引国际注意。回顾过去可以发现,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抗争政治主要呈现两个基本特点,而这两个基本特定,意味着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本土化特色。

首先,吉尔吉斯斯坦的抗争政治难以被严格归类于某个抗争浪潮之中。一般人们习惯于将该国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纳入本世纪初后苏联空间国家“颜色革命”浪潮之中,但事实上“郁金香革命”与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存在巨大的差异:如非政府组织(西方语境下的公民社会)作用有限、没有体现“反俄”倾向、没有明显的方向性(即不存在加入欧洲的诉求)、暴力化、宗教势力插手等。


2010年“二次革命”中抗议去中心化和暴力化更加明显,国家处于内战边缘并于当年6月引发了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的族群冲突。“二次革命”与其后发生于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二次革命”并不是“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吉尔吉斯斯坦的抗争政治与这些所谓的“浪潮”都存在异同的事实可以看出,该国抗争政治的独特性很强。


其次,本土性也体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抗议活动难以扩散。“郁金香革命”后,人们开始关注“颜色革命”在中亚各国发生的可能性,但事实证明,多年来“颜色革命”并未中亚遍地开花。

基于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可以发现,相比于大国博弈的视角,关注吉尔吉斯斯坦自身的发展轨迹和政治特点,是把握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变化的主要路径。


吉尔吉斯斯坦频繁发生”革命“的主要原因

需要明确,吉尔吉斯斯坦此前爆发的两次“革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因为它们并未带来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换言之,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具有更多的“政变”特征,至多可称之为抗争政治。而吉尔吉斯斯坦“革命”之所以频繁出现,主要可以从政治体制与动员能力两方面进行观察。

在政治体制方面,首先,吉尔吉斯斯坦的政体建设容易受到权力分配格局变动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次“革命”后,从“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转变为议会共和制。然而,议会共和制并不稳定,而是随着不同时段总统和总理权势的消长发生变化。时至今日,尽管吉尔吉斯斯坦是名义上的议会制共和国,但总统仍手握大权(这与成熟的议会制共和国如德国、以色列明显不同)。然而,热恩别科夫与阿坦巴耶夫之间存在复杂的利害关系。尽管热恩别科夫曾是阿坦巴耶夫亲自推荐并一手提拔的接班人,但热恩别科夫当选统后,由于担心阿坦巴耶夫的影响力威胁到自身地位,曾于2019年8月8日通过强力方式逮捕了阿坦巴耶夫。吉政坛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已经且仍将继续影响吉的政局稳定。

其次,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局发展受到地域政治的显著影响。吉多年来始终没能从制度层面设计出有效保障南北双方政治势力稳定推进权力交接的制度,由此导致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体现出来南北精英通过非正常手段实现权力交接的特征。如阿卡耶夫、巴基耶夫、阿坦巴耶夫、热恩别科夫分别代表北、南、北、南部政治势力,只有“二次革命”后的临时总统奥通巴耶娃没有体现明确的地域政治属性(她出身南方,但常年留洋,并且曾经带领过代表北方力量的团体,因此她的地域属性不明显,而奥通巴耶娃临时政府时期则是吉尔吉斯斯坦少有的取得明显民主进步的时期)。

再次,吉尔吉斯斯坦始终未能在制度上上有效缓解权力频繁变更和地域政治对国家构建产生的影响,导致吉的腐败问题往往成为滋生抗争政治的重要导火索,无论这种由头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由于吉此前“革命”具有浓郁的精英之间重新分配权力的色彩,故这些“革命”没有也不能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家族政治。如阿卡耶夫因安排其女政治生涯被民众抛弃,巴基耶夫试图让儿子继承的意图则点燃了抗议者的怒火,而在本次动乱中,前总统阿坦巴耶夫的儿子卡迪尔则是占领“白宫”的重要领导者。这三位总统先后遭遇抗议运动,部分原因在于存在家族性腐败而遭到民众反对。然而,新上台的领导人同样难以摆摊任人唯亲的弊病,从而前赴后继地走上遭遇民众抗议的道路。

▲图为刚刚获释的前总统阿坦巴耶夫。


在动员能力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动员抗议民众的能力要明显强于其他中亚国家,这也是吉为何社会运动频发而其他中亚国家能有效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主要是由其中三个因素导致:

其一,在吉尔吉斯斯坦,部族是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基础。由于许多反对派人士是本部族的名人,他们在议会或总统选举中落选后可以利用部族的人际网络进行动员。由于每个人往往归属于特定的部族,因此这种动员总能动员数量不一的民众。

其二,吉尔吉斯斯坦民众的政治心理也与中亚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吉尔吉斯坦独立后,为了尽快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首任总统阿卡耶夫致力于构建西方民主制度,通过赢得西方国家的好感而获得西方援助。这种制度遗产,在一定程度上沉淀为该国民众的政治心理,令部分吉民众认为该国具有相对于其他中亚国家民众更高的民主程度。如在此次动乱出现前几天,就有吉尔吉斯坦网友就在社交网络上发帖表示:“不要因为我们的国名里有‘斯坦’就认为我们是专制国家。”这种政治心理带来的部分后果,是吉部分民众一旦认为该国政治状况不令人满意,往往动辄通过开展抗争活动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其三,在中亚国家中,吉尔吉斯斯坦对待外国组织的态度较为宽松,而国外资助的青年组织和学校能够动员青年人参与抗议。如本次抗议中,许多来自中亚美国大学(AUCA)的学生被动员起来,而这一大学在成立时便与美国官方背景难以剥离。当然,至于外部势力在此次吉动乱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跟踪研究。

▲图为来自中亚美国大学的示威者。


三当前的额
吉尔吉斯斯坦当前局势的走向

北京时间10月6日下午,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计划组建“人民政府”并任命新总理,而总统热恩别科夫则表示他将在短时间内恢复国内和平。如今阿坦巴耶夫已获得自由并开始会见支持者,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事实上已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吉尔吉斯斯坦未来的走向可能存在三种结果:现总统热恩别科夫恢复秩序并继续担任总统、现总统下台并组建新政府、出现内战。

之前有传言热恩别科夫逃往南部,如果情况属实,则该国陷入内战的危险将加大(2010年巴基耶夫就曾回到南部家乡组织支持者开展内战,不过此举未遂)。不过,是否实现跨阶层动员和分队是否分裂,往往是一国社会运动转化为内战的两个重要变量。根据这两个条件来衡量,本次动乱发展迅速,更贴近“政变”而非大众抗争。迄今为止,吉抗议暂未实现跨阶层动员,故该国是否会出现内战将取决于军队的立场。另外,基于中亚的特殊反恐形势,恐怖分子是否有强大的能力和意愿趁乱挑起武装冲突,也将是影响吉政局走向的重要变量。

抗议事件发生后,总统热恩别科夫已经命令安全部队不要开枪并呼吁各党派安抚各自支持者,至于现总统的去留还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不过,就目前来看,吉尔吉斯斯坦的动乱是一个个别案例,很难对相邻国家起到“示范效应”,难以实现“扩散”。


吉尔吉斯局势对中国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激战之时,如果吉尔吉斯斯坦再出现内战,将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不仅冲击中国与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而且可能危及中国在吉的人员和财产安全,严重时甚至可能对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平稳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同时,在全球新冠疫情持续扩散仍未得到缓解的背景下,吉尔吉斯斯坦局势的演变值得我们做密切观察。



事件进展


抗议示威仍在持续中,吉国家议会议长、总理先后辞职

随着时间过去,吉尔吉斯斯坦的抗议示威并没有冷却下来,反而愈演愈烈。当地时间10月6日18:00左右,仍有集会游行队伍聚集在吉国首都比什凯克市阿拉套广场,继续示威。

另传奥什市市长遭到了集会者殴打,原奥什市长梅立斯(故乡党主席)也从土耳其匆匆赶回。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时间6日晚,吉议员、吉尔吉斯斯坦统一党代表候选人托罗库洛夫已自我任命为奥什市市长,并在奥什市市长办公室向媒体发表声明。

另据吉媒6日消息,吉议长达斯坦·朱马别科夫已辞职,该消息是从吉议会在友谊宾馆举办的特别会议上得知的。

同时,在此次特别会议上,曝吉国总理博罗诺夫已经申请辞职。目前,议员正在审议该申请。

截至记者发稿,比什凯克市阿拉套广场仍是一片混乱,而刚被释放出来的萨德尔·加帕罗夫被任命为临时总理。

据俄媒6日晚报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刊登评论称,莫斯科希望吉尔吉斯斯坦的局势能够在法律框架下得到和平解决。

评论称:“俄罗斯希望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我国战略合作伙伴和盟友确保内政稳定、确保友好的该国人民安全幸福。”

俄外交部指出,当前形势下,维持吉尔吉斯斯坦在本国宪法和法律框架下进一步民主发展的条件仍应是优先事项。

俄外交部强调:“我们希望危机局势能尽快通过法律和谈判、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原文发表在《丝路新观察》微信公众号2020年10月6日。

       2020年10月7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10月6日。



发布于: October 9,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胡志勇: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带来多方面的严重冲击

胡志勇  CGE高级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胡志勇。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经蔓延至全世界,成为全球化时代第一次从世界体系中心向边缘国家和地区蔓延的全球性疫情,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力远超预期。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范围加速扩散,已经从地区性问题演变为全球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全球化动力正因疫情而有所减弱,现存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将加速转型,国际政治与经济新格局将形成。


新冠疫情导致现有国际政治秩序失序可能性上升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蔓延可能导致一场全球性的政治危机,将根本性改变全球化内涵,促成当前国际关系格局重大重塑。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严重影响着世界政治与经济生态,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大流行可能会加深国际秩序的裂痕。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全世界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而且也给全球带来了一场政治危机和人道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深刻改变和影响着全球公众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轨迹。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加剧了原有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的对立与冲突,也带来了抗疫模式背后的政治因素竞争。加剧了中美抗疫的地缘政治化竞争。疫情给全球化带来非常严峻的现实挑战,给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对现有国际政治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使全球体系处于重新调整中,加速权力和影响力由西方向东方的历史性转移,并进一步推动东、西格局形成。而且,其潜在影响正不断扩大。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将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现有国际秩序失序的可能性上升,全球化将不得不面临停滞甚至倒退的态势。世界新格局、新秩序加快重塑,并加剧各国在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对立,为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带来了全局性影响,加之国际社会固有的矛盾冲突,使这场仍在蔓延的全球性疫情带来的全球政治发展不确定性陡然上升,全球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并加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全球化地缘政治格局将重塑,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将进一步加剧。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各国治理水平、执政理念、组织行动能力、应对危机能力、国民素质等多方面的一次考验,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出卫生领域的多边主义面临双重困难,也使全球治理发展模式、人类生存方式等面临着严峻考验。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使国际舆论失衡进一步加剧,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不仅遭受疫情冲击,同时还要面对一些西方舆论的“攻击”。在短期内,尽管“西强中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无法发生根本性逆转,某些西方舆论对华污名化抹杀不了中国抗疫形象的核心内涵。中国应坦然面对西方舆论的质疑与抹黑,继续做好自己的事,与国际社会积极合作。共同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尽管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的健康影响是短期的,但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深远,有可能改变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国际人员交流与经贸往来严重受阻,世界经济衰退风险性急剧上升,全球性系统性金融危机在所难免。而全球抗疫将重塑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

全球化创造了一个繁荣且蓬勃发展的国际市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生产网络与全球供应链,生产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而这场新冠疫情暴露出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冲击了各国经济稳定,因疫情导致的市场需求疲弱进一步加剧,经济全球化将成为这场疫情最主要的长期受害者,经济全球化“逆向”发展趋势明显。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可能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既有格局,供应链、产业链的区域化、本土化可能成为新趋势,并直接导致资产负债表短期恶化,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风险,世界经济系统性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进一步导致一些国家走向自我封闭的民粹主义之路。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化可能回归“经济主权时代”。因疫情导致的市场需求疲弱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脆弱性显著上升。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将导致世界经济秩序失衡进一步加剧,改变以往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和物流的循环方式。全球经济复苏将需更长时间,因疫情致贫、返困的人口将急剧上升,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导致世界经济复苏难度也进一步上升。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市场产生了严重影响,各国债务水平飙升,债务风险随之上升,并增加了欧洲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对全球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构成了中期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训与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以罕见的传播速度、影响范围、冲击烈度席卷全球,对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生态、宗教文明与意识形态、国际关系格局、地区关系与地缘政治等带来了巨大冲击,深刻影响全球大国间政治博弈,国家主权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可能导致大国关系出现长时间、全领域的紧张局面。全球卫生治理体系虽然在本次疫情中暴露出自身局限性,但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抗疫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

疫情带来的冲击不仅仅停留在医疗与公共健康领域,也涉及到了政治、经济、社会认知、心理等多个领域。疫情中政治化操作上升,疫情政治化带来极端民粹思潮,一些民粹主义者利用病毒这个新的“敌人”来捞取政治资本。而且,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世界非但没有团结,国际秩序反而陷入功能不全状态。在新冠病毒扩散的同时,世界许多国家转而采取“本国优先”姿态,对国际合作的关注程度下降,民众也向“自我主义”倾斜,与社会疏离。犯罪、家庭暴力和种族歧视等问题日益严重。

此次新冠疫情不仅加剧了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新冠病毒重新架起了阶级之间的屏障,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动荡,将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全球富人已大体上恢复到了疫情前的状态,但是,疫情对工薪阶层打击最大,处境变得更差,全球各地的贫困人口更加贫困。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正在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健康危机,而且正在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并且对全球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新冠病毒疫情正在考验着全球各国不同公共卫生体系的应对能力。疫情迅速蔓延暴露出了世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缺失和不足,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面临新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医疗系统的脆弱性、医疗资源储备与医护人员不足等也加剧了疫情蔓延。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将重塑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此次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新冠疫情直接影响了东亚、欧洲和北美地区生产网络产出与链接,并造成了大幅下跌、休止与停顿,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不可预见的冲击,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严重打击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信心,孤立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上升,国际经贸冲突可能再次升级,从而加速了全球化倒退和收缩,甚至加快逆全球化进程。但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又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加强与改善双方关系的机遇。新冠肺炎突显出全球相互依存与亟需合作框架之间的关联。在政治领导人及时决策前提下,新冠疫情将永久性改变全球各社会内部的权力平衡并重塑国家间关系,贸易模式将改变,自给自足和地理相邻性将优先于全球一体化。

 


       本文系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于2020年8月17日在三亚举办的“2020亚太公共安全论坛”成果。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9月26日。



发布于: September 30,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钱雪梅:《美国-塔利班和平协定》的战略含义

钱雪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2020年2月29日,美国与塔利班签订《实现阿富汗和平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有三点:撤军,美国承诺在14个月内有条件地完成撤军;反恐,塔利班承诺将阻止基地组织等各种力量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和平,双方将努力推进阿富汗政治和解。

阿富汗战火还在继续燃烧,阿人内部和谈一再推迟。表面看,该协定似乎没有改变阿国政局。但不能忽略协定的战略含义。


美军撤军不等于离开,而是以退为进

协定签订后,美国如约撤军,现驻军已从1.3万人减少到8600人,秋天可能进一步减至4500人。未来撤军的速度主要取决于美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博弈,因为国防部和白宫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分歧。

美国撤军不等于离开,也不是为了一走了之,而是其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环节。特朗普政府加速推进撤军的缘由主要有四点:

一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和中心任务调整。2001-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任务是反恐。2017年12月进行重大调整,反恐让位于大国竞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焦点也从阿富汗转向中东。大国竞争必然包含地缘政治争夺,美国防扩散的矛头首指伊朗。因此,尽管反恐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弱化,但阿富汗的战略价值有增无减——它与中国、伊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成员国接壤。

二是节省军费开支,优化军事资源的全球部署。2015年以来,驻阿美军年度军费开支在500亿-770亿美元之间,约等于美国军费年度总预算的1/10到1/9。从阿富汗撤出的兵力也将整编部署在印太地区。

三是改善与塔利班的关系。美国撤军是塔利班始终坚持的和解前提,从2003年起,“反对外国军事占领”是它从事反美战争的首要理由。

四是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承诺要彻底结束战争。为此,有人估计,特朗普可能在今年11月之前下令全部撤军。

撤军不会影响美国在阿富汗的地位和实力。阿富汗现行国家机器,包括其宪法、政府和军队,都是在美国一手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它的财政和军费至今还完全依靠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是北约和日本)的支持。诸多迹象显示,美国对阿富汗现政府的影响力远远强于卡尔扎伊政府时期(2002-2014年)。


协定给美国带来的最大潜在红利

协定正式结束了美-塔战争状态,美在阿存在成本将大大降低,因为自2001年以来,它在阿军事、政治和经济投入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塔利班主导的军事对抗相关。

协定还清算了美-塔过去20多年的积怨,解决了主要症结问题,为双方开启合作关系铺平了道路。1997-2001年,双方从矛盾走向战争,关键不在于所谓人权和意识形态分歧,而在于双方的核心利益诉求未能得到满足,即塔利班拒绝放弃对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庇护,美国拒不承认塔利班政权,反而不断加大制裁力度。根据新签署的协定,美国承诺将在今年8月27日取消对塔利班制裁。更为重要的是,协定通篇称塔利班为“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the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尽管协定文本每一处都不厌其烦地加上了后缀“美国不承认它为一个国家,俗称塔利班”,但这个冗长的后缀只是美国用来遮掩其对塔利班的正式承认,并用来安抚喀布尔政府。值得注意的是,“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不是塔利班的组织名称,而是它执政一年之后才采用的新国名。2001年之前,它曾想方设法谋求美国予以外交承认,但都没有成功。2013年它又试图用这个名称为其多哈代表处挂牌,遭到卡尔扎伊政府的强烈反对,多哈进程也因此一度搁浅,美国与喀布尔的关系严重受挫。如今塔利班终于得偿所愿。作为交换,它也满足了美国自1998年以来便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即承诺阻止基地组织等力量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协定文本还确立了美-塔未来安全合作关系的基本框架。塔利班承诺确保阿富汗不为反美力量所利用。换一个角度看,其实等于美国把约束当地反美跨国武装力量的重任委托给塔利班,把它纳入美在阿富汗和地区安全战略的框架,使它成为美在阿利益的协力保卫者。由此,美国便能实现它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对阿富汗的构想:即防止阿富汗再度成为恐怖主义的安全天堂,使之成为美国谋求地区安全的合作伙伴。[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阿富汗的定位和预期提出了三个要点,除了这两点之外,第三点是“使阿富汗实现政治稳定和自力更生”。]有了塔利班的协力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

美-塔新关系目前已有初步体现。美国今年的撤军过程没有受到塔利班的干扰,所以进展相当顺利,第一阶段目标计划提前在6月底完成。未来三五年,影响美-塔关系的主要变量有两个,一是塔利班自身的变化和美国的战略取向,二是“第三方力量”。在第三方力量中,最重要的是躲藏在阿境内的跨国伊斯兰主义反美武装,以及伊朗和喀布尔政权[ 伊朗近年来与塔利班的关系明显改善,在阿富汗的根基进一步拓展。巴基斯坦在很大程度上有求于美国,不具有阻挠美-塔关系的政治动机。即便有此类动机,美国也有平衡和制服巴方的足够手段。因此,巴基斯坦在美-塔关系中算不上具有实质影响力的第三方。]。关键在于,塔利班能否有效“管理”各种跨国武装力量,美国-伊朗关系如何变化,喀布尔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解、分权谈判进程是否顺利。尽管第三方力量不受美、塔掌控,但只要美、塔双方战略利益契合,且都有推进双边关系的坚定政治意志,能够克服战略互疑,那么其关系向好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经过近20年的较量,双方已深刻地认识到对方的实力和战略价值,都互有所求,而且都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协定将加剧塔利班分化

协定已经引起塔利班队伍的分化。过去10多年塔利班队伍分裂的关键原因有两类:内部权力斗争,以及路线斗争,即如何反美和反喀布尔。美-塔协定增加了新的分裂点,即是否继续反美,是否与喀布尔政府和解。2015年以来,塔利班分裂力量主要有两类去向:独立,或加盟“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P,简称呼罗珊分支)。近几个月,塔利班内部的一批强硬派独立并组建了“伊斯兰护卫党”(Hizb-e Wilayat-e-Islami)。

协定还将重构阿富汗激进极端主义版图。该国激进极端主义武装力量在2015年之前大多奉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为精神领袖,接受塔利班保护和领导。呼罗珊分支兴起后,与塔利班争战不休。尽管如此,到美-塔协定签署之前,塔利班始终站在反美斗争最前沿,国际社会把阿富汗“反叛力量”称为“塔利班领导的反叛力量”(Taliban-led insurgency)。事实证明,协定已开始动摇塔利班在伊斯兰主义武装力量中的合法性和号召力。截至6月初,已有8000多名曾与塔利班并肩作战的外国武装分子转向“呼罗珊分支”。“伊斯兰国”虽然在中东“被打败”,但对“呼罗珊分支”影响不大。相反,它今年3月以来格外活跃,在阿富汗多地制造暴力恐怖袭击,大有取代塔利班而成为暴力反对派新“首领”的趋势。未来两三年将是阿富汗激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力量分化组合频繁的关键时期,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美-塔协定标志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一部分,有助于改善其处境,增强其影响力。除非协定被撕毁,否则美国-塔利班关系将进入新阶段。如果说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开端,那么美-塔和平协定对全球反恐局势和全球共同反恐的努力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当前,阿富汗激进极端主义版图正在发生变动。值得警醒的是,美国人至今还对他们曾在阿富汗打败和拖垮苏联津津乐道。当前美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力远胜中国。长远看,中国更多地利之便,如果用心经营,会有更多机会。

总体建议:在阿富汗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参与推动阿人内部政治和解,但要审慎行事,保持某种超脱性,不能过深卷入该国盘根错节的政治和党派冲突,必须充分吸取当年苏联的教训。

 


       本文系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于2020年8月17日在三亚举办的“2020亚太公共安全论坛”成果。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9月25日。


发布于: September 29,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殷卫宏:中资企业在南亚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对策建议

殷卫宏 CGE合作专家,华信中安集团董事长

▲殷卫宏先生。


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三国扼太平洋通往印度洋及欧洲、非洲大陆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走廊建设将有力促进三国经济增长并为深化南亚区域合作提供强大动力。与此同时,三国的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地缘争斗、社会治安等问题层出不穷,具有多样性和交织性的特征,呈现出地区化和国际化发展趋势,值得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关注。


南亚三国的主要安全风险

(一)恐怖袭击

据国际风险机构历年来的评估数据,巴基斯坦是世界最不安全的国家之一。巴国内俾路支省、信德省、联邦直辖部落区等地区安全风险指数居高不下。俾路支解放军、巴基斯坦塔利班等不时发动针对在巴外国机构和公民的恐怖袭击。拿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来说,在巴面临的恐怖袭击风险近年在明显上升。2019年3月9日,驻卡拉奇总领馆发出紧急安全警报,巴几个恐怖组织正试图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的袭击;提醒中资机构和公民采取一切行动以避免人员伤亡。2019年5月11日傍晚,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港口城市瓜达尔的珍珠洲际酒店遭恐怖分子袭击。2020年初,俾路支解放军等恐怖势力对外宣称,拟发动针对中资企业在巴项目的袭击。2020年6月29日,在卡拉奇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中资联合体持股40%)遭到武装分子手榴弹袭击,袭击造成包括4名恐怖分子在内的11人丧生。

在2019年4月21日基督教复活节当天,受伊斯兰国鼓动的恐怖分子,对科伦坡3座教堂和4个酒店发动了系列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包括6名中国公民在内的300余人死亡、500余人受伤。这是伊斯兰国在失去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所谓“哈里发国”后,通过其全球分支和网络继续发动的袭击。

在孟加拉国,与伊斯兰国有关的恐怖分子声称实施了6次简易爆炸装置袭击,其中5次是针对孟警方的。伊斯兰国在其社交媒体(At-Tamkin)上发布了一段孟加拉语的宣传视频,概述了其针对孟政府和其他已宣布的“敌人”的行动。

(二)地缘争斗

巴基斯坦与印度的矛盾根深蒂固,双方长期对峙且时常发生武装冲突;巴西边的伊朗作为穆斯林什叶派的大本营,与以逊尼派为主的巴基斯坦有着天然隔阂;北边的阿富汗则把其当做激进组织的战略纵深。美国对巴配合反恐不力甚为不满,频繁向巴施压,一再削减此前向巴承诺的援助资金。巴要想在逆境中求发展,实现战略突围,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成为其最理想的选择。

斯里兰卡素有“印度洋上的珍珠”“东方的十字路口”美誉,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其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成为相关大国博弈的焦点之一。南亚地区大国对中国对斯及其他邻国的大量投资深感不安,对中国在汉班托塔港的开发运营持反对态度。美方为了实现“亚太再平衡战略”,极力反对中国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通过媒体故意渲染、指责中国实施“珍珠链”战略,诬蔑中国有“军事企图”。

孟加拉湾处于印度洋与东南亚海域的交汇处,是中东地区石油运输线进入马六甲海峡前的必经之地。随着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其开始重视孟的地缘政治地位。美企图与印联手掣肘中国在孟加拉等南亚节点国家的投资和建设。

(三)政局动荡

巴基斯坦民族构成复杂,缺少主体民族使其无法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民族宗教矛盾、国家间对立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等造成巴长期政局动荡。巴政府领导人上台往往是各派政治势力角力和妥协的结果,而一旦下台,常常面临被清算的结局。每一届政府上台,都会出台一些有利于本派势力的政策,对外国企业在当地运营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上届政府一上台,就出台对外资企业加征16%的税收,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中资企业。

斯里兰卡议会于2015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削减总统权力,是斯近年来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2018年曾陷入“两个总理”之争的政治危机。在2019年11月16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人民阵线党候选人戈塔巴雅当选总统,但其执政仍将受到议会多数党统一国民党的掣肘。如果2020年8月人民阵线党能够如愿赢得议会领导权,就可能再次修宪,将部分被削减的权力重新“归还”总统。

孟加拉国政局总体稳定,但主要反对党“孟民族主义党”已就其领袖卡莉达·齐亚被监禁以及2018年大选结果发起系列抗议示威。孟自2020年3月1日电费价格上涨后,“孟民族主义党”(BNP)在首都达卡等全国多地组织发起系列抗议示威,其组织的“人链”示威时常造成交通中断。

(四)负面舆情

近年来,中巴经济走廊在能源、交通及港口建设等方面进展显著,为巴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与此同时,部分外媒大肆渲染“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会令巴及相关国家陷入“债务陷阱”,恶意炒作中国在巴攫取“特殊利益”、干涉巴内政以及巴中跨国婚姻中涉及“贩卖人口”等问题。

今年,西方媒体炒作斯里兰卡新总统戈塔巴雅关于斯方出卖汉班托塔港“控制权”的言论,斯总理拉贾帕克萨出面澄清:总统“没有说过斯方出卖了汉港的‘控制权’,更没有说汉港协议损害了斯方的主权。我们坚持的执政理念是反对国有资产私有化,总统的原意是指前政府违背了这一理念,而非针对中国或斯中合作”。2019年12月19日,总统戈塔巴雅总统明确表示,汉班托塔港是一项纯商业合作协议,因此不会重新进行谈判。

(五)社会治安

近年来,南亚三国由于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等问题严重,社会治安形势持续恶化,地方黑恶势力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力量较强,针对外国机构和公民的偷盗、凶杀、抢劫、绑架、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加之,三国警察执法不严和警力不足,使刑事犯罪难以得到有效遏制。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在三国每年都会遭遇被杀害偷盗、抢劫、绑架等犯罪事件。

(六)自然灾害

据英国Verisk Maplecroft风险管理公司最新评估显示,由于管理低效、腐败及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巴基斯坦在全球最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国家中位列第七,约70%的人口(1.36亿)受自然灾害影响,其中近1000万人口受洪灾、雪崩等威胁。

斯里兰卡每年从5-10月为雨季,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常有飓风频繁登陆,东北部有时遭受热带风暴,时有海啸发生。在2004年的海啸灾害中,斯里兰卡有超过4万人在海啸中遇难。

孟加拉国是频受自然灾害侵袭的国家,沿海地区主要是飓风,内地主要是龙卷风。

(七)其他风险

在斯里兰卡,大象被当地人奉为神明,是斯里兰卡文化的图腾。素以“千象之国”著称的斯里兰卡如今陷入人象争地的尴尬局面,时常有大象入侵人类生活区域或伤人的报道。另外,在斯里兰卡每年都有600多人死于毒蛇之口,死亡率列世界第一。

孟加拉国交通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市内通勤尚无轨道交通,道路拥挤,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当地权威部门统计,仅首都达卡地区每年因拥堵及交通事故造成3700亿塔卡的损失。

三国的疫情也不容小觑。登革热、疟疾、新冠肺炎等都对在当地从业的外国公民的身体健康构成较大的风险。


对策建议

(一)持续加大安保投入

应根据项目所在地安全风险等级及安全评估结论,设立安保专项预算,合理确定安保资金投入比例,并计入生产经营成本。

(二)加强信息预警和风险评估工作

应设立专门的信息部门或专门岗位,运用多种渠道,开展安全信息的收集和分析研判工作。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自然环境、政治局势及当地的民族、宗教、治安等情况,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为预案制定、资源配备、预警启动留下充足的时间,达到在安全威胁尚未真正发生时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从而真正实现对安全风险的有效管控。确保境外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全覆盖,坚决做到“不评估、不立项”。

(三)加强安全培训

应建立完善的安全培训机制,不但在出国前要组织安全培训,做到“不培训,不派出”“培训不合格不派出”。境外项目也要组织培训,不断强化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自保、避险知识及逃生、自救技能。

(四)构建“三位一体”的安全保障体系

应按照不同风险等级来制定各类场所的安保设施和安保力量的配备方案。根据场地选择,进入路线、出入口、周界、照明、建筑物、通讯设施、电子安全系统、水电设施、避难所、车辆、医疗、消防等要素,构建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安保体系。

(五)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严格按照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规定》中“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的三级体系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制定从风险识别、规避、处理、善后等全过程的应急处置方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企业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六)做好属地化相关工作

牢固树立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尊重当地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加强跨文化融合。做好公共关系建设,加强与当地政府、居民、NGO组织等利益相关方沟通,重视企业形象宣传和媒体沟通工作,营造境外经营的良好外部安全环境。

(七)出行须谨慎

在当地的员工,应谨慎或避免前往各敏感地区,密切关注东道国政治局势及走向、当地媒体对政治集会与安全事件的跟踪报道,提高警惕,减少与陌生人员接触,避免单独及不必要的外出;外出时应保持低调。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的“总体安全观”,要求我们必须既注重国内安全,又注重海外利益安全。中资企业在南亚三国面临的安全风险都比较高,因此,必须提前预警、提前研判、提前部署,加大投入、加强防范,切实做好安全保障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企业在当地的安全顺利运营,进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本文系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于2020年8月17日在三亚举办的“2020亚太公共安全论坛”成果。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9月25日。


发布于: September 28,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张蕴岭:从新冠病毒疫情思考国际公共安全

张蕴岭  CGE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蕴岭先生。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生产,还是人们的社会生活,都有很强的相互链接与相互依赖性,每一个领域都构成一个或几个链条(supply chains),而链条之间又都以各种方式相互连接,结成复杂的网络。如今,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到这样的网络,经济越开放,越发达,嵌入的越深,在此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轻易说要或者能与链条和网络脱钩。大家在议论中美脱钩的问题,能做得到吗?也许在一些方面会有阻断,比如高科技领域,美国会加高阻挡外溢的墙,为的是维护自己的竞争优势。除非美国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否则,要脱钩是办不到的,即便政府想做,公司不干,老百姓也不干。特朗普政府试图硬性把华为这样的国际化公司阻断住,这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的极端性会导致非理性结果。即便如此,完全把华为封住也是做不到的。一方面,在竞争场,政府、公司、个人为了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都会对自己的技术专利进行保护,特别是严防高科技成果泄密,另一方面,在规模性生产、大数据运用,以及具有联合攻关性质的高技术方面,开放与合作也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互联网、物联网,都具有很强的国际化特征。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公共安全领域面临的难题

相互依赖的联系链和利益链带出两类安全责任:一是作为个体的责任,也就是说,各利益攸关方都有责任维护链和网的运行,不能单独和随意改变和破坏;二是作为集体的责任,即各方有共同的责任保证链和网的运行,遵规守矩,一旦出现问题,大家都有责任出力,合作应对和解决问题。为要对不信守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者进行惩戒,需要有共同遵守的法规,但基于问题的复杂性和跨国性,这样的国际性法规很少。有些国家,用本国的法规进行“长臂管辖”,这样的做法往往有失公正,况且,只有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才有这种能力。在涉及共同安全的问题上,如何应对不负责任和不承担责任者是国际公共安全领域面临的一大难题,涉及制定什么样的法规,谁来制定,如何执行等问题。

国际公共安全领域的共同安全问题,特别是在规模性突发事件(危机)中体现出来。规模性突发事件(危机)不一定以什么形式,在什么时候,在哪里爆发。比如,当前的新冠病毒,先是在中国爆发,很快在更多国家爆发,突如其来,扩展迅速。病毒可以通过人与相关活动的流动、流通产生跨国性扩散,使疫情和影响扩大,同时,由各方防控病毒所采取的封堵行为而使得系列活动中断。在经济领域,会导致国际生产与消费供应链条断裂,引发债务危机和社会危机。为了防控,各方除了对人的流动采取限制外,还采取停航、停运、封关等措施,殃及到国际交往的各个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就国际产业链而言,中国是诸多产品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很多产品的零部件都在中国生产,中国工厂停工,零部件供应不上,整个生产链就会停止运行。比如,由于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不能提供零部件,苹果手机会断档,韩国现代汽车因来自中国的零部件不能到货,会停止在韩国的汽车生产等。随着疫情在世界更多国家爆发,还会有更多的产业链受到影响。尤为严重的是,在国际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大公司为了降低成本,生产大都采取基于网络、大数据的“零库存”制,且在大规模生产下,没有可以立即替代的其他供应商,因此,在出现断供的危机情况下,生产只好停止,而一个链条停止运行,就会影响到各个方面的相关链条运转。全球化使得经济运行、社会生活变得非常顺通,但也变得非常脆弱,一旦一方出事,会导致快速和成规模的扩散。如何应对这样的危机冲击,这是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需要直面和需要求解的大命题。有的议论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爆发会使全球化倒退,各国会转向自主生产与供给,这是难以做到的。也许疫情期间有这种思考,但其后,还会顺势而行。


需要制定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与指导原则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经济、社会相互连接,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之外。出于复杂的原因,流行病的发生和传播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常态现象,并且有加剧的趋势。新冠病毒疫情的发生与扩散,使我们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更加重视,也使我们深度思考如何推进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与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疫情发生后,我国通过国家动员体系,调动各方资源,进行防控和医治,使疫情扩散得到控制,在医治方面取得了成效,也积累了许多治理经验。

在国际层面,世界卫生组织(WHO)作为主要的疫情管理机构,在疫情发生后,尽管在信息交流、局势研判、疾病防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面对这样的大疫情,也暴露出来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疫情防控本身,也影响到其他领域,导致综合与连带反应。从本次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的情况看,反映出的许多问题值得重视,比如,如何保证及时地、全面地向WHO提供信息通报;如何减少各国各自为政,采取极端闭关措施;如何国际上加强有效协调和采取有效与可操作的对接措施。比如,针对发生在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尽管WHO提升了预警级别,但也明确表示,不建议采取任何限制旅游和贸易的措施,但众多国家还是采取了针对中国的封关措施,涉及旅行、贸易、交通等多个领域。鉴于在疫情发展的情况下,双边的协商很难进行,为此,需要制定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与指导原则。


构建国际公共安全合作机制可以在地区范围先行

在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全球化日益明显、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加剧的背景下,国际公共安全的治理的作用凸显,这不仅体现在应对像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危机,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相互对接与配合的国际治理体系。在萨斯疫情后,中国曾于2006年1月31日倡议国际社会成立“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国际联盟”,旨在通过技术合作、专家资源共享、政策倡导等活动促进国公共卫生机构间的交流与共同发展。借助此次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机会,需要大力推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的合作,增进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理念的认知,推动构建多层次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建设。

由于相邻国家和地区之间人口和商品流通最为频繁密集,公共安全的共同性更为凸显,因此,构建国际公共安全合作机制可以在地区范围先行。鉴于邻国之间的更强的共同安全性,各国间加强合作推进公共安全合作机制较为容易,利益感受也更快和更强。因此,地区性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亚洲,应该大力推动“10+3”、东亚峰会、中日韩、金砖合作机制、上合组织等框架下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把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机制构建作为重点。

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是涉及全人类的核心利益的大问题,作为大国,中国应该,而且也能在为全球卫生公共安全和其他公共安全领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中所积累的经验、所探索的应对模式,以及公共卫生规范与实践等方面,都可以成为重要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在推进全球公共安全机制化合作的进程中,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应该发挥引领的作用,比如,构建“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安全网络,设立专门基金,进行技能培训和提升。事实上,此前,中国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中国非洲在公共卫生合作上已经建立了合作机制,包括共同开发卫生人力资源、推动中非职业技术培训合作,推动建立中非医疗卫生联合研究实验室,支持非洲国家卫生政策和项目,开展血吸虫病、疟疾、艾滋病领域的公共卫生合作项目,加强全球健康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等。可以以此为基础,推动构建中非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机制的建设。在萨斯疫情之后,中国-东盟,中日韩三国之间都签订了公共卫生合作协议,可以籍本次新冠病毒疫情,对以往的合作协议进行检讨,充实和加强合作内容,特别是在采取协调与合作的规则与行动方面,制定可操作的规则,建立联合预警与应对行动。


中国 在国际公共安全治理方面大有作为

作为一个大国,在未来的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产品供给中,中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这不仅在提供物质和资金援助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方面,提供理念、经验、知识和技能。应将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议题相联系,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相联系,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

国际卫生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但是,也应该认识到,治理呈现出多元、多层结构的特点,政府、国际组织、民间机构(包括社会团体和公司企业)都在治理参与中发挥作用,并且构建可操作的互动机制与规则。因此,在推动构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中,要重视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构建多元伙伴关系,充分利用大数据、网络在信息收集整理、信息披露、调动资源等方面的集成能力,实现预警、防控和医治快速联动与相互配合的智能体系。

未来的世界,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综合生态环境的变化,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化,南北极冰盖消失,生物多样性失衡等,正在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据科学家预计,伴随环境的巨变,新的病毒性疫情可能会进入多发期,其特征是突然而至,规模大,扩散快,影响大,而对于病毒的性质,病理的认定都很难很快有结果,在此情况下,通过运转良好的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而不是各国“单打独斗”,才能在预警、防控、医治方面做到快速和有效。

 


       本文系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于2020年8月17日在三亚举办的“2020亚太公共安全论坛”成果。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9月25日。



发布于: September 27,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黄田园:世界文化秩序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金融危机到国际关系的“无限游戏”新思维

黄田园  CGE高级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负责人

2008年9月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之后具有深刻启发意义的西方文化危机。危机带来“历史终结”之后的新启蒙,是人类思想史上通向新哲学、新文化的转折点。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他深刻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本文提出金融危机暴露了自由主义文化之弊:个人主义,学者应积极推动“世界文化秩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文化交锋中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思维的革命”。人类要走出个体行为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限游戏”的阴影,转变到命运共同体的“无限游戏”上来;源自《易经》,具有无限游戏性质的儒学思想不失为超越“有限游戏”,实现世界政治“革故鼎新”的替代性文化新思维。


2008年9月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远去,最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曾经演化为全球金融系统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多国主权债务危机,甚至转化为遍及多国的实体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乃至局部战争。2011年9月17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曾将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的华尔街吹起更大的金融泡沫掩盖旧日危机,世界范围内金融动荡或经济衰退正在呈现长期化、多波段、复杂化等特征。2008年以来美国并没有改变霸权的逻辑,不但撕毁条约和“退群”,而且接连挑起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颜色革命,发动局部战争、金融和贸易战争,此皆显示金融海啸冲击后国际体系中更加尖锐的利益对抗性。

国际金融海啸冲击软实力神话,暴露了长期被掩盖甚至美化的现代性思想文化弊端:基于二元对立思维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其哲学基础是古希腊发展出来的二元主义与超绝主义,以及相应的非黑即白的、单向单线的因果思维方式。金融危机的主要文化原因就是在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中一脉相承的核心理念:神圣地、自由地追求个人私自幸福、无限积累私自财富并且不受政府干涉的政治权利。个人主义还与信奉人性恶的宗教文化传统、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相联系,在自由、民主、人权的软实力逻辑中贯穿始终。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当代人类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要解决这些难题……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处于现代性弊端中的西方,对正在探索发展道路的中国,都具有深远借鉴意义。《易经》作为中国哲学思维的源头活水,集中反映阴阳互系的世界观、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追求辩证和谐秩序的价值观。源自《易经》的中华文化传统具有相信教育、示范、对话可以改造人的人文理想;反之,在自由主义思想中,人类初始状态的邪恶性是核心理念,至少在个人层面人类是不具备自身从善或提升能动的。源自《易经》的中华文化传统倡导君子务本、克己复礼、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乐天知命、执守中正、勤劳节俭的生活、生产、经营方式;反之,在以追求一己幸福和无限积累个人财富为绝对原则的文化中,则出现了同质化的“平等”个人自由过度,责任缺失的诸多无序现象。源自《易经》的中华文化传统倡导利己达人、能近取譬、重义守信的人际观和利益观;反之,在以追求一己幸福和无限制积累个人财富为绝对原则的文化中,“看不见的手”在理论上意味着,“好”几乎就等于“卖得好”。源自《易经》的中华文化传统遵循怀柔远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外交思想;反之,世界万物在另一种文化主流意识中的印象是各自的孤立性、分散性或分离性,进而是冲突性、竞争性或不相容性。源自《易经》的中华文化传统具有革故鼎新、与时偕行、持经达变、穷变通久的变革创新意识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精神等。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James P. Carse)曾对社会运行提出“无限游戏”和“有限游戏”的划分。“有限游戏”是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普遍崇拜,是单独个体行为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竞争文化模式。有限游戏就像下象棋或者打扑克,在有限的时间里,有限的规则,玩家最终决出赢家,这是一个短期的零和博弈。在一个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为主的时代中,体育赛事、商业贸易、学术教育、外交事务中的个人、公司、民族国家普遍遵循有限游戏的潜规则。而“无限游戏”着眼于强化唇齿相依的关系,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人们可通过持续开展游戏享受到热情氛围和愉悦,而不是一决胜负。

美国汉学大师安乐哲(Roger T.Ames)首先借用詹姆士·卡斯对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的定义进行中西文化比较阐释。安乐哲认为儒家伦理思想恰恰具有“无限游戏”的本质特征,儒家哲学天下世界观所展现的正是一种基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庭伦理关系为本的认识。面对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和越来越多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人类要走出单独个体追求私利的“有限游戏”的阴影,转变到“无限游戏”上来。人们要能超越民族、种族和宗教的边界,携手与共,获得多赢。

当今世界,“个人主义”观念的盛行已经使人类逐渐陷入危机四伏的困境,面对日益严重的各类全球性危机,人类亟需从思维方式上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超越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创建出真正尊重多元文化、多种声音的命运共同体。金融危机引起有益的文化比较,金融危机前中西方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出现的急剧的此消彼长,中西方应对金融危机的泾渭分明的态度和方式(一方面是坚持本国利益至上,资本大亨利益至上,以邻为壑,频频违反规则,将风险损失转嫁给全世界;另一方面的基本风格仍然是中庸之道,稳健领航,“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照顾世界整体利益,追求共同发展)等等,泾渭分明,自然强烈地启发世人以文明为单位,去对比影响人类历史的文化元素,激发世人分辨清浊异流。建立在万物互系的宇宙观上的儒学发挥全息性、整体性、场域性的思智,其价值取向就是中庸之道,追求具体情境里的中和、适当的人际关系,在差异中追求互系共生的普遍和谐。其背后没有“一己”、“二元”、“本质”、“绝对”、“普世”,而体现着关联性、互系性、共生性。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并非以邻为壑、乘人之危、渔人之利、“取代”或“主导”,而是在为世界做出贡献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

金融危机带来文化交锋,激发百年未有之文化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XX利益第一”两个口号已经形成了鲜明对照,分属两种哲学,两种文化,分别是“生生”为贵哲学和不利于生命延续的害生哲学。对儒学来说,全球困境的解决,尤其是冲突与纷争的解决途径,就是要返本开新,启发世人、引导世界“透过孔子的心灵和眼睛来观察和思考”,通过认真考虑我们所处的更广大的时空环境,以“万事万物互系互联”的天下世界观,来超越理性参与者们之间相互竞争的智力和动力框架;以“生生”为贵哲学超越害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无限游戏逻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政治的革故鼎新。

学者应积极推动世界文化秩序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文化反思和交锋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思维的革命”。期待今天的国际关系决策者能够从理解和践行《易经》“生生”哲学(将宇宙人类整体视为一个有机和合的大生命体系与和谐化过程)来处理跨国贸易和外交关系,从而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摆脱否定人与人共同命运、破坏生命和谐关系的输赢思维、竞争伎俩,实现可持续性的共同受益。个人主义极端化不会带来“再次伟大”,甚至连新冠肺炎都难以招架;解决全球困境亟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方为“生生不已”之道。

 


       原文摘自《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论文集》。

 

       2020年9月14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9月15日。


发布于: September 18,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巴基斯坦安全提示(2020年8月)

▲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帕苏冰川风景


据不完全统计,本月发生特/重大案(事)件共计68起,较上月减少4起。其中,涉恐袭击26起,较上月减少5起。袭击共造成18人死亡,107人受伤。刑事治安案件33起,共造成57人死亡,20人受伤。与此同时,巴军警等执法部门开展专项打击行动35次。其中,安全部门开展反恐专项行动12次,击毙恐怖分子6人。执法部门开展针对刑事治安案件打击行动23次。此外,巴印及巴阿边界冲突9起,造成9人死亡,22人受伤。


涉恐事件

本月涉恐袭击次数较上月略有下降,但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涉及的26起涉恐袭击中,袭击对象主要为安全人员/军事设施、民众、企业等。

(一)针对安全人员的报复性袭击21起。袭击过程中共造成17人丧生,56人受伤。5日,俾路支省马克兰地区发生一起枪击事件,1名边防军成员遭不明身份摩托车枪手袭击身亡。10日凌晨,开普省迪尔地区一哨所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火箭弹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交火,3名安全人员受伤,武装分子趁机逃离现场。同日,俾路支省查曼地区发生一起针对执法部队的炸弹袭击,造成6人死亡, 21人受伤。13日,俾路支省盖杰地区图尔伯德区域发生一起针对边防军车队的炸弹袭击事件,造成3名边防军成员受伤,另有1名卡拉奇大学学生在袭击中死亡。23日,俾路支省德拉布格蒂地区一辆安全部队巡逻车遭遇路边遥控炸弹袭击,2名士兵受伤。随后俾路支自由猛虎组织宣责。25日,俾路支省戈赫卢地区一辆安全部队巡逻车遭遇武装分子使用重武器伏击,造成两名士兵受伤。随后俾路支联合军(UBA)宣责。30日,开普省南瓦部落区一安全部队检查站遭遇恐怖分子袭击,造成士兵3死4伤。31日,开普省迪尔地区遭遇炸弹袭击,造成3名安全人员受伤,巴塔宣责。

(二)针对平民/企业的袭击4起。袭击共造成1人死亡,50人受伤。5日,2名武装分子向正在集会的人群投掷手榴弹,造成至少39人受伤,信德革命军宣责。12日,俾路支省奎达市两名武装分子向一家商店投掷手榴弹,造成一名7岁男孩死亡,6人受伤,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对该事件负责。13日,俾路支省默斯东地区发生一起爆炸袭击,造成5人受伤。据悉,1名武装分子将爆炸装置放置在一辆手推车中,随后将手推车停放在当地一所公立学校外,爆炸装置不久被启动。

(三)针对政府公务人员/政府基础设施的袭击1起。袭击共造成1人受伤。22日,俾路支省达尔本丁地区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该省通信和工程部长住所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导致1名警卫受伤。事发后,枪手第一时间逃离现场。

此外,本月袭击发生地点主要集中在俾路支省、开普省,分别发生17起和7起。其次,袭击手段主要为爆炸和枪击,分别发生14起和12起。


刑事治安

本月旁遮普省刑事治安风险较高,共涉及12起。其次为信德省,涉及10起。所有案件中,矛盾纠纷引发的刑事治安犯罪最为突出,其次是谋杀。另外,本月依旧发生3起“荣誉杀戮”案件。分别为旁遮普省2起和信德省1起。

(一)矛盾纠纷案件占比增加,共涉及12起。2日,卡拉奇发生一起枪击事件,1名不明身份枪手疑因个人纠纷在街头开枪击毙1名男子,并导致2名路人受伤。5日,卡拉奇市一对新婚夫妇被重石袭击后身亡。警方初步断定,本起事件系该女子的前未婚夫不满其悔婚嫁与他人,遂用重石砸死二人。18日,开普省赫里布尔地区两伙阿富汗难民因为地盘纠纷发生激烈冲突,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

(二)谋杀案件共涉及8起。3日,开普省赫里布尔地区一名女子在一辆客车上枪杀司机后逃逸。18日晚,旁遮普省加莫盖地区一处住宅外发生枪击事件,1名跨性别者与其友人在家中遭不明身份枪手袭击,造成该跨性别者当场身亡。19日,信德省苏库尔地区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1名男子涉嫌在当天深夜谋杀其11位家人,目前已被警方逮捕。

(三)发生3起“荣誉杀戮”。8日,卡拉奇市克利夫顿区域发生一起荣誉处决案件,1名男子因不满其妹妹的婚姻开枪将其打死。目前,警方已将犯罪男子逮捕并缴获了作案工具,案件正处于具体调查中。19日,旁遮普省费萨拉巴德地区发生一起荣誉谋杀案,1名女子因外出会见友人遭自己2名兄弟殴打致死。事发后,2名嫌疑人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在进行追捕行动。22日,旁遮普省米塔蒂瓦纳地区发生一起荣誉谋杀案,1名男子因怀疑其22岁女儿玷污家族荣誉导致双方发生争执,该男子随后开枪打死女子。目前,犯罪男子正在逃亡,警方已展开全面追捕行动。


专项行动


8月份以来,军警等执法部门开展的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针对恐怖组织及其活动区域的打击行动12次,击毙恐怖组织成员数人,拆除简易爆炸装置数枚。对主要恐怖组织活动区域进一步进行压缩,略有成效的控制了其活动范围及生存空间。与此同时,执法部门针对刑事治安犯罪开展的专项打击行动成效明显,进一步加强了相关案件的侦破力度,查抄犯罪窝点数处,缴获犯罪工具、毒品一大批,抓捕犯罪分子一百多人。

(一)安全部门开展反恐专项行动共12次。19日,安全人员在卡拉奇展开联合行动,击毙2名恐怖分子嫌疑人,成功挫败一起恐袭图谋。初步调查显示,2名嫌疑人来自阿富汗,隶属于塔利班组织,曾参与过数起炸弹爆炸、银行抢劫及教派屠杀等恐怖主义活动。28日,白沙瓦地区安全人员展开行动,逮捕3名恐怖分子,并查获一批武器弹药。31日,安全部队在俾路支省开展行动过程中击毙1名ISIS指挥官。据悉,其多次参与恐怖活动。

(二)执法部门开展针对违法犯罪专项活动共23次。刑事治安整治专项行动中,执法部门抓捕违法犯罪分子数百人,查获非法武器弹药数批,缴获大量各类毒品。5日,伊斯兰堡警方成功打掉两个盗窃犯罪团伙,抓捕团伙成员26人,查获大量被盗汽车、摩托车、及毒品、武器等赃款赃物。11日,伊斯兰堡警方展开联合搜查行动,成功逮捕14名犯罪分子,缴获12千克大麻。18日,旁遮普省锡亚尔科特地区警方展开突袭行动,共逮捕7名毒贩,并缴获一批毒品、枪支弹药及现金。


边界冲突

本月巴印及巴阿边界冲突持续不断。其中,巴印克什米尔冲突尤为突出,共发生8起。4日,印军在克什米尔地区实际控制线附近朝巴方一侧无端开火,造成巴控克什米尔区域的1名居民死亡,另有8人受伤。事后,巴方军队予以反击,摧毁印度一个检查站。15日,印军在实际控制线附近朝巴方一侧再次无端开火,造成巴方1名妇女死亡。随后,巴方进行了有效应对。26日,印军对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进行袭击,造成1名妇女死亡。

鉴于特殊时期及上述案(事)件发生的区域和特点,围绕受袭目标群体和袭击方式以及疫情发展态势,在“在巴安保专业协会”的支持和指导下,中国海外保安集团提示在巴中资企业及华侨华人密切关注当前形势发展,重视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领馆发布的各项安全提醒,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牢固坚守“生命至上、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树立“预防为主、全员参与、持续改进” 的安全方针,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生活驻地、营区和办公场所开展脆弱性评估,牢固安全防范措施。远离宗教集会场所,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同时,严格遵守巴方制定的外国人出行SOP,避免前往上述高危区域。外出时,做好安全护卫工作。


附件:

▲巴基斯坦8月涉恐袭击分布图

▲8月案(事)件汇总

▲本年度各月袭击及专项行动汇总

▲各省份涉恐袭击次数及伤亡人数统计表

▲涉恐袭击方式统计

▲ 刑事治安案件汇总表

风险类别

伊斯兰堡

旁遮普省

信德省

俾路支省

开普省

阿扎德克什米尔

涉恐袭击

5

9

16

20

16

4

刑事治安

6

15

16

10

9

4

武装冲突

2

6

9

11

10

16

▲巴国内各地区风险等级预估表



       原文发表在《磊落风行走世界》微信公众号2020年9月10日。

       2020年9月10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认证作者:环行星球。

       2020年9月10日。



发布于: September 15,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