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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红、陈科睿: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上)

发布于 December 31,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曾向红,CGE合作专家,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陈科睿,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激进化”(radicalization)这一术语兴起于“9·11事件”之后国际社会不断上升的研究与安全的需要:不仅学术界希望理解个体或群体是如何从普通公民转变为恐怖分子的,安全部门也需要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在此背景下,激进化的概念被引入恐怖主义研究与安全领域,用来表述个体或群体在成为恐怖分子前所经历的思想、行为的变化,即接受极端主义思想、从事恐怖活动。为对这种变化加以解释,学者们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开展研究,涌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这些研究成果之间也存在不少争议。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除了便于理解激进化理论范式的演变过程并厘清它们之间的异同外,还能为本文构建相应的分析框架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激进化的理论模型及其争议

一般而言,模型主要有两种作用,一是用来代表某一理论,二是通过省略或缩小范围等方式,对现实加以简化之后再进行描述。所以,即便是对同一个现象的解释,也会因学者们在构建理论时选取变量(或因素)及对变量组织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当然,这并不是说围绕某一问题领域的所有理论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不同的理论模型在经验解释力上存在强弱之分,理论的发展总是经验解释力强的理论取代经验解释力弱的理论的过程。在激进化研究领域,围绕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思想激进化”(cognitive radicalization或radicalization of opinion)与“行为激进化”(behavioral radicalization或radicalization of action)的区分是否必要这两个问题,不同的理论模型在经验解释力上存在一定差别。

(一)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

最初的理论模型将激进化视为一个线性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包含若干前后相继且顺序固定的阶段,每一阶段又存在特定的因素影响个体的进一步激进化。因此,这种模型被称为“线性模型”(linear model)、“阶段模型”(stage model)或“阶梯模型”(stairway model)。例如兰迪·博鲁姆(Randy Borum)用于描述恐怖主义心态(terrorist mind-set)演变的四阶段模型,库因坦·维克托洛维茨(Quintan Wiktorowicz)提出的个体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四阶段模型,法萨利·莫哈达姆(Fathali M. Moghaddam)提出的通往恐怖主义的六阶段模型,纽约警察局情报部门提出的恐怖分子激进化四阶段模型等。虽然这些线性模型具有直观、简洁的优点,并得到了一些安全机构的认可,但从经验解释力上看,线性模型存在明显不足。

以纽约警察局提出的激进化模型为例,可以发现关于恐怖分子激进化的四阶段模型具有重大缺陷。该模型描述了西方公民被发展为恐怖分子的四个阶段,即“前激进化”(pre-radicalization)、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灌输(indoctrination)、“圣战化”(jihadization)。前激进化阶段描述了个体走上激进化道路之前的环境和自身因素,包括血统、宗教、教育、生活方式、邻里关系以及社会地位等。前激进化阶段的个体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通常是年龄在35岁以下的男性穆斯林、为居住在西方国家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有中产阶级背景、受过良好教育等。自我认同阶段是指受经济危机(失业、社会流动受阻)、政治危机(歧视、种族主义)、社会危机(涉及穆斯林的国际冲突)以及个人危机(家人死亡)的影响,个体开始探索“萨拉菲主义”(salafism),并依据萨拉菲的哲学、价值和意识形态重建自身认同。灌输阶段是指个体完全接受了“圣战萨拉菲”(jihadi-salafi)的意识形态,认为对“异教徒”(国家或个人)使用暴力是合理的、必要的。“圣战化”阶段的个体作为恐怖组织的一员,接受了参与“圣战”(jihad)的义务并自称为“圣战士”(mujahedeen)。最终,恐怖组织开始策划恐怖袭击。 

在该模型的第二个阶段,作者说明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个人危机导致个体之前所持有的信仰被动摇,并且开始愿意接受新的世界观,即“认知开放”(cognitive opening)。但那些已经经历过“认知开放”阶段的个体并不一定会“追寻宗教”(religious seeking),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等世俗的意识形态也是可供替代的选择。即便默认“认知开放”的个体尝试从宗教中寻找其不满或怨恨的根源,但从第二个阶段的“萨拉菲主义”到第三个阶段的“圣战萨拉菲主义”的跨越也不是自动实现的。依据实践形式的不同,维克托洛维茨将“萨拉菲主义”划分为三个派别:“纯洁萨拉菲”(purists,宣教等非政治、非暴力行为)、“政治萨拉菲”(politicos,合法的政治活动)和“圣战萨拉菲”(jihadis,暴力行为)。因此,“圣战萨拉菲”仅是“萨拉菲主义”的一支,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性。即使认定个体完全接受了“圣战萨拉菲”的意识形态,从事恐怖活动的个体也并不一定拥有极端主义思想。如据研究者对加入“基地”组织(Al-Qaeda)成员的动机进行分析后发现,至少有四种动机驱使其加入恐怖组织:寻求复仇(revenge seeker)、寻求地位(status seeker)、寻求身份(identity seeker)、寻求刺激(thrill seeker)。 

除了纽约警察局提出的激进化模型,上文提及的线性模型均表现出两点不足:其一,线性模型预设每个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即经历过前一个阶段后才能到达下一个阶段。这也意味着如果个体通过了该模型的所有阶段,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从事恐怖活动。然而从现实来看,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这种顺序、线性的发展过程,激进化是以非连续的方式发展的。因此,哈菲兹和马林斯不主张使用“过程”这一词语来描绘激进化现象。其二,线性模型的每个阶段之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有些阶段之间的关系是微弱的,甚至是缺乏经验证据的,故将其整合为一个发展过程,既夸大了每个环节的因果强度,也忽视了现实可能存在的多样性。尽管有学者用“子集”(subset,用以表述处于某一阶段的一部分人会进入到下一阶段,另一部分则不会)、“决策树”(decision-tree,用以表述处于某一阶段的个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进入到下一阶段)等概念对线性模型加以改进,但这些修正仍然停留在线性的阶段式研究中,不能对现实存在的多样性加以解释。鉴于线性模型存在的诸多问题,后来的学者们基本放弃了将激进化视为一个连续演进的过程,如克拉克·麦考利(Clark McCauley)和索菲娅·莫斯卡连科(Sophia Moskalenko)提出的政治激进化十二机制  与双金字塔模型,哈菲兹和马林斯提出的激进化拼图等,就体现了超越线性模型的尝试。

(二)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是否必要

绝大部分线性模型(博鲁姆的理论模型除外)将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视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然延伸。基于此,这些理论模型希望通过揭示个体或群体接受极端主义思想的根源与路径,来理解和预测恐怖主义行为。反映到定义上,这些学者界定的激进化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原因(接受极端主义思想)与结果(从事恐怖活动)。依此逻辑,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或机会(如获取武器等),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个体或群体就会从事恐怖活动。因此,如果能够阻止这些人在思想上变得激进,那么也就能阻止其从事恐怖活动。然而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这种观点都存在一定问题。从理论上看,个体或群体拥有极端主义思想与其从事恐怖活动之间并无充要关系,思想上的极端主义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引发暴力的政治行为。同样,恐怖主义行为的产生,可能受、也可能不受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行为”的偏见,忽视了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多种动机。从实践上看,由于忽视了没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个体或群体也有可能从事恐怖活动,从而给安全部门预防与应对恐怖活动造成了重大困扰。为弥补这些缺陷,部分学者认为有必要将激进化区分为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两个维度,并尝试提出各自的解释机制与两者的互动模式,如博鲁姆的理论模型、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的理论模型、哈菲兹和马林斯的理论模型等。

然而彼得·诺伊曼(Peter Neumann)明确反对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认为这样做阻碍了对于激进化的整体理解,其核心观点如下:其一,暴力具有内在的政治属性,因此,恐怖主义团体及其成员是根据其意识形态界定的。从纵向上看,自现代恐怖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展现出明显的跨国特征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anarchist terrorism)、“反殖民恐怖主义”(anti-colonial terrorism)、“新左派恐怖主义”(new left terrorism)、“宗教恐怖主义”(religious terrorism)四波发展浪潮。基于此,诺伊曼主张选择一个复杂的研究路径,尝试解释为什么特定的信仰体系能够和特定的群体共鸣,相应地,哪些因素的结合能够解释这种共鸣的缺失。其二,任何试图理解个人行为路径而不关注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理论尝试必然是肤浅的。从社会运动的视角来看,恐怖主义可被视为人类集体行为的一种类型,它可能是完全合法的、和平的,也可能是偶尔非法的、暴力的,这个界限其实是模糊易变的。而作为恐怖组织的成员,也应该对组织的意识形态有所了解和认同。

尽管诺伊曼的上述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对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二分法的质疑几乎不得要领。其一,赞同将激进化区分为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两个维度的学者认为,激进化这一概念过于含混,对该概念的使用会削弱我们的研究和对其做出有效反应,但这绝不意味着在研究行为激进化时完全可以不用考虑思想因素,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之间毫无互动。如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提出的政治激进化十二机制涵盖了微观(个体)、中观(群体)和宏观(大众)三个层次的激进化现象。三个层次的关系是嵌套式的,宏观层次的机制能够影响微观和中观层次的机制,微观层次的机制也能够影响中观和宏观层次的机制。从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区分的角度来看,微观和中观层次的机制是行为激进化的机制,而宏观层次的机制会导致大众思想的激进化。由此可见,诺伊曼强调的一个复杂研究路径恰好是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指出的宏观层次的思想对微观、中观两个层次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其二,行为激进化既包括策划、实施恐怖袭击,也包括参加恐怖组织这一特殊类型的社会运动。这意味着,参加恐怖组织的个体无论其行为方式如何,都表现为行为上的激进化,这与安全部门的努力目标一致,即阻止个体加入恐怖组织。更重要的是,恐怖组织的成员未必都具有极端主义思想。一是因为个体加入恐怖组织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二是因为恐怖组织并不会对每个成员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教育”,有相当一部分恐怖分子在加入恐怖组织后,就被任命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

综上所述,关于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后来的学者们认为激进化是以非线性、非连续的方式发展的。关于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是否必要,部分学者认为极端主义思想并不是暴力行为的先导,两者之间也不存在着一个传送带。由此可见,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是否必要这两个问题,共同构成了区分激进化模型的两个维度。它们是关于激进化研究的主要理论模型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有些理论模型将之明确化,而有的只是隐晦提及。


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作者并不否认思想激进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前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极力鼓吹对平民开展自杀式恐怖袭击、质疑并试图颠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原则,从而决定了国际社会与宗教极端主义之间几无对话的可能。大体而言,与行为激进化相比,思想激进化更难进行识别和研究,安全部门也难以对其进行治理,这主要与极端主义思想内在、私有的特征相关。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们难以把握极端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更遑论通过观察现象来构建理论。从实践上看,极端主义思想难以去除,这给去思想激进化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与之不同,行为上的激进化现象能够被观察,这极大地便利了学术研究和安全工作的开展。从动机上看,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可以提炼出多个解释机制(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的理论取向)。鉴于此,有研究者建议从理论综合的角度分析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而非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各异动机(哈菲兹和马林斯的理论取向)。从实践上看,行为上的激进化能够被识别,因而安全部门也容易实施各种反行为激进化措施,如挫败实施恐怖袭击的图谋、阻止人们参加恐怖组织等。同样,基于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各异动机,对其实施针对性的去行为激进化措施也方便得多。

在对恐怖分子激进化的研究成果做了简要的梳理之后,我们可以尝试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明确本文分析框架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第一,恐怖分子的行为是有逻辑的。这意味着精神病理学对恐怖分子人格特征(如抑郁、焦虑、疯狂等)的描述是无效的。第二,这种逻辑是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既然恐怖分子拥有正常的人格,那么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如案例研究、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来分析他们为什么从事恐怖活动,从而提炼出相应的解释机制。第三,不存在一个可以涵盖所有行为激进化现象的解释机制。由于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来分析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即广义理论(general theory)的建立,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有助于涉及某个复杂社会事实的众多经验数据;其二,有助于揭示未被重视或挖掘出来的因素、机制、途径之间的交互作用;其三,有助于我们衡量获得的经验和理论层面的进展。尽管整合性分析框架以一种恰当的方式统合了研究领域的大部分因素,但其普适性是相对的,而非过度广义化的,更不是万能的。

鉴于此,本文尝试将构成行为激进化的因素区分为三类:推动因素、拉动因素和中介因素,其划分标准是作用方式的不同。推动因素即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其作用方式是“排斥”。在激进化的经验研究中,这些负面情绪主要是个体或群体的失控、焦虑、羞辱、不满、怨恨等情绪。拉动因素表现为恐怖组织提供的“圣战”、重建“哈里发国”(caliphate)、“末日决战”(an end-times battle)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其作用方式是“吸引”。此外,人际网络(network)、虚拟网络与大众传媒在促进情绪感染和意识形态灌输中发挥着中介因素的作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个体的行为激进化路径一定是推动因素、拉动因素、中介因素三者合力的结果。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既可以以任意组合的方式发挥作用,也可以单独发挥作用,这取决于具体的案例。所以,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在理论归类上位于图1的右上方,与哈菲兹和马林斯的理论取向相同。当然,由于激进化这一术语产生于“9·11事件”之后,所以本文选取的推动因素、拉动因素和中介因素的举例均在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激进化天然地与宗教等因素相联系。

二、行为激进化的推动因素: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

一般而言,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主要指以下两种类型:其一,个体的负面情绪,主要来自于家人或朋友的死亡、理想或现实的挫折、暴力或创伤的经验等;其二,群体(或处于群体中的个体)的负面情绪,主要来自于结构性改革的迟缓、地区的持续动荡、外部势力的干预、主流社会对特定群体的排斥等。鉴于个体的负面情绪来源很容易理解,因此下文将着重从来源上分析第二种类型的负面情绪。

(一)本体不安全与失控感、焦虑情绪

全球化影响恐怖主义的机制之一,是其引发的社会变迁导致大量民众体验到强烈的“本体不安全感”(ontological insecurity),这为恐怖组织提供替代性的身份或公共产品进而招募成员提供了机会。“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时间上连续和有序的感受,这关乎人们习以为常的惯例、信仰、价值观等攸关身份内容的稳定。在社会环境大体如常的情况下,人们的本体安全不会遭遇挑战。而当出乎意料的情况打破了人们日常的认知和行为,就会引发人们对现状的失控感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情绪。因此,要理解本体不安全的个体或群体加入恐怖组织的原因,就需要分析他们的失控感、焦虑情绪从何而来。

在中东地区和阿富汗,结构性改革的迟缓、地区的持续动荡是导致这些地区民众体验到失控感、焦虑情绪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各国为顺应全球化趋势,推动了结构性改革。这种改革在破坏该地区原有社会结构的同时,未能有效地向民众提供安全、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从而使他们经历了严重的本体不安全感。中东各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所导致的本体不安全感,实质上是社会环境失常所导致的失控感、焦虑情绪。更重要的是,中东变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美国发动的战争、国家内战导致的地区动荡结合在一起时,会引发更强烈的失控感和焦虑情绪。以伊拉克为例,美国入侵伊拉克破坏了原有逊尼派穆斯林占主导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该地区持续的动荡。与此同时,新组建的马利基政府也未能向民众提供有效的安全、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为缓解失控感和未来命运的不确定性,许多逊尼派穆斯林开始支持恐怖主义,或直接加入“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以反对马利基政府。在“伊斯兰国”招募的人员中有许多前伊拉克复兴党(Baath Party)的成员,如巴格达迪的两位地区代理人——阿布·穆斯利姆·图尔克马尼(Abu Muslim al-Turkmani)和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 Anbari)——是前伊拉克复兴党的成员。当然,如果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后,不能重建该地区的社会结构并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那么由客观环境失常所导致的焦虑情绪可能升级成怨怼,甚至演变成仇美情绪。

(二)身份遭到蔑视与羞辱感

外部势力的干预不仅会引发中东地区和阿富汗民众的羞辱感,也会激起世界其他地区穆斯林的“道德义愤”(moral outrage),这有可能导致他们行为上的激进化。羞辱感不同于羞耻感。羞耻感来源于自我叙事的不统一或自我的言行分裂,而羞辱感则是身份遭到蔑视后所产生的情绪反应,它“紧密地与关于‘荣誉’与‘尊重’的观念和认知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大地贬低一个人的自尊(或他人对你的尊重)从而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的社会过程”。羞辱感在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存在,致使其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羞辱文化”(the culture of humiliation)。尽管并非产生羞辱感的个体或群体均会从事恐怖活动,但羞辱文化构成了许多穆斯林被恐怖主义所吸引的深层原因。  因此,要理解恐怖分子“为承认而斗争”的行为逻辑,就需要分析外部势力的干预是如何导致伊斯兰世界存在普遍的羞辱感,这既包括苏联、美国等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入侵,也包括西方价值观念的传播。

其一,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美国在中东地区驻军、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在阿布格里布监狱虐囚等现象,均会使穆斯林认为,外部势力在占领自己的领土、掠夺自己的资源、打击自己的同胞,从而引发他们强烈的羞辱感,这具有驱使被羞辱一方使用暴力进行报复的行动倾向。2001年“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的恐怖袭击,就是恐怖分子试图消除美国对穆斯林的羞辱,同时羞辱美国所做的尝试。同样,“伊斯兰国”也宣称穆斯林受到了美国的羞辱,理应还击以重新恢复尊严。如扎卡维在阿布格里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尚在发酵时,发布了一条录像并说道:“当我们的宗教遭人践踏,一个自由人如何能不理不睬?眼见我们的信仰流血,眼见我们的男女同胞在阿布·格莱布(阿布格里布——引者注)监狱中遭遇羞辱与非人折磨……我向你(美国总统——引者注)发誓,阿布·格莱布(阿布格里布——引者注)监狱里男女同胞的尊严,必须要用血与灵魂偿还!接下来,你会看到很多副血肉模糊的身躯,很多装载尸骨的棺木。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像这样死去。” 

其二,西方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的传播,也会引发伊斯兰世界普遍的羞辱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来,自身的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价值规范是“新文明标准”(new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而伊斯兰世界的价值观念则是“非文明”的,是需要依据“新文明标准”治理和改造的对象。基于此,美国给某些阿拉伯国家贴上了“流氓国家”“无赖国家”或“邪恶轴心国”等标签,并在伊斯兰世界积极实施“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策动“颜色革命”。而在伊斯兰世界的民众看来,西方国家区分的“文明国家”与“非文明国家”,并不是真的基于民主、人权等价值规范,而是以是否支持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划分的。

(三)身份冲突与不满情绪、怨恨情绪

为弄清哪些因素能够导致冲突区域之外的人们加入“伊斯兰国”,学者们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国家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和“外籍战士”(foreign fighters)这一全球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分析,研究指出融入主流社会的困难和意识形态因素是这些“外籍战士”加入恐怖组织的主要原因。  从现实来看,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大多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他们同时拥有两种文化身份或认同(bicultural identity),一是所在国的主流文化身份,二是由原籍国继承来的身份。即使文化期望(cultural expectations)确实不同,但他们可以在两种身份之间切换作为避免冲突的策略。然而对于某些问题,身份之间的切换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履行与一个身份相关的期望是以牺牲另一个身份为前提的。对一些穆斯林而言,管理这两种身份的困难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和危机。因此,要理解西方国家本土恐怖主义(homegrown terrorism)产生的主要原因,就需要分析穆斯林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为何对后者持有不满、怨恨等负面情绪。

其一,西方国家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简称“恐伊症”)会导致穆斯林的不满。“恐伊症”指的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不加选择地持以消极态度或负面情绪,如反感、恐惧、愤怒、仇恨等。尽管“恐伊症”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存在,但西方国家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下,使“恐伊症”进一步扩大。自“9·11事件”以来,在美国至少有160名穆斯林从事恐怖活动,虽然这只是美国每年发生的数千起暴力行为的一部分,但政府的起诉和媒体的报道给人们的印象是穆斯林与恐怖主义有关。作为“嫌疑群体”,当西方国家采取安全措施来识别潜在的恐怖分子时,穆斯林“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怀疑和监察的对象,这加深了他们的不满和抵制行为。如美国的部分穆斯林曾组织起来反对联邦调查局的网站,该网站曾刊文指导教师和学生识别那些与暴力极端主义有染的穆斯林。更糟糕的是,当西方国家的“恐伊症”与“恐外症”(xenophobia)结合在一起时,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的猜忌和厌恶情绪急剧上升,甚至演变为反对穆斯林群体的民粹主义浪潮。事实上,西方国家持有的“恐伊症”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遭遇猜忌的穆斯林有可能出现更多的行为激进化现象,如此形成猜忌——暴力回应——猜忌的恶性循环。 

其二,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使他们产生“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相对剥夺感是指与某一标准相比较,个体觉得自己或自己所在群体状况更加糟糕,并产生愤怒或怨恨的情绪反应,即想得、应得、怨愤于未得。相对剥夺感作为一个因素经常出现在不同学者的激进化模型中,如博鲁姆的激进化四阶段模型、莫哈达姆的激进化六阶段模型等。但这些学者并未对相对剥夺感是“个体相对剥夺感”(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还是“群体相对剥夺感”(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做出界定。事实上,两者的形成机制与引发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个体相对剥夺感是指与他人进行比较时,自己没有得到所应得的,这可能会引起沮丧等情绪和盗窃、破坏等行为。群体相对剥夺感是指将自己所属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时,自己的群体没有得到所应得的,这可能会引起对其他群体的偏见和非法阻挡道路、损坏公共财产等集体行为。依据这种区分,行为激进化所涉及的相对剥夺感其实是群体相对剥夺感。原因在于: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不针对单个穆斯林,而是对他们所在群体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对待。如据法国“紧急反种族歧视”协会的调查,有阿拉伯姓名的人在就业领域容易遭拒,也很难租到房子,进入高档夜总会被拒之门外的几率自然更高。对穆斯林的不公正对待,使他们产生自己是所在国家“二等公民”的强烈感觉,并未享受到那些标榜着自由、平等的社会所应该给予的平等对待,这加剧了他们对主流社会的怨恨情绪,有可能导致他们行为上的激进化。

当然,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不只是上文提及的几个方面,美国基于利益考虑支持“独裁”政权、在反恐过程中伤害无辜平民等,均在伊斯兰世界引发了普遍的愤怒、怨恨等情绪。虽然这些负面情绪的表现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负面情绪带有一定的反美主义色彩,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存在的诸多不公所做的反应。此外,关于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还需要做出几点说明:其一,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是一种主观体验,不能以客观环境来衡量。如相对剥夺感是个体或群体的自我感受,它涉及自我/自群体与他者/他群体之间的比较。不过,以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来确定某一个体或群体是否具有相对剥夺感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同人对同一客观刺激所产生的主观体验是不同的。其二,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能够通过开放的系统——如“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等——得到调节。如果这些负面情绪缺乏温和的释放渠道或既有的温和渠道不奏效的话,那么他们才有可能从事包括开展恐怖活动在内的反社会行为。其三,尽管前文似乎在某一具体类型的负面情绪与行为激进化之间建立联系,但体验到负面情绪的个体或群体并不一定从事恐怖活动,两者之间没有必然性。如体验到本体不安全感的个体或群体至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抛弃已有习惯或观念,接受新的现状,形成新的身份;另一种是维持原有身份,抗拒变化。即便个体或群体选择通过加入团体或组织的方式以获得本体安全感,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多种多样的团体或组织,加入恐怖组织只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可能性较小的选择。(注释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专项项目“中亚五国研究与数据库建设”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涉疆反恐形势、机制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资料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
2019年12月26日作者同意在CGE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