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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丨从弥足珍贵的互助同盟到代价深痛的全面对抗——关于冷战时代中苏关系演变路径与历史教训的再思考(上)

发布于 September 24,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于洪君  CGE高级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拥有七千多公里共同边界,同时又互为最大邻国。双方的历史联系千头万绪,利害交织经纬万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两国共产党相互同情,彼此支持,虽然不无芥蒂,但最终形成志同道合的特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领域 “一边倒”,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彼此配合与协调,为维护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而共同斗争,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后来,中苏双方发生深刻分歧,两党关系迅速恶化,国家关系完全破裂,战略同盟变成全面对抗。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风雨飘摇之际,两国才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认真研究并重新思考中苏两国由结盟到对抗的历史路径,既有沉痛教训,也有诸多启示。



一、中苏两党志同道合为两国结盟奠定了坚实基础


众所周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一成立,苏联即宣布承认,两国随即建交,东欧地区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跟进。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此成为现实。曾在苏联工作多年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副王稼祥,成为首任驻苏大使,同时也是中共驻联共(布)代表。毛泽东以亲笔信方式向苏方介绍了王稼祥的双重身份。



1950年初,随着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署,两国战略同盟关系正式确立。时值世界社会主义高歌猛进、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东西方冷战开启不久。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执政党对时代主题、国际局势、人类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认识相同或相近并结成同盟,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震动。而实际上,两国共产党共同打造的这种国家同盟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已酝酿成熟。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宣告,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要在国际舞台上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作出了亲自去苏联访问的决定,以便就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与苏联领导人进行沟通,协调政策和立场。只是由于当时条件尚不成熟,还有其他一些复杂因素,已经启动的这次访问未能成行。

当时,在东北解放区,中国共产党与因对日作战而进占此地的苏联军方关系已经特别密切。据权威资料记载:“1946年初,随着苏军撤退的日期临近,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进一步加强了与苏军之间的联络和协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得以占领东北战略要地,形成对国民党军队的有利态势,为东北战场的最后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

由于毛泽东访苏未能实现,而中苏两党亟需对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沟通,1949年1月,苏联领导人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深望重的米高扬秘密来华,访问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七天的秘密会谈。双方就如何建立新中国政权,如何发展未来的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甚至连新中国驻苏大使人选,也是这个时候确定的。可见中国共产党当时与苏联的关系该是何等密切。

1949年夏,建立新政权的任务已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国际力量对比、新政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国内建设工作需要等多种因素,派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秘密访苏,谋划中苏关系的未来框架和战略合作构想。通过此访,中共向苏方通报了筹组中央人民政府的基本考虑,明确表示希望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派有经验的同志到中国帮助开展人民团体工作,派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经济建设,派教授到中国各地讲学,接收中国代表团到苏联参观访问,接受大学生到苏联学习等一系列非常具体和明确的要求。

实事求是地说,苏方当时几乎全部满足了中方要求。经济上,同意为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派大批专家到中国工作;在北京建立培养行政和经济管理干部的大学,在大连援建海军学校;帮助新中国组建空军,向中方出售战斗机和轰炸机;援建由北平经蒙古通往苏联的铁路等。政治上,承认1945年的中苏条约不平等;承诺对日缔约后即考虑从旅顺撤军;在新疆问题上支持中共,承诺不支持新疆独立也不在那里谋求特权。

刘少奇此访,加大了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力度,为新中国成立后双方走向战略结盟奠定了坚实基础。信任与合作成为中苏两党关系的主旋律。因此,中国全境尚未解放时,苏联专家就已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东北,帮助中共在解放区开展经济文化和社会工作。 可以说,中共在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在经济和军事上得到了苏联的宝贵支持和协助。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履行诺言,第一时间给予外交承认,撕裂了西方世界孤立新中国的包围圈。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意识形态因素,即现在所说的价值观体系,在中苏两党关系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特殊作用。


二、苏联的巨大成就导致新中国成立之初“以苏为师”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交往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安排毛泽东主席尽快访苏。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此次访问的目的,一是参加斯大林诞辰70周年庆祝活动;二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三是商签国家条约和协定;四是解决事关双方共同利益的具体问题。



毛泽东访苏期间,受到极高规格的接待和礼遇。但两国领导人因相互沟通不畅、彼此误解对方意图而产生摩擦。西方政治家和舆论场也曾就中苏、中蒙关系等问题公开造谣,搬弄是非。为澄清事实,当时中苏商定,中苏蒙各自发表声明,以正视听。但中方按习惯做法,以国家新闻署署长名义发表了对记者的谈话,苏方认为中方不守诺言,当面指责了毛泽东,双方隔阂进一步加深。尽管如此,苏方最后还是接受了毛泽东建议,与新中国签署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贷款及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总体看,斯大林对毛泽东是相当尊重的,苏联领导层对中国革命成功由衷叹服。对当年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提出的错误政策和主张,表示了歉意。对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新国家,意愿是真诚的。斯大林当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做符合苏联的总体国际战略,符合苏联在远东和整个亚太的地缘战略利益。这样做当然也符合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尽快实现中华民族休养生息的需要,符合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国家新政权新社会的根本利益。正因为如此,中方当时宣布,中苏友好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国七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八万万人民的团结。它不仅鼓舞了殖民地的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同时也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由于这个条约,欧亚大陆上的近七万万伟大的人民已经结成了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亲密同盟”。 

人们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当年出访苏联的印象并不愉快。1956年,毛泽东说出了他“一直藏在心里的话”。他说,他当时“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毛泽东还说:“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 毛泽东对苏联的这些看法,成为中苏关系后来纠葛丛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一点来说,中苏战略同盟关系并非铁板一块。

不过,中苏确立战略同盟关系之初,双方的政治互信度是很高的,高层互动与往来十分频繁。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到会祝贺。斯大林十分重视刘少奇一行,亲自打电话与刘少奇商讨访问日程,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了两次长时间会谈,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新宪法、组织中央政府等事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这段时间,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多次访苏,以落实苏联援建的经济项目。在地区和国际事务方面,双方在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缔结对日和约等重大问题上,注意协调立场,始终相互支持。特别是在支持中国抗美援朝、开展军队正规化建设方面,苏联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1952年,新中国有了第一个苏式武器改装师。当时,据有关部门资料透露:“中苏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下开始建立军事战略与合作关系。苏联向中国派出大批军事顾问的专家,援助和出售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帮助中国研制尖端武器等,对中国海军、空军的现代化建设,以及发展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那时,苏联不但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全力支持新中国,而且还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譬如,斯大林本人不但积极鼓励毛泽东出版自己的文集,而且还亲自安排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到中国从事文字处理工作。当毛泽东的《实践论》俄文稿寄到苏联后,斯大林指示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全文发表。随后指示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文,盛赞毛泽东此文“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当时非常高兴,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文版《实践论》和《真理报》文章,然后由新华社全文广播。此后,苏联出版四卷本俄文版《毛泽东选集》,其中包含了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三卷的全部内容。

鉴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体制独特而稳固,经济文化建设成就举世公认,社会治理与民族关系井然有序,“以苏为师”,即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一时成为中国共产党秉政治国的核心理念。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军事工作等一切领域,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实行了与苏联大同小异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此等等。新中国以苏为师的朴素意愿,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无可厚非。其实质是中国人想“建成像苏联一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过上像苏联人民一样富足的生活”。

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使“学习苏联经验”之风从教育领域刮向全国。会议明确将“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作为新中国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高等院校50年代初开始教育改革,重点是按苏联模式进行院系专业调整。在此情况下,1950年4月联共(布)中央批准了关于派遣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草案。苏联专家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

1952年3月,中国高教部发文,要求“大力翻译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并参照制订、编写我国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正是基于“以苏为师”理念,1950—1952年间,至少有5位苏联专家在中国教育部担任顾问。到1952年6月时,约有80名苏联专家在中国高校工作。到1953年时,已有63所中国高等院校与苏联同行建立了直接联系。自1952年起,新中国开始启动外派留学生工作。当年派出231人,其中220人去了苏联。1953年中国外派留学生675人,其中583人去了苏联。


三、苏联领导层调整初期双方继续保持友好交流与合作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逝世,苏联领导层和内外政策随即发生重大变化。在此前后,中苏两国政治关系仍然相当密切。1953年5月,刘少奇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3周年大会上讲话,仍然强调“全面学习苏联”。苏联同样高度重视中苏两国战略同盟关系,任命已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尤金为驻华大使。因为尤金与毛泽东私交甚深。



此时,毛泽东也还比较信任苏联新领导层。1953年12月苏联一位副总理来华访问,毛泽东亲自向他透露了中共党内出现高饶反党集团一事。1954年2月,中共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问题时,刘少奇和周恩来专门召见了苏联大使,向他做了内部通报。双方的互信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54年9月,中方不太熟悉的赫鲁晓夫,意外地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9月底,赫鲁晓夫率庞大代表团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国庆活动。在这次访问中,苏方承认斯大林曾对中国犯有大国主义错误,认为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基础,同意将苏联海军使用的中国旅顺基地交给中国,同时将中苏共同经营的中长铁路和几个合营公司的苏方股份转给中方。此外,苏方同意为中国增加15个大型援建项目,扩大中苏之间原有合作协议规定的141个项目的设备供应范围,再向中方提供5.2亿卢布长期贷款,修建连接中苏边界的两条新铁路,增派专家来华工作,接收中国工人到苏联做工。此后,中方继续大规模邀请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帮助新中国开展经济文化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当时,赫鲁晓夫刚刚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迫切需要为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以强化他在苏联的地位和权威,因而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的支持。在巩固和强化中苏战略同盟关系方面,在满足中国维护主权地位的合理诉求、扩大对华援助方面,他做出了明显超越斯大林时代的承诺,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援助计划和方案。后来得知,苏共党内当时有人认为,苏联的战争创伤尚未治好,无力承受大规模对华援助。但赫鲁晓夫认为,他的北京之行不能仅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和外交议定书,需要的是经济基础。他强调,“如果不帮助中国在未来的5年内实现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大计,那我们就将错过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时期”。出于这样的考虑,赫鲁晓夫访华时,把苏方运来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的80多件样机赠给了中国,另外还向中方赠送了可用于2万公顷耕地的农机设备。

双方对赫鲁晓夫此次访华的结果和此时的中苏关系,均表满意。因此,1954年12月26日毛泽东60岁寿辰时,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庆祝宴会,苏联党政军高级官员几乎全部出席。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层,此时仍高度重视中苏关系。这一年,时逢中苏条约签订5周年,毛泽东亲自出席了苏联驻华使馆为此而举行的招待会。他在致词中高度赞扬“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合作”,确信“这种合作还会进一步加强”。周恩来在苏联驻华大使为此而举行的庆祝宴会上,也曾动情地说:“苏联政府和人民基于两国共同繁荣的愿望,给予了中国人民全面的、系统的、巨大的援助。这种援助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在短短的五年里不仅完成了经济恢复的工作,而且很快地进入了有计划的建设阶段,迅速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际力量,推动了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的顺利前进。”他赞扬中苏“友好同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说“中国人民深切地感到中苏友谊的无尚珍贵”。

对于中苏结盟时期这段落历史,客观地说,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低估的。诚如戴秉国后来所说:“苏联对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给予了宝贵的援助,为新中国奠定初步的工业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苏联支持在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1955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被任命为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赴任前,毛泽东找他谈话,对他说:“苏联对世界革命起着重要作用,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发展中苏关系,加强中苏友谊对我们国家至关重要。”他嘱咐刘晓:“要认真研究苏联的外交政策,同苏联的政策进行配合和合作”,“还要观察苏联国内的政局变动,多和赫鲁晓夫接触”。周恩来总理也找刘晓谈了话,就中苏关系问题向他“交了底”。周恩来说:“我们建国不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很少,所以我们要向苏联学习,五年计划需要苏联的援助,何况美帝国主义还时时刻刻在威胁我们。所以,无论从内部或从外部来说都需要同苏联搞友好。驻苏使馆的工作要本着友好合作精神进行,要巩固中苏友谊,发展两国关系。”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气氛尚好,刘晓同王稼祥一样,也是以中国驻苏大使和中共驻苏共代表的双重身份抵达莫斯科的,抵苏后工作顺利。赫鲁晓夫会见刘晓时,热烈赞扬中国已经屹立在东方,在世界上举足轻重,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世界意义。他同时还表示,苏共把中共看成是亲密的兄弟党,在对外政策上,苏联与中国“要互相帮助,互相配合”。

1955年,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出访波兰途经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出面会见。他赞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丰功伟绩,赞扬彭德怀本人是“军事天才”,同时一再表示,苏联可以考虑用大型远程轰炸机以及空对地、地对舰导弹等新式武器帮助中国,并且愿意考虑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为了显示他对中国的信任,赫鲁晓夫透露,他将前往南斯拉夫修复苏南关系,并把他的讲话稿让彭德怀提前看了,意在显示他对中国的信任。





资料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4期。
2019年9月11日作者同意在CGE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