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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丨从弥足珍贵的互助同盟到代价深痛的全面对抗——关于冷战时代中苏关系演变路径与历史教训的再思考(中)

发布于 September 26,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于洪君  CGE高级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四、对斯大林问题看法迥异导致中苏分歧不断加剧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出现裂痕,两国战略同盟关系发生动摇,始于1956年。当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方高度重视,派党中央副主席朱德率团到会祝贺。朱德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中苏两党两国人民“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与日俱增,它已成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因素。中国共产党将永远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一道,为实现全人类的进步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然而,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并在会议闭幕的当天夜里,就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问题作了秘密报告,以相当尖刻的语言批判了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把斯大林所犯错误归结为个人性格问题。大会闭幕后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向中共代表团作了通报。随后,苏方将报告复本发给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代表团,另有一份送给中国大使刘晓。赫鲁晓夫或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月28日,他亲自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解释了“秘密报告”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深感震惊。虽然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但同时又认为,他这是“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1956年4月和12月,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两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始不点名地批评苏联共产党。

当时,中苏两党分歧并未公开,双方高层往来仍正常进行。但毛泽东非常明确对苏联来宾表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全面评价。与此同时,他开始在党内批评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周恩来这时也强调:“我们肯定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我们承认斯大林的确犯了严重错误”;中国“还是要向苏联学习”,但“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1956年秋,米高扬率领团来华参加中共八大,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维护中苏关系大局,公开讲话时对苏共二十大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大会结束前,毛泽东会见了米高扬谈话,尖锐地批评了苏联党的“坏习气、坏传统”。他表示,中方“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这番话表明,毛泽东已决定从理论上讨伐苏联共产党。

这时,中苏两国的国际战略目标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坦诚对话、友好交流、真诚合作,仍是双方处理国际关系的主旋律。1956年10月,东欧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发生政治动乱。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同苏共领导人举行六次会谈,并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商讨局势,确定对策,协调立场。当时,苏联与波匈两国的关系出现严重危机,苏方准备动用武力迫使波兰接受苏联关于波党领导层的人事安排。中国党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大国沙文主义。但匈牙利发生的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应采取不同的方针。

此次访苏,刘少奇还谈到,苏共在斯大林后期所犯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错误使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这是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党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独立原则和平等原则基础上。在中方建议下,苏联政府于10月30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在这方面犯了错误。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予以响应,阐明了中国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和国际主义的一致性。

在这一背景下,赫鲁晓夫部分地接受了中国党的批评建议。当年底举行的新年招待会时,他向中国大使表示:“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祝酒时,他还慷慨激昂地表示:“斯大林犯了严重错误,但他仍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1953-1956年间,中国在许多方面仍非常重视学习苏联经验。中方除翻译出版十三卷本《斯大林选集》外,还大量翻译出版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读物,成为全体党员干部和高校学生的必读书。在教育领域,1953年7月,中国高教部发出新学年工作计划指导要点,要求继续全面学习苏联教学制度、教学方法及教学经验。在此前后,许多苏联教科书、教学大纲和教育理论著述,被译成中文。1954年,高教部委托26所高校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制定了统一的教学计划,共有620门课程采用苏联教材。1954-1956年间,中国派出6012人到国外留学,其中5392人去了苏联。到1956年初,已有大约100名教员被选送到苏联。1956年,中科院首批派出129人作为研究生赴苏学习。


五、双方为弥合裂痕做了最大努力但事倍而功半


1957年初,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赫鲁晓夫亲率大批高官到机场迎接,但双方的这次接触并不愉快。会谈中,周恩来陈述了中方对斯大林问题的立场,对苏联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赫鲁晓夫表示,双方对斯大林遗产问题看法一致,这在党的关系上不会发生矛盾。他甚至说,苏共要配合中共的政策,以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双方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发表了联合声明。但在一团和气的表象之下,苏联对中方的一些立场和主张并不认同。特别是周恩来关于兄弟党相互关系的讲话,引起苏方某些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中方在给苏联“上大课”,有人甚至打算中途退场。此外,周恩来当面责问赫鲁晓夫等人,你们与斯大林共事多年,难道对助长斯大林的错误没有责任?苏方对此也很不快。

周恩来在莫斯科跟苏联人“抬杠子”,是有所准备的,也是奉命行事的。周恩来在苏期间,毛泽东与他通电话,告诉他:“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方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事后,毛泽东透露说:“中苏之间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毛泽东还说:“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

中苏双方的这次高层交往表明,中苏两党分歧已相当深刻,对立情绪在急剧升温。但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和出于反帝斗争实际需要,毛泽东当时仍对苏联驻华大使表示,中国将为不断巩固和发展双方的团结和友好合作而努力。周恩来也表示,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团结是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团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这年夏季,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故。赫鲁晓夫以“反党集团”为名,清洗了党内反对派势力,随后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专程来华通报情况。出于维护团结的考虑,毛泽东对此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党还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在政治上给了赫鲁晓夫很大帮助。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同时参加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受到特殊礼遇。主要表现为:会议材料由中苏双方共同起草;其他来宾住宾馆,唯独毛泽东下榻克里姆林宫;其他人发言站在主席台上,毛泽东可以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所有讲话都有讲稿并需事先审阅,毛泽东可以即席发挥。此外,赫鲁晓夫还亲自负责毛泽东的生活安排,为毛泽东提供的个性化服务无微不至。赫鲁晓夫甚至亲自蹲到为毛泽东准备的马桶上,体验一下感觉如何。

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毛泽东的讲话不点名地批评了苏联的对外政策,明确表示反对向帝国主义退让。但毛泽东在讲话中,同时还赞扬了苏联的历史成就,强调中国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强调“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两党领导人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国际共运中实际存在的不是什么兄弟党关系,而是“父子党”、“猫鼠党”关系,赫鲁晓夫不得不表示同意。

1957年的此次莫斯科会议,形成了《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两份文件。在文件磋商过程中,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中方认为,苏共企图把“修正主义货色”强加于社会主义阵营,苏方对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的提法不以为然。两党围绕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为了明确表达中方对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中方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不过,为了顾全大局,当时毛泽东还是高度赞扬了苏联的科技成就和综合国力,并且还主动劝说一些党的领导人接受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在同赫鲁晓夫交谈时,毛泽东推心置腹地谈到了中国党的接班人问题,坦率地评论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长处与弱点,意在显示中苏两党历史形成的同志式信任关心。

由于两党间的分歧日益加剧并且渐趋明朗,中苏双方的国家关系这时也出现了问题。围绕着台湾海峡局势、中国是否应当制造原子弹、中苏是否应当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和成立共同舰队等重大问题,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毛泽东认为,苏联想干涉中国内政,“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1958年7月,他同苏联大使尤金谈话,尖锐地批评了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主义。他抨击斯大林把“中国人看作是第二个铁托”,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他还气愤地表示:“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毛泽东无所顾忌,他请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告诉赫鲁晓夫,做好了与苏联公开摊牌的准备。但是,为了给两国关系留下改善、转圜、调整并正常发展的空间,毛泽东同时表示,中苏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学生给教授提意见,并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苏联方面意识到了中苏关系恶化的严重性。当年7月底8月初,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交换意见,达成某些谅解,并于8月4日发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公报宣布:双方决定继续全力发展两国间的全面合作,对所有讨论的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而实际上。此次访问根本没有消除彼此间的不信任情绪,双方在分裂和对立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

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为参加中国国庆,第三次应邀来华访问,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双方的这次“亲切会见”和“友好会谈”,实际上变成了一场争吵和冲突。双方会谈时,赫鲁晓夫攻击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说中国“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指责中国在金门、马祖打了场“有始无终”的仗,甚至断言中国搞坏了与印度的关系,双方吵得一塌糊涂。10月4日,赫鲁晓夫提前回国。双方没有发表任何宣言、声明或公报。回到苏联后,赫鲁晓夫在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讲话,大骂中国“像好斗的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中苏关系因此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损害。12月21日,中方以纪念斯大林诞辰80周年为契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斯大林,激烈谴责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加大了间接批评苏共的力度。

这时,赫鲁晓夫正在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改善苏美关系。特别是1959年访美之后 ,他到处宣扬强调美苏合作的所谓戴维营精神,宣扬全面彻底裁军和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理论。为讨好美国,苏联废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国和印度发生边界纠纷后,苏联致信中方,公开偏袒印度。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更加反感、鄙视和愤怒,但依然比较克制。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向他表示,中国认为赫鲁晓夫访美还是有好处的,我们是支持的。至于不久前的中苏会谈,毛泽东表示,双方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是十个指头中间一个指头的问题。   

这时,中方仍在强调中苏两国两党要团结一致,对外是这个调子,对内也是这个精神。1960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这个人也并非全都是错的。在国际上他还要社会主义阵营,现在仍然支持中国的建设,虽然他的未来发展具有多种可能,但“应该相信他的这种错误到头来是会被纠正的”。毛泽东特别指出,赫鲁晓夫讲话不大注意,对此“不要太认真”。要“再看几年”。对“苏共是个好党”这个大前提,“还是应该肯定”。“同苏联要团结,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

这时,中苏之间的多领域合作仍在继续。这里仅以苏联文学作品为例。据统计,1950—1958年间,苏联文学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约2.3亿册,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时人们的衣着打扮、音乐、戏剧、小说、电影等各方面都深受苏联影响,社会各领域都打上了苏联的烙印。”


六、空前绝后的意识形态大论战彻底撕裂两国关系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互信度与日俱衰,毛泽东尤其看不起粗鲁任性的赫鲁晓夫。虽然双方都有意维护中苏友好合作大局,都力图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统一,但事情的发展未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进入1960年代,双方前嫌新怨相互交织,争吵代替了对话,敌视毁灭了友谊,合作彻底成为过去。

1960年4月,中方利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了苏共的一系列理论主张。6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周恩来在招待会上提出:“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中苏两党思想分歧向公开争论方向急速演进。

当年6月上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率团与会,恪守“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的基本方针,与苏共代表团唇枪舌战。赫鲁晓夫毫不相让,且出言不逊,声称中国“要发动战争”,是“纯粹的民族主义”,指责中方关于列宁主义的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错误的。他还挖苦中国党:“你们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抬到北京去好了。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会谈后,苏方代表团向与会的各党散发通知书,东欧各国党对中国党群起而攻之。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走向公开分裂。

1960年7月,苏方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和257个科技合同,并于同年9月初之前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同时终止派遣应该来华的900多名专家。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同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250多个建设项目陷于停顿半停顿状态。中国经济建设受到极大损害。

1960年9月,经越南领导人居中劝和,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专门讨论相互关系。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劝告苏共领导改变立场,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上来,苏方态度蛮横,会谈无果告终。不久后,中共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试图同苏共领导人继续交换意见。但苏共利用这个机会召开了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并把会议变成了围攻中国党大会。这时,双方争斗的实质不再是个别理论观点,而是压服与反压服、围剿与反围剿问题。但即便在这种形势下,中方仍顾全大局,维护国际共运团结,在会议最后文件上签了字。

1961年新年过后,中共中央做出决议,强调“现代修正主义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这时,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严重恶化,中方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阿方一边,中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尽管如此,当年10月,中共仍派周恩来率团出席了苏共二十二大,以维持双方的高层接触。但会议期间,双方再度争吵,周恩来提前回国。

1962年1月底,毛泽东做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已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但修正主义的统治不会长久”的重大判断。是年春季,苏方在中国新疆地区策动6万多中国公民外逃,导致伊宁地区发生数千人参与的武装暴乱。苏联在恶化两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63年2月,苏共致信中方,要求停止论战。赫鲁晓夫本人也提出了类似建议,遭到拒绝。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表示:“这场论战是不可怕的,天塌不下来,草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儿照样在水里游。”实际上,苏方也未采取任何步骤缓和中苏关系,反而变本加厉,继续从事国际反华宣传活动。3月13日,苏共致信中方,阐述苏方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观点,进一步扩大了“战火”。3个月后,中方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做出回应。又过3个月,苏共发表声明,指责中方对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苏共中央全会做出决议,“断然拒绝”中方“没有根据的诽谤性攻击”。

为消除隔阂,弥合分歧,1963年7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再次会谈,讨论两党分歧问题,但无果而终。因为会谈期间,苏方发表公开信,指名攻击中共。中方作为回应,公开转发此信,同时重新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此后,两党论战急剧升级,中方成立写作班子,连续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文章,痛批苏联“分裂主义”、“修正主义”和“假共产主义”。苏方也发表了大量攻击诋毁中国内外政策的言论,指责中方在国际充当“右翼的角色”、“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拆散社会主义世界大家庭”,等等。

由于双方分歧日益扩大,矛盾日益加深,历史遗留的中苏边界问题也被提上日程。1964年2月,两国代表团在北京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边界谈判。双方围绕如何看待沙皇俄国强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 当年7月,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明确提出要同苏联“算领土帐”。苏联领导层出于自身考虑,没有接受本国代表团关于搁置争议岛屿,就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区段签署文件的建议。当年8月,两国边界谈判中断。

1964年10月,苏联领导层生变。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新领袖,中方停止了对苏共的批判。当年11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意在弄清苏联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新动向。但苏方告诉中国代表团:苏联党过去和现在都是集体领导,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上,苏共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没有分歧。更令中国人气愤的是,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招待会上竟对中国代表团口出狂言,声称苏联已经赶走赫鲁晓夫,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毛泽东,这样中苏之间的事情就好办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场罢宴,以示抗议。苏方后来就此做了道歉,但恶劣影响无法挽回。中苏改善关系的重大机遇,由于苏共新领导缺乏远见而失之交臂。

1965年2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回国时顺访中国,试图说服中方停止论战。毛泽东对他表示:公开论战要进行一万年,减少一千年是“最大的让步”。周恩来在与柯西多会谈时,就发展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5月中旬,他会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重申了相关意见和建议,强调“我们两国之间可以做的事情还不少。因为两国人民是愿意发展友好关系的。”此时,罗马尼亚和拉美地区一些党都建议中苏停止论战,但双方不为所动,论战持续升级。当年3月,中国在苏留学生参与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遭到镇压。中方反应强烈,认为苏联新领导集团已经变为“新沙皇”。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向中方发出与会邀请,被中方断然拒绝。中苏两党关系从此中断。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彻底绝交。



资料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4期。
2019年9月11日作者同意在CGE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