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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英美智库网络安全研究:特点与倾向(下)

发布于 December 27,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张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三、英美智库网络安全研究的核心话题


尽管不同智库对网络安全的研究议题各有侧重,但从根本上来看,它们都在探讨三对重要关系,即政府或企业参与网络活动,与个人信息安全、公民隐私自由之间的关系;网络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安全风险,与通过技术创新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之间的关系;网络安全的国内政策主张与某一国的国际战略之间的关系。

(一)政府或企业参与网络活动,与个人信息安全、公民隐私自由之间的关系。在公民隐私自由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平衡方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更突出国家利益,强调确保美国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为回应“棱镜门事件”揭露出来的美国情报机构对国内外进行广泛监控和窃听的丑闻,该中心就美国在平衡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的背景下如何保持重要的情报能力,进行了分析,比如建议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签订多边协议,将可持续加密政策拟定为全球电子产品市场的合法准则。凯托研究所则反对和抵制美国政府大规模监管和干预互联网,甚至认为政府行为在威胁网络安全,强调通过启迪公众网络安全意识,集合公众力量,形成对政府的制约与监督。“棱镜门事件”后,它声讨奥巴马政府对网络监控的纵容,与负责网络监控职能的美国政府部门之间关系非常紧张。查塔姆研究所注意到数据滥用对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危害,寻求提高数据管理的安全水平。在剑桥分析公司分享数千万份脸谱(Facebook)数据,对社交媒体的声誉造成巨大打击后,查塔姆研究所通过举办“声誉风险和数据”(Reputational Risk and Data)企业会员活动,披露了滥用个人数据相关的风险问题。它发布声明,称在没有关于数字隐私和安全规范的情况下,存在破坏互联网信任的可能性;呼吁必须保护个人和企业既要免受恐怖分子、犯罪集团滥用互联网的威胁,也要避免政府和企业收集和使用私人数据所造成的危害。

(二)网络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安全风险,与通过技术创新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之间的关系。布鲁金斯学会特别关注和看重技术进步导致的网络安全威胁,并通过一系列出版物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例如,《超越干扰:技术对治理的挑战》一书审视了千禧年后全球技术创新带来的好处和危险;《企业在解决人工智能道德困境中的角色》报告注意到,随着创新不断突破技术界限,技术公司越来越多地成为“数字主权国家”,通过企业实践、服务条款、软件编写等,制定越来越多的行为规则;《为什么政府必须帮助塑造人工智能的未来》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导致信息不对称,透明度降低,进而威胁自由社会。战略与 国际研究中心注重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维护网络安全。它认为在应对网络攻击方面,美国必须充分利用硅谷的创新优势。为此,网络政策工作组设置了硅谷分小组,以提供帮助。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还联合英特尔安全部门开展了一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网络劳动力调查,研究与网络安全工作人员相关的网络安全支出、教育计划、雇主动态和公共政策。凯托研究所则信奉通过市场竞争和互联网自身发展来解决网络安全问题。它认为,技术人员和互联网用户的集体智慧大大超过了任何政府监管机构,互联网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解决消费者担心的隐私保护问题的最好方案,是企业的信息服务竞争,而非政府监管。

(三)网络安全的国内政策主张与某一国的国际战略之间的关系。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络安全研究凸显了政府中心主义,肯定美国政府是解决国内外网络安全问题的核心角色和主导力量。其外交政策计划和治理研究计划,都是基于美国政府这个中心来分析地缘政治、大国政治、全球治理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与美国国务院、商务部等制定和参与网络空间战略的部门互动频繁,特别是“棱镜门事件”后,美国在制定全球网络空间行为规范上的努力受挫,它积极帮助美国政府摆脱困境,增加其在全球网络空间管理中的主导权。国际战略研究所被认为具有盎格鲁—撒克逊背景,其资助方主要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它关于网络安全的研究立场注重维护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寻求防范俄罗斯等非西方国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活动。比如,由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协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等平台,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强化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塑造有利于它们的国际舆论氛围。

四、英美智库的涉华网络安全研究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影响力的日趋拓展,涉华研究已经成为英美智库研究的重点。在涉华网络安全研究上,以上六家智库的基本倾向是“以批判为主,以合作为辅”。

(一)对中国维护网络安全的举措持负面评价, 甚至给予严厉批评。凯托研究所对中国网络安全治理持较为负面的看法,因为中国加强网络安全治 理与该研究所的自由主义理念相悖。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重视对中国网络安全相关产业政策、运营环境和法律规范进行研究,认定中国加强网络安全的举措为“创新重商主义”。对于中国要求关键行业数据存储境内化的政策,该基金会于2016年发布《最差创新重商主义政策》例行报告进行批评,认为这是变相的市场准入歧视;其 2017年报告又称,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行安全条款概念模糊,容易被随意操纵。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还对中国将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服务划分为电信业务而非计算机相关服务提出批评,认为这不仅规避了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也严重限制了国外公司的竞争。查塔姆研究所的网络安全研究与中国在互联网治理理念上存在巨大差异。它认为,中国不再满足使用国际规则,而是在幕后将网络世界置于国家政权之下;中国在治理网络恐怖主义方面的许多提议,可能是中国打击政治异议行为的表现。此外,它还对中国拒绝批准《布达佩斯公约》提出了质疑。

(二)视中国为英美两国网络安全的威胁,并寻求防范中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设立了中国网络展望(China Cyber Outlook)、中国创新政策系列 (China Innovation Policy Series)等项目,分析中国新兴信息技术与网络治理体制,通过关注所谓的“中国网络经济间谍”和中国网络作战能力等,宣传网络安全领域的“中国威胁论”。其中,中国网络展望旨在了解中国不断发展的网络空间治理方法的安全性和商业影响,帮助美国予以应对。该中心甚至认定中国同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对美国采取了强制性的网络攻击。2019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对华为公司与欧洲国家进行5G技术合作一事表示强烈关注,视之为中国政府为“建立全球信息情报网络”而先期采取的市场垄断行为,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损害。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建议美国政府加大对本国国内网络技术创新的支持,并迫使中国改变或撤消相关政策。2012—2017年,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一系列报告,认为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在威胁世界经济,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强力和完整的措施,以迫使中国停止“操纵市场”。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网络安全研究和相关活动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牵制。香格里拉对话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散布“中国网络威胁论”的平台。

(三)不否认中国是国际互联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希望加强同中国在网络安全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希望同中国开展网络安全方面的对话与合作。自2009年开始,该中心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共同举行机制性的网络安全二轨对话,就中美共同关心的网络安全议题进行交流,这促进了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也为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中断后保持沟通提供了渠道。布鲁金斯学会深度参与了同中国方面的交流与对话。2018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期间,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和布鲁金斯学会共同主办了互联网国际高端智库论坛,该论坛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三大品牌论坛之一。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强烈希望影响中国网络安全政策的制定,该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曾担任中美创新对话美方专家和2016年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数字经济与政策议题专家。针对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口安全评估公众咨询的通知草案》,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专门向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提交了《对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处理数据的评论》,认为该通知草案增加了数据管理和数据跨境转移的成本和复杂度,将破坏中国从数据驱动创新中受益的能力。(注释略)


资料来源:《国际研究参考》2019年第9期。
2019年12月16日作者同意在CGE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