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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晓哲:“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 态势、特征与应对(上)

发布于 June 4,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靳晓哲,CGE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017年底是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简称“IS”)斗争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节点。2017年10月17日,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完全夺取了IS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同年12月9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称政府军已收复IS在伊拉克控制的所有领土。自此,国际社会的反恐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在国际社会的打击下,IS统治下的“领土”、“行政”等“准国家”体制被摧毁。尽管遭受重创,但这并不意味着IS威胁的消失;与此相对,IS威胁的全球扩散等正在给国际社会的反恐带来新的挑战。受此影响,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也进入了“后伊斯兰国”时代。

自2014年IS异军突起以来,学术界对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及其发展、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一方面,IS对东南亚恐怖主义的思想宣传、人员招募、渗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态势,各国在反恐对策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此外,在IS遭受重大打击之后,学术界对“后伊斯兰国”时代全球恐怖主义的新态势等亦进行了相关研究与分析,但对东南亚地区的着墨并不多。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受到全球恐怖主义发展态势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从全球范围看,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跃程度并非最高,处于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半边缘地区;从地区范围看,东南亚恐怖主义正在经历自“9·11”事件以来的“第二波高潮”,而且伴随与地区问题的交织、恶化,地区恐怖主义的复杂程度不断加深。基于此,本文以“‘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为主题,结合IS残余势力的全球扩散给东南亚地区带来的影响、近年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应对等展开梳理与分析。



“后伊斯兰国”时代恐怖主义的全球扩散及对东南亚的影响
    

近两年,在国际社会的联合打击下,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人员、财政汲取能力等遭受了极大削弱。根据《2018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的统计,2015—2017年IS的“领土”和财政汲取能力分别失去了60%和80%,截止到2018年9月,IS的实际占有区域只剩最初的1%。2018年12月14日,以叙利亚库尔德人为主的武装攻破了IS在叙利亚“最后据点”代尔祖尔省的哈金镇,大约有2000名IS成员在这一地区顽抗。最初,IS试图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准国家”(Proto-State)结构,四处征占领土、汲取财力,在全球范围内招募“圣战”分子,以建立“哈里发国”。伴随在伊拉克、叙利亚遭受重大挫折,IS正在从一个区域性组织(Regional group)转变为一个秘密的全球网络(Covert global network)。然而,尽管在叙、伊两地的核心力量遭到了重大打击,但IS强大的思想动员、号召及渗透能力,再加上数量庞大的国外“圣战”分子的回流与扩散,“后伊斯兰国”时代全球的恐怖主义威胁可能将“经久不衰”。

(一)“后伊斯兰国”时代恐怖主义的全球扩散

自2017年“节节败退”以来,为了弥补和挽救在中东战场的“损失”,IS不断进行“自我改造”(Reinventing itself),寻求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Cyber and physical space)的双重扩张。一方面,近几年IS加紧在全球各地进行扩散与渗透,尤其是西亚、非洲、阿富汗等地区。自2017年以来,IS曾成功地指挥或鼓动了世界多地的恐怖袭击。比如,2017年10月31日纽约卡车袭击事件、2017年11月24日埃及西奈半岛地区的清真寺炸弹袭击事件、2017年12月17日巴基斯坦奎达的教堂袭击事件、2018年8月3日阿富汗帕克提亚省清真寺自杀式袭击事件等。正如联合国反恐办公室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沃龙科夫(Vladimir Voronkov)所言:“尽管全球圣战分子向伊拉克、叙利亚的转移已经停止,但IS全球网络带来的威胁正在日益增长,多种多样且难以预测”。另一方面,IS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持久吸引力依然存在,并且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地区“生根发芽”。自正式宣告成立以来,IS就十分重视利用互联网空间宣传其极端的意识形态,通过发布视频、在线杂志阅览、社交媒体宣传等,在世界各地招募到众多的同情者与支持者。但不可否认,IS实体遭受重大打击对其网络宣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前,IS的网络宣传面临一些障碍,即经常遭到宣传的帖子、账户、群组、页面等被删除的情况,为了规避这些风险,IS利用多样化的宣传渠道或平台,以为其宣传内容提供“避风的港湾”(Safe Havens)。IS利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社交网络的实时性,鼓励和动员追随者就地发动恐怖袭击,进一步彰显了其在网络空间的持久吸引力。某种程度上,IS的意识形态已经通过网络空间散播到了世界各地,甚至在阿富汗、尼日利亚、利比亚、索马里、西奈半岛等地已被广泛接受和认可。

IS试图通过“下放权力”的方式,将重心从叙利亚、伊拉克逐步转移到世界不同地区的众多分支机构(Multiple wilayat and divisions)。这些分支机构包括利比亚的巴恰(Barqa)、费赞(Fezzan)、的黎波第(Tripoli)分支,埃及的西奈(Sinai)分支,也门分支,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Al-Jazair)分支,尼日利亚的“东非”(Gharb Iriqiyyah)分支,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呼罗珊(Khorasan)分支,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高加索(Qawqaz)分支,东亚分支(主要指菲律宾)。大量回流的外国“圣战”分子已经开始利用这些新的分支,以此为中心开展恐怖活动,并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从整体来看,尽管过去三年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幅度下降,但“后伊斯兰国”时代新的恐怖威胁仍在不断出现。伊斯兰恐怖组织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弹性和流动性,不仅能够迅速分裂成新的组织,还能与其他恐怖组织结盟。据统计,在2017年至少造成1人死亡的169个恐怖组织中,有42个是之前没有造成过人员死亡的新组织。由此来看,IS在全球范围内的分裂速度和扩散能力非同一般。

2019年4月21日,斯里兰卡发生多起连环爆炸案,造成至少253人死亡。这不仅是自“9·11”事件以来最致命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而且也是斯里兰卡自内战结束10年以来最为令人震撼和血腥的事件。4月23日,IS通过其通讯社“阿玛克”(AMAQ)宣称对此袭击负责。斯里兰卡事件也成为了IS在中东之外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斯里兰卡事件表明,IS“毒瘤”非但没有被击败,甚至也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反而在失去伊拉克、叙利亚的“哈里发”之后,正在向全球扩散。斯里兰卡暴恐事件不仅是IS向全球扩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而且意味着IS组织本身也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正如大西洋理事会成员斯塔夫里迪斯(Stavridis)所言,“如果将恐怖组织比作商业环境中的企业,那么IS就像一个国际集团,它已经摆脱了‘零售实体店’这种高成本、高耗时的运营模式。一幅IS在全球发动或实施的恐怖袭击图显示,IS的实际控制范围远超基地组织。”

当然,除IS之外,“基地”组织亦是全球恐怖主义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2018年1月联合国安理会观察小组(MonitoringTeam)发布的一份有关IS和“基地”组织的报告显示:由于2017年在伊拉克、叙利亚遭受战略性军事失利,IS开始持续强调向外攻击;与此同时,“基地”组织的恐怖网络依然是有弹性的(Resilient),其分支仍是索马里、也门等地区的主要威胁。从理论上看,尽管IS的全球扩散可能与“基地”组织形成一定的竞争,但基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相似,二者更可能进行“合作”,比如在阿拉伯半岛、北非、中南亚等地区IS与“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并存,甚至在一些地区“基地”组织的威胁更大。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已经运营很久,大约有6000-7000个武装人员,而IS在也门等地也有约250-500个成员;在北非,“基地”组织分支的活动仍然活跃,而效忠于IS的极端分子也不断增加,据估约有3000-4000人;中南亚一直是“基地”组织重点经营的核心区域,但近几年IS在中南亚的恐怖威胁亦不断上升。一些“基地”组织和IS成员甚至表示,“他们愿意并且有能力在准备进行恐怖袭击时相互支持。”总之,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伴随“圣战”分子的全球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二)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

在叙利亚、伊拉克地区失败后,伴随IS向传统恐怖组织的转型,“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出全球扩散的趋势。尽管作为“哈里发国”的IS在形式上被摧毁,但受到大批国外“圣战”分子回流、迁徙,以及IS各地分支机构大量出现等的影响,未来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很高。基于此,从全球与地区的视角看,近年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呈现出如下整体态势:

首先,从全球视角看,尽管受到IS全球扩散的影响,但基于地缘、人员流动等因素,东南亚地区并非IS扩散的核心区域,亦并非全球恐怖主义的中心区。从活跃度与烈度来看,中东、中南亚、北非、中非、东非等地区不仅在恐怖主义活跃程度方面明显高于东南亚,而且恐怖威胁的烈度也强于东南亚。在2019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的排名中,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阿富汗、伊拉克、尼日利亚、叙利亚、巴基斯坦,东南亚地区排名最高的是菲律宾——全球第九位。尽管与2018年相比,菲律宾的排名上升1位,但毫无疑问,与中东、中南亚、萨赫勒(Sahel)地区相比,东南亚并非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中心区。从暴恐袭击的烈度看,在2018年全球最严重的暴恐袭击事件排名中,前20的恐怖袭击均未发生在东南亚地区。此外,从全球“圣战”分子回流、迁徙的视角看,2015—2017年是东南亚籍“圣战”分子回流的高峰,2018年随着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入境审查及反恐工作的重视,从中东返回东南亚已经较为困难。正如反恐专家穆尼拉·穆斯塔法(MuniraMustaffa)所指出的那样:东南亚籍“圣战”分子很难逃离中东,因为他们的外貌、口音等很难通过检查站和处境关口,很明显他们是外国人。由此,东南亚籍“圣战”分子很可能会继续留在中东地区负隅顽抗,即使这种战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次,从地区视角看,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在逐渐上升,且正处于地区恐怖主义的“第二波高潮”之中。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2002年东南亚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巴厘岛恐怖袭击事件,这种时间上的相继性并非偶然。此后,2002—2009年间东南亚地区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如2005年的巴厘岛恐怖袭击、2009年的万豪酒店恐怖袭击等,形成了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第一波高潮”。这种时间上的相继性与东南亚在全球恐怖主义图景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即每当全球恐怖主义掀起新一波高潮之后,作为全球恐怖分子扩散的目的地之一,东南亚地区亦会出现“次高潮”现象,但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迟滞性。从图1可见,自2001年“基地组织”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风起云涌,受此影响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此后逐渐抬头,2002年至2009年的恐袭事件不断攀升。此后,在各国反恐政策等的控制下,东南亚地区的恐袭事件总量开始下降。当然,恐袭事件仅是反映恐怖主义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而并非全部。因为具有代表性的恐袭事件或大规模的伤亡人数等,亦是反映某一地区恐怖主义发展的重要指标。结合图1与图2,可以看出2016年、2017年东南亚地区恐袭事件不仅激增,而且伤亡人数也不断增长。究其原因,2014年6月,IS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恐怖主义高潮。此后,2016年1月14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连环爆炸式恐怖袭击,标志着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第二次高潮”的开端。伴随IS的崛起,东南亚恐怖主义的“第二波高潮”在2016年出现,因为从伤亡人数上看,2016—2017年东南亚地区因恐怖主义而死亡的人数较此前增加了36%。特别是,2017年5-10月以穆特组织和阿布沙耶夫组织为首的恐怖组织攻占菲律宾南部省份南拉瑙省首府马拉维市,与政府军展开了长达5个月的武装对抗。该事件不仅是近年来东南亚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恶劣的恐怖事件,同时也标志着“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威胁的升级。再加上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也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恐怖或疑似恐怖事件,如泰国2018年南部市场的炸弹袭击事件,印尼2018年的泗水教堂爆炸袭击、警察署炸弹袭击、公寓爆炸等一系列事件。由此来看,受到2014年全球恐怖主义浪潮的影响,2016年至今东南亚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恐怖主义袭击“高潮”,进一步凸显了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程度的上升。

     ▲图1东南亚地区1998—2018年恐怖袭击事件数量图

资料来源:GlobalTerrorismData,https://www.start.umd.edu/gtd/search/Results.aspx?start_yearonly=1998&end_yearonly=2018&start_year=&start_month=&start_day=&end_year=&end_month=&end_day=®ion=5&asmSelect0=&asmSelect1=&dtp2=some&success=yes&casualties_type=b&casualties_max=,上网时间:2020年2月16日。

图2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极端&分离主义组织等造成的死亡人数图(2001—2017年)

资料来源:InstituteforEconomics&Peace,“GlobalTerrorismIndex2018:MeasuringtheImpactofTerrorism”,Sydney,November2018,http://visionofhumanity.org/app/uploads/2018/12/Global-Terrorism-Index-2018.pdf,p.55.上网时间:2020年2月16日。


综上所述,东南亚地区的恐怖威胁整体上处于一种可控状态,尽管菲南一度出现混乱,恐怖组织试图重现“占领摩苏尔”的图景,但很快走向失败。与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等长期处于动荡的地区与国家有所不同,东南亚整体的安全与稳定并未失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东南亚地区的恐怖袭击次数增多,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显著增强。如果将此前2002至2009年视为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第一波高潮,那么受2014年“伊斯兰国”全球肆虐的影响,当前东南亚正处于地区恐怖主义的“第二波高潮”之中。当然,与中东、中南亚等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的恐怖组织在地缘、人员等方面与国际恐怖组织的联系相对松散。但伴随地区问题的裹挟,如泰南冲突、缅甸罗兴亚人问题、菲南地区治理困境等,再加上新近的国际恐怖势力擅长利用互联网等虚拟空间对自我意识形态等进行散播,因而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依然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等的强力影响。总之,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呈现出较为特殊的发展态势。即,从全球视角看,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并未失控,与其他动荡地区或国家相比相对缓和,而从地区视角看,尽管地区局势整体可控,但从纵向时间上进行比较,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正处于新一波发展高潮之中,因而需要地区及周边国家进行重点防范与应对。



“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的特征



    ▲图片说明: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清真寺。

     

在IS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作为伊斯兰世界重要的外围区域之一,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方面,在IS全球扩散的背景下,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在组织结构、暴恐方式、人员招募与宣传手法等方面带有强烈的IS色彩;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地区恐怖主义等与东南亚各国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分离主义)等相互交织,在此刺激与催化下,地区恐怖势力不断介入失序与混乱的地区问题之中,从而加剧了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程度。

(一)东南亚恐怖主义中的IS色彩

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趋向一致。一方面,在核心意识形态上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越来越向圣战萨拉菲主义靠拢。“萨拉菲主义”(Slalfism)是指通过宗教和社会改革回归伊斯兰教初创时期信仰与实践的思想和运动,它强调认主独一(Tawhid)、反对多神教的偶像崇拜(Shirk),是一种保守尊古的伊斯兰主义思潮。圣战萨拉菲主义是崇尚暴力的萨拉菲派别之一,主张通过发动“圣战”等暴力手段颠覆世俗政权,从而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根据IS对暴力的界定,暴力是一种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被有效利用和炒作的“创伤化武器”。故意制造情感创伤,不仅是为了对其控制下的人群灌输恐惧、愤怒和绝望,也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IS无敌的印象。过去几年,皮尤研究中心的几项调查结果显示,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吸引力显著增强。2014年之后,IS的叙事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极端化的重要驱动力,2016年的雅加达袭击以及2017年的马拉维危机等,均是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向国际恐怖主义靠拢的重要体现。尤其是马拉维危机,该事件不仅标志着IS影响下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升级,而且是在国际恐怖势力等的直接介入和参与下,东南亚地区恐怖势力在组织化水平、武装对抗能力、城市恐怖策略等方面,直接效仿IS的结果。这是IS核心意识形态扩展至东南亚的最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在组织结构及行为方式上,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与IS的网络化、扁平化转型同步。IS的网络化发展趋势与其在中东遭遇的重大“失败”密切相关。与此前依赖“准国家实体”等汲取资源的不同,在丧失了实际“领土”后,IS不得不向传统恐怖组织过渡,且在人员招募上更加依赖虚拟空间,以散播、吸纳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为后续斗争注入动力。与此同时,IS的扁平化转型指的是组织结构上的重大变更,即与此前强调等级制或系统化领导不同,在失去了实体“领土”之后,IS正在有意压缩领导体系,在行动上依赖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分支,以此保持发展的动力。受此影响,东南亚地区既是IS向全球扩散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同时该地区的恐怖组织也是IS全球扩张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响应者。因而,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具体的行动方式上,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都体现出与IS相近的特征。当前,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的结构愈益分散化、扁平化,而招募策略愈益趋向家庭化、年轻化等。比如,2018年5月发生于印尼的多起恐袭事件均为整个家庭涉恐,从而揭开了东南亚部分穆斯林家庭集体极端化的冰山一角。

其实,早在2014年的兴盛时期,IS就已经开始关注东南亚,这不仅体现在IS媒体对东南亚的定期报道上,比如“阿玛克新闻社”(Amaq News Agency)和英语出版物《达比克》(Dabiq)对东南亚的关注,而且还体现在引入马来语宣传和建立马来语作战单位上,如2014年9月成立的“努桑塔拉”(Katibah Nusantara,又称Malay Archipelago CombatUnity)。然而,随着IS由实体组织逐渐转变为一个秘密的全球网络,其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影响在不断降低,但不可否认,IS在助推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复兴上发挥了重要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延续至今。目前,尽管IS与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受到地缘距离等的限制,但在组织结构、暴恐方式、人员招募与宣传手法等方面仍带有浓厚的IS色彩。

第一,组织结构出现分散化。目前,在东南亚地区最为活跃的恐怖组织当属“神权游击队”(Jamaah Ansharut Daulah,简称JAD)。该组织于2015年成立并宣誓效忠IS,先后整合了印尼至少12个极端组织,并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事件。有学者指出,JAD实施攻击的能力主要在于该组织分散化的组织结构(Decentrali sedstructure),而非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简称JI)的等级(Hierarchical)和官僚(Bureaucratic)组织结构。JI曾是2002—2009年东南亚地区最为活跃的恐怖组织,其目标是推翻现行政府,在东南亚建立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在内的大伊斯兰国。JI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其组织结构也与基地组织类似,属于等级式结构,即在最高领袖“埃米尔”的领导下,下设四个“曼蒂基”(Mantiqi,简称M)活动区域,分别负责筹措资金(M1和M4)、日常训练(M3)和进行“圣战”(M2)。这种等级制结构有其突出的特点,即只要核心领导层完整,即便底层组织遭受重大打击,亦能在短期能得到迅速恢复。当然,一旦组织的核心遭到打击,则整个体系亦可能陷入瘫痪。据悉,为了更好地保护最高领袖,目前JI设有两位“埃米尔”:一个是事实上的最高领袖,而另一个则是被公开宣称的最高领袖。

与此相对,JAD的组织结构则更为分散。2016—2018年印尼各地发生的恐怖袭击都表明了JAD的强大破坏力和深远影响力。据悉,JAD在印尼34个省中的18个都拥有强大的组织、运营能力,从而改变了印尼长期以来的以JI-“基地”组织为中心的恐怖主义格局。JAD由激进教士阿曼·阿卜杜勒拉赫曼(Aman Abdurrahman)在狱中建立,与IS有着密切的联系。阿曼曾于2004年因制造炸弹被判7年监禁,此后因表现较好而提前获释,但2010年又因参与恐怖主义训练营被判入狱。在狱中,阿曼联合了几个效忠IS的恐怖组织,包括“认主独一圣战组织”(Tawhid WalJihad)和“伊斯兰教法积极分子论坛”(Forum Aktivis SyariatIslam,又称Forum of Activists for Islamic Sharia),建立了JAD。或许是限于创始人的特殊情况,JAD的组织结构与指挥体系较为松散,各小组成员可以在接受总体指导的前提下实施自由攻击。2018年5月,JAD在印尼掀起一波恐怖袭击的高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实施或计划了6次不同的袭击,包括5月8日发生在雅加达附近德波(Depok)地区的武装对峙(Standoff)、5月10日德波一名警察被杀事件、5月13日泗水市发生的三起爆炸袭击、5月14日泗水市警察署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5月16日廖内省首府北干巴鲁市(Pekanbaru)警察总部发生的持刀袭击与卡车袭击等。2018年6月22日,阿曼因在幕后策划和发动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被判处死刑。

与JI有所不同,JAD的组织结构更为分散,更像是一个网状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各武装小组之间相对独立,且相互之间并没有过多互动。在JI的组织结构中,若抓获或击毙级别足够高的组织成员可能会严重影响组织的正常运转;而在JAD的组织结构中,逮捕或击毙任何人,只会影响到其参与袭击的部分,而不会影响整个组织。在JAD分散化的组织结构中,连接各部分的是相同的意识形态。据悉,在爪哇岛、加里曼丹岛、南苏拉威西岛、安汶岛、雅加达等地都有十分活跃的JAD组织,但却无法预测该组织的网络到底有多大。这也是为何印尼安全部门近期逮捕了很多JAD成员,但很多专家仍认为JAD的威胁尚未终结。由此来看,尽管阿曼被判死刑,但这种分散化的组织结构依然活跃在印尼各地,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协调,也不存在全面的指挥和控制,但正是这种分散化的组织结构,大大增强了恐怖主义的威胁程度。

第二,恐怖活动走向家庭化。早在建立之初,IS的招募策略就十分清晰,即鼓励整个家庭追求“神圣”的伊斯兰文化。这种集体式招募不仅为IS提供了充足的人员,而且还便于极端思想的二次传播。而且,IS的恐怖袭击手法也逐渐转向家庭式。一份名为《从IS成员到‘离散者’:追踪妇女与未成年人》(From Daeshto‘Diaspora’:Tracing the Women and Minors of Islamic State)的报告中写道:2017年IS的“哈里发国”倒台后,女性和未成年人在传播IS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些受到鼓舞的女性和未成年人在世界各地多次实施了恐怖袭击,成为了地区安全的重要威胁。受此影响,东南亚地区的恐怖袭击也逐渐走向家庭化。2018年5月13日、14日,印尼泗水连续发生两起家庭式恐怖袭击事件,两个激进的穆斯林家庭分别对当地教堂和警察总署进行了“殉难式袭击”(Martyrdom attacks)。其中,5月13日的恐怖袭击由一家六口实施,其中包括四名儿童,袭击了当地的三座教堂,造成至少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对此,雅加达冲突政策研究所主任西德尼·琼斯(Sidney Jones)指出,印尼最近发生的几起恐怖袭击中都有妇女和儿童的参与,这在印尼历史上是未曾出现过的……这可能是一种偶然事件,但却为人们敲响了警钟。

在马来西亚,反恐部门也发现了女性参与、策划、实施恐怖袭击的现象。马来西亚反恐警察部门的穆赫德·富兹·哈伦(Mohd Fuzi Harun)表示,反恐部门最近逮捕了15名涉恐嫌疑人,其中包括一名计划在大选期间袭击投票站的家庭主妇(Housewife)。据悉,这位51岁的家庭主妇计划在大选期间利用汽车进行袭击,在汽车上装上煤气罐,以便引起爆炸,目标则是非穆斯林选民。此外,马来西亚皇家警察(Royal Malaysia Police)顾问、反恐专家艾哈迈德(Ahmad El-Muhammady)在接受“亚洲新闻”(Channel NewsAsia)采访时表示:“马来西亚此前有很多女性充当招募者、筹款者及相关角色的案例,但这是第一次由女性充当策划者、实施者的案例。”此外,在香港也发现了为IS进行人员招募、资金筹集或代理(Agents)的女性务工者(Female Migrantworkers)。整体而言,近来东南亚出现的暴恐袭击家庭化的趋向,可能与IS在人员招募中的家庭化、意识形态宣传中的新动向等密切相关。因为整体上,IS视家庭激进化为个体激进化的自然过程,认为个人的激进化会带动家庭成员的激进化;而且,女性在促使家庭激进化中扮演着特殊作用,因为她会有意识地影响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在家庭激进化完成后,男性往往会更为集中精力筹集资金,并为恐怖袭击提供各种支持,比如自制炸药等。这已经成为IS意识形态及恐怖袭击中的重要特征。

第三,招募对象趋向年轻化,招募方式趋向网络化。受到IS招募、宣传等的影响,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的招募对象越来越趋向年轻化。在一项有关恐怖主义的调查研究中,马来西亚有21%的大学生认为恐怖主义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有效策略,同时持此观点的印尼、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受访学生比例分别为24.24%、23.78%、30.95%和31.81%;在同一项调查中,马来西亚大学生中认为恐怖主义并不违法或是不道德的比重是7%,印尼、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比重分别为8.22%、9.64%、10.52%和7.68%。由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年轻人的激进化比例越来越高,同时对恐怖主义的认可程度也较高。马来西亚默德卡中心(Merdeka Center)的一项调查也指出,近来尽管马来西亚穆斯林直接参与暴力极端主义的趋势有所降低,但他们对恐怖活动的支持和宽容程度正在不断提高。最近,印尼国家反恐机构(National Anti-terrorism Agency)进行的一项调查也印证了恐怖组织招募年轻化的趋势。该项调查发现:印尼39%的大学生较为认同激进思想。对此,有许多专家表示,大学生将这些激进思想或认同转化成恐怖行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日惹大学(Gadjah Mad aUniversity)研究激进主义的专家纳吉布·阿兹卡(Najib Azca)就指出:“可能很多学生会以激进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这或许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对暴力行为的支持;但它导致恐怖主义的可能性却很小。”尽管如此,但东南亚地区越来越高的极端主义认同度,为恐怖主义的招募提供了先天条件,尤其是认同人群的年轻化。

此外,近年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的招募方式也越来越趋向网络化。此前,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的招募方式往往是通过婚姻、亲缘、师徒关系等,都是通过现实化的手段得以实现。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的普及,恐怖组织的招募越来越依赖互联网媒介。通过利用数字和社交媒体作为加密通讯、招募和宣传的手段,通过Facebook、Twitter、Instagram、WhatsApp和Telegam等平台,恐怖组织可以成功捕获人们的想象力,以此扩大潜在同情者和被招募者的数量。换句话说,这些被招募者在成为极端主义者之前,甚至没有与任何已知的恐怖组织取得联系,而仅仅通过对互联网的接触就走向了极端化。在马来西亚,一名中学生因计划用燃烧弹袭击吉隆坡附近的教堂、娱乐中心等而被捕。据悉,这名仅十几岁的嫌犯是从互联网上学会了制作燃烧弹(Molotov Cocktails),并通过互联网将相关视频发送给了与IS相关的Whats App和Telegram群组。也有学者将这种方式称为“众包恐怖主义”,即通过利用现代媒体广泛传播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战略意图和战术手段,以吸引身处世界各地的潜在追随者认同“圣战”使命,认领任务,确定目标,随时随地发动袭击。将恐怖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与即时性的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对恐怖组织的招募对象及招募方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e)就指出,一个存活于加密通讯和社交媒体之中的IS将比现在更加危险,它将成为未来恐怖“离散群体”(Terrorist diaspora)网络的核心,全世界归国恐怖战士、极端分子乃至所有不满的年轻人,都将成为IS潜在的被动员对象。即,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年轻人越发容易受到虚拟世界中极端思想的影响,因而更易成为极端组织招募的对象。总之,数字媒体技术可以超越地域空间的限制,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对潜在人员的招募,同时社交媒体的实时性和隐蔽性还能为恐怖组织提供天然的伪装,满足更多个性化的需求,从而极大提升了恐怖组织招募的速率。

(二)东南亚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复杂交织

作为一个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地区,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往往与地区问题相互交织。有学者认为,东南亚恐怖主义是一种多矛盾的层累式构造,东南亚历史上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族群社会结构带来的社会矛盾等是其基座,而伊斯兰复兴运动衍生的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等是恐怖主义在东南亚扩散和“演进”的关键因素。近两年,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的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之间的交织与互动尤为显著,不仅增加了恐怖主义的治理难度,而且更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动荡。有些专家称之为“幽灵式威胁”(PhantomMenace)。一方面,恐怖主义与地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的相互交织,推动了地区动荡的升级,二者之间产生共生化趋势,如菲南、泰南、缅甸罗兴亚人等问题中混合着恐怖主义等因素;另一方面,在与地区问题相互交织的进程中,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进一步向四周蔓延,呈现扩散化的趋势,如近两年孟加拉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东南亚周边国家的恐怖主义逐渐活跃。具体来看:

首先,东南亚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呈现“共生化”趋势。一方面,东南亚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的“共生化”体现在冲突与暴力输出上。无论是地区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还是宗教极端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地区分离主义,尽管其产生的原因各异、最终的目标不同,但这些意识形态在地区事件中的呈现却有相似之处,即表现为冲突与暴力输出。比如在菲律宾,尽管IS未能实现在马拉维重建“哈里发国”的目标,但外国“圣战”分子仍不断涌向棉兰老地区,伺机发动新的攻击。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专家隆美尔·班劳伊(Rommel Banlaoi)在接受《亚洲时报》采访时表示:“尽管马拉维获得了解放,但外国武装分子仍在继续进入菲律宾,而且情况越来越糟。”不仅如此,尽管马拉维危机并未成功,但却极大鼓舞了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与菲律宾相邻国家的恐怖分子不断向菲南地区集聚。如马来西亚的恐怖分子通常由沙巴州的婆罗洲岛(Borneo Island)进入菲南的塔威塔威省(Tawi-Tawi),而印尼的恐怖分子则往往从北苏拉威西(North Sulawesi)地区进入菲南的西达沃省(Davao Occidental)和萨兰加尼省(Sarangani)。再加上菲南地区尚未解决的地区分离主义问题,从而使棉兰老地区成为了IS在东南亚的避风港,各种冲突相互交织。为了平息菲南动荡,杜特尔特加紧督促国会通过了《邦萨摩洛组织法》,以进一步剥离恐怖主义与分离主义的纠葛。但是,有消息指出菲南恐怖分子正在获得来自地方势力(Political warlords)的支持,因为后者对《邦萨摩洛组织法》越来越不满意。

另一方面,东南亚恐怖主义与地区问题的“共生化”还体现在各种势力之间的相互借重上。比如在泰国,近几年IS对泰南冲突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自2004年泰南局势恶化以来,泰国政府与南部分离组织进行了多次接触,但均未达成一致,此后该地区一直处于动荡。对此,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东南亚是“圣战”分子扩张的“沃土”,比如菲南、泰南等地区。2018年1月22日,泰国南部一早市发生摩托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此后,泰国外交部发出警告称:“恐怖分子很可能试图在泰国发动袭击。”目前,尽管泰南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尚未合流,但并不能排除一部分激进的分离主义者被IS的极端意识形态所吸引,从而借助恐怖势力向泰国政府施压的可能性。此外,地区冲突的滋生与持续亦为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例如,泰国南部的枪支黑市是马来西亚北部恐怖势力的间接武器来源地之一。长期的动荡导致大量枪支流入泰国南部黑市,其中很大部分都被走私到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国家军事学院(National WarCollege)专家扎卡里·阿布扎(Zachary Abuza)就指出:“泰国南部是马来西亚武装分子武器的重要来源,从逻辑上看,这比他们从菲南获取武器要便利许多。”2018年4月,马来西亚安全部门指控阿瓦瓦耶(Awae Wae-Eya)在柔佛州策划恐怖阴谋,而阿瓦瓦耶曾是泰国南部的一名叛乱分子。由此可见,泰南地区冲突的持续不仅为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了介入空间,而且二者之间的相互借重与“共生”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动荡。

其次,与地区问题的交织推动了东南亚恐怖主义向四周蔓延,并呈现扩散化趋势。当前,东南亚有两个推动恐怖主义向四周蔓延的问题:缅甸罗兴亚人问题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问题。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人问题由来已久,但近几年却持续发酵。2012年若开邦爆发多次暴力冲突事件,促使一批罗兴亚流亡者成立了罗兴亚救世军(Arakan Rohingya Salvation Army,ARSA)。2016—2017年,ARSA连续对缅甸北部安全部队发动袭击;此后,缅甸政府宣布ARSA为恐怖组织,并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清缴运动,迫使约70万罗兴亚人逃离缅甸。大部分罗兴亚人迁移到孟加拉国寻求避难,但也有很多逃往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加上2016年原有的25万,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难民营约有100万罗兴亚难民,从而使孟缅边境成为了极端主义的潜在滋生地。有观察人士指出,ARSA与极端组织(包括IS和“基地”组织)之间存在间接联系。尽管ARSA一直强调“自己与世界各地的任何恐怖组织没有任何联系”,但缅甸罗兴亚危机已经引起了南亚、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极大兴趣。有报道甚至称:来自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数百名“圣战”分子正在缅甸接受恐怖主义训练,有的已经被派往孟加拉国的一些地区“待命”。2017年1月,马来西亚拘留了一名疑似IS的追随者,据称他是一名印尼公民,但计划前往缅甸发动恐怖袭击、进行圣战。对此,欧盟负责正式事务的副秘书长珍·克里斯托弗·贝利亚德(Jean Christophe Belliard)指出:“任何危机的恶化都可能成为催发恐怖主义的契机,目前IS正在全世界寻找新的阵地,孟加拉国的难民营可能会成为地区恐怖主义迅速发展的沃土。”种种迹象表明,缅甸罗兴亚问题已经逐渐蔓延至国外,如果任其发酵,可能会进一步催生地区恐怖主义的扩散。

此外,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地区也是东南亚恐怖主义扩散化的热点地区。尽管在2017年5月的马拉维危机中遭遇失败,但IS成功利用这场战斗宣示了其在东南亚的存在。2018年2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声明将“IS-菲律宾”(ISIS-Philippines)列入外国恐怖组织的名单。一时间,“菲南”俨然成为了IS在东南亚的标签,同时也成为了东南亚地区动荡与冲突的核心区。尽管杜特尔特对菲南局势有较为明晰的判断:“不解决棉兰老岛的问题,菲律宾将永远无法实现和平;而且如果我们失败了,棉兰老地区的极端组织和IS等极端分子将会利用该局势制造更大的混乱”,但在“后伊斯兰国”时代菲南局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恶化了。2018年菲南发生了多次恐怖袭击事件,包括7月的汽车炸弹爆炸、9月棉兰老岛一个城镇的连续两起恐怖袭击、12月科塔巴托市(Cotabato)购物中心爆炸事件等。再加上菲南一直未彻底解决的分离主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菲南局势的复杂程度,且正在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在马拉维危机后,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家都保持持续、高度的警惕,因为恐怖分子非常有可能从棉兰老地区向周边扩散。2017年7月,东南亚临近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针对学校、政府大楼的袭击,但没有任何组织宣布负责。2018年11月,马来西亚警方逮捕了8名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极端分子。由此来看,尽管菲南马拉维危机得到了平息,但其引发的地区恐怖主义危机还远未结束,并且呈现出向周边蔓延、扩散的趋势。

总而言之,与此前受基地组织的影响不同,当前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威胁受IS全球扩散的影响,日益呈现出恐怖威胁的多元与多层级等特征。在“后伊斯兰国”时代,菲律宾马拉维事件的出现充分体现了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的“伊斯兰国化”,而且东南亚各国政府缺乏应对这种威胁的准备和能力。尽管经过长达五个月的战斗,马拉维市得到了收复,但战后重建及地区局势的稳定并非短期内能得到恢复的。在东南亚,类似菲南摩洛问题的治理难题并不少见,比如泰南长期的动荡、缅甸罗兴亚人问题等,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都为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由此,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呈现出了国家性、区域性和全球性相互交织的特征。

事实上,无论是IS还是东南亚本土的恐怖组织,它们在行动上和意识形态上都联系密切,甚至可以得到来自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支持。这种多元与多层级的恐怖威胁从未像现在这样联系紧密。尽管该地区的部分恐怖组织带有显著的国家性,但现在这些组织的跨界活动越来越多,而且与其他地区乃至全球恐怖组织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比如2017年5月的马拉维事件就是如此。此外,东南亚地区岛屿众多、海岸线广阔等导致各国之间的海上边界管理较为松散和分散,这实际上为IS在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庇护和行动上的便利。马来西亚尤塔拉大学从事恐怖主义和宗教暴力研究的专家穆赫德·卡马鲁尔尼扎姆·阿卜杜拉(Mohd Kamarulnizam Abdullah)就称,“东南亚是伊斯兰国的第二前线。”这就给东南亚各国政府在反恐问题上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地区恐怖主义问题可能会与本国存在的地区治理难题相重合,加大了对该问题处理的难度;另一方面,地区安全问题的多层级化加剧了威胁来源的广度,同时也加大了威胁的烈度。基于此,尽管东盟已经为东南亚各国提供了反恐合作的平台,但反恐交流并不能很好地应对新的挑战,而需要各国更加充分的情报分享与行动合作。就像东南亚反恐专家罗瀚·古纳拉特纳(Rohan Gunaratna)所言,东盟反恐需要从“需要知道”(Needto Know)到更加聪明地分享(Smartto Share)。(注释略)


(未完待续)


原文刊登在《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2期。
2020年5月25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公众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