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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丨从弥足珍贵的互助同盟到代价深痛的全面对抗——关于冷战时代中苏关系演变路径与历史教训的再思考(下)

发布于 October 8, 2019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于洪君  CGE高级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七、全面对抗将中苏关系引向军事冲突和准战时轨道


1966年是中国以“反修防变”为目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初始之年,国家内外政策深受左的思想影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街道,被更名为“反修路”。“反帝反修”成为中国开展“国际斗争”的两大任务和目标,中苏关系前景愈加暗淡。虽然苏共领导人在其二十三大上宣布,苏方愿意“同中共领导一起重新研究现有分歧,以便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克服这种分歧的途径”,但两国关系已经异常复杂,争吵和论战已导致相互仇视和对抗。1967年1月25日,部分中国留苏学生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陵墓献花,高呼“打倒新沙皇”等口号,遭到驱赶和镇压,导致数十人受伤。中国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当年10月,苏方决定中国留学生全体休学。当时中苏经贸关系已严重下滑,人文交流从此也彻底中断。

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通过武装入侵遏止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中方断定苏联已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联合东欧地区与苏联积怨甚深的阿尔巴尼亚,在国际上高举反修斗争大旗。1969年,中苏两国军队发生多起边境冲突,双方的政治对抗发展到战争边缘。美国有报纸发出消息称,苏联欲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中方对此高度警觉,以政府声明方式做出了不惜一战的强硬表态。

此后,中国把苏联视为最大安全威胁,持续揭露老沙皇掠夺中国领土的历史罪恶,猛烈抨击“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并在全国进行旨在防御全面入侵的战争准备。“时刻准备打仗”,一度成为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1969年甚至出台带有战争动员性质的“一号命令”。苏方也不示弱,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攻击中方的“左倾教条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声称中方对苏怀有“领土要求”,并且投入数千亿卢布,部署上百万大军,强化中苏中蒙边境军事设施。

后来,许多信息表明,对于中苏开战的危险性,苏方没有估计那么严重,也没有进行真正的战争动员。中国驻苏使馆外交官们也发现,苏联的情况和他们在国内的感受完全不同,根本看不出要和中国打仗的迹象。实际上,第一次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领导人就通过政府专线打来电话,要求与中国总理或外长通电话,遭到“反修”意识极强的中方话务员拒绝和斥骂。后来,苏联总理柯西金试图与毛泽东或周恩来通话,以表达他对苏中关系的看法,也被中方话务员所拒绝。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事进行了批评。尽管如此,中方当时还是认为,双方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沟通为好。此时双方都有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意愿和准备。

所幸,这年9月11日,已经不想再打专线电话的柯西金总理,主动提议要来北京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得到积极回应。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此之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在会谈中还决定恢复互派大使,恢复双边贸易。一周后,周恩来致信柯西金,敦促他来信确认上述决定和相关措施。10月20日,第二次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正式开始。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苏联代表团负责人时表示:“我们应当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双方为缓和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做了共同努力,中苏两国间一触即发的大战风险得以规避。当年1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一方面重申,苏联“同中国共产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和国际主义团结的方针是不可动摇的”,另一方面又表示,“必须坚决揭露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反列宁主义观点和大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方针”。 

进入70年代后,中国已明显摆脱文革初期极左思潮干扰,对外关系纠偏有所成就。1970年下半年,中苏互派大使,事实上的代办级外交关系恢复到大使级。但两国关系仍无法根本改善。苏方反复提出希望举行高级会晤,中方都“不做正面回应”。两国边界谈判也完全停了下来。柯西金建议再度会晤周恩来,推动谈判,中方未予同意。 

中苏相互对立和敌视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苏联为恢复国际共运团结而倡导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中方拒绝参加,并斥之为分裂主义“黑会”。苏联提出的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也受到中国强烈批评。虽然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苏联支持中国,在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问题上,中苏双方还维持着事务性合作,但对苏联总体外交政策,中方一直大张伐挞。两国的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几乎为零。

这时,中国认定苏联是最富侵略性的超级大国和最具危险性的战争策源地,做出了联合美欧日本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决策。美国尼克松政府出于对抗苏联争夺霸权的需要,也在谋求改善美中关系。1972年,尼克松应毛泽东邀请成功访华,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上形成了“中美联手共同抗苏”的战略格局。1974年,毛泽东提出以反对美苏争霸世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内容的“三个世界”理论,但联合一切力量重点对付苏联的政策没有明显改变。当然,出于策略考虑和宣传需要,双方都曾多次表示,要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例如,1975年,中国总理周恩来谈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

八、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虽艰难曲折但小有所获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国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共中央发来唁电,实际上是探测恢复两党关系的可能性,中方拒绝了来电。中苏关系继续处于冰封状态。

70年代末,中国开始大幅度调整内外政策。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开始考虑如何通过改革消除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问题。1978年9月,他访问朝鲜访问归来后视察东北,明确地对当地领导同志讲:我们的体制都是从苏联学来的,是非常落后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他根据改革开放需要,结合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积极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提议中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睦邻关系,多次呼吁苏方采取实际行动。与此相适应,中方对苏联口诛笔伐的势头明显减弱。

1979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即将期满。中方考虑到两国关系现状及其他各种因素,决定条约期满后不予延长。在将此决定告知苏方时,中方表示:希望中苏两大国能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建议两国就此进行谈判。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就谈判的宗旨、内容和任务交换了意见,同意谈判结束后签署相应文件。

1979年9至11月底,第一轮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在莫斯科举行。首轮谈判未有任何结果,但谈判后双方恢复了教育交流。遗憾的是,在此关键时刻,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尔后出兵阿富汗,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中国声讨苏联霸权主义、与美国联手遏制苏联扩张的力度重新加大。1980年1月,中方宣布,中苏谈判在此种情况下不宜进行。已经提上日程的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被重新搁置起来。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城市塔什干发表讲话,一方面仍然攻击中国,另一方面明确承认中国为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且还建议开展磋商,采取双方都可接受的措施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捕捉到这一信息后,断定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根据他的指示,中国外交部随即宣布:中方注意到了苏联领导人的讲话,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但强调中方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敏感的国际舆论意识到:中方“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当年8月,苏方接受了中方建议,同意就消除妨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问题进行磋商。同年12月,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磋商在北京举行。但在磋商中,苏方否认并拒绝讨论中方提出的“三大障碍”,即苏方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驻扎重兵、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出兵阿富汗。此后双方磋商多年,始终没有重大突破。但两国都很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坚持继续磋商,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僵局逐渐破除。

1982—1985年间,苏共三任总书记死于任上,中方三次派遣高级别特使出席葬礼,受到苏方欢迎。两国政治交往实际得以恢复。1983年,两国政府特使第二轮磋商期间,双方达成了互派留学生协议,两国贸易额当年亦大幅回升。1984年底,双方签署一系列科技、经贸合作协议,并决定成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两国关系正常化曙光在前。 

九、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为指导实现关系正常化  

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苏方处理对华关系较前积极。双方领导人开始表达并传递愿意会面以商谈关系正常化的信息。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苏方的某些建设性立场和行动,受到中方欢迎。此后,双方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交往进一步扩大。1988年夏,双方决定结束政府特使磋商,直接准备关系正常化,最终决定1989年举行两国高级会晤。

1989年5月,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应邀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结束了双方30多年没有高层交往的局面,两党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表示:两国领导人此次会见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重点放在开辟未来上。他讲了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讲了中苏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同时也阐述了中方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和看法。不过,他强调,对中国党的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 

会见中,邓小平还特别谈到了他对当年中苏论战的看法。他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对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他指出,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此外,邓小平还专门谈了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问题。他指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他预言并建议: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双方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中苏两国高峰会晤顺利结束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确认两国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强调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方利益,重申双方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相互不以任何形式合作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双方在公报还表示,要以目前的中苏边界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的中苏边界问题;两国将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积极而有计划地发展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往来。双方在联合公报中还表示,双方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方面交流情况与经验,并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关系的发展。

双方在公报中还表示,两国共产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接触和交往。国际社会就注意到,公报中有关两党关系的表述完全采用了中方观点。“中苏两国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应当摒弃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和在任何地方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的企图和行动”,完全反映了中方立场和原则。由于双方在某些国际问题上仍有不同看法,公报表示“中苏两国认为有必要促进国际关系的根本健康化”的同时,一方面载明:“中方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也载明:“苏方主张在国际关系中确立政治新思维”。公报还特别强调:“每方对目前国际关系的认识体现在上述各自的主张和构想中。” 

这份联合公报不仅宣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了完全正常化,同时也在国际上树立了相互尊重、捐弃前嫌、求同存异、共创未来的良好范例。这一年,双方友好交往全面展开,包括党际交流和军队交往在内,副部级以上代表团互访达100多起,其中约四分之一为正部级团组。双方的边境贸易和地方贸易总成交额达28亿瑞郎,超过了两国政府间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1990年4月,时隔26年后,中国总理又正式访苏。两国经贸额这一年达历史最好水平。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应邀访苏。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双方的第二次高级会晤,也是1957年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苏。双方对此高度重视,国际舆论亦格外关注。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第二份联合公报,一致表示“双方珍惜已经取得的成果,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睦邻、互利合作关系。”公报同时还表示:“双方某些观点的差异和不同做法是自然的,并不妨碍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各国都有权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这方面的差异不应妨碍各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和合作。” 

第二份中苏联合公报之所以有这样一些特殊表述,是因为此时苏联改革已陷入困境,宪法规定的苏共领导地位已被取消,苏联内外政策开始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中苏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当年8月,苏联发生“8·19事件”,苏联共产党被取缔,社会主义制度被否定,联盟国家加速瓦解。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对待苏联发生的一切,如何处理新形势下的中苏关系,对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构成严峻考验。中国通过外交渠道郑重表态: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中方相信,在中苏两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各项原则基础上,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将继续得到发展。

1991年12月,中苏关系正常化两年半之后,中国的最大邻国、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彻底瓦解了。波澜起伏的中苏关系,从此成为历史。




资料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4期。
2019年9月11日作者同意在CGE公众号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