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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评估报告(2020)》丨任远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海外公共安全新挑战

发布于 August 3,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任远喆,CGE合作专家,外交学院领事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法学博士。

2019年4月,在北京成功召开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正在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一带一路”提出六年以来,在扩充、完善布局的基础上,进入更为全面、深入、具体合作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的海外利益进一步加快拓展,而其面临的海外公共安全风险也呈现多样性、复杂性、联动性等新的特点。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继续提升海外公共安全保障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确保海外重大项目的顺利推进,做好驻外机构和企业人员的安全防护,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海外安全保障体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呈现新特点

 

近年来,国际形势进入新一轮的复杂调整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一超多强”的格局加速朝着力量趋于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不断推进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六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拓展,中国对外合作持续快速发展,同世界融合互动更加紧密。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海外利益呈现出三个新的特点。

第一是海外利益拓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习近平主席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从经贸投资到人文交流,从官方到民间,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走向世界,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交流合作。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持续健康发展,投资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是2002年的53倍,年均增长28.2%;对外贸易逐年增长,从1978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累计达到521921.1亿美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达到24867亿美元、2668亿美元。近年来,中国连续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近1.5亿人次。随着“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共建的新阶段,中国走出去的人员、企业、资金将进一步增多,走出去的步伐会越来越大。庞大的海外利益无论从规模、区域到程度都在不断拓展。

第二是海外利益拓展的主体不断增多。从最早以周边国家外侨为主向外输出劳动力,到以国有企业为主的承包、国际工程项目参与境外合作项目,再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并购、出境游、高技术人才的流动等等,海外利益拓展的主体日益丰富。以海外并购为例,根据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20)》显示,并购仍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方式。受一系列监管政策、海外市场对中国企业并购审核趋严等因素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有所降温,并购规模大幅下降:2018年,国企海外并购64起,同比下降36.6个百分点;民企海外并购310起,同比下降33.6个百分点。两者相比,民企海外并购更为活跃。随着中国对企业海外并购政策由严格监管向引导规范转变,2019年上半年中企海外并购有回暖势头,国企和民企分别发生134起和260起。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还需要积累丰富的经验,建立完善的团队。“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状况不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不成熟,法律体系不完善,投资环境更趋复杂。这使得中国企业在投资中面临的风险更高,相关投资受挫的案例也层出不穷。

根据出入境和人力资源部门的信息,目前我国在外劳务人数规模较大,呈现整体稳定上升、小幅波动的态势。2019年1-7月在外劳务人数达到97.2万人,累计派出劳务人员26.5万人,商务签证派出人员14.3万人;同期在我国境内工作的外派入境人员为68.75万人,且商务签证人员数量仅为4.18万人。由此可见,我国外派海外人员的数量已超过境外派入人员,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劳务市场特别是高端劳务市场的主力,而这些外派员工在海外工作场所及商旅途中的安全保障问题越来越突出。

总的来看,近年来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呈现从政府到个人,从国企到民企,从国家到地方,从人员到技术、资金全方位的发展态势。海外利益的拓展已经由政府主导转向社会自发的行为,主体和领域的多元化给海外利益保护带来了诸多的挑战。

第三是海外利益保护的重点聚焦共建“一带一路”国家。2019年4月,中国成功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40位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齐聚一堂,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近6000名代表共襄盛举,达成283项重要成果。截至2019年底,中国与16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巴经济走廊、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欧班列等重大项目给沿线各国带去大量发展机遇,共建“一带一路”踏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2019年全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超过1.3万亿美元,增长达到6%,占对外贸易总额比重提升2个百分点,达到29.4%。贸易通道更加畅通,中欧班列全年开行8225列,增长29%,累计开行超过2.1万列,通达欧洲大陆18个国家、57个城市;陆海新通道建设进程加快,中国与新加坡启动编制陆海新通道建设双边合作规划,西部12个省区市与海南、广东湛江共同签署了合作文件。全年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0.4亿美元,占比进一步提高;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979.8亿美元,增长9.7%,占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56.7%,超过一半。同时,沿线国家企业也积极来华投资兴业,去年在华新设企业5591家,增长24.8%,直接投资84.2亿美元,增长30.6%。

近年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政治、经贸、人文交流频繁,在“五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利益融合不断加深,公共安全的传导性也进一步提升。由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社会人文、安全形势等方面差别很大,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一带一路”的推进面临着综合、复杂和多变的安全风险。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升。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1月2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专门强调“要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确保海外重大项目和人员机构安全;要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坚决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这为下一阶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确保海外公共安全的维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带一路”面临的海外公共安全新挑战

 

2019年国际形势愈发复杂多变,挑战丛生。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争更加尖锐,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逆流涌动,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四处横行。大国博弈明显升温,全球治理步履维艰,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从亚洲到中东,从欧洲到拉美,一系列热点此起彼伏,一连串国家动荡频发,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蔓延,国际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在这一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在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公共安全挑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国直接干扰加剧。“一带一路”倡议推进首先面临的是大国竞争的风险。从2017年底开始,美国在多个官方文件中都将中国视为最首要、最长远的战略竞争对手,并着手对中国采取“全政府、全手段、全领域”的打压。有不少人担忧中美两国正在经济“脱钩”,这将对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2019年以来,美国持续加强对华“贸易战”,在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涉及到我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蓄意抹黑攻击,并在南海等地区安全热点上对华施压,使得中美两国关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特朗普政府日益成型的“印太战略”中,中国是其主要的遏制对象,阻扰“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则成为其重要的战略抓手。

特朗普政府近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干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加大力度进行批评、抹黑。以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强硬派在不同场合始终不遗余力批评“一带一路”建设。例如,指责“一带一路”带来“债务陷阱”,强调“中国带来的并非总是有利的东西”,鼓动相关国家减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的合作。与2017年不同,美国并没有派出高级别官员参加2019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宣称对“一带一路”的融资情况表示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将继续关注不透明的融资做法、糟糕的治理以及无视国际公认的准则和标准,这些做法和标准破坏了我们赖以促进可持续、包容发展的许多标准和原则,以及维护稳定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

2019年6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下设的国际贸易、海关、全球竞争力小组委员会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召开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国际贸易、海关、全球竞争力小组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宁(John Cornyn)指责中国的“一带一路”给美国和盟友带来了三大威胁:贸易操纵、经济掠夺和安全侵蚀。中国不仅利用“一带一路”加强华为、中兴等中资企业的实力和垄断地位,让它们在全球开展项目,还令一些国家成为“债务陷阱外交” 的受害者。而其他参会人员还从政治制度、人权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提出批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德森(Philip Davidson)2019年10月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再次批评“一带一路”的“债务”、“腐败”等问题,并强调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倡议。中国计划利用这些项目支持自身的战略利益,寻求海外军事扩张。”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也在演讲中渲染“一带一路”的军事属性,强调“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打着贸易的幌子在世界各港口建立据点,但这些都可能被用作军事用途。现在,我们看到从斯里兰卡到巴基斯坦再到希腊的港口都悬挂着中国国旗”。尽管事实一再证明美国政府的这些批评和抹黑都是没有依据的,但是这些言论带来的负面舆情确实对中国的一些项目推进形成冲击。尤其是一些非政府组织以此为依据阻扰中国企业海外项目推进的情况时有发生。

其次,加强与主要盟友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当前美国“印太战略”由虚转实,逐步推进,与盟友合作打压中国的“一带一路”是美“印太战略”的重要目标。美国国防部代防长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2019年6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不点名批评一些国家“采用‘主权换债权’和掠夺式的经济手段削弱国际秩序”。这明显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互联互通计划。同一时间美国国防部还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其中专门着墨批评中国“运用经济手段实现战略利益,其中的一些做法引起了美国的严重关切”。其中还提到要构筑多层次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推动“网络状”的安全架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是其中的核心。早在2018年初就有媒体报道四国正在寻求“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阻碍中国迅速增长的地区影响力。2018年7月,美日澳三国宣布建立“印太”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同年11月美日澳三方进一步签署落实三国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合作备忘录,三方将共同动员和支持私营部门在“印太”地区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强数字互联互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三方还在2019年大阪G20会议上共同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倡议。目前四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军事合作等领域合作逐渐加深,“一带一路”无疑将进一步成为共同针对的目标。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2019年4月11日与加拿大和欧盟签署了一项三方协议,这是美国主导的一项努力的一部分,旨在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一种发展模式,为中国“一带一路”等国家主导模式提供“强有力的”替代方案。OPIC在声明中称,该联盟将加强合作,“推进共同的发展目标,并强调参与者致力于为不可持续的国家主导模式,提供强有力的替代方案。”2018年底,OPIC与日本和澳大利亚也达成了类似的伙伴关系,以抗衡“一带一路”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再次,设置新的机制和规则障碍。美国一直试图利用多边国际机构制定规则来遏制中国“掠夺性”的贷款行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并以此规制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尽管对于多边机制缺乏兴趣,但却希望利用这些机制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设置障碍。例如在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年会上,美国就提出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某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款项,因为美国担心,这些款项会被用来偿还中国贷款。特朗普政府认识到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股东,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组织推进美国的利益,阻碍“一带一路”的发展。有美国学者强调美国可以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项目中,借此提升投资标准。至少可以改善相关项目的透明度,保证债务可持续性。

2019年11月召开东盟系列峰会期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表示,美国将在亚洲增加投资和贸易,推出旨在帮助亚洲可持续发展的“蓝点网络”计划,以抗衡中国数千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这一计划将涵盖那些承诺推动“可持续基础建设”的国家,目的是要把诸如澳洲和日本等国家的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结合起来,在“共同标准下”审核认证建设计划。美国指出国际认可的共同标准就是保证项目的透明度,维护相关国家的主权和资源权益,保护劳工标准和人权,关注环境保护和法治,借鉴政府在采购和融资方面的最佳实践等。利用这一计划,美国试图说服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不要依靠中国的资金和基础设施。

当然,除了美国之外,欧洲一些国家、印度等周边国家也对“一带一路”存有疑虑。大国博弈的思维和理念认知的差异将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长期存在,这对于下一阶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从政治、经济、舆论等方方面面都将带来冲击,成为海外公共安全维护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

第二,恐怖主义的连带风险上升。2019年11月,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在伦敦发布了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TI)。指数显示2018年,全球恐怖活动致死人数降至15,952人,降幅为15.2%。恐怖活动致死人数连续第四年出现下降。塔利班已经取代“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成为全球恐怖活动致死人数最多的恐怖组织,致死人数上升71%。该组织对2018年全球38%的恐怖活动致死人数负责。死亡人数下降也体现在国家得分上,98个国家的情况有所改善,40个国家的情况出现恶化,较上年出现改善的国家数量达到2004年以来之最。即便如此,恐怖主义依然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在不少国家和地区仍然猖獗,甚至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恶化。尽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遭遇重大挫败,实体已经被消灭,但是全球恐怖主义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势,恐怖主义分子加速向原籍国回流,恐怖势力跨区域流动性增强,扩散范围更广。根据联合国负责反恐事务的副秘书长沃龙科夫透露,联合国非常担忧的是外国恐怖战斗人员、返回者和迁往异地者所带来的威胁。这类人员的总人数目前大约为2.4万到3万左右。与此同时,恐怖袭击新手段、新样式增多。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暴恐分子网上与网下勾结、境内与境外通联,暴恐技术扩散和极端思想网络传播结合,威胁程度和广度更大,甚至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合,亟须国际社会凝聚反恐共识和形成反恐共举。

恐怖主义的全球扩展在共建“一带一路”沿线体现的非常明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数量占全球总数的80%以上,东南亚、南亚、中东等都是恐怖主义最猖獗的地区,此外,2019年斯里兰卡、新西兰等曾被认为是安全形势比较稳定的国家均成为了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这些恐袭事件表明,外来恐怖主义势力正在向安保相对薄弱、传统意义上局势相对安全的国家扩散。可以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同国际恐怖主义多发带的高度重合给中国的海外公共安全带来了巨大的连带风险。在斯里兰卡的恐怖袭击中,就有两名中国公民遇难。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推进,前往相关国家的中国企业和人员将越来越多,遭遇的公共安全风险也会越来越大。

恐怖主义针对中国机构、企业和个人的袭击数量有所增加,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些重大项目受到恐怖组织的“青睐”。例如,在巴基斯坦,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先试重要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经进入充实、拓展的新阶段,然而面临的公共安全风险依然很高。在巴基斯坦恐怖袭击总量呈下降趋势的同时,针对中国驻外机构、项目人员等的恐怖主义袭击不降反增。据公开报道,过去两年针对中国的恐怖主义袭击至少有5起。特别是在“一带一路”项目的集中地之一俾路支省,分裂势力将中国作为重点袭击目标,接连策划发动袭击,并且发布威胁。2018年11月23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遭到三名恐怖分子的暴力袭击,巴方安全部队果断还击,三名匪徒被击毙,而两位巴方警察也在过程中不幸中枪牺牲。俾路支省非法武装“俾路支解放军”宣称策划了袭击事件。2019年5月11日,巴基斯坦瓜达尔地区的五星级酒店明珠洲际酒店遭到几名武装分子的袭击, “俾路支解放军”随后宣布对该事件负责,并宣称目标就是中国人和其他外国投资者。为此,巴基斯坦军方加大了安保力量投入,全力确保“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安全。可以看出,未来在其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针对中国项目的恐怖主义风险和挑战将持续增加,对海外安全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沿线国政局的变动不确定性加大。近年来一些沿线国家政局变动增加了“一带一路”项目的变数,相关项目被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在东南亚地区,2018年5月,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当选马来西亚总理之后,立刻中止了一项价值200亿美元的中马铁路计划;7月,马来西亚财政部曾以“国家利益”为由,向承建该国东海岸铁路的中国企业发出停工令。受停工令影响,当月就有1000名工人因此失业,其中主要为当地工人。2019年,马哈蒂尔政府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表态逐渐变化。在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马哈蒂尔表示马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期待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加快自身发展。在访华过程中,中马双方总理共同见证了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沿线开发、恢复“马来西亚城”项目、加强棕榈油贸易等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此次短暂的波折体现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企业必须要理解马来西亚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才能保证项目的持续推进。东南亚的缅甸同样如此。缅甸政治转型中的不确定性是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在2020年大选前后,民盟为了保住执政地位,其对华政策和立场或许发生转变,这将加剧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近期的例子还有南亚的马尔代夫。2018年11月,马尔代夫新总理萨利赫(Ibrahim Mohamed Solih)就职之后,就曾经对“一带一路”相关项目进行指责,并推行“邻国优先”的政策,在强化同印度关系的同时可能对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中马“一带一路”合作带来不确定性。斯里兰卡在2015年大选期间,科伦坡港口城等中斯“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成为竞选各方争论的焦点,以西里塞纳(Maithripala Sirisena)为总统的新政府上台之初以环保等为借口暂停了港口城项目。尽管之后这一项目重新启动,但是斯里兰卡国内政治风险对中方投资还是带来了一定影响。2019年11月,斯里兰卡新总统戈塔巴耶·拉贾帕克萨(Gotabhaya Rajapaksa)就职之后,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曾提出希望与中国重新谈判一份关于汉班托塔港的租赁协议,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随后在12月19日集体会见外国驻斯记者时,戈塔巴耶又明确表示,斯政府不会与中方重新谈判汉班托塔港合作协议,已签署的商业合同不会因政府更迭而变化。斯政府的关切在于应掌握所有涉及港口的安全控制权。尽管斯里兰卡政府澄清了一些媒体的不实报道,并强调了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继续加强合作的意愿,但是总的来说,与中国政策的持续性相比,斯里兰卡国内政局的变化和政策的延续性不足是中斯两国合作面临的挑战之一。从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的例子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局变动往往会给相关项目的推进带来一定波折。尽管面临执政现实需要,新政府最终都需要继续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但是这种认识的转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对中国一些大的项目带来的损失是现实的。

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在非洲面临的内部政治风险也在上升。一些国家维护政局稳定的压力非常大。一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老人政治”。非洲还有很多国家“老人”长期执政,增大了国内政治风险,同时具有带动效应。2019年非洲有多个国家出现了非正常的政权更迭,例如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共和国。两国都是国内出现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要求长期统治国家的老总统下台,继而军方在民意压力下进行“逼宫”,迫使老总统辞职。两国与中国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大规模的投资。另一方面,非洲许多国家的新生代领导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接受西方的思想,容易受到西方的挑拨,在外交上讲究实用主义。最近两年共建“一带一路”在坦桑尼亚、塞拉利昂等国的机场、港口等项目就曾遭到阻碍。未来非洲国家更换领导人之后新政权政策连续性也有可能缺乏保障。这些都是对中国海外公共安全保护的巨大考验。

针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民意变化同样值得关注。很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反华、排华活动,是由于早期私人资本、私人企业进入这些国家之后,与相关方面出现了一些矛盾,同时这些矛盾又被当地的反政府势力,包括反对党以及西方国家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利用,煽动民众、引导民意,使民众对于中资企业产生不好的印象。加上近年来民粹主义思潮的推动,使得2018年到2019年在孟加拉、斯里兰卡、柬埔寨、尼日利亚等国都发生了针对中资企业的抗议活动。例如,2019年7月18日,柬埔寨西哈努克省波雷诺县(Prey Nop)云壤村(Ream)近百名村民发起抗议,反对中资企业在该区设置安检站,导致1名中资企业员工受伤;8月5日,吉尔吉斯共和国东部纳伦州(Naryn)索尔通—萨雷(Solton-Sary)金矿某中资企业项目附近,约500名当地民众集会示威,部分集会者非法冲闯矿区,暴力殴打中方员工,造成约20名员工受伤住院治疗。很多抗议示威活动并不完全是反华、排华,还有一些国内政治斗争的因素。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内政治相连的负面舆情扩展带来的风险将长期存在,这是未来3-5年共建“一带一路”不容忽视的挑战。

“一带一路”海外公共安全维护的前景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中国不断加大投入,提升海外风险防控能力,与伙伴国合作共同打造海外风险防控体系。然而,迄今为止海外公共安全维护的意愿和能力之间仍存在着巨大鸿沟,资源和手段远远不足,软硬实力建设比较落后,体制机制还不完善,这也是制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一环。因此,中国需要发展复合型的手段来应对不断增长的海外风险挑战。近年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官方和民间共同参与的海外利益保护工作机制,构建起应对海外公共安全问题从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到应急处置三位一体的科学体系,有力保护了中国企业、公民等非政府主体在海外的公共安全和正当权益。这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

经过六年的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显著,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网络逐渐编织起来。中国应继续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入手深化互联互通合作,探寻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契合点,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消除广大联通合作国家对建设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疑虑和担忧,关注推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和风险,并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

大国战略竞争比拼的是耐力和定力。“一带一路”近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体现了这一倡议顺应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也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来自美国和其它方面的任何阻挠、攻击和诋毁都难以真正奏效,这是我们必须有的战略自信。如今围绕“一带一路”的博弈正是中美互动的缩影,将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何创造一种良性竞争的氛围,实现互利合作对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尤为重要。一些美国专家也呼吁美国应积极参加“一带一路”合作。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前副会长包道格(Douglas Paal)就强调,美中可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美国应积极参与相关合作,并和中国一道推动相关合作项目更加完善;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改善了东亚、中亚、南亚和欧洲等地区间的互联互通状况,是响应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一个好倡议。他表示,美中两国应进行合作,尽管竞争确实存在,但双方可以通过合作来加以平衡。

面对大国的干扰,还需要探讨更多第三方合作的可能性。根据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截至2019年6月,中方已与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14个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共同为企业搭建合作平台、提供公共服务。这体现出了“一带一路”合作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有助于中国企业与各国企业优势互补,也有助于分散“一带一路”的经济风险,对冲来自于美国的战略压力。与有关方面共同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将是下一步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

此外,在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海外公共安全体系构建和能力提升也非常重要。在应对恐怖主义方面,2019年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进国际反恐的正确主张。2019年9月25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安理会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反恐合作公开会时表示,各国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倡导不同文明和宗教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他强调面对新一轮恐怖主义回潮,需要“统一标准,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突出重点,打击网络恐怖主义;重在预防,消除恐怖主义根源;加强合作,发挥联合国核心作用。这无疑为团结各国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新威胁提供了中国方案。

而在制度建设上,做好海外利益安全体制设计,构建顺畅有效、多层级的工作机制,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相关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加紧推进。关于海外利益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在进一步讨论过程中,尽早出台的需要非常急迫。相关政府机构还在不断加强对走出去的企业和人员的监督、管理和培训工作,包括政府、企业、个人在内的利益相关方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理性思维,树立预防重于保护的观念非常重要。

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海外公共安全保护还需要传递更多的中国声音,强化舆论引导和议程设置能力。在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不会单独实施这项倡议,邀请外国和私营部门伙伴更多地参与进来,呼吁为基建项目筹集更多的多边和商业融资。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到“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运行,以零容忍态度打击腐败”,“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这澄清了国际舆论对于“一带一路”的误解,让美西方国家的“歪曲”和“抹黑”不攻自破。当然鉴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需要切实重视未来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公共安全风险,尤其是跟踪和关注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挑战,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切实保障新一阶段的“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至远。

 

本文摘选自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蓝皮书《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评估报告(2020)》(张蕴岭 主编 )。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7月24日。